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突围的风景——20世纪90年代散文现象浅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困惑论文,现象论文,年代论文,风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1)02-0070-04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文学报》头版曾预言：“90年代将是散文大发展的年代，散文将在开放和多元中崛起。”[1](P1)今天，我们站立在21世纪的岸头，回眸上一世纪末最后10年的散文历程，不难发现散文这种自由、灵活，善于表现人们心灵状态的文体样式，在困惑中寻求突围，在开放中得到崛起和空前的繁荣。除了呈现出散文写作队伍扩大、散文作品名目繁多、散文读者群体日益庞大等现象外，具体在内部特征上还表现为：在内涵上，理性色彩增强，抒情意味弱化；在写作方法上，“写作”成份增强，“创作”成份弱化；在文体上，逐渐走向开放和多元；等等。这在建国以来的散文发展史上，的确是极其有意味的现象。本文就这些现象，展开自己的论述。
散文的理性增强，情感弱化
按照一般辞书或教科书上的解释，散文或归纳为“形式自由，结构灵活，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可以抒情，可以叙事，也可以发表议论，甚至三者兼有”；或描述成“题材广泛，形式灵活，写法自由，情文并茂，篇幅短小。”这样的归纳和描述自有其一定的权威性和概括性，然而这种表述方法只抓其形，不抓其质。其实，散文“是一种最适宜于主观抒发的文体，是一种‘自我’的文学，‘告白’的文学，‘个性’的文学。”[2](P37)其质是其个性的，而非单一的情感，这已经深深地浸透在现代散文的躯体中。
就现代散文的形成考察，它既有思想觉醒、个性发现与文字解放的产物，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硕果，其灵魂是个性主义。周作人先生曾分析过现代散文产生的原因，认为：“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因素，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的影响，内应即是历史上的言志派文艺运动的复兴。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3](P881)“五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寻找适合他们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文学样式时，在文化心理上产生对国外随笔“表现自我”精神传统的共鸣和认同。按照郁达夫先生的解释，“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4](P891)在现代散文实践中，作家们似乎更擅长使用随感、抒情色彩浓丽的小品、辩驳文等文体样式，来赋予自己的思想或情感。如鲁迅先生的《野草》集，就是以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文体形式而著称于世。
在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眼里，散文几乎是现实关系的同义词，它是真实而无浪漫性可言的。席勒曾经指出，我们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科学的现实情况都是散文气的，这种散文气是现实关系的表现；而诗的世界是作为一个与现实的庸俗的世界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是激情与理想的境界[5](P29)。我国当代文艺批评家王岳川先生也谈过类似的观点，即当精神品质成为超出当代人需要的奢侈品甚至无用品时，诗意诗思诗情消逝，世界沦为散文世界[6](P71)。这种散文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答案是这样的：社会机制的更替时期，社会思维的活跃时期。在这种社会里，各种矛盾纷沓而至，交替重叠，人们需要散文这种“短平快”文体方式对社会现实进行思考，或批评社会现实，或建构理想世界。客观地剖析中国现代社会，它的两个较为类似的时代，一个是“五四”新文化时期，另一个则是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正如周作人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表述的那样，“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在封建的秩序与震荡的轨迹中前行，象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交替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的畅所欲言和明清小品文繁盛，均是“皇纲解纽”年代的产物。对于“皇纲解纽”的现象，我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谢冕先生在《文学的纪念》中也有类似的认识，“要是用一种不准确的比喻，说这是一个‘皇纲解纽’的年代，对比以往曾经有过的文学禁锢的史实，却也未必含有贬义。尽管我们仍然感到不满足，但较之以往，文学的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7](P15)
重要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各种矛盾纷沓而至，这给思想表现和情感的张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散文这种骨子里浸透着个性情思、善于表现现实关系的文体，其能量得到了当代文学以来前所未有的释放。市场经济是鼓励自由竞争的机制，也是培养个性主义的沃土。最为可喜的一点，即在这块土壤里，一方面知识分子长期被放逐的思想有了较为自由的生存语境，因而有了思想的复归；即使普通百姓，也有了对自身生存权利的解释与表述。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是众语喧哗的年代，各种声音在这个时代出现；自然这些活跃的社会思维，直接刺激着承载思想与个性、善于表现现实关系的散文繁荣。1994年在湖南岳阳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散文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散文必须有思想”，“人类的精神能走多远，散文的精神就能走多远。散文创作不可缺少精神指引。”[8](P19)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作家们就形成这种共识，这决非空穴来风。看来，20世纪90年代散文中理性色彩的加强，是时代的要求。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散文作者早已深刻地认识到思想的重要性。史铁生认为：“散文最紧要的是真切的感受和独到的思想，是对生命的发问。”周涛认为：“散文是思想的美丽容器。”韩小蕙认为：“好的作品不能仅仅满足于反映了现实（包括深刻地反映现实），而且还要站在时代思想的峰巅，回答出新的历史时期所面对的社会思想新困惑。”楼肇明认为，散文质的规定性就是“文化本位性，与诗与哲学相绾结的思维性，以及在审美变革中的先驱地位。”[9](P19)
关于20世纪90年代散文中理性色彩的表现形态，有人曾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亲历者回忆过去，后来者亲近历史；思考现实，畅想重构；亲近自然，弘扬生命本体等[10](P19-24)。笔者在拙作《90年代散文创作中人文精神因素的考察》一文中也曾归纳了这样几重呈现方式：通过对现当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剖析，表现出散文作者对历史与人生的严肃审度；借山川景物感悟人生真谛；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与关怀；把握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当代的反思意识等[11](P83-85)。
虽然在评判上，研究者各有自己的标准和尺度，但有一点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若无开放与宽松的社会环境，人们决不会放胆写出《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林贤治）、《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余杰）、《历史在这里沉思》（丁帆）、《谒吴晗书》（夏中义）等具有高度思想含量的散文的。
散文由“创作”向“写作”转型
写作方式是由一个时代或者时期的认识方式和行为方式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散文，与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并逐渐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年代相对应。
有意思的是，散文虽然是一种非虚拟性文体，但在传统的文学理论书籍中，均是以“创作”来表述散文活动的。“创作”这一语词，在本质意义上有种虚拟性的含义。这一带有虚拟性的创作活动，虽然拓宽了思维与想象的空间，然而无庸讳言，它也带来了诸多的矫情与伪作。而“写作”是平面化和具象化的，既可以是社会现象的写真，也可以是情感真实流淌的记录，更符合散文表现真情实感和理性思考的要求。
由于历史的原因，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大一统的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影响散文的走向，散文在“形散神不散”的桎梏中舞蹈，逐渐形成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诗意化的模式，正如杨朔的《海市》、《泰山极顶》、刘白羽的《日出》等。20世纪“十七年时期”散文基本上是“乌托邦”世界的承载物，其核心是“诗性化”的，而“诗性化”理想世界自然要靠人为的创造来建构。因此有人称这一时期的散文存在着只会“歌德”的“假嗓子”现象。直至新时期以来，以巴金的随笔《随想录》为发端，以“忆悼”为突破口。文学上开始对假大空和矫情、伪作进行反正，出现了一批抒写真事、真情的真情实感的散文。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现代散文的传统的继承。
其实，我们注意观察，不难发现20世纪90年代散文正沿着由假作的“创作”向踏实的“写作”方向运行。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环境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形而下”的喧嚣、浮躁、庸俗困惑着人们。对于一个理智清醒的有表述思维能力的人来说，他似乎更会选择理性来表现他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而不是夜莺一样婉转地歌唱。社会审美观念发生的巨变化，直接刺激散文审美观念的变化。一是日常生活更加从容不迫地走进散文天地，众多散文作者从自我出发，取日常生活，身边琐事，真切抒写普通人的生存景观，生活情趣，在凡人小事中寻求一分温馨与慰藉；二是探究心灵，表现理性的散文日趋活跃。这两种走向，更多地是通过“写”而不是“创”来表现出的。这样实例很多，小为一般报纸副刊上的平民化包装与策划的“百姓故事”，大到诸多学者写就的随笔。更由于“闲适文化”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如《家庭》、《女友》、《街道》、《时尚》、《南风窗》等软性期刊的流行，散文负载的内容更加生活化、时代化、科学化和思想化了。即使余秋雨散文现象，有许多人认为是所谓的炒作行为使之然。其实仔细分析，它也是90年代特殊的“写作”文化的产物，一是余秋雨散文敏锐的思想性，毕竟是对长期主导散文方向的霸权话语的一种解构；二是余秋雨散文的文化性，迎合了读者的口味，成为文化空缺时期有效的补钙剂。可以这样说，余秋雨散文现象，是历史的必然。
文体由封闭走向开放与宽容
散文是一种在形式上具有包容性，实质上颇具个性特点的文体。我国古典散文的概念，本身就是排他法的产物，即“非韵非骈”、散行以成体的文章。“五四”新文化时期，批评家们引进西方文学“四分法”的标准，确立了现代散文的概念，将非文学的实用“文章”排除在外。现代散文的家族里包括随感、抒情色彩浓丽的小品、通信、宣言、檄文、驳辩文等体式不一、写法各异的文体，这点在周作人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和郁达夫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可以得到验证。因为现代散文在形式上的包容性，要给它下个定义，决非易事。就连郁达夫先生这样的文学主将也颇为踌躇，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当现代而说散文，我们还是把它当作外国字Prose的译语，用以与韵文Verse对立的，较为简单，较为适当。”[2](P888)这种“非韵即散”的排他论证法，建立的是一个宽泛的、“类”的概念。这个概念和《大英百科全书》诠释散文条目时主张以“它的定义只能规定的很松驰，以它不是（诗歌、小说、戏剧）来表示”界定散文本身一样[13](P46)。应该说“五四”时期的散文是相当宽泛的，它的繁荣促使了它的包容性；它的包容性反过来刺激它的繁荣。
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散文的外衣不断地被剥离。如议论性散文“杂文”、记叙性散文“报告文学”与散文母体断乳后，在特殊的时代里迅速成长，并与母亲并驾齐驱。但那时，现代散文的形式还是灵活多样的。
建国以后，新的时代、新的建设确立下的政治模式和思维模式是一元化的。是对“个性主义”的逐渐弱化和消解。散文这种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文体，与社会土壤和时代主潮相对应，逐渐形成单一的模式，即所谓“抒情散文”的形态。这种形态的极致就是杨朔的“苏州园林”结构、刘白羽的“图片连缀式”结构、秦牧的“串珠式”结构，它们基本沿袭传统的“借景抒情”、“托物喻人”的写作套路，呈现出“景——人（事）——理”的固定的思维运动方式，走上专意创造意境为核心的“诗化”形态。当代散文这种创作方式的追求，推衍出“形散神不散”的散文理论。
仿佛蝉蜕皮一样，既要保持它的质的规定性，又要使自己涣然一新，新时期散文的运动与发展必然是痛苦的。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刺激下，散文逐渐咬噬着单一的专以抒情为模式的形态，吸收和借鉴诸多的艺术形式。然而又由于散文先天对社会风气的敏感性，它又不可能放开手脚阔步前行。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散文总体说来，其成就远比不上小说、诗歌和戏剧。
20世纪的最后10年，是当代文学里最有意味的年代。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样式，较多地采用象征、寓言、隐语、故事等方式曲折地表达思想感情，由于它们的表现形式被牢牢地局限在文学范畴里，与人们的实际期待尚有一定距离。而散文在人们需要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思想特殊年代里，它会自然而然地走到前台，承担起表现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时期的使命。散文在文体上，自然是对现代散文的追恋与认同。正如评论家雷达先生所指出的那样：“90年代散文最大的突破，乃在于打破了桎梏自身的壁垒，形成了开放的格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异族入侵，都打破了旧的平衡，不得不开始革新局面，结果是推动了前进。拿这个道理比之散文的发展，也只能是不断打破旧秩序，思变革，求发展，形成新的平衡，然后再打破，再平衡，一波一波地前进。”[14](P74)20世纪90年代，众多的散文编辑家、批评家以及作者，他们根据自己对散文的认识加以理解和评判散文，而这些标准是混乱的、不统一的。有的批评家采用的话语方式是现代散文理论，有的批评家采用的话语方式是“十七年时期”所建立的批评理论。当然，统一的批评尺度的形成，批评的整合，必须要有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状态的超越，这需要时间和理性。可以这样说，90年代散文虽然出现了学者散文、文化散文、随笔、女性散文、新生代散文、老生代散文、大散文、生活散文等依据不同分类标准而确立的散文名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90年代散文仿佛“五四”新文化时期形成的现代散文一样，呈现一种开放的势态，它兼收并蓄，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就20世纪90年代散文的认读来看，散文文体的变化重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它突破了当代散文创作中“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模式，形态灵活多样，从容不迫；二是篇幅增长，这与散文传统的“短小精悍”体式有明显的区别。如李存葆的《鲸殇》、《祖槐》、《飘逝的绝唱》，卞毓方的《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等散文，均是洋洋几万言。这种文体的开放与宽容，促使散文更容易走出文学的范畴，表现丰富多变的社会生活，呈现一种自由与宽松的状态。
总之，正如刘勰所言：“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15](P280)随着“电子传媒文化”时代到来，电脑网络的普及，文学不再神圣，写作会进一步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而散文由于先天与人亲近的品格，更适宜于表现人们的生存情感和思考，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21世纪将是一个散文的世纪，对此我们可以大胆预言，并且拭目以待。
收稿日期：2001-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