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学批评的现实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维度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恐怕只要稍微敏感一些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下的文学批评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它最初的激情，越来越无法提出让人兴奋的话题。尽管当前批评家出版、发表论文的数量远远高于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但就其在整个思想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及所发挥的作用而言，却已经大大地下降了。如果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参与了那个时代思想的构成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塑造的话，那么今天的文学批评已经越来越远离了时代思想的中心，日益苍白，甚至演化成了一些无聊的自娱自乐的游戏。这种远离，显然不是用学科的自律性诉求这样的说法可以简单解释的，说它是当下社会的价值失范所致似乎也缺乏说服力。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到底是哪些复杂的因素联手制造了今天文学批评的窘境？
要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还要从80年代的文学批评状况入手。可以说，今天的文学批评的困境，早在80年代就已经埋下了隐患。众所周知，80年代的文学批评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范式转换。这次转换，发轫的契机是对于50至70年代批评范式的反省。这一反省主要集中于两个焦点：一是50至70年代批评范式的僵化；二是批评理论、方法的单调。50至70年代的文学批评，在总体上一直处在某种一元性观念的控制之下，经常是几根干巴巴的政治教条，将各种文学作品扭扯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批评家混迹于社会、历史、政治学者之中，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与“斗争论”、“工具论”等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论观念大张旗鼓地勃兴相伴随，文学批评的本体自足性已经日益消解。
一个观念的转型是需要有其意识形态的前提的，一个事物确立自身的力量，通常来源于它的对立面。应该说，正是由于50至70年代那些僵化的批评范式的存在，才使得新的批评范式确立它的合法性成为可能。针对当时的社会语境，80年代的批评家建构起来了一整套新的知识谱系，“启蒙”、“现代化”、“民族国家”、“主体性”等全新的关键词，成了解读一切文本的万能钥匙。这套新的批评范式的强烈革命性意义在于，它构筑了“专制”与人、人性的二元对立关系，它所营造的新意识形态背后，蕴涵着一种对人的多样性、可能性及丰富情感的诉求，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重写文学史”等口号的掩护下，批评家的个性与困惑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从而获得了一种“内心”意义上的书写自由。而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这种批评范式，批评家们成功地整合了一系列有关现代性的“经验”，一些重要的思想概念，比如自我、个人、人性、性、无意识、自由、爱等等，都经由新的批评范式，被组织进当时的文学史写作与教学中。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概念正是当时流行于思想界的“人道主义”话语的派生物，它们在叙述文学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境遇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现代价值的选择可能。应该承认，在80年代，经由新的批评范式而进行的文学批评探索，比如对“真实性”的重新界定、对“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对“人文精神”的重新张扬等等，都极大程度地动摇了“正统”的批评范式的地位，并且为以后的批评实践打开了一个相当开阔的空间。
任何范式都不是非历史的存在，它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方能得以生成意义。一旦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出现，这个范式如果不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外延和内涵，就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压抑与束缚机制①。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内在的深刻变革，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权力轴心转向经济轴心。尽管传统的权威观念依旧强大，但消费需求所表现出的平民意识也不容漠视。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层出不穷，80年代的文学批评范式赖以存在的某些具体的历史语境（如庸俗社会学、政治功利性），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遗憾的是，在社会剧烈变迁的时候，在中国社会与人的精神状况出现诸多非常复杂和尖锐的问题的时候，在社会各个阶层都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的时候，很多批评家并没有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去，而是依然继续自囿于80年代所建构起来的那套知识，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与社会生活进行良性的互动，更不必说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当代人精神走向的塑造上了。他们已经无心或者无力对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尖锐性和深刻性方面，提供任何具有意义的想象。他们回避真实生活、主动退回到书斋的做法，不仅使他们丧失了持续解决难题的能力，也使他们退出了社会价值生产的中心领域。80年代的那套曾经进步的观念，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新的保守和教条。
这种新的保守和教条，在90年代的文学批评实践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对学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刻意强调。80年代伊始，就有批评家曾大力呼吁：以80年代确立的那套概念为基础，建立以“文学本身”为本位的学科规范。有人甚至还正式提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经典化问题，建议将当代文学批评变成某种断代文学研究，划定自己的“边界”，在学科类型上向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看齐。可以说，在整个90年代，学科的自律性诉求逐渐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主流声音，专业化和知识化也成为相当一部分批评家获得自我认同的依据。由于这种学科的自律性诉求符合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要求的学科化的知识建构模式，所以很快就获得了它的合法性。批评界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默认的共识：只有在自己的“边界”以内进行的批评工作，才是正当的；如果超出了自己的“边界”、脱离了自己的“专业”，所获得的成果则不具有合法性。学科的“边界”圈定以后，批评家又纷纷开始在其中认领自己的“领地”，有的人按照体裁来认领，比如“小说批评”、“诗歌批评”、“散文批评”、“影视批评”；有的人按照年代来认领，比如“十七年文学批评”、“新时期文学批评”、“新世纪文学批评”。此外，还有人按照作家、地域、流派来认领，不一而足。这种在大边界中再划定小边界的做法，虽然在推动当代文学批评的学科规范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它同时也将批评家的“专业视野”进一步内在化，从而使批评家失去了自己全面把握社会整体的能力，失去了对社会发言的知识前提。最终造成的局面是：十几年下来，批评界虽然出现了一大批形式上很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著作”，但思想的锋芒和艺术的敏锐却大大地下降了。曾经站在思想前沿的文学批评，在内部产生了自己的“惰性”，甚至演变成为影响时代思想推进的一种反面的力量。
那么在90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产生了怎样的外在条件，使诸多80年代的观念不但存活下来，反而变得更有凝聚力了呢？这还是要从整个90年代的文化语境说起。90年代的文学批评家面对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文化语境，即商业主义、消费主义以及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语境。这时，很多批评家的动力已经不是来源于文学与政治上的紧张，而是来源于文学与商业、欲望、金钱的紧张。其实，这种紧张并不完全是坏事，如果调试得当，这种紧张甚至是可以促成新的范式转型的。但同样遗憾的是，很多批评家并没有选择迎难而上、进入紧张的内部，而是对这种紧张采取了简单的回避态度。在这种回避中，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护身符、一个依托、一个孤岛，以使这种回避获得一种合法性，获得一种道德与精神的支持。这个护身符和依托，最终就选中了80年代的那些流行观念。也就是说，80年代的那些观念在这时已经成为部分批评家回避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的阵地，他们通过对商业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疏离姿态，来维持个人的精英话语地位。正是这种疏离姿态，最终导致他们的批评跳出了真实的社会结构，失去了针对性，躲进了体制营造的象牙塔之中。
当下的文学批评将如何冲破观念的藩篱？一种新的批评范式是否是可能的？这或许是摆在每一位批评家面前的巨大难题。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打破当代文学批评的学科界线及其“本位”意识，放大当代文学批评，重新确立文学批评与当代生活的关系。这种放大首先是时间上的放大，20世纪是一个整体，当代文学批评不应只局限于“当下”，应该与现代文学保持一种自觉的衔接意识。其次是批评对象的放大，当代文学批评不应只局限于文学文本，同时也应该关注与文学文本有关的各种文化文本和社会文本。之所以如此放大，既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依然处于“现代”、依然处于那些蕴育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历史条件之中，更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出现就致力于对当代社会生活进行有力的回应。当然，时间及文本的延伸不是简单地为了获取所谓的学术增长点，而是通过对当代生活的介入，建立我们的问题意识，重新塑造批评主体，在80年代创造的经验基础上，找到文学批评与变动的现实生活之间的连接方式，在使当代生活成为向文学批评输送充沛活力的源泉的同时，也使文学批评成为对当代社会和思想富于洞察力的回应。
其次，要重建文学批评与中国经验的联系。如果80、90年代的文学批评，过多地注重对“人性”、“美”等问题的抽象谈论，那么，今天的文学批评则成了后殖民、现代性、后现代性、技术理性、性别、权力话语等西方流行话语的注脚，中国的文化身份及本土经验一直处于被悬置的状态。忽略在中国本土上生长出来的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所形成的中国经验，是导致当下文学批评形成发展惰性及伪命题在学界四处横行的根本原因。今天的文学批评应该把中国的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等各种本土文学实践，纳入到对现代性的总体反思之中，摒弃对西方流行理论和学术运作模式的机械模仿，从中国当代文学内部寻找标准和方法，建立中国文学批评自己的范式。通过自己的批评范式来重新定义“文学”的现代性，重新评价20世纪中国文学，进而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各种现代化想象与实践。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观念一统天下的时代，全面清理中国的经验变得尤其重要。清理中国经验，既可以为目前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方案提供质疑的资源，也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思路。
再次，应该开放我们的批评视野，丰富我们的批评手段。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到今天，如果还是如它初创时一样，围绕着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等组织材料是不应该的。事物只有在联系中才能呈现自身，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和其他学科的联系，文学批评这个学科是无法存在的。只有拓宽我们的批评视野，广泛吸取其他各学科的优长，才能提出新的问题，打开新的缺口，进入文本所可能呈现的不同世界。比如，如果我们征用文化政治学的资源，我们就会注意对形式的意识形态、对书写的政治进行认真的分析；而这些分析既是深入考察文本的需要，也是重新建立文学批评与社会生活互动关系的重要途径。此外，批评手段的机械单一，也是制约当下文学批评活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丰富我们的批评手段，运用新的批评方法，有助于我们进入问题的不同层面，从而形成对文本更为复杂的把握，而这种把握复杂性的能力，正是变动中的社会对每一个批评家的客观要求。比如，文化研究的方法就可以给文学批评带来很多启发。文化研究把文化看作是一个意义的生产与协商的动态过程，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既不是制度、机构，也不是文本、行为，而是这一切之间的复杂互动。基于对文化的这种复杂理解，文化研究在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了很多可贵的方法，如民族志的方法、日常生活分析的方法、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的实践性、跨学科性、灵活性、深入性等特点，都有助于给目前呈现出疲态的文学批评带来新的活力。
总之，现在已到了在更广泛的领域彻底抛弃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时候了，这种二元对立，包括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实，诸如此类。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使用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资源，并把它纳入到自己的批评视野中去，真正建立起批评与历史、批评与现实的有效关系，从而确立一种整体性的批评观念。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并非是简单的综合，而是必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里尔克所强调的“创造性的工作”。任何一个传统都是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得以延续并丰富起来，并维持它的活力的。我们只有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把握住生活经验的整体，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才能克服当下文学批评与历史、批评与现实关系的严重对立，重新唤醒我们的激情，并最终解放我们的想象力。
注释：
① 关于范式的历史性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蔡翔：《何谓文学本身》，《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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