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轻负担,路在哪里?_挫折教育论文

减轻负担,路在哪里?_挫折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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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部下发第49道减负令已经有些日子了,与减负相应的政策、措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已出台了许多。在体验了一段时间之后,各方面对于减负的态度日趋明朗。教育部门:“减负势在必行”,“措施要坚决果断”;社会:“积极开辟第二课堂”,“让校外教育迈上一个新台阶”;教师:“就怕学生放了羊”,“减负成了学生的金牌令箭”;家长:“学校减负,我们加负”,“别人的孩子不减,我们就吃亏了”;学生:“减负是害了我们,”“减得心里没了底”……回想减负之初,人们是何等的拥护和激动,如今,减负的主力军们却打起了退堂鼓,这其中的奥妙值得反思。

减负的全称应该是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就这个提法本身来讲,没有一点问题。那么,为什么现在我们许多人都感到减负出了毛病呢?我认为,首先,是断章取义惹得祸。国家教委的减负令强调的是“过重”二字,而有些人眼中的减负却只剩了一个“减”字。于是,减负也就变得简单了,一是减少授课时间:原先一天上七节课的减成五节,有晚自习的不上了,周末的加课也免掉。二是减少课外作业量:家庭作业在校内完成,抄写五遍的生字只抄一遍,课后习题亦不必全做。三是降低教学要求:难题不会就不做,课文难理解的就不学,动作掌握不了就不练。且不说这些措施面对的是一群自制力极为有限的孩子,就是对成年人而言,也难免有“放羊”的现象发生。

减负出偏差的第二个原因是家长的教育理念有问题。这其中包括:“孩子一定要上大学,而上大学就要学习好”,抱有此思想的家长对减负有一种天然的敌视,他们往往摆脱不了孩子学习成绩的困扰,对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弃耳不闻,并因此助长了校内减负,校外辅导班却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的不良风气。“减负的目的就是发展特长”,发展特长是减负的目的之一,却不是惟一目的。有的家长,逼着孩子在课余时间学习诸如乐器、绘画、英语、舞蹈等课程,并且主观地认为只要努力,孩子会在这方面成名成家。结果一家人忙忙碌碌,身心疲惫。即使有所收获也是得不偿失。“我的孩子要比别人的强”“孩子要比父母强”,虽然人们十分清楚一个人的成功受很多因素制约,但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下,孩子的许多实际情况被忽略了。

还有一种思想也影响着减负的成效,那就是“一减就灵”。由于对减负抱有极大热忱和极高期望,一部分人认为只要有教育主管部门的减负令,我国的教育现状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了。当减负的现实与他们的主观愿望不符时,他们中有的人便唉声叹气,打击他人对减负的热情;有的人便急躁冒进,做出一些相当短视的行为来;有的人干脆放弃,对减负工作漠然置之。须知,我们目前的减负工作相当繁重,几乎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而且,减负令虽然下了,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要不断遇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在摸索中找到适合本地区、本学校,甚至是本班级的最佳减负途径。

那么,减负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首先检讨一下我们的教育现状。首先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要教些什么给学生?不久前有报道讲,上海一13岁少年,在父亲的特殊教育方法下,通过读夜校,已经拿到了自学英语大专的毕业证,并且正要攻读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本科学历。但是由于这种做法违反了义务教育法,被有关部门劝回了中学课堂。如果我们中小学校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培养大学生的话,那么孩子们根本就不必上小学。上海少年的实践证明,正规的学校教育实在是耽误时间,按照他的规划,最晚在别的孩子读大学的年龄(18岁)他就读完大学本科了。“少年班”在开办之初,曾被誉为“我国高等教育园地的一朵奇葩”。自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第一期“少年班”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如愿以偿地等到如陈景润、华罗庚之类的人才,等到的却是武汉地区惟一一所开办大学“少年班”的华中理工大学决定停办“少年班”的消息。很多调查显示,“少年班”学生确实很聪明,但他们与一般大学生相比明显地“儿童心”有余而“成人心”不足。他们自觉性较差,心理承受能力、为人处世能力明显不足,有时还需要老师督促他们按时起床和洗衣服。上海交通大学每年对大学新生进行的心理测试表明,普通大学新生一般都显示出“心态结构平衡”,而“少年班”的学生往往会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刚愎自用”,要么“城府极深”,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们培养的是社会主义劳动者,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普通劳动者。所以,课本知识不应是我们教学的惟一内容。孩子们在学校里要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完善健全人格,练就强壮体魄、健康心理、良好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以及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位普通劳动者所应具备的基本品德:诚实守信、互相尊重、遵纪守法、乐于奉献、扎实工作、任劳任怨……甚至是作为一个优秀的人、优秀的公民、优秀的劳动者所应具备的品德:舍已为人、心怀天下、勤奋刻苦、锲而不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应该努力给予学生的。

教育的基本职能包括两方面:传授知识和培育人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们确实只强调了前一方面而忽视了教育的育人功能。近几年来,德育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可是,现在还有一种倾向,就是把教书和育人二者割裂开来。比如现在十分流行的“挫折教育”,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独生子女的心理承受能力差,需要特别关注和锻炼。针对这种状况,各种“吃苦夏令营(冬令营)”应运而生。其形式多半是带领城市的孩子到偏远的农村,其内容一般为:忍饥、耐热(受冻)、劳累。据说,很多城里孩子是满怀好奇去的。回来时却个个暗下决心:“再也不来这鬼地方”。由此看来,主办者的苦心是枉费了。即使有个别的学生受到了教育,他们在这种人为状态下获得的经验要想迁移到现实生活中,也是需要相当努力和悟性的。所以这种人为的“挫折教育”并不是一种好形式。在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就有“挫折教育”的好素材。考试成绩不理想、与同学发生了矛盾、遇到难题做不出、受到老师批评……“挫折教育”未必一定要造出挫折来,学生们对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思考以及处理过程和经验,才能最直接地指导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提高其抗挫能力。总之,在知识传授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做人的道理贯串其中;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们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东西,还应该有非智力因素方面的提高。总之,学校的学习生活本身对青少年来讲就是一个心理成熟的磨练过程。如果我们一味“减负”,使学校成为儿童的游戏场所,使学习成为儿童轻松自在的玩耍,那么学校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减负不仅仅是放松,它包括了对智育过分强调的纠正,对非智力因素的重新重视,以及在学校教育中努力使这两方面达到有机结全。

在最近的讨论中,得出的比较一致的结论是:高考制度不改革,减负是一句空话。在人们的印象中,减负的最大阻力似乎是教育体制问题。其实不然,减负要改变的远远不止体制一方面,我们每一位家长、校长、教师都有许多工作可以做,而且这才是减负的根本。大家都知道爱迪生因为不适应学校教育,只上过三年小学,但在妈妈的启迪下,成为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的妈妈为什么能培养一位发明家?因为她给予爱迪生以充分的个人发展空间。学校为什么拒绝了一位发明家?因为学校教育缺乏个性化的教育。在减负之前,有的好学生并不觉得课业负担有多么沉重,有的学生却被作业压得喘不动气。所以,我们的减负不能采取一刀切的作法,在减负的过程中,应当将因材施教的原则摆在首位。对于有可能成为科学家的学生,甚至可以适当增加他们的学习负担。

现在有学校在尝试“小班教学”:课堂气氛活跃、师生平等交流、学生锻炼机会增多、知识掌握牢固,据说相当受家长和学生的欢迎。但是,这种教学方式对教师的要求相当高,许多学校很难开设类似课程。其实,减负后最应该感到压力的是教师们。在教育体制、家长的教育观念、教材编排很难一下子有明显突破的时候,在不牺牲教学内容,教育质量及学生前途又要减少学生负担的前提下,怎样向课堂要效益,合理地安排教学活动,是每个教师面临的“减负”课题。每位教师在这个课题上的出色表现才是减负过程中最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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