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中国论文,共产党论文,政策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分子是科学文化知识的载体，它肩负着继承、发展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特殊使命；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智慧和良心，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运动趋势总是与先进阶级相联系，在历史转折时期，总是为社会的变改摇旗呐喊，为先进阶级制造舆论、创造理论、造就思想家与革命领袖。历史已证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都将一事无成。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毛泽东从总体上将知识分子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积极争取他们加入革命队伍，加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进程。那么，建国初，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其政策与实施的得失及影响又如何呢？
一
新中国诞生时，它从国民党反动统治那里继承的除了经济上的百业凋零，还有文化上的愚昧落后。全国四亿五千万人口中90%是文盲。据统计，当时全国拥有各类知识分子仅200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10万人。相对于总人口讲，这个数字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
建国初，知识分子的构成大概是：一是投身革命、经过战争考验成长起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队伍的核心，但其绝大多数工作在党、政、军等各部门；二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各类专家、学者、教授以及文艺工作者、医生、工程师、记者、教员等，他们是知识分子队伍的主体；三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广大青年学生。所谓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是针对后两部分人而言的。他们大多没直接参加过革命，对共产党有一定程度的陌生感，但“大部分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因为他们厌恶国民党，因为他们赞赏共产党能够统一国家，能够在几十年的战乱之后提供财政保障”（注：[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这是鸦片战争以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们也希望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独立和统一的基础上，实现祖国的文明和富强。
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一些旧的东西，将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带进新的社会，主要表现在：
第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亲美、崇美思想。近代以来，美国非常重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旧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往往留学美国，受美国文化的影响颇深。他们认为，美国的一切都值得学习和仿效。这种思想显然与新中国的教育文化指导思想不一致。
第二，个人主义和“超政治”、“超阶级”的思想。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但一般多具有较浓的个人主义思想和作风，对人民生活、青年的前途和国家建设注意不够。由于所受教育的影响，许多知识分子不知道从本质上看问题，不懂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正义性。他们既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又对共产党抱着怀疑和疏远的态度。于是，他们在政治上采取超然态度。
第三，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教条主义趋向。由于旧教育的内容，除自然科学外，谈不上与客观相符合。一些搞学术的，建国后仍抱着纯学术观点，为研究而研究，未能考虑到新中国的迫切需要。
这说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新的社会环境还不熟悉、不适应。他们对马列主义很陌生，对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是不理解。这种状况，既影响着其自身的进步，也极大地影响着新中国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
中国共产党一向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正是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延安，才加速了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非常明白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作用。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就在一封信中说：“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因此，开国之初，政府对知识分子是“包下来”：除特殊情况外，教师仍留原位，按正常秩序上课；其他各文化部门的知识分子也大都留在原单位继续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分配了负责的工作；对于大量失业的知识分子，政府努力帮助其就业，或安排他们到各种训练班里学习，为其提供生活来源。在政治上，党和政府也给了许多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以应有的地位。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既有积极性的一面，又有消极性的一面。为此，建国初，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但以1951年秋为界，前期注重争取、团结，后期偏重于教育和改造。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要“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就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和各种训练班，并利用寒暑假组织学习会，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学习。政府还利用经常的政治学习组织各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机关干部学习政协的有关文件，学习社会发展史及新民主主义论等。除了理论学习外，政府还通过业务活动以及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社会活动，帮助他们转变立场，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业务观点和与工农相结合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新政权建立之初，一方面是艰巨的民主革命的任务需要完成，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改组和长期战乱的破坏造成的社会各阶层生活困难，从而造成民族资产阶级、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工人、没有土地的农民对政府的不满。因而，在1951年秋以前，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帮助其改造思想的重心在于争取和团结，努力使知识分子不反对新政权，并拥护新政权。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394—395页。）。告诫人们改造知识分子不能性急，因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大炮打不进去。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要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反对对待知识分子上的急性病以及简单粗暴的态度与方法。
为争取、团结知识分子，使其在新政权下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同许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交往、通信，关心他们的生活，鼓舞他们进步。毛泽东还拿自己的稿费资助过许多失业无助的知识分子。他的做法赢得了知识分子对党、对新中国的热爱，调动了他们建设祖国的积极性。
但在以争取、团结知识分子为主的这一阶段，在帮助知识分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和研究历史的问题上，毛泽东也犯了急躁的错误，表现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上。发动对《武训传》的批判，旨在帮助知识分子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研究中国的近代史，澄清学术研究中的混乱局面，但采取的方法却简单粗暴，虽然被批判者没有受到政治、组织处分，也没有被停止工作，但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讨论，开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里一系列批判之先河，其消极影响可谓深远。
1951年秋，新政权基本稳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开始偏重于教育和改造。从1950年起，政府开始对旧的教育体制、旧课程、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但由于教职员工的旧思想和旧习惯，改革遇到阻力。党和政府认为：依靠从容的、自觉自愿的学习和觉悟已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于是，发动了一场起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最后发展到整个知识界的为期一年的思想改造运动。
在京津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从七个方面谈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应解决的问题及应采取的方法。他指出：任何人的一生都要不断地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不断地改造自己方能进步；任何人在学习和工作中都会遇到一个立场和态度问题，中间立场、中国态度是没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有民族立场，但还必须从民族立场转向人民立场，然后再经过学习、实践和锻炼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只要知识分子努力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决心改造自己，无论你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但“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那是困难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随后，一个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情况，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封建买办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学习运动先在京、津，继而在全国展开。1952年初，政协全国常委会作出决定，在各界知识分子中展开思想改造运动，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三反”运动开始后，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与此相结合，党要求知识分子在此运动的实践中接受教育，分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为防止过火倾向，中共中央强调：在“三反”运动中，对知识分子“应该以思想改造为主，对于解放以前有贪污行为者，均作为思想问题来解决。对于解放以后有贪污行为者的处理的方法，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以免造成偏向”（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注释。）。可见，当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很慎重的，但运动的实际运作与中央的政策和要求实有出入。
三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正确的，效果是良好的。当时，新政权刚刚成立，党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三大反动势力的残余，对于知识分子采取以争取和团结为主、教育和改造为辅的方针，使其不反对新政权并在新政权下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做贡献，而没有对其提出过高要求。这一政策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因为，尽管从总体上说整个知识分子队伍都属于受剥削、受压迫阶层，但不能据此判断他们都支持新政权。实际上，知识分子的情况非常复杂：一般说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知识分子也是比较受优待的阶层，这些人虽然不满现实，但只主张在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进行民主化的改革；一般的知识分子，为生活所困，斗争性更强些，但他们是既反蒋又反共，希望社会经过改良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实践虽然证明了此路不通，但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思想并不能立即消失。知识分子中的各部分都程度不同地对共产党及其新政权存有怀疑和陌生感，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也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争取、团结为主的政策，有利于集中力量完成当时的中心任务，也有利于赢得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
到1951年秋，解放战争基本结束，各级政权已建立并趋巩固，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朝鲜政局已稳定，土地改革已全面展开，威胁新政权的反革命势力已得到镇压。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旧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也作为重要工作提上了日程，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偏重了教育和改造。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是建国前后党的一贯政策，并写进了《共同纲领》。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9页。）因为“知识分子是从事精神劳动的，做思想工作的。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培养青年和儿童成为新国民，既是要塑造新的国民人格。如果教育工作者本身思想不纯，如何能教育人呢？”（注：周扬：《谈知识分子的改造》，《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中原大学政治学院编，第3—4页。）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造不同于以后历次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党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为基础，遵照《共同纲领》，要求知识分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革命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用工人阶级的理论与实践一致的基本观点，来坚决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文化的影响，并逐步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由于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之一部分，所以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只能是限制和逐步克服，不可能立即消灭。为此，党这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采取了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其“严肃批评，启发觉悟，热诚相待，不迨不逼”（注：薛和昉编：《新中国五年来的文化教育的成就》，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页。）。因而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拥护，推动了新中国除旧布新工作的进行，为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为正确处理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史学的功能在于资政，在于育人。因而也应该明确指出，党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中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讨：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要求过高过急，加上方法简单、粗糙、缺乏具体分析，群众斗争，人人过关，甚至对知识分子的个人生活横加指责，这极大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和自我改造的积极性；在和平建设时期，对思想改造采取运动的方式未必是最优选择；在改造运动中，过分强调了知识分子的消极性和不足，而忽视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与长处；更为贵憾的是，在改造运动中，社会上形成了轻视知识，贬低知识分子的不良习惯，这为日后对知识分子采取更为过激的行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所有这些，不能不使人们对改造运动的实践效果的肯定要大打折扣；从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上讲，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消极影响可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上，实践也已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