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东亚经济合作的政治文化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经济合作论文,因素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亚经济合作的价值定位与现状考察
东亚地区曾在人类诸文明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十八世纪后期西欧工业革命使位于欧亚大陆最东端的华夏古典农业文明转向没落。这种所谓的“东亚生产方式”经马克斯·韦伯比较社会学理论的敷陈，似乎形成东亚落后与停滞的历史定论。但近几十年包括日本、中国、东盟在内的东亚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使其作为一个整体已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现代意义上东亚的界定，已摆脱了纯地理学的窠臼，不单是从地缘邻近原则确定，而是更多地注重借鉴地区经济政策取向和参与合作潜力的原则。本文论及的东亚即在上述界定依据的基础上，从综合的角度将东亚界定为欧亚大陆太平洋沿岸的地缘和半地缘地带，以悠久的历史联系的文化资源为纽带，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的相互联系与依存日益加强、共同意识日益萌发的整体区域。即除传统上的东亚国家（亚洲东部地区，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蒙古、俄罗斯远东在内的区域）外，还包括东盟诸国。
东亚经济圈的迅猛发展，对西方国家的东亚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也使人们更加注重从历史、现状、理论结合与整体关联的角度来看待该区域的经济整合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首先，尽管从整体上讲东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其崛起仍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课题。东亚奇迹的出现，尤其是后现代地区的飞速发展，促使西方的发展理论对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后进现代化启动中的非经济因素是否在东亚地区发展中起独特的、重要的作用？是否应重视研究东亚经济合作中不同政治文化的碰撞？其次，东亚的新模式、新经验促使人们重新评价国家作用。东亚模式的经验，丰富了西方国家的发展理论，为研究区域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发展历史与现状。二战结束后在雅尔塔体制下，东北亚各国依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处于对立状态；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两大阵营内部的变化，这个地区内的矛盾又进一步复杂化，东北亚因而成为世界上矛盾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一时期，东北亚地区合作只能在两大集团内部展开。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区域合作进入了新历史时期，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原因有：国际关系的改善；各国淡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对立与冲突；经济的互补性等。从其发展历史来看，东盟成立之初曾长期奉行所谓的政治优先主义，政治领域的合作远远大于经济领域的合作。90年代后半期随着东盟的扩大，地区经济合作加强，但由于内外种种原因，东南亚经济方面的进展一直较为滞后，尤其是在成立自由贸易区方面。在当今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区域化取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东亚区域合作却未有大的起色。
东亚经济合作正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合作内容看，在贸易、金融、货币等领域都取得了进展。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经济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它引起了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相应变化，从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张开始转向稳定的市场。以此为背景，东亚在逐步加强相互间的合作的同时，也重视开拓区内外更广泛的市场。另一方面，面临外部市场的巨大压力，东亚不得不全力开发内部市场。90年代至今东亚区域内的经济联系加深，区内贸易占其对外贸易额的比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达50%，甚至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比重。这样，不仅使东亚成为贸易总量上堪与美欧相比的区域贸易集群，而且也使区内贸易成为影响区域关系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可能是首要因素。关于金融货币合作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酝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日本就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提议组成一个由日本、韩国、中国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筹集1000亿美元的资金，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帮助，部分地替代或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后来日本于1998年提出“新宫泽构想”，1999年马哈蒂尔提出“东亚货币基金”，2000年“东盟+3”财长会议上，就亚洲地区加强贸易和金融合作达成了《清迈协议》。
从合作范围来讲，东亚合作机制正在区域——次区域——小区域（成长三角）三个层次展开。就东盟30多年的发展而言，虽然经济合作的成就不如政治合作那样卓有成效，但也取得了令人重视的成绩。主要体现在：第一，经过长期摸索，东盟于1991年提出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把内部的经济合作准向一个新阶段。成员国间的特惠贸易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区内贸易在其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突破20%。第二，以东盟组织的名义积极开展同西方的对话，维护了各成员国的民族经济利益，争取更多的外援，吸引了更多的投资。曾经有学者认为，“东盟地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来自东盟每个国家在发展经济上各自做出的努力，而不是来自经济合作。”（注：曹云华：《东南亚的区域合作》，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事实上，东盟组织对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政治合作间接实现的。“1976年，东盟只是一个拥有2．365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837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54美元的小规模市场。但是20年后，东盟6国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4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达430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突破1000亿美元的大市场。”（注：罗斯·加尔纳特：《正在变化的亚太与世界经济中的东盟》，载《世界经济译丛》，第95页。）
同样，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小区域经济合作也蓬勃发展，如新柔廖增长三角，由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地区组成的东部增长三角，由湄公河上游的中、缅、老、泰四国组成的“黄金四角”经济合作区，图们江经济开发区等。通过这些亚区域（或称小区域）经济圈，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合作。这些80年代末提出的“增长三角”合作计划已引起了东盟和国际社会的重视。1992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进一步肯定了增长三角合作模式对于东盟内部经济合作的积极作用，会议签署的《加强东盟经济合作的框架协定》明确指出：“成员国之间或者东盟成员国和非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小地区安排，能够作为东盟总的经济合作的补充。”（注：引自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加强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定》第四条，载《从东盟到大东盟——东盟30年发展研究》，王士录、王国平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但总的看来，东亚经济合作远没有形成一种整体发展态势，地区合作步伐迟缓。可以说，目前东亚存在的问题，除一些国家经济上的依附性和结构上的脆弱性外，各国间的合作大大滞后于欧洲和北美。覆盖整个东亚的制度化多边合作机制尚未出现，但次区域的或双边的合作正在悄然推进。仍以金融货币合作为例，1998年，在中国的倡议下，东盟10国和中、日、韩建立了金融合作机制，目的是加强政策对话和建立共同抵御金融危机的资金援助机制。1999年"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的《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奠定了东亚金融合作的基石。2000年5月的《清迈协议》是"10+3"范围内加强金融合作的里程碑式的举措。此外，日韩之间的经济合作也有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上升到政府间合作的趋势。1998年12月16日，第二次"10+3"会议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地区合作，克服危机，恢复地区经济增长，促进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这次会议取得了具体成果，把东亚合作推向务实的方向。随后于1999年的马尼拉会议、2000年的新加坡会议、2001年的文莱会议，都在东亚经济合作方面达成共识。博鳌亚洲论坛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这一论坛为政府官员、学术界和企业界对话、探索和加强亚洲各国尤其是东亚各国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提供一个定时、定地的场所。正如朱镕基总理所说“区域合作的模式很多。亚洲地区的合作仅仅是开始。我们可以借鉴欧洲、北美和其它地区的经验，来共创东亚合作的独特模式”。2001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中日韩第四届领导人非正式会晤，首次为21世纪加强东亚经济合作提出了构想和目标，并形成了东盟10国和中日韩机制。为支持东盟缩小内部发展差距，中方将向东盟中最不发达成员提供特殊优惠待遇。可以肯定，东亚加强经济合作将大大推动亚洲合作进程。
二、政治文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对于政治文化概念，国内学术界有不同理解。有人采用源于西方的最狭义的政治文化概念，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系统内在的心理方面；有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诠释政治文化概念，认为它包含了政治心理、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一般来讲，“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观念形式的政治现象，由于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心理、政治行为模式以及民族气质、民族精神等方面的内容，因而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同时，它既不属于理论化、系统化的政治思想范畴，也不属于政治制度等现象范畴。”（注：王惠岩主编：《政治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其特点主要有：深刻的阶级性和鲜明的民族性；独特的社会结构性和相对的稳定性。
东亚经济圈从深层意义上看，也是一个文化圈。东亚政治文化即是东亚在长期的政治、经济发展中孕育形成的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等。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政治文化认同的艰难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所以文化相近或一致和文化交流与认同，是经济合作的重要条件。因此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合作受到社会政治文化差异的制约，不同政治文化在经济活动、经济交流和经济合作过程中，经过碰撞、冲突最终能否融会、贯通，决定了经济合作能否实现。东亚成员复杂，东西文化融合，其认同的艰难性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二元文化的互动性。二战后东亚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儒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提上议论的日程。的确，“东亚模式”的出现与该地区政治文化有着内在深层的联系。同时又因东亚经济区域发展的开放性，东亚固有的政治文化又被赋予新的特征。最主要的是与欧美文明融合，共同推动东亚二元政治文化的形成。有学者指出，“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传统的集团主义文化与欧美的个人主义文明相结合，而创造出新的文明。在这里，儒教的传统文化与欧美文明的结合，即两者的调和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注：江时学：《从拉美和东亚模式看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载《国际政治》2001年第2期。）可图示为：
从单一国家来分析，政治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核心是：通过国家意志和集团主义文化的影响作用于社会各行为体，树立政府的权威性；维系政治文化的动态开放特征，为经济建设创造条件。可以说，二战后东亚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合作战略就贴上了这种“二元政治文化”的标签。但必须指出，这一政治文化中的东亚固有的传统政治文化与受欧美文明影响而生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同的，这就使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战略或模式具有阶段性特征。下面以韩国现代化进程为个案分析东亚政治文化对其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在向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韩国受传统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形成了以“软威权主义”为特征的“强政府主义”。这种政府的特征是：主张不以牺牲整个团体的利益来换取个人的所谓自由；认为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比个人的权利和民主更为重要，而且民主必须为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和改善整个经济福利服务，朴正熙政权即具有该特点。可以说在这一阶段，韩国政府用一种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难以行得通的方式来保持政治、社会的稳定和推行其政策调整。不可否认，这种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政府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方面是成功的。
但随着经济区域化与一体化的发展，韩国政府认识到“威权主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非永远存在，它仅仅适应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时期。”曾经创造“东亚奇迹”的“软威权主义”政府逐渐向“开放－发展型政府”过渡，其特点是：对未来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前后一致的构想，在保障本国利益，维护主权的前提下关注、参与地区及至世界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毋庸置疑，这种类型的政府是在东亚传统政治文化演变为“新儒教伦理”的二元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在反思本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合作战略的基础上形成的。韩国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也是与其二元政治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的。某种程度上讲，“东亚奇迹”的出现，是东亚“强政府”中蕴含的传统政治文化的推动；“东亚模式”的幻灭，则是“开放－发展型政府”推行二元政治文化出现一定的偏差所致。东亚金融危机促使东亚各国政府、东亚政治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调整。东盟的发展也是与日渐浓厚、定形的区域政治意识分不开的，其发展历程就可折射出政治文化的变异及其在推动东盟次区域机制建设中的作用。基于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期望，东盟形成了新型的区域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并非广义上的地区文化意识概念，而是在地区整合进程中形成的一种区域合作的共同意识。有学者把这种东亚政治意识概括为“以要求维护本地区各成员共同利益为宗旨，并在不断协商与合作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同甘共苦的融洽气氛，反映了各成员国注重团结一致和求同存异的精神。”这种区域意识呈现出整体性、独立性与融合性、开放性相结合的特点，而且后者越来越成为东盟向纵深发展的主体意识特点。正是其融合性，使东盟成员国在多元中能寻求统一，并在不断整合过程中融聚内部力量，正是其开放性，使东盟树立面向世界的开放意识，密切发展与东亚诸邻国的关系并投入到亚太经合组织的大区域合作中进而焕发新的生机。
第三，占主导地位的异质性政治文化的冲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东亚地区长期形成一种多元异质政治文化的碰撞、冲突的局面。这种多元化异质的政治文化严重影响到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从而制约着经济合作。
中国和朝、韩国两国有着长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外国传教士在西方炮舰的掩护下塑造着新型的东方政治文明。民族解放和经济独立成为中、朝、韩等国的基本政治文化诉求。东南亚诸国也曾有过相似的经历。法国置越南、老挝、柬埔寨于自身殖民统治之下，缅甸从英国占领到日本的占领也经历了长达65年的殖民统治；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先后被葡萄牙、英国所统治，印尼（东帝汶）被葡萄牙、荷兰统治，美国、西班牙对菲律宾也有过长期的占领。尤其是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尽管时间不长，但其所带来的后果却极为严重。它不仅加剧了本地区种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时也播下了东南亚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和对日本民族不信任的种子。这种长期统治与反统治、掠夺与反掠夺的历史孕育了东亚诸发展中国家反抗、独立、自主的政治文化，使得地区经济整合步履维艰。可以说，只要美日政治文化中扩张、掠夺的因于存在，地区经济合作就难以有效、持久地发展。
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讲，东亚地区的多元政治文化取向在影响发展中国家同美、日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也影响到同中国的关系，这也使得东亚政治文化的复杂性与认同的艰难性凸显。
自战后以来，东南亚国家同美国关系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演变，但美国意欲把东南亚纳入自己的世界战略轨道的图谋没有改变；同时东盟多数国家对日本也保持戒备和警惕的态度。这使得东南亚根深蒂固的反侵略、反控制、自我发展的政治文化彰显，并积极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东盟和中国的关系也因冷战后政治对峙、意识形态的差异、华人华侨问题、美日政策调整等因素出现曲折、坎坷和反复。
总的看来，东亚政治文化特点的传承性与时代嬗变，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作为一种多重因素塑造的独特政治文化，其鲜明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特征日益被区域集团化和一体化所重构，并日益凸显出相对稳定性及“二元性”，不断塑造着东亚经济合作模式。
影响东亚经济合作进程的，还包括萦绕东亚诸国的区域主义思想。“区域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概念”。学术界一致认为区域是指地理位置毗邻、人文传统相近并在历史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国家构成的地区。而区域主义或地区主义则是二战后兴起的一种区域合作的理论和实践总称，是一地区内若干国家为维护本国与本地区的利益而进行合作与交往的总和。区域主义初期的研究限于北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地区，尔后才扩大到第三世界、亚非拉地区。东亚的区域主义研究是在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及经合组织逐步形成中孕育并完善的。约瑟夫·奈指出，区域主义表现为“地区基础形成的组织”。由于30多年历史发展，东盟逐步培育了一种区域主义的“东盟意识”。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形成、演变加深了对东亚地区新区域主义或称“东亚意识”的研究，按照哈瑞的解释，东亚区域主义可分为几个阶段来推动，即“地区化——地区意识和认同——国家推动的地区一体化——地区内聚性”。（注：Andren Hurrell:《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1997,第39页。）东亚近几年的发展呈现出与欧洲、北美差别较大但却富有成效的地区主义发展态势：双边与多边、大范围的自由贸易论坛与小范围的“增长三角”、“机制化推动”、“开放性的地区主义与介入性地区主义”等构成次区域合作的图景。因该地区文化的多元性，地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一、地理上的相近性与政治体制的异质性，使东亚地区主义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在东亚明显出现了区域主义与区域一体化交互发展的新态势。与过去较封闭的一体化相反，新的东亚区域主义属于开放型体系，即它的特征是“敞开大门的区域一体化”。从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就可清晰地了解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但是，它“不像欧洲联盟那样以建立牢固的政府组织为目标；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力图通过设立事务局以及首脑会议的方式贯彻区域主义。”（注：（澳）托马斯·艾伦：《东南亚国家联盟》，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通过对东亚区域主义思想及实践的研究表明，“开放的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实施是一种创新。”（注：张蕴岭主编：《开放、竞争与发展——我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政策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前APEC名人小组主席、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也认为“实际上，APEC正酝酿形成一个地区经济合作的全新模式：将地区性和全球性贸易自由化紧密地连接传动起来，为‘开放的地区主义’做出贡献。”（注：（美）大卫·A·鲍德温主编，肖欢荣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
可以说，东盟区域意识（区域主义）将有助于推动东亚经济合作向良性深入的方向迈进。但如何处理大区域的开放区域主义与次区域意识兴起的关系则成为摆在东亚各国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另外也必须警惕突发事件对东亚区域合作信心的影响。
三、结束语
政治文化因素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只是外在因素，它不可能直接或单独地对经济发生作用，而只能通过一定的体制和结构作用于地区经济。一方面，它不仅影响到各国政府的政策选择，也影响到各国或国家集团对地区经济模式、地区目标定位的判断。其对经济合作的影响是持久的、深远的。另一方面，东亚政治文化的异质性与复杂性，使东亚难以形成整体区域的政治意识，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精神内核”，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东亚经济合作。
［收稿日期：20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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