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国际“全球治理”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论论文,社会党论文,全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6)04-0083-05
“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政治管理模式。在全球治理概念的种种界定中，以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最受注目[1]。该委员会在1995年《天涯成比邻》的报告中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2]。“全球治理”是“治理”在国际层面的延伸，是西方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针对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而提出的新型国际政治行为模式。在众多“全球治理”理论中，社会党国际提出的“全球治理”理论影响最大，其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和安排，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一、“全球治理”理论提出的背景
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是“全球治理”理论兴起的根本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资本流动性增强，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明显提高，跨国联系进一步密切。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南北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分化现象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危机频发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难题，单个国家或机构的管理能力显得越来越薄弱。打破传统的部门、行业、国家乃至区域界限，建立一个共同承担责任的新体系来解决出现的全球性问题，成为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全球化一方面增强了跨国公司的力量，增强了对交换市场和国际组织的操纵能力，但同时也会削弱政府力量、选民利益和民主化进程，因而，必须采取重大措施，政治民主必须压倒经济垄断和金融寡头。”[3]
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主体基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问题的出现，不仅提出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而且为实行全球治理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从组织机制上看，除了社会党国际本身这一拥有160多个成员党、力量遍及五大洲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联盟之外，还有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已经存在的国际机构。再者，伴随全球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非政府组织和团体也不断涌现，这些团体和组织把政府之外的许多社团的利益和力量汇聚起来，参与越来越多的全球事务，承担越来越重要的公共管理职能，并发挥越来越大的国际作用。
“全球治理”是西方寻求新型政治管理模式及国际社会合作模式的探索和尝试。面对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壮大，传统的政治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全球化时代发展的要求。对此，一些西方国家试图突出政治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强调发挥各种社会机构、志愿者组织的作用，寻找新型的政治管理模式，进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20世纪90年代，一些欧洲国家采用“治理”模式取得一定效果，其适用范围逐渐超越了国家的界限，成为国际间合作的新模式。
“全球治理”也是西方国家应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挑战的新型国际秩序观和战略观。冷战后，美一超独霸的单边态势，造成美欧关系紧张、部分地区冲突不断，严重损害了全球化的进程。对此，欧洲国家的中左翼力量提出蕴涵多边主义色彩的“全球治理”理论。这既是对全球化无序状态的回应，同时也是对美国推行单边主义的反驳。
二、社会党国际“全球治理”的政策主张
社会党国际认为：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全球进步，即加强全球化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社会党国际当前的任务就是给全球化制定一个社会标准，使全球化为人类服务；应当用一种平稳的方式对全球化进行调控，为了实现新的平衡，必须提高各级地方政权、民族国家、地区组织和国际机构的管理水平，即通过全球治理，实现全球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在众多全球治理理念中，社会党国际提出的“全球治理”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其具体政策主张如下：
（一）强调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党国际提出：“治理全球化要求更完善的政治行为，也需要国家、区域和国际社会的高度民主参与，一个没有约束和规则的世界将会导致不平等和分裂，我们强烈反对这一导致在任何地方产生不信任、不确定性、不平等和冲突的思想。”[4](P62)显然，社会党国际主张的全球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它包括民族国家、区域、次区域、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市民社会等。
（二）主张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治理体系。社会党国际主张建立一个全球治理体系为市民提供主权保证，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已经不再能够提供这种保证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多边治理将得到国家主权的补充，这种补充是通过超国家机构和可行的任何地方政府进行管理的方式实现的。如果这一全球治理体系能够处理好目前问题，它应该至少包括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必须强化国际法框架下的冲突处理和解决机制；一是必须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关键的是改革安理会的构成和机制，应该使其更有地区代表性，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除了改革安理会，还必须成立一个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三）主张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建立更加民主、透明和有效的全球治理规则。社会党国际强调，要构建以平等、高效和民主为基础的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必须改革现行的国际体制。现存的国际机构是在50年前建立的，同目前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任务和形势已经不相适应。为了更好地发挥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作用，社会党国际积极主张对其进行改革。1.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加强其民事冲突和危机管理能力，把安理会改称为人类安全理事会，吸纳地区组织为常任理事国，重新审议否决权，以提高其代表性和决策效率。2.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金融体制，成立新的世界金融权威机构，制定更有效的金融管理规则和危机处理机制，加强对全球流动资本的监督和管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机制，重新分配表决权，改变少数富国统治和对重大决策拥有否决权的现状。3.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则，加强该组织的机构建设与决策能力，提高工作效率；成立世贸组织议会大会，保证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决策并从中受益；世贸组织不应受理非贸易问题，贸易活动不应损害工人权益。4.主张世界各大国和地区政治实体共同参与解决全球事务，建立多层次、多边和多极的全球治理模式[5]。
（四）主张发展国际政党联盟。为了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社会党国际指出有必要建立大的政党联盟。国际政党联盟把自己看作是全球层面上的民主替代——正如它们的成员党在国家层面上提供民主替代一样。在国家和全球水平之间应该建立和加强区域性联系，这样，在国家层面上，政党集团之间的合作就可以得到加强，在全球层面上，可以实现分散化。
（五）主张建立一种共同负责的全球经济新秩序。鉴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削弱了民选政府抵制投机贸易、税收入侵和资本流动的能力，为了建立更好的国际协调机制，社会党国际主张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国际和平与安全和经济、财政问题密切相关，这要求我们必须以进取的姿态来处理经济和财政问题。因此，保证在国际金融领域内的有效透明度和为所有的金融体系建立审慎的规则，就变得极为重要了，自然也包括在投机资本和海外资产领域。取消财政规避，限制短期流动投机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所带来的不稳定影响，通过更加有序的方式开放资本市场，包括起积极作用的贷款方在解决危机中的机制。反对有组织的国际犯罪、国际毒品走私和洗黑钱，主张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建立一个经济安全委员会。”[4](P63)
（六）主张采用有效而慷慨的措施，缩小南北差距，促进可持续发展，建立新安全体系，建立全球法律秩序，推动国际民主发展。1.主张强化南北合作，增加发达国家对外援助比例，减免最贫困国家债务，放宽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条件等。2.主张建立新的安全观，以新的观念、政策和手段对付安全威胁。将反恐与反贫困结合，强化人道主义干涉，重启中东和平进程，打击全球犯罪。3.主张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建立新的平衡，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立人类发展委员会、世界环境组织。4.主张建立全球法律秩序，制定《全球基本权利宪章》，采用自愿协议等方式规范跨国公司行为。5.主张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使之与国际组织的民主化结合起来，在政策和决策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
（七）强化欧洲社会模式，鼓励地区一体化和区域内合作，主张建立多边、多层次、多极的全球治理体系。倡导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之间展开区域治理，认为区域组织为较小国家参与全球政治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通过加深经贸合作、政治对话和文化交流，加强地区性组织间的合作，加强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深化地区联合体的安全合作，建立“安全共同体”，建立多极世界。
总之，社会党国际“全球治理”理论提出了一种全球范围的政治改革方案。其实质是凯恩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应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民族国家的领域向全球范围的扩展和延伸，即由一国凯恩斯主义走向全球凯恩斯主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党国际的“全球治理”主张是国家层面的“治理”在国际层面的延伸。
三、“全球治理”模式比较：社会党国际与美国
“全球治理”作为对国际规则、秩序和制度的新探索，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目前，国际上对“全球治理”的论述和观点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两种典型观点：即美国和社会党国际的观点，前者认为“全球治理”就是超越国界，没有主权的限制与阻隔，在国际上做政府在国内做的事，简言之，就是“世界政府”；后者认为“全球治理”是全球范围的、多层次的、民主参与的治理，既是各国参加国际谈判的产物，也是由个人、团体、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错综交织形成的混合体。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强调“美国治下的和平”，认为“多极世界是一种竞争理论”，通过不断交换战略手段阻遏多极化趋势，从立足于联合国转移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国际能源机构等，通过对国际组织规则的制定和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理念，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同时，美国在外交中交替使用“单边主义”、“多边主义”，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法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破坏了现有的国际秩序和多边合作氛围。美国主张的“全球治理”模式实质上就是美国领导世界的单极霸权模式。
社会党国际反对当前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了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全球治理”理论。社会党国际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我们的全球之家》的行动纲领，指出联合国必须扮演主要角色，但不能包办一切，“全球治理”不是要建立世界政府或者世界联邦。1996年，社会党国际二十大指出“面对全球化挑战，存在两种不同的全球治理模式：一种是负责的模式。考虑不同地区的现实、不同社会的凝聚力，努力为全球经济、社会福利和保护环境做出贡献。这是社会党国际主张的模式。另一种是极端自由主义模式。不考虑社会和环境后果，结果就是贫困的全球化，不但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而且包括发达国家的社会权利降低到最底标准。“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国家应朝着既不牺牲市场效率，又能维护人民利益的方向调整政策。”[3]
2003年5月，欧洲社会党发表了《欧洲与新的世界秩序》的政策报告，从欧洲所面临的挑战出发，以实现有效治理为主线，提出了多层次、多边、多极治理的基本构想，其“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可持续发展”主张得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一些欧洲国家的首脑在政策实践层面也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加强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及有影响的区域组织的合作。2003年10月，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通过了《全球社会的治理》，提出建立“全球进步力量联盟”构想，呼吁有关各方共同商讨建立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总之，社会党国际主张的“全球治理”模式较多地考虑了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意愿，虽然仍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但不失为一种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模式。
四、简单评价
（一）社会党国际“全球治理”思想是其基本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从社会党国际“全球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来看，贯穿始终的依然是社会党国际一向所坚持的基本价值原则即自由、公正、团结和平等，社会党国际“全球治理”思想实际上是这些基本价值观在全球化时代的基本应用。尽管社会党国际的基本价值观受到了全球化的冲击，面临着丧失其身份特征的危险，但是在社会党国际制定的所有纲领和决议中，都特别强调要坚持这些基本价值观。“首先重要的是政治要对全球化的挑战负责，同时也要对复兴独立自主负责，它是通过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中市民所表达的公共利益。我们的任务是鼓励迎接我们时代挑战的责任和行动，保证更多的自由、平等和团结。”[4](P62)所不同的是，这些基本价值观应用的范围从过去的单一民族国家变成全世界，应用的具体内容也主要从民族国家内部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转为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应用的框架也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了。在全球化条件下，体现在“全球治理”思想中的基本价值观有了新的内涵，多元化、团结、正义、和平、民主、人权、民族国家和国际主义在全球治理中有了新的作用[6]。
（二）社会党国际“全球治理”理论的提出对促进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1.“全球治理”理论注意到全球问题对传统政治模式的冲击，为西方国家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了一种新思路。2.“全球治理”理论提出，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公民社会同样是权力的合法来源，三类角色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平等关系，这对于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具有积极意义。3.“全球治理”理论强调国际关系的公平和公正，有利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强调在美国领导下的“全球治理”，在对外政策上呈现出单边主义的态势。而欧洲“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主体的多元化及合作、协商的运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制约。
（三）社会党国际“全球治理”理论中潜在的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使其有可能成为西方大国实现自己利益意图的新途径和工具。1.“全球治理”理论本身可能被扭曲用来为强权政治辩护。“全球治理”理论建立在削弱政府的作用和国家的主权的前提上，强调“治理”的跨国性和全球性，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因而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理论只不过是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变种，其终极目标就是要建立西方模式的世界秩序。2.“全球治理”所强调的对建立共同价值观念的要求是对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的剥夺。实现“全球治理”的前提是必须在国际社会中达到观念的趋同。欧洲一些国家则以“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念来推行其各自的“全球治理”，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造成了损害。3.“全球治理”主体中的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左右，所以“全球治理”的规则和机制大多由西方国家制定和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发达国家的意图和价值。
总体来说，全球化的持续进展构成了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和传统统治方式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民族国家无法独立应对的全球性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以确立公正、合理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为目标的全球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当务之急；社会党国际的“全球治理”理论也因此应被视为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然而，作为一个极具开放性的功能主义理论，“全球治理”也极易沦为西方大国灌输意识形态价值的方便工具。这是因为，“治理理论，尤其是全球治理理论，建立在政府的作用和国家主权无足轻重、民族国家疆界模糊不清这一前提之上，强调治理的跨国性和全球性。这里的危险就在于，削弱国家主权和主权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所谓的‘理论依据’。”所以，“对于治理理论，特别是全球治理理论的这一危险倾向，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警惕。”[7]在我们对“全球治理”寄予厚望的同时，对于这一概念所隐伏的危险，也不能掉以轻心。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治理”的现状还不理想，面临着众多现实因素的制约，目前尚停留在理论构想阶段。究其原因；一是美国单边主义国际战略是“全球治理”发展实践的最大障碍。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拥有超强的综合实力，是最有能力推进“全球治理”的国家，但其单边主义政策是与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理念背道而驰的，反而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二是各民族国家处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严重制约着“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弱小国家在国际资源分配、价值表达、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等方面比发达国家受到更多的局限，发达国家则有能力利用“全球治理”的机会，使其权力嵌入到目前正在运作的制度以及世界秩序之中。三是目前已有的大部分国际治理规制既不完善，又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在集体安全、维护和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上不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四是各主权国家、全球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上存在的巨大分歧，对“全球治理”的发展造成了内在制约。同时，“全球治理”的三类主体都没有足够的普遍性权威来调节和约束各种国际性行为。五是“全球治理”机制自身还存在很多技术性缺陷，最大的问题是代表性不足以及权力、影响、机会与资源的极度不平等。
尽管如此，我们对社会党国际所描绘的“全球治理”前景不应该抱过分悲观的态度。对于新的全球纲领来说，目前已经存在着一些积极因素：200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新千年发展目标；2002年上半年通过的蒙特雷协议，宣布致力于革新财政手段以促进发展；2002年约翰内斯堡峰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纲领；2001年发起的国际贸易发展多哈回合的谈判，把关注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身上[8]。当然，这些积极因素必须得到充分的支持，否则，实现这些目标的努力就会陷入困境。不可否认，社会党国际“全球治理”主张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然而，正如社会党国际主席古特雷斯在社会党国际二十一大的发言中所指出的：“我们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失去梦想。我们不放弃乌托邦，因为理想和现实的对立既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困境，也是它具有魅力和推动力的集中体现。”[4](P8)
收稿日期：2006-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