全球女权主义：关于女权主义的全球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0)02-0068-11
当前全球化现象在学术界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全球女权主义”①这个新词汇也在妇女学领域大量涌现，并逐步形成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和理论潮流。这些词汇所勾勒出的是一片包含着丰富观点、多样身份和多重经验的理论空间。那么，我们应该依据什么线索来摸索这个概念？这条线索又会把分散在这个空间里的哪些叙述联结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有内在连贯性的集体话语呢？本文将对“全球女权主义”做一个理论的探讨和梳理，从而揭示出其中重要的观点和争论。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整合言论，而是希望着力表述出一个充满不同声音、在争议中发展、在沟通中构建的女权主义理论新前沿，并能使更多中国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参与到这一理论的谈话中来。
首先，虽然“全球女权主义”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有表述，本文关注的是它的政治理论。笔者认为，“全球女权主义”是关于女权主义应该体现怎样一种全球化的政治想象，这种想象出自于妇女在全球化背景下所经历的不同形式但互相关联的性别压迫的经历，而妇女基于这些经历在不同的环境中所进行的社会斗争推动着这种想象在全世界的妇女运动中扩散。虽然不同的学者对“全球女权主义”等相关的词有具体的定义，并且本文也将对这些定义作更为详细的考察，但是运用由“全球”(global)和“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两个关键词搭建起来的抽象框架有利于我们认识到这一概念中所含有的众多纷繁并看似分离的论述，而不囿于某一特定的现象。笔者用“想象”一词并不意味着“全球女权主义”只是一种幻想或是空想，而是引用了阿利森·贾格尔(Allison Jaggar)的观点，她把全球女权主义定义为正在形成的“话语社团”(discourse community)，[1](P21)这一定义的基本观点是所有的女权主义都是一种关于“想象”和“再想象”的政治行为。全球女权主义理论正是孵化和酝酿新观点和新策略的一种思考、设想和理念，其宗旨是使这些思想的话语表达全球妇女的声音，并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推进女权主义的议程。
围绕着为什么女权主义要发展一个关于“全球”的想象空间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将全球女权主义话语划分为四种理论：第一种理论起源于美国女权主义学者、活动家和诗人罗宾·摩根(Robin Morgan)提倡全世界妇女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全球姐妹阵营”(global sisterhood)来共同反抗普遍父权制度的这一备受争议的概念。第二种理论指出，尽管妇女反压迫的斗争是全球化的，但妇女受到的压迫性质不同，因而妇女解放不应该遵循统一的模式。这一观点认为，女权主义的诉求本身就是全球性的，但这种全球性要求我们注意不同环境中妇女经验的特殊性，抛弃针对妇女的经历建立一种普适的概述或寻求四海皆准的解放之路。第三种理论认为“全球女权主义”应当形成一种对全球化，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现象加以批评和反抗的政治力量。女权主义的发展观是这一领域的主要观点。第四种理论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一系列联合国会议和活动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国际妇女运动，这一理论认为全球女权主义是推进女权主义运动的重大战略。这四种理论并没有绝对的分水岭，而是在很多观点上互相交汇，彼此批评和补充。在以下的文章中，我将对每种理论进行论述，分析它们各自的观点以及横向的联系。
一、全球女权主义团结观：全球姐妹阵营PK跨国女权主义
罗宾·摩根是全球女权主义话语中一个重要人物。在她为1984年《姐妹阵营在全球》一文集所撰写的介绍中，她提出“全球姐妹阵营”(global sisterhood)这一概念，号召世界妇女团结起来，发起全球性的女权主义革命以推翻无所不在的父权制度。[2]她的这一论述为后来全球女权主义话语的发展提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观点：一是她提出女权主义本身就是全球性和多声部的社会运动；妇女由于具有遭受性别压迫的共同经验，因此妇女和妇女是自然的政治盟友。笔者并不是把罗宾·摩根的这一论述当作所有后来的全球女权主义讨论的源头，但是她提出的“姐妹阵营”这一概念确实在全球女权主义自我话语的构建中起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催化和激活作用。
罗宾·摩根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很多女权主义者的反响，尤其是遭到了很多非西方女权主义学者从后殖民主义角度提出的批评。这些批评认为，“姐妹阵营”营造的这一所谓包容一切差异和不平等的诺亚方舟式的空间，实际上宣扬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适主义(universalism)立场，并掩盖了隐藏于其中的种族偏见。澳大利亚女权主义学者洪美思(Ien Ang)认为“姐妹阵营”这一看似良好，愿纳天下妇女为盟的政治愿望实际上只有那些有权力决定包括谁的团体才能够执行。[3](P407)著名的印度女权学者察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在“西方注视之下”一文中，对西方女权主义者所做的第三世界妇女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其在很多方面是一种对于第三世界妇女生活和斗争经验的话语殖民，因为第三世界妇女在西方的女权话语中通常被建构为指代第三世界相较西方世界卑劣性的象征符号。“全球姐妹阵营”也不例外，因为这一概念隐含的象征体系是以提倡性别女权主义的西方白人女权主义者和她们的世界观为中心的。[4](P222)另一有代表性的批评发自华裔美国女权学者周蕾(Rey Chow)，她也不赞同西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代言全世界妇女的举动，她认为她们所推行的这种普适主义的错误，在于这种以性别经验为核心的普适理想忽视和掩藏了女性和女性之间其他的和性别同等重要的关系，例如种族。[5](P93)
对于罗宾·摩根“姐妹阵营”这一政治理想的批评也造成了批评者对于“全球姐妹阵营”一词的摈弃。为了避免“姐妹阵营”对女性经验本质主义的概述，和它所代表的以“中心／边缘”或是“第一／第三世界”为权力结构的全球主义，一些女权主义学者提出了“跨国女权主义”(transnational feminism)一词，来代言她们对于一种更为公平和平等的女权主义民主制度的设想。[6]亚历山大(Alexander)和莫汉蒂从后殖民主义女权观出发，提出女权主义的民主制度应该是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抵抗，由此突出了种族和阶级这两种通常被性别普适主义所抹杀了的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她们定义的是一种“跨越边界的参与式民主，”[7](Pxli)主张的是民间的跨国合作，而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主义。格雷瓦尔(Grewal)和卡普兰(Kaplan)在倡议跨国女权主义实践时提出，女权领域的跨国主义应该承认不同形式的女权主义诉求和运动的形态。这一模式抵制以“姐妹阵营”为理论轴心的全球女权主义，批判它把围绕现代化和个人权利这两个西方妇女解放路径作为全球妇女解放的模范，因为这种政治模式以西方的经验为核心价值观，并冠以普适性原则加以推广，带有帝国主义色彩。格雷瓦尔和卡普兰所构想的女性间的跨国联盟是建立在比较框架内的，即“比较多重的、交叠的，和支离破碎的压迫形式，而不是在统一的‘性别’名义下建立一种只被一种压迫主宰的理论”。[8](P17-18)莫汉蒂同时也指出，她和其他女权主义者对罗宾·摩根式“姐妹政治”的批评并非是拒绝所有形式的普遍化归纳。事实上，批评的目的是要“清楚地说明跨文化的女权主义活动不仅要注意环境、客观性和斗争中的微观政治，也要放眼全球经济和政治体系及过程的宏观政治。”[9](P223)
总的来说，正如布莱恩尼·门多扎(Breny Mendoza)[10](P295-314)所指出的，跨国女权主义这一概念诞生于西方学术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并通过对摩根“全球姐妹阵营”这一概念的反驳而形成。这一派别的女权理论家对姐妹政治的反对主要是基于她们对性别本质主义立场的反对，在她们看来，标榜性别身份至上的姐妹政治仍是一种变相的殖民主义，因为这种模式以西方妇女经验为中心，忽视了女性身份的多重性，即除性别以外，其他对妇女，尤其是对一直被排斥在世界权力中心外的非西方女性历史和社会经历起到同等塑造和影响作用的因素。她们以“差异”为理论基础，并通过克服“姐妹政治”这一概念中所隐含的殖民偏见，致力于在全世界妇女间建立一种新型的联盟模式。跨国女权主义理想揭示的是妇女作为一个性别团体内部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这一理论认为女性间的团结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必须通过努力和斗争达成，并要时刻呵护的一种政治友谊。因此，跨国女权主义所奉行和追求的全球主义是一个能让处于不同以及不平等历史、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女权主义者能够真正开展交流并享有话语权的空间，同时，这一理论也鼓励学者认真听取所谓“第三世界”妇女的观点，积极反思代言她们的经历，使她们不再被笼统地当作是“一个不需要被质疑的普遍类型。”[11](P110)
二、女权主义的国际性：国际与地方的关系
围绕罗宾·摩根“姐妹政治”的概念争论的是女性团结的问题，而有一些女权理论家则从女权主义诉求本身的全球性出发，展开了对于全球女权主义的论述。这些理论家认为，女权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并没有固定的起源或是规范的定义。由此观点而开展的讨论把全球或跨国女权主义当作一个旅行中的概念，旨在揭示不同境遇中产生的女权主义思想和运动形式间的联系和互动关系。这些理论也和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一样，强调和特定地域环境相联系的女性意识、身份和知识。但是，它们同时也认为不应过分突出地方差异，以免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困境，即认为人类的信仰、观念和行为都是特定的文化产物，所以不应当有绝对的衡量和判断标准。②对于这一派女权主义者来说，关键是如何构建一种全球女权主义理论，同时既不鼓吹普适主义，又不宣扬一种剥离了政治意义的多元文化主义。
米莉·塞耶(Millie Thayer)把女权主义描述为一个旅行的理论，并指出所有的理论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环境中都是跨国文化流动的一部分。但是，她也指出，理论的迁徙和同化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而是“一个标记着不同鲜明时刻并持续进行的磋商过程。”[12](P208)薇罗尼卡·席尔德(Veronica Schild)也提出一个相似的看法。她认为女权主义话语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文化资源，是“一种本身并无抵抗性也没有压迫性，但总是容易被各种不同目的的活动吸纳的社会语法”，[13](P88)尽管这种转化过程总是受到约束的。因而，从这一观点来看，女权主义是流动的、蔓延的和可以被塑造的。在无数的交流和迁徙过程中，女权主义思想获得了全球性的影响，并把处于不同地域的妇女联结成了一个跨国界的网络。同时，这一理论也指出女权主义的文化传播过程也有不均衡的格局，因为信息和思想的传播总是从发达的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偏多，而反向的流转则比较困难。所以，从这一个“旅行”观点出发的跨国女权主义的愿景是一个能够打破经济和政治权力格局导致的阶梯式纵向交流，而使更多平等的横向话语交流发生在全球妇女间。
自称为“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乌玛·纳拉扬(Uma Narayan)[14]尤其谈到要承认女权主义诉求是一个全球的现象，必须坚决排斥女权主义的西方起源说。她提出，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人们通常无视当地的女权主义运动都是由当地的妇女在各自的国家和地域环境中通过组织和动员发起的。然而，那些将西方和东方价值观对立起来的言论通常用“西化”这样的标签来诬蔑和压制进步的女权主义活动，而这些活动所反对的正是受到西方列强支持的地区精英主义和父权制的国家政策。纳拉扬辩驳道，一种行为或思想的起源几乎不会对它们的适用范围产生什么限制。[15](P91)女权主义，从起源来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既扎根于不同的本土又有全球性的思想体系，因为妇女运动都是发自于各地妇女的反抗活动，针对的是她们在某个具体环境中的受压迫经历。同时，在特定环境中发生的斗争在其他地方也有惺惺相惜的伙伴和战友。
文化本质主义(essentialism)通常把每个国家和文化描绘成“一间间闭塞的房间，”[14](P33)对变化无动于衷。但是，强调环境差异的跨国女权主义理论力图论证的是“本地”正是全球范围的女权主义理想开始和成形的地方。南希·耐普莱斯(Nancy Naples)把“本地”论述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化场所，是活动家形成集体分析工具和对应策略的场所，以挑战那些造成了不公正的地方和超越地方的权力关系。[6](P269-270)阿姆里达·巴苏(Amrita Basu)则论述到女权主义叙述应该认可所有妇女反抗的形式，并突出这些形式的地方性、特点和它们的主要表达。但她也指出，妇女运动的全球化是和一些重要的全球因素相联系的，例如联合国的妇女十年(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Women)。[16](P18)斯派克·彼德森(V.Spike Peterson)认为由于不同的压迫是同时发生的，力求解放的政治必须抛弃普遍主义的乌托邦之梦，而要踏踏实实致力于一种差异的政治。当女权主义运动认真对待性别内的差异，有利于培养丰富多彩的女权主义意识和身份，也能够促进女权主义者在交流的过程中产生团结和友谊。(17](P13)对于苏珊·弗里德曼(Susan Friedman)来说，“旅行”女权主义者所倡议的“全球女权主义”吸收了对于“全球姐妹政治”的批评，并采纳了“一种地缘政治的女权言辞”，这一观点的特点是“它摒弃了对于父权制和姐妹阵营的单一认识，倾向于强调跨国背景下不同的特定地方和思想”。[18](P25)她主张回归到“单数的女权主义，”以表示女权主义的定义就是扎根于特定地址的，因为女权主义“同时立足于一个特定的地址，一个国际的范围，并一直做着空间和时间的运动”。[18](P15)所有这些突出女权主义多元性的论述都不断表述了一个观点，即女权主义是没有固定形式、有弹性和可以改变的。
苏珊·弗里德曼认为，“女权主义的全球性在于它遍布于不同地方的”[18](P16)本土形式，也在于它旅行、移植和跨文化的方式。这一表述很好地总结了不同于“姐妹政治”的一种全球女权主义设想，并参与了关于“跨国女权主义”的理论建设，而其理论的核心是把女权主义思想看作为一种旅行文化的认识，在这里，旅行代表的是文化和文化间互相汲取，并进行再创造的过程。这一观点推崇对于不同历史和社会地址间差异的敏感性，并认可不同环境中所产生的不同的女性主观能动力。但是，艾拉·肖哈特(Ella Shohat)也指出，要实现这样的跨国女权主义恐怕最难的就是如何把理论和行动从一种土壤环境中移植到另一个环境中。这一翻译的过程要警惕殖民主义式的民族中心主义以及文化相对主义，后者的意图在于隔绝西方和东方的妇女，消除身份的多样性，只允许一种大同身份的存在。[19](P71)肖哈特支持一种平等横向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但是这是否为所有女权主义者所追求，是一个仍被争论的问题，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跨国妇女运动主要依靠了人权这样一个普适主义的话语，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三、反对全球化的全球女权主义：妇女参与发展
在关于全球女权主义的话语中，对于全球化的论述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因为全球化是一个具体和重大的现象，也是世界各地不同妇女运动和女权意识形成的一个关键背景。事实上，在关于“姐妹阵营”、跨国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旅行概念的讨论中，都有对全球化和全球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和理论话语兴起的思索。这一小节覆盖那些着重论述全球化和全球女权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论。全球化就是全球女权主义的孵化器和发动机，是连接这些话语的一个突出观点。这些相关的讨论致力于理清全球化给妇女带来了哪些影响和机会，尤其是对妇女经济权的冲击。“妇女参与发展”就是这一话语园地中一个主要的论题。
曼尼莎·德塞(Manisah Desai)指出，在定义全球化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结论是这一过程使世界趋于相同；另一种观点考察的是全球化中文化、人口、影响和思想等“软”资本的流动，结论是全球化带来的是一种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效应。但是，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包括妇女。德塞的论点是，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结构调整政策使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背负了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这种以欧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为标准建立的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是被强加在她们的国家头上的。她指出这种经济结构性调整给妇女带来四大深刻影响，包括全球劳动力的女性化，尤其是在低收入的服务行业；妇女在不正规产业中日益升高的就业率；女性承担日益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以及女性必须在日趋恶劣的环境中劳作和生活。[20](P17)也有一些女权学者，例如苏珊·伯杰(Suzanne Bergeron)，更着重关于全球化的文化考察。伯杰的观点是，虽然全球化主要被当作是一种经济结构调整的产物，这一过程也重新组织了文化、社会以及人们构建身份的方式。她认为，女权主义理论应该提供一种另外的全球资本主义分析，这种分析不但能够揭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所产生的互相矛盾和多元繁杂的效果，也能够关注被这一过程所遗忘和边缘化的角落。[21](P1000-1002)
在女权主义者中，也许并未在如何定义全球化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全球化给主权国作为至高权威机构带来了挑战，同时也为非国家的活动者和组织带来了新的政治机遇。伦茨(Lenz)建议我们把全球化看作是“由相互关联的过程构成的一个组合，其结局是开放式的，可能表现为全球在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领域日益加深的互相依存关系，全球联络和能动性的增进，新兴影响力的提升，特别是那些超国家组织、跨国企业和公民社会或称非政府组织。”[22](P24)这一定义强调的是内置于全球化过程中很多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和机会。联合国的妇女十年尤其被看作是一个使跨国女权联盟突飞猛进的历史机遇，因为来自全世界的妇女通过这一契机获得了一个进行横向交流和活动的正当空间，其包容的人数之多和交流的密度之深可谓是妇女史上前所未有的。的确，在全球化时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女权网络已经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并被一些评论家称为“自下而上的全球化”和“全球公民社会”，因为妇女通过跨国机制进行诉求能力的增强已经使国际秩序发生了一些变化，也为国际公民领域注入了更多力量。[23]
妇女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WID)是一个建立在具有社会活动意识的女权主义研究之上的领域，这些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全球化经济政策下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妇女的生活。据艾琳·廷克(Irene Tinker)称，WID是在“联合国妇女十年”中，通过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与妇女运动的交汇发展起来的，随着这一课题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声音参与了进来，包括社会倡导者、发展规划者以及学者。[24]WID的发起和发展，目的在于批评和纠正早期很多以男性为主的发展规划机构所普遍持有的一种错误观点，即只要把妇女包括到发展过程中，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就自动会提高。WID提倡以妇女的观点为中心，通过赋权普通的民众促进民主，并十分强调发展中的环境可持续性。[25]穆哈达姆(Moghadam)在对于女权主义发展理论的综合回顾中指出，这一领域通过对女性多重身份地位的着重分析，对于例如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这样交织在一起的权力结构对妇女工作等产生影响的进一步了解，以及对于妇女能动性多元表现的日益关注，已经从“妇女参与发展”(WID)演变为“妇女与发展”(Women and Development，WAD)和“社会性别与发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GAD)。[26]应该说，是发展中国家妇女和女权学者的积极参与促进了这一蜕变过程。推进这一概念转型的一个叫做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AWN)的组织，是一个坐落于第三世界并由当地妇女发起的非政府组织。
DAWN对于“加法式”发展政策的批评在于这种政策无视男性和女性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而且，它对于私有制和商业化的强调通常导致妇女占有的资源越来越少，劳动负担越来越大，还使环境和贫困的问题加剧。这一组织的发展观立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女性，他们的分析突出了社会不平等和贫穷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并致力于教育主流发展机构，使它们认识到边缘人群的需要和问题。DAWN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策略，就是要建立一个能让当地老百姓参与发展规划的民主程序，并以发展项目是否改善了人民在营养、健康、水资源、卫生、住房和教育等领域基本需求为成功的衡量标尺。她们提出妇女运动需要有一个全球的视野，但她们也指出全球女权主义不能建立在僵化的普适主义框架里，对妇女的不同经验漠不关心。在她们看来，女权主义的议题、目标和战略绝对不是单一的，为了解决不同妇女的不同需求，需要有一个多样性的女权主义。她们还提出，女权主义的目的在于把妇女从所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所以DAWN的抱负是建立一个以人的需求为轴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并赋权于弱势的社会边缘群体，尤其是妇女这个主要的弱势群体，使她们能享有更多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和机会。[27]
DAWN开展的研究项目为发展中的妇女领域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源泉和战略思考动力，催发了植根于发展中国家并由发展中国家领导的全球妇女运动。[28]她们对于南南以及南北妇女合作的推动也使国际发展话语更注重妇女的经验和性别分析。[29]她们干预全球化过程以应对其负面影响的草根组织模式代表了所谓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这一理念。她们的组织很好地体现了妇女运用全球化带来的资源和机会进行跨国活动日益成熟的能力。她们的理念也符合后殖民主义女权论者提出的“跨国女权主义”这一理念，因为她们认为女性的团结是一个结盟的过程，但是DAWN所做的正是把这种理念付诸于实践。
四、妇女人权运动
对于那些从妇女运动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来说，全球女权主义归纳了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即从20世纪初发展到现在的国际妇女运动现象。这是一个妇女通过运用国际会议和国际机构使妇女议题在国际和国内高层决策层主流化的政治运动，这也是一个卓越的跨国女权主义运动，因为在这一运动的组织形式中，女性“不是作为各自国家政府的代表，而是作为公民组织、俱乐部、工会和其他地方或区域团体的代表”。[30](P225)这一领域的研究和理论强调的是全球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方式和政治战略的存在，其主要关注的领域在于这一运动作为全球妇女政策倡议者的角色。
所谓的“国际／跨国妇女运动”其实是由不同的历史阶段组成，并包含了很多地区和各类活动家的参与，以及各种身份及利益的诉求。然而，把这个由不同的女权主义追求构成的政治团体当作一个有连贯性的运动旨在强调，妇女之间尽管存在着多种差异，但是通过持续的联络、协调、动员和游说活动得以建立起来的战略纽带。全球女权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崛起，代表的是女权运动已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出了声音，为身处不同境遇中的妇女带来了不同的重要变化。
穆哈达姆提出，其实国际女权主义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国际妇女组织也已存在好几十年，而且早在20世纪初不同国家的妇女运动间就建立起了联系。[31]在《妇女的不同世界：一个国际妇女运动的形成》一书中，莱拉·鲁普(Leila Rupp)追溯了第一浪潮国际妇女运动的历史，认为它诞生于19世纪末世界上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妇女在投票权、反战和反国家主义思潮等问题领域组成的跨国联盟。[32]鲁普描述了由欧洲中产阶级白人妇女领衔的第一浪潮国际妇女运动中，不同国家的妇女是怎样通过组建国际性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并在共同游说国际机构给于妇女发言权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大我”。她所使用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一词其实指代的是妇女作为非国家体系代表表现出来的跨国主义精神和意识。同时她指出，早期的国际妇女运动复制了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格局，并且也受到了欧洲中心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绪的困扰。但是，鲁普也论述到正是在寻求解决这些紧张关系的不断讨论和磋商过程中，这一运动才形成了一个集体的国际身份。她提出国际妇女运动的目的在于“给何为一个女权国际主义者下一个持续的定义”。[28](P12)正是通过第一浪潮国际妇女运动中北美和南美两个美洲妇女间的跨国联络和组织，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致力于保障妇女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政府间组织，美洲间妇女委员会(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f Women，CIM)才得以诞生，而后来成立的联合国妇女委员会(UN's Commissions on Women，CSW)正是以美洲间妇女委员会为原型和模版的。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组织和活动家之间才真正开始形成网络，借由联合国组织的一系列世界性和区域性会议开始了迅速的发展，并遍及到全球很多国家。穆哈达姆论述到，这些联合国的会议促进了“女权主义组织之间更密切的互动和交往，其结果是全球女权主义和跨国女权主义网络的兴起”。[31](P115)她把全球女权主义定义为“妇女的话语和运动，目的在于通过给妇女带来更多资源而提高妇女的地位，通过法律手段来达成性别平等，并以超越国家界限的组织和动员形式对身处不同国家的妇女赋权”。[31](P115)她还提出通过这些会议发展起来的跨国女权主义网络，表达了“一种对于国家疆域和国家主义的有意识的超越行为”。[31](P114)
妇女的人权运动可称为当代最成功的跨国女权主义运动。在“妇权即人权”的宣示中，这一国际性的妇女运动不仅致力于赋权不同区域的女性，使她们能够提出各自的诉求，同时，该运动也促使了各国政府对于侵犯妇女人权事件的认识，并为了促使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而组织了成功的运动。[28]全球妇女领导中心(Center for Women's Global Leadership)是全球妇女人权运动的一个战略中心，从维也纳会议到北京世妇会，该中心在妇女组织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协调活动。该中心的领袖夏洛特·邦奇(Charlotte Bunch)指出，联合国会议为妇女人权活动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并使其得到合法性，因而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33]她还认为，当代全球女权主义的特征是妇女之间的网络关系得到了加强，已经超越了支持性的团结小组，而体现为更加具有战略意识的多边联盟。用她的话来说，全球女权主义的网络构成是“一种身份政治的最优体现，它立足于基于种族、阶级、性取向、国籍和其他元素所造成的差异，并向前迈了一步，使这种关于差异的意识成为一种对于造成差异的社会权力的政治分析。”[33](P137)
针对妇女的暴力(VAW)就是邦奇所谓的全球女权主义网络发挥显著作用的一个领域。凯克(Keck)和森金克(Sikkink)指出，针对妇女的暴力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妇女最重视的问题，它显示的是围绕着“妇权即人权”这一观点进行的跨国网络组织的力量。[34](P170)她们论述到，针对妇女的暴力这一概念是发源于一种信念，即无论世界何处，妇女和女孩都有享有人身尊严的权利。这一概念也为分别从事人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活动家提供了一个战略重点以组织跨国社会活动，因为这个理念能够把不同的现象联系起来，使活动家能够争取到同盟，并在不同的文化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她们还对联合国妇女十年是如何在地域、国家和国际层面催化了妇女组织和网络，并从全世界汇聚了前所未有的大批妇女参加这一全球性的反对性别暴力的过程做了分析。她们认为这一运动的基础是全世界妇女都认同变革的必需性。同时，在各地致力于这一领域的妇女活动家共同建立起互享的信息库，沟通网络，培养了游说技巧，并通过社会运动和模拟法庭等活动最终把性别暴力推向了联合国政策议程的前沿，使原来引导妇女运动的歧视框架转变为了权利框架。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全球妇女运动，其成功和作用可见诸于多个阐述这一问题的国际文件中。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妇女消歧公约委员会这样一个主要致力于提高妇女地位的联合国机构，修改了1979年颁布的《消歧公约》，加入了国家必须对针对妇女暴力采取措施的规定。
通过法律活动和国际公约来改变政府和社会的性别意识，并寻求对于性别暴力问题的解决办法，显示出渗透于当今国际妇女运动的普适主义思想。在对妇女反对性别暴力运动的反思中，好几位学者指出这一运动造成了一个由《消歧公约》和北京《行动纲领》等构成的“国际法体”，围绕人权这个普适主义概念建立起了一个制度性的框架。[35]他们认为人权文献提供了一种在全球都能引起共鸣的世俗普适主义语汇，尽管这些规定缺乏执行力，但对于塑造文化价值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些文献树立了一套规范，因为它们指出了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建立了全球一致认可的问题领域，并提供了一种标杆性的道德观念以及可以被普遍采用的语汇。
全球妇女人权问题其实重新点燃了关于普适主义是否契合和是否能为女权主义所用的争论。支持权利话语的学者和活动家认为，人权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标准，为指出基于性别的社会、文化、经济侵犯等行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语库、行动基础以及一种有效的要求变革的途径。她们还指出，人权不是一个静止的或单一的观念，也并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集体，它其实是一个会随着社会行为而变化的话语体系。妇女人权运动倡议的人权框架是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对传统的人权框架予以了扩大和转化，以包含不同女性经验的一个框架。[33][28]用邦奇等人的话来说，这一女权主义的人权观强调的是“权力在这个世界上互为关联的行使方式”，并把“普适主义的人权系统看作是可以对抗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否定女性权利的势力的唯一责任制度”。[28](P223)运动支持者还认为国际妇女运动挑战了认为女权主义者必须在普适主义主义和差异主义之间做选择的说法，而是另辟蹊径，发展出了一套“既肯定了普适人权主义又尊重经验特别性”的模式。[28](P228)
邦奇在一篇相关的文章中重申了一个观点，即“全球”女权主义中的“全球”绝不是“地方”的对立。她辩论到，全球／地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必须超越的错误的二元体系。她认为，“正是地方和特定经验的丰富性使得我们可以想象全球网络组织的可能性”，而且“这些千差万别的、地方性的和有特定立场的妇女运动是全球行动必须立足的基础，也是全球运动应该参照以确定其可行性的地方。”[29](P132)
尽管妇女人权运动体现了一种横向的跨国主义，并且也声势浩大，很多女权主义者仍然对人权这样的普适主义话语表示怀疑。希拉里·查尔斯沃思(Hilary Charlesworth)论辩到，继续强调对权利的争取对妇女运动并无益处，因为权利话语简化了复杂的权力关系，而这一话语所作出的承诺也许并不能满足于女性因为在一个互相交叉的权力结构中生存而产生的不同需求和问题。[36]菲奥娜·罗宾逊(Fiona Robinson)承认妇女，包括那些处于特别弱势地位的群体，实际上正在重新塑造和运用权利这种语言来达成她们的目的。然而，她也指出，尽管是这样，人权仍然是一个以西方价值观为中心，只突出了性别这一身份的概念，因为它所主张的普遍主义青睐的主要是个人的政治自主权。罗宾逊认为，女权主义对于人权概念的改造还需克服一个基本的偏见，即以为人类是互相独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概念。[37](P161-180)索妮娅·阿尔瓦雷斯(Sonia Alvarez)反思了跨国女权主义活动对拉丁美洲女权话语和行动的影响，指出对于权利框架的强调造成的一个问题是妇女运动的中心也随之偏重以改变政策为目的的社会活动，而排挤了“那些因为国际主义的身份团结活动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女权主义象征主义和文化的空间。[38](P55)她论述到，这种权利主义和由此而产生的政策倡议优先主义，以及她所称作的给妇女运动相当部分带来的“非政府主义化”(NGOization)的现象，都可能导致现有权力天平更不平衡的精英主义。
然而，围绕着妇女人权运动而展开的对于“姐妹阵营”的争论、行动和重新构建证明了全球女权主义还是一个有生命力和至关重要的话语。伊丽莎白·弗里德曼(Elisabeth Friedman)认为，当代通过联合国会议逐渐发展起来的跨国妇女运动，其主要成就在于成功地“使性别议题进入政策议程。”[39](P313)此成就所依赖的途径在于妇女人权运动成员共同推动统一的框架，运用统一的行动策略，使得她们所倡议的概念在重要的机构文献中能够留下痕迹，并引起全球社会的关注。她的分析其实指出了支撑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妇女人权运动所标榜的“跨国女权主义”的基础实际上是这一运动对于“战略姐妹阵营”(strategic sisterhood)的强调，这一理念不仅是出于务实的目标，也表现了一种意识形态。“战略姐妹阵营”也许是出于希望能够通过国际机制的程序来取得一种共鸣效应的战略目标，但它体现的也是妇女在更密切的联系、对话和合作过程中逐渐加深的文化和政治纽带。跨国妇女人权运动执著于为共同的目标建立起合作平台，这一运动实现了跨国女权主义，造就了“对女权主义进行不间断的重审和重新规划”的现实空间。[38](P58)
五、结论
对于何谓全球女权主义和全球女权主义应该倡导何种理念的讨论组成了一个缤纷的话语。自北京世妇会以来，中国妇女运动也日益介入到全球妇女运动当中，因此了解全球女权主义这一理论话语将使中国学者和妇女活动家对中国妇女在全球化和全球妇女运动背景下的经历和经验有更多的理解和反思。在对于全球女权主义这一话语的论述中，贾格尔提醒我们不要把全球女权主义想象为一个单一的或是口径统一的女权主义者社区，恰恰，我们应该把这样一个“社区”理解为是一个可塑的团体，一个经常在更换身份和成员的集体。[1]中国妇女运动也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和立场出发，参加到这一重要的政治和理论讨论中来，在全球女权主义的话语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意见。在全球女权主义这一领域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女性之间所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以及女性决心要在我们的差异间建立桥梁，开拓共同空间的卓越勇气。所以，尽管女权主义者们对于全球女权主义究竟应该具有哪些目标、观念和行动方式争论不已，但这些讨论都出于同一种决心，即要使女权主义成为“一项帮助妇女建立起跨越种族、阶级、国家、民族、宗教、身体能力和性取向差异的团结事业”。[40](P19)正是这样一种愿望使我们有了关于全球女权主义的想象。
注释：
①本文采用全球女权主义一词来概述英文讨论中囊括了国际女权主义(international feminism)、跨国女权主义(transnational feminism)和全球妇权主义(global feminism)等不同词语所表达的话语，本文讨论将显示，几种不同词语在英文讨论中是有区别的。
②一般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这一理念最早是由人类学家提出的，并对殖民者文化以自己的价值观体系来衡量被殖民地文化的现象提出了一定批评。参见Ajnesh Prasad:“Cultural Relativism in Human Rights Discourse”，Peace Review:A Journal of Social Justice,Vol.19:2007 pp.58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