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的辉光：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辉光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批评论文,时代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殖民主义’确切始于什么时候？”埃拉·舒哈特(EllaShohat)在她最近关于这一主题的一篇论文中这样问道。[1]我在这里要有意误读这一问题，因为我在下面要给出一个并非完全戏谑的答案：始于第三世纪知识分子到达第一世界学术界之时。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的目标有两方面：一是在国际关系的当代转型语境中来回顾后殖民这个术语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知识和文化位置；二是考察对于统治和霸权等问题的重新认识以及这些转型对于普遍的文学批评实践的要求。在冠以“后”的这类相当于当代文化批评的路标的词语（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后现代一词）中，后殖民这一术语是引人注目的初来乍到者。不同于其他缀以“后”的词语，后殖民将早些时候常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地方作为其特殊的发源地。因此，它企图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源自欧美文化批评中心地点的知识关切(intellectural concern)和取向，以及通过向欧美介绍原先处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殖民主义的边缘而现在却要求在中心地带吸引听众的那些声音和主体性，来实现文化话语的真正全球性。这个目标，确确实实不亚于要取消中心和边缘的一切区别，取消其他据说是殖民（主义）思维方式遗留下来的所有“二元体”，从而揭示全球社会复杂的多相性和偶然性。虽然来自属于那个地区的国家——印度——的知识分子在它的形成和传播当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后殖民性的诉求似乎穿越了国家、地区乃至政治边界。至少从表面看来，这已经实现了其达到全球化的主张。
我对舒哈特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完全是戏谑性的，这是因为，后殖民这一术语在最近几年里深受大众青睐，与其说与它作为一个概念的严谨缜密或者与它为文学批评拓展了新的前景有关，倒不如说与那些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学术界知识分子作为文化批评领域先导者不断上升的知名度有关。我想说明的是，被后殖民批评奉为其根本的大部分主题都在后殖民出现之先，或者至少在后殖民广为传播之前就已存在。（在这个名称出现之前）是否有一种殖民意识在推动这些主题的产生中起了作用将是我下面要涉及的问题。然而，就文学领域而言，只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后殖民这个标签才越来越多地被贴到这些主题上去，并且，更进一步地被用以描述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学术界知识分子。从这时候开始，这些所谓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在学术界似乎得到了以前从未得到过的敬仰。[2]对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关切和取向的描述，到了80年代末，变成了对全球状况的叙述，也就是说，这种描述在文化批评和学术研究项目中取得了作为新正统观念的地位。舒哈特的上述问题指的就是这种全球状况；然而，由于后殖民这个概念本身的模棱两可，就她的问题我先谈后殖民知识分子的出现，从而将本末倒置一下，也是情有可原的。这样考虑的另一意图是强调这个术语的第一世界根源（及状况）。
但是，我的答案确带戏谑性，这是因为，如果仅仅指明第三世界背景的知识分子对于后殖民作为一个批评方向在第一世界的学术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就会回避了问题的实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以及他们的知识关切和取向被赋予了他们目前得到的敬仰。我认为，现在声称的后殖民批评的主题，无论是在对过去的拒绝还是对现在的肯定方面，都与能在新的世界形势下找到渊源的关切和取向相呼应，而这些关切和取向在过去十年里已成为全球意识的一部分。我这儿指的是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的转型，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形成的世界形势。全球资本主义还有各种不同的描述方式，如灵活生产、晚期资本主义等等，这些术语扰乱了以往关于全球关系的概念，尤其是那些在过去用二元词组表达的关系，诸如殖民者／被殖民者，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还有“西方和东方”等，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民族国家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全球政治组织的基本单位。后殖民批评家和他们所代表的批评方向（取向）依靠对新的世界形势下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下定义的需求而取得敬仰，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对他们的能力表示怀疑。然而，后殖民批评家绝大多数（见"PCC"）对后殖民的观念与它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背景之间的关系上避而不谈；的确，他们断然否认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根本性(foundational)作用，从而抑制了考虑这样一种关系可能存在的必要性。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后殖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产生怀疑。[3]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的首要目标就是考虑上述这种关系。我主张，首先，后殖民性这一概念在文化批评中取得优势地位与80年代新兴的全球资本主义意识相对应；其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内部变化导致全球关系的转型，从而带来一种概念化需要，而后殖民批评中的批评主题发出的呼声与这种需要相互呼应，两者密切相关。我认为，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一个着意于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概念，正如舒哈特所言，表现为与“圣化霸权”的阴谋同流合污。如果说后殖民作为一个概念并没有必然成为对早些时候有关全球关系这一思想体系进行批评的源泉，但是它却有助于将原先散漫地见于不同概念中的思想集中于一个术语。然而，后殖民批评同时对其可能的作为殖民主义之后新的世界形势下产生的意识形态结果的地位避而不谈。在下文中，我将指出，必须区分被用来描述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知识分子的后殖民与被用来描述世界形势的后殖民之间的差别。在后一种用法中，后殖民这个术语从政治和方法论上将这样一种形势神秘化，这种形势表现了对早期统治方式的重新构造，而非消除。后殖民与霸权同流合污表现在后殖民主义将注意力偏离了当今社会、政治和文化统治问题，同时还表现在它迷惑了自身与它得以产生的条件之间的关系，这个条件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它虽然表面上显得支离破碎，但却是全球关系的结构原则。
后殖民知识分子与后殖民批评
后殖民这一术语在其不同用法中表达了互不相同的多种意义，出于分析目的，必须加以区分。其中有三种用法在我看来似乎特别突出（而且重要）。1.用于描述过去的殖民地社会的状况，此时它有具体所指对象，如后殖民地社会、后殖民地知识分子等；2.用于描述殖民时期过后的全球状况，此时，它似乎更抽象，所指对象也并非十分具体，其模糊性堪与更早时候的“第三世界”相比，而它也正意在替代后者；3.用于描述关于上述状况的话语，这些话语可由这些状况所导致产生的认识和心理取向来指示。
即使在最具体的用法中，“后殖民”的重要性也不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其每个含义最终取决于它的其他用法。后殖民知识分子显然就是后殖民话语的创造者，但是后殖民知识分子又确切指哪些人呢？在这里，比较一下“后殖民”和它的前身“第三世界”这个术语或许能说明问题。后殖民批评家坚持认为，“第三世界”意义模糊，因为它用一个统一的类别涵盖多种多样、差别巨大的历史状况，并且从结构上（若不是从地理位置上）把随着全球关系不断变化而变化的社会及人口拴在固定的位置上。虽然他们对此持有异议是有据可依的，但是，社会位置的固定，无论是否误导，总是可能使人把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和具体的发源地认同起来。“后殖民”则不允许这种关系认同。在上文中，我指出，甚至在被标以这个名称之前，后殖民意识可能就已存在。我说的后殖民意识是指后殖民知识分子称其为他们进行努力研究标志的那种意识。或许它的确存在，虽然由于被归于第三世界的类别中而不为人所察觉。现在，既然后殖民性已经从第三世界的固定位置上挣脱开来，后殖民的本体存在就不再是结构性的而是话语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后殖民代表了一种尝试，即把位置不明确的一批知识分子重组在后殖民话语的旗帜下，知识分子本身或许是创造了那些构成后殖民话语的主题，然而却是对这些话语的参与才使他们成其为后殖民知识分子。因此，明确描述话语从而识别后殖民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
加恩·普拉卡什(Gyan Prakash)提出一个简洁的问题：第三世界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4]我认为，这个问题为后殖民话语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像其他后殖民批评家，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一样，普拉卡什从一种历史写作的模式中找到答案，这种模式见于“贱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者们有关印度历史的作品中（见"PH",P.399），同时，模式还提供了后殖民话语中的主要主题，尽管未能穷尽其所有主题。[5]
普拉卡什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确切地阐明了这些主题。就我所知，这篇论文是迄今为止对后殖民主义作了最简洁深刻的阐述的论文。普拉卡什写的论文引言值得在此长篇引述：
后殖民批评最近出现产生许多显著影响，其中之一就是迫使对殖民主义和西方霸权所著述和认可的知识形式和社会特性进行重新思考和重新塑造。正由于此，它在知识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并不是说殖民主义及其传统直至最近都未受到质疑：我们马上会想起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它们是对殖民主义的强有力的挑战。然而两者用的都是主叙述，即将欧洲置于叙述的中心。因此，当民族主义，与东方主义思想相反，将动力和历史归因于受奴役国家的同时，也自以为拥有了殖民主义所始创的理性和发展的秩序；而当马克思主义者将殖民主义的罪恶昭示于众时，他们的批评总是限制于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产方式的叙述。与此相对，最近的后殖民批评则试图取消由于西方发展道路的制定而导致产生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它占据的作为历史的他者的地位。但是，他们这样做的同时，也强烈意识到后殖民性并非远离历史而产生并成长。后殖民作为殖民主义留下的后果，或者作为被殖民主义蹂躏之后果而存在。在阐述统治话语的过程中形成的批评不是在西方统治的历史的内部或外部占据一席之地，而是与之处于相切的关系。这就是霍米·巴巴(HomiBhabha)称之为实践和谈判之中间(inbetween)的、混合(hybrid)的位置，佳亚特里·查可拉沃蒂·斯皮瓦克称之为词形误变：“颠倒、转移和抓住价值编码的机制”。[6]
为详尽阐述这些主题，后殖民批评家抛弃所有主叙述；既然当今最强大的主叙述是后启蒙时代欧洲的对历史的建构，因而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因此，后殖民批评把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作为其中心任务。在这些主叙述中，首当其冲要抛弃的是现代主义的叙述，无论是其资产阶段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现代主义，或“发展主义”，代表了“作为经济发展”的“殖民地现代性”的革新和重新部署（见"PH",p.393）。而马克思主义虽然拒绝了资产阶级现代化，但是，它却通过将理论探究架构于一种关于生产方式的叙述之内而保持了后者的目的论假设——在这种叙述中，后殖民历史表现为走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或者是夭折的过渡阶段）("PH",p.395)。[7]我应当指出的是，抛弃关于生产方式的叙述并不意味着抛弃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评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启发和激励("PC",pp.390—391)。[8]无需赘言，把殖民地作为欧洲的他者的东方主义的建构观念，即（殖民地）是没有历史的存在的观念，应该被抛弃。但是，民族主义，以及它的表现步骤——在挑战东方主义的同时，它们由于肯定历史的民族本质而保存了东方主义的实在论——也应该被抛弃。如果有必要抛弃主叙述，那么同时也有必要抵制所有空间上的同质化和时间上的目的论。这就要求抛弃基本的历史写作(foundational historic writing)。根据普拉卡什，所谓基本的含义是指，认为“历史最终建立并被表现于一些本体——个人，阶级，或结构——中，这些本体不能被进一步分解为异质成分”("PH",p.397)。从抛弃基本的历史叙述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就是：拒绝作为基本范畴的资本主义，理由就是：“我们不能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定位印度历史，同时又抵抗资本主义对当代世界的同质化。”("PC",p.13)（显然，基于这种论点的逻辑，这里的印度可以被替换成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后基本历史(post-foundational history)，在抛弃本质和结构而又肯定异质性的同时，也拒绝给第三世界的主题定位，其结果是，抛弃了作为一个类别的第三世界：
拒绝那些思考模式——它们把第三世界勾勒为不可消除的本质，如宗教狂热，不发达，贫穷，国家性，（和）非西方性等等——搅乱了平静地栖息于我们思想中的本质主义的范畴，如东方和西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这种混乱使人们有可能把第三世界作为各色各样可活动的位置来对待，这些位置在历史上已经被逐一描述过。以这种方式来看，那么东方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历史叙述是作为一种构建它们的知识目标，也即第三世界的话语企图而为世人所见。其结果是，第三世界非但没有显示为一个固定和基本的物体，反而表现为一系列历史位置，包括那些阐述本质主义的位置("PH",p.38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资本主义和结构被作为基本类别而抛弃时，（后殖民）并未提到作为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资本主义对世界的架构，无论包含在其中的历史叙述是如何的互不相同，异彩纷呈。最终，后基本历史探讨的“第三世界本体是关系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后基本历史（也即后殖民历史）把注意力从民族渊源转移到它的主体(subject)地位。其后果就是如下所述：
第三世界位置的形成表明的是相互接触而非相互隔绝。很难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见于这篇论文中的第三世界的声音，用的是为“西方”所熟悉的话语，其陈述对象也是这种话语，而不是产生自一些自主的本质。由此可证实的结论并不是说第三世界的历史叙述总是受到控制，而是指，小心谨慎地维护和守卫着的东方西方边界的从来就没有成功地阻止过穿越边界的流动，并且，自我—他者的对立也从未能够将所有的差别安排为二元对立。第三世界，非但没有被限制在指定的区域内，而是在被“第三世界化”的过程中深入到第一世界的神圣处所——唤起、激励和联系第一世界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们。它穿越边界，冲破障碍，从而与第一世界的少数派声音：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女权主义者、少数民族等等，结合在一起("PH",p.403)。这个声明代表了后殖民主义对于当代全球关系的态度（以及超越以前的关于世界的概念这一声称）。因此，注意力应该从民族渊源转移到主体地位；因此，关于地理位置的政治优先于以固定的类别为特征的政治（在这里，类别指的是民族，虽然很明显也暗示着其他类别，如第三世界和阶级等）。此外，尽管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位置不可相互替换，但它们都是流动的，这就意味着在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时，则有必要修正限定二元对立，如果不抛弃它们的话。因此地区间的相互作用在形成这些关系时优先于全球结构——其含义就是，从历史上它们的异质性着手，比从结构上的固定性入手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关系。这些结论与后殖民主题的中间性或“混合”性是一致的，而这个主题则不应包含在固定类别或二元对立中。既然后殖民批评聚焦于后殖民主题，甚至于排除了主题之外的对世界的解释，那么后殖民性所暗示的全球状况最多不过是后殖民主体性和认识论在现实世界上的一个投影——是对这个世界的话语建构，换言之，与后殖民主题的建构是一致的，就象它在早些时候被作为后殖民批评的目标的认识论所建构一样。
如果后殖民批评作为一种话语对识别后殖民知识分子有任何指导作用，那么“后殖民”的字面意义，虽不能说全然起误导作用，也是其最微不足道的方面。从我以上描绘出的主题来看，后殖民，一方面是含义广泛；作为知识关切，这些主题并没有垄断了后殖民批评，而且一个人也不一定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后“殖民”才可以表明与这些主题相同的观点，其最雄辩的证明就是，在它们被冠以这个各称之前，它们已经在文化论坛引人注目了。后殖民批评的关键前提，如抛弃后启蒙时代的元叙述，最初就是在后结构主义思潮以及它所渗透的各种后现代主义中出现的。[9]一些后殖民批评的理论家从纯粹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后“殖民”，把早先的移民殖民地——如美国和澳大利亚——都看作是后殖民的，而无视它们属于第一世界的地位以及它们本身就是当地土著居民的殖民者这一事实。[10]（虽然公平地说，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存在后一种情况。）同时，后殖民批评的主题在一些第三世界社会的文化话语中很突出，但这些国家，从严格意义上讲，从未沦为殖民地，或者对欧美的控制成功地进行过抵抗革命，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如中国。对于后殖民这个术语的使用也从未有过明确的时间上的限制，因为它所包含的主题就如殖民主义的历史一样悠久。再以中国为例，一些主题，如相对于欧美历史的概念的本土历史的地位问题，民族身份以及其被争夺的特征，全球现代化背景下的民族历史发展轨迹，甚至是由“中间”意识引起的主题性问题，这些问题与中国与欧美西方遭遇的历史一样久远。[11]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指出，如果历史意识的危机感，以及它对于民族和个人身份的含义，是后殖民性的一个基本主题，那么第一世界本身就是后殖民的。从欧美的自我形象由它们殖民世界的经验塑造而成这个程度上讲（既然建构他者的同时就是在建构自我），殖民主义的终结给殖民者自身和被殖民者同样带来一个身份的问题。我们会立刻想起纪念哥伦布环球历险五百周年所带来的危机。
另一方面，“后殖民”这个术语，从它的话语主题方面来理解，则把居住在后“殖民”社会或来自那儿的大部分人都排除在它的范围之外。对于现代化和民族主义为何对于第三世界许多人，尤其是在由于全民参与到全球经济中而被边缘化了的国家的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它也未能作出解释。普拉卡什似乎承认这一点，他指出“在第一世界之外，在印度，西方话语的力量通过民族—国家的准许和布置来运作——现代化和工具主义科学的意识形态深深地沉积在国家主体之中，甚而至于它们从来就不以帝国主义霸权的形式表现出来或单独地发生作用”("PC",p.10)。它还把许多少数民族排除在后“殖民”社会之外，这些少数民族对于它们自身的混杂性显然毫无意识，正进行相互残杀。它还将激进的后殖民主义者排除在外。印度的知识分子曾请斯皮瓦克解释“由你对自己的看法（一个后殖民的、力求使思想非殖民化的、移居在外的印度人），以及你对我们（为方便起见，可称为‘本土的’知识分子）进行建构的方法而引发的一些问题”。对此，斯皮瓦克的的回答是：“你们对于我如何建构你们的描述似乎不很准确。我认为，我把你们和这个移居在外的印度人一样，建构为后殖民知识分子！”提问者并未信服：“或许你和我们之间疏远而又密切的关系在于我们所写和所教的对我们都有政治上或其他实际的后果，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你，它们有着不同的后果，甚至缺乏后果。”他们还从另一方面表达了他们的疑问：“对于那些架着进步的翅膀回到印度（尽管只是暂时回来）的非定居印度人那种政治上受污染的、模棱两可的作用，你有些什么解释或理论，作出什么关联或非关联的叙述？”("PPC",pp.67—68)如普拉卡什所说，即便是“贱民研究”者们的著作，虽然曾给予后殖民性诸多主题以极大的灵感，它是否应被包含在后殖民之内仍不清楚。我不希望把未加证明的统一性强加于“贱民研究”的作者身上，然而他们那些比较激进的思想，主要是关于阶段的思想，似乎在他们代表着对后殖民批评进行阐释的过程中被冲淡了。[12]依我之见，把政治观点上差异巨大的知识分子，如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艾贾兹·埃哈迈德(Aijaz Ahmad)、霍米·巴巴、加恩·普拉卡什、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拉特·马尼(Lata Mani)等，都归类为后殖民批评家，是容易起误导作用的。从表面上讲，他们对后殖民性或后殖民的某些主题有着同样的观点。赛义德作为一个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的处境并未使他能如他的中间性所暗示的那样从容地穿越以色列的边界（这也给后殖民批评家提出一个关于边界的问题）。埃哈迈德虽然强烈地批判三个世界的概念，但却将他的评论建立在资本的作用之上，这与普拉卡什否认资本主义的基本地位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13]斯皮瓦克和马尼虽然认识到他们的中间性在不同的背景下强加于他们不同的作用，但坚定地将他们的理论建立在女权主义（对斯皮瓦克而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14]
最后，在研究非洲的后殖民性这一概念时，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指出了后“殖民”字面意义上的另一陷阱，时间上的陷阱。阿皮亚同样将后殖民理解为后现代主义，后第三世界，和后民族主义。他指出，殖民主义之后的第一代非洲作家是民族主义者，而第二代作家则拒绝了民族主义。[15]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由于他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后殖民非洲进行批评而引起了争论，论文即为他对争论的答复），阿基利·姆贝姆比(Achille Mbembe)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指出：无论殖民地化作为一个基本的事件在非洲历史上产生过什么样的作用，“年轻一代的非洲人对此没有直接的或切身的经验。”[16]换言之，后殖民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后“殖民”阶段，而只是适合于殖民主义之后的那一个阶段，在那个阶段里发生的最主要的事就是殖民化的影响开始被遗忘。
那么，这个在它自身假定的前提——殖民的，之外包含如此之多的内容，而又排除了自身前提如此之多的内容的术语会有些什么价值呢？它留给我们的正是我已经暗示过的，即：后殖民，与其说是对什么事物的描述，还不如说是一种话语，它试图以自称为后殖民知识分子（或已经这么认为的）的自我形象来建构这个世界。回到我最初关于来到第一世界学术界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说明，也就是说，后殖民话语与其说是寻找身份的痛苦的表现，还不如说是对于一种新发现的权力的表述。在我进一步说明这个主张之前，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是有关来自印度的知识分子在阐述后殖民话语中所起的作用；第二个是有关这种话语的语言问题。
斯皮瓦克在一篇文章中（一带而过地）评论道，“在印度，那些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思考问题的人们，由于把印度看成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而不是不结盟国家的中心，因此被彻底地嗤之以鼻。”不仅仅是印度知识分子（还有在印度的其他人）由于被归类为第三世界人而遭嗤之以鼻；这种现象在其他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如我的原籍，土耳其，还有我研究的国家，中国）都可以发现，说明了第三世界意识（如果有那么一种意识的话）的令人叹惜的状态。也无法说印度知识分子对此种分类的愤慨是否与出现在后殖民话语中的主题，尤其是把第三世界作为一个类别抛弃掉的主题有关。然而，正如我上文所提到的，来自印度的知识分子在把自己确认为后殖民知识分子，以及在后殖民批评的阐述中起了突出作用。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只是一种混乱被引入到话语之中。印度历史叙述上的具体问题和被描述为后殖民的全球状况的一般问题与代表少数印度知识分子的全球范围内的主观投射（根据我在上文提到过的印度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混淆在一起。出现在印度的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话语中的绝大多数概括性论断，在印度的历史叙述中会显得新奇，但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它们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贱民研究”的历史学家对印度历史上阶级的描述，他们关于这个民族是被争夺的类别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应该从当地的民族对它的抵抗而造成的毁坏性结果，以及它成功的同化作用出发来理解的声明，不管如何被广泛接受，它们并不代表影响深远的概念更新。这样说并不是贬低“贱民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著述。正如赛义德在“贱民研究著作选”的前言中所说，这些方法代表着在一些社会历史学家，如E·P·汤普森(Thompson)、爱里克·豪布斯包姆(Eric Hobsbawm)和其他许多人的影响下而盛行于70年代的历史叙述的潮流在印度史学中的应用。[17]所有这些都表明，印度的历史学家是所有领域内历史思想的转型的参与者，在这些转型中，第三世界的情愫只是诸多事件，包括后结构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思维方式以及进入女权主义历史时代等等事件中的一件。毫无疑问，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第三世界的情愫应该不断地发挥作用，以对抗第一世界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文化霸权主义倾向——他们不加思索地把源自第一世界的概念推广到全球范围，而无视这些概念得以从历史上和背景上成立的社会差别。但这也不是膨胀后殖民情愫的理由，尤其是这样一种本身受到民族和本土的经验无限束缚的情愫。然而，这种倾向（对此，‘贱民研究’的作者们本身对此不应负责）在一些人关于后殖民性的阐述中显而易见，如普拉卡什，他在前一句子中写的是印度的历史，在下一个句子中就把他所得出的结论推向全球范围。
上述看法并不意在单独挑出来自印度的后殖民知识分子来分析，这样做，不仅仅对于理解印度的知识分子，而且对于理解一般的知识分子，都会起误导作用。后殖民性的呼声并不局限于哪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并且，我上面提出的问题是具有一般性质的问题，它们源自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坚持异质性、差异性和历史性，另一方面又倾向于从地区性来推断全球性，同时否认全球性力量发生作用——这些全球性力量首先应以地区性为条件。我的看法说明的是，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着一种新的武断特征，是它得以使上述的过程成为可能。另一个例子可以从最近几年所谓的儒教复兴活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找到。这些作家显然不把自己描述为后殖民的，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新发现的华裔社会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力量，它从他们试图压制对中国在早些时候遭受欧美霸权（虽然不是殖民主义）蹂躏时的痛苦记忆的努力中表现出来。在他们的例子中，这种努力尝试的形式是针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阐明早先被认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相矛盾的儒教学说。儒教学说因此被演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原动力，并且颇得第一世界理论家们的赞同——这些理论家们为缓解资本主义危机正转向儒教伦理寻求良策。[18]儒教试图成为资本主义霸权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虽然从这一点上讲，它不同于后殖民性，但它与后殖民性一样，都具有那些来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反霸权的自我肯定性。而且，第一世界学术界的华裔知识分子在阐明儒教学说的复兴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尽管并不排除他人的作用），这不仅仅是一个巧合而已。
第二个需考虑的问题涉及后殖民话语的语言，即：第一世界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对此，后殖民批评家们早已承认，虽然他们对它的含义未作太多的考虑。普拉卡什在他下面的说明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从‘书写后东方主义历史’中辨别出来的所有第三世界的声音都囿于‘西方’所熟悉的话语范围之内，其说话对象不外乎此。”但是，在紧接着的结论中他掩盖了问题的意义，称这种话语的流畅只证明了“对于东方—西方边界的维护和监管从来就没有成功地阻止过穿越边界的相互流动”，似乎双向的流动在力量上是相等的("PC",p.403)。更重要的是，普拉卡什的混淆使我们得以从时间上认清后殖民性，否则，它会被认为是延续在整个后殖民主义的历史中。这里，就马克思主义问题，跟中国再作一次比较或许有所启发。后殖民批评家坚持认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却是那些拒绝马克思主义“19世纪传统”，以及它的撇开历史差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PC",p.15)。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20世纪30年代面临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情况相结合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是，马克思主义必须被翻译成本国语言，不仅仅是民族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地方意义上的语言，即：农民的语言。其结果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体表现在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之中。[19]后殖民批评家对一个类似问题的处理方法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翻译成民族性的（它遭到抛弃）或地方性的（它得到肯定）的本国语，而是用后结构主义的语言重新描述马克思主义，在那里，马克思主义被解构，被非中心化，等等。换言之，从抛弃马克思主义语言的普遍性意图出发的这种批评，最终却没有把它散布于地方语言之中，相反却回到了另一种有着普遍性认识论意图的第一世界语言。至少，这使我们能够在当今第一世界里找到后殖民批评。
这一点不是特别能说明问题。后殖民批评家承认他们的研究把“批评的目光”“投向在西方奉为神圣的知识考古学是由这样一个事实引起，这就是，它们大都是在第一世界学术界内书写的”("PC",p.10)。然而，我把注意力引向后殖民话语的语言的目的是想解构后殖民知识分子关于混合和中间的表白。就我所知，后殖民批评所指的混合无一例外是后“殖民”和第一世界之间的混合，而从来就没有指后“殖民”知识分子之间的混合。但是，混合与中间在前一种情况下也不是非常具有启迪意义的概念。后殖民批评虽然有理有据地证明了概念和主观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我非常肯定后殖民主观性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却不敢肯定它比其他任何概念更是如此），但却简单地忽视了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中的定位在解决混合引起的矛盾时所起的作用——以及定位在产生巨大权力的差别上的后果。[20]如果后殖民话语的语言对意识形态方向起任何指导作用，那么在这儿，后殖民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界学术机构中的定位似乎给由混合造成的矛盾指出了方向。无论后殖民知识分子如何坚持定位的混合性和变换性，并不是所有的位置都有着相等的权力，正如印度的斯皮瓦克的质问者们，在提到把她带回印度的“进步的翅膀”时，似乎认识到的那样。坚持自己语言的混合性，在我看来不仅仅掩盖了意识形态定位，而且掩盖了定位的不同带来的权力不等。在第一世界机构定位中的后殖民知识分子被安置于权力的位置上，不仅相对于他们原籍那些“本土的”知识分子是如此，即便和第一世界里他们的邻居相比也是如此。我的在弗吉尼亚洲法姆威尔的邻居们与哥伦比亚，普林斯顿或杜克的高薪聘请、声名卓著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在权力上是根本比不上的；他们中有些人或许很愿意与后者更换位置，承受随混合性而来的种种痛苦，与之同来的还有它所能支配的权力和声誉。
阿皮亚写道：“后殖民性已经成为……一种悲观主义的状况，”[21]而且世界形势也确有许多让人悲观之处，后殖民性就是一种体现。然而，这不是后殖民主义的信息，因为它在美国的学术机构中赢得尊重，获得了准入权。虽然这种话语与各地的后殖民话语有着同样的主题，但是，它把这些主题重新整理成庆祝殖民主义终结的庆典，就好像留给当世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消除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遗产。虽然这种做法听起来似乎令人信服，但把目光集聚在过去实际上避免了遭遇现实。在这种话语里，当前的全球形势只是表现为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和认识论的投射；这种话语以这些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来建构世界，使它成为新发现的权力的表现，而不是无权力的表现。后殖民知识分子来到第一世界学术界，不仅仅因为他们开辟了新的知识天地（尽管他们“已经”重新整理了旧的主题），还因为早些时候被视为边缘的或颠覆性的知识取向已经获得了新的尊重。有人指出，后殖民性甚至赢得了学术保守派的青睐，他们喜欢它甚于喜欢更不温顺的词汇——这种词汇坚持将政治分裂和压迫等当代问题置于最突出的地位。[22]
后殖民性已经成为许多有力的批评的课题。批评家注意到，尽管它坚持历史真实性和差异性。后殖民性在展开论述中模仿了殖民主义思想中“非历史化和普遍化”倾向("NP",p.99)。安妮·麦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这样写道：“如果说这种理论以它的混合性、调和性、多维时间等等表明了历史的非中心化，那么这个术语的‘特殊性’则导致全球历史围绕欧洲时间这个单一的红色标题为主的重新中心化？殖民主义在它消失的那一刻已经重新出现了。”[23]况且，在极端不平等以旧的殖民形式或以他们的新殖民形式存在的世界形势下，“‘后殖民性’的统一的时间性要遭受一种危险，这就是，复制一个生活在另一个年代、仍然落后于我们的变了色的他者——真正的后殖民者的殖民话语”("HP",p.104)。与“统一的时间性”相伴而来的空间上的同质化不仅未能辨别差别悬殊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并且，“未能辨别混合性的不同特征”，而最终可能导致“霸权神圣化”("NP",p.110)。正如罗西兰·欧汉伦(Rosiland O'Hanlon)和大卫·瓦什布鲁克(David Washbrook)所言，后殖民性，由于不能作出上述判别以及缺少整体性的意识，最终只能从方法上模仿殖民主义认识论，而这正是它最初要抛弃的：
它提供的答案——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使社会从物质领域非政治化地隔离开来，认为社会关系实际上是极端唯意志论的看法，拒绝任何形式的实用政治——对我们来说这似乎并不是非常激进、具有颠覆性或解放性。相反，它们都是保守的，并且无疑是权力主义的，就象这些思想在英帝国全盛时期被更公开地宣扬那样，它们的的确确是权力主义的。[24]后殖民主义以历史的名义抛弃结构和整体，其最终结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不是对历史性的肯定，而是自我指涉的、普遍性的历史主义，不知不觉地以新的方式重新采用了未经验查的整体；它把仅仅是地区性的经验推向全球。这个问题或许是缺乏结构意识的所有历史循环论存在的问题。没有一个由跨地区的关系组成的网络，就不可能决定什么是差别，什么是异质的，什么是地方性的。在他对“基本化步骤”（关于印度的和第三世界的）批评中，作为替代，普拉卡什提出了从“关系”角度来理解这些类别，但却没有展开说明这些关系可能会是什么。对把第三世界作本质性定位展开批评并不新奇；卡尔·普里希(Carl B.Pletsch)十年以前出版了对三个世界理论的令人信服的评论（没有借助于后殖民性），清晰地阐明了现代化理论中意识形态本质化的问题。[25]普拉卡什的概念“创新”——关系——也不是真正的创新。普里希说明了全球关系是现代化理论的概念基础，也说明了它们对理解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因而无需赘言，从关系的角度出发理解现代全球历史是分析世界体系的关键论题。
世界体系分析和普拉卡什对关系的后基础理解之间的区别是，普拉卡什对基础类别的拒绝，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资本主义。欧汉伦和瓦什布鲁克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值得在此作长篇引述：
[普拉卡什的]立场没有说明的一点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类别，对于他来说，确切占据了什么地位。假如我们的策略是“拒绝”它，而去接受边缘化历史以及多重的和异质的身份，这就表明资本主义现代性不过是一种可能被任意处置的虚构现象，只是因为我们接受它的认知类别和价值才得以存在。的确，普拉卡什尤其轻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和强制机构的“体系”的关注。然而在另外一些时候，普拉卡什又告诉我们历史的真正任务正是向“当代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同质化”挑战。如果果真如此，而且如果确实存在着现代资本主义向全球传播时可抓得住的逻辑。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以普拉卡什提议的方式去着手完成理解这种逻辑的任务呢？("AO",p.147)
普拉卡什对这些批评的反应干脆就是回避这段文字中提出的问题（虽然几近于承认资本主义的中心作用），因为承认它们就会使他的后基础历史站不住脚("PC",pp.13—14)。费南多·柯罗尼尔(Fernando Coronil)勾勒出了后殖民主义者抛弃元叙述造成的后果，他认为，此类对抗“产生了分裂的微型叙述，这些叙述反过来又加强了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在对决定论作出反应的同时，对抗展示自由飘浮的事件；当它拒绝在结构类别中确定身份时，它通过差别使身份本质化；当它抵抗结构或机构中的定位时，又将它在全社会中散布，最终将它消除。”[26]欧汉伦和瓦什布鲁克注意到，它还使“自我界定的少数或贱民批评家”解脱了一种必要性，即“做他们时刻要求别人去做的事情，也就是使他们自己作为权威的声音而出现的条件历史化——这些条件，如果不论及某些物质与阶级关系，是很难描述的”。("AO",pp.165—66)
最后，后殖民对第三世界的抛弃是与抛弃资本主义对于现代世界的结构密切相关的。这里，本质主义，又一次充当了稻草人的角色，把注意力从第三世界激进的概念上转移掉——这些概念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如世界—体系方法中说明的那样。与普拉卡什将它非历史化地固定起来的做法不同，世界—体系方法把第三世界理解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一个结构性位置，它随着结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毫无疑问，世界—体系的分析，正如基于现代化的分析一样，以话语形式定位第三世界，但是，如我上文中所述，后殖民分析也是如此。问题至此就变成了相互竞争的话语如何更圆满地解释全球关系中的历史变迁以及它们指向的相互对抗的实践。在下文中，我将对前一点作更多说明。至于相互对抗的实践，后殖民性其本身逻辑就很少涉及除地区抗争外的其他一切，因为它没有提及结构或整体，也使抗争成为无方向的抗争。舒哈特写道，尽管它有着种种矛盾，但“‘第三世界’极其有用地唤起了斗争的结构共同性。对于‘第三世界的呼吁暗示了一种信念’，即：新殖民主义和内部种族主义共有的历史足以构成不同的人民实行联合的基础。如果一个人不相信或没有预见到这样的共性，那么‘第三世界’这个术语的确应该遭到抛弃。”("NP",p.11)
否认资本主义的基本性地位还揭示了有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后果的后殖民主义论点中的文化主义。这涉及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没有资本主义作为欧洲权力的基础以及它的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欧洲中心主义只不过是另一个民族中心主义（堪与其他任何民族中心主义，从中国和印度的以至于最微不足道的部落唯我主义相比）。仅仅把欧洲中心主义看作是模糊了权力关系——驱动它并赋予它以霸权的诱逼力的权力关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不能解释这种特殊的民族中心主义。与地区和地方的民族中心主义不同，它何以能够决定现代全球历史，并确定它自身就是全世界所追求的目的，以及那段历史的终结。这种看法，通过把文化的罩子遮盖于物质关系之上，好象事物之间互不关联，最终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转移到对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这不仅有助于后殖民主义掩盖了自身意识形态上的局限，并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资本主义关系下，披着现代伪装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提供了借口。后殖民论战把权力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神秘化投射到过去的历史上，而这种关系是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主义是它的产物——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
这些批评，有时虽然显得很激烈，并不一定表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者们否定了它的全部价值；的确，一些批评家，如柯罗尼尔、麦克林托克和舒哈特都明确承认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有一定的价值。不可否认，后殖民主义不仅表达了线性发展的意识形态中的危机，而且表达了对与第三世界和民族—国家等概念相关联的理解世界方式的危机。也不应该否认，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消失，随着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出现重大的经济和政治的差别，同时随着穿越国家和地区的边界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全球形势变得模糊不清。因而，全球分裂为地区的现象正日益向历史和政治意识的前台推进。跨越民族、文化、性别和种族界线，实现真正的世界主义的希望，正在以它自身的魅力吸引着人们。
在第一世界学术界的机构内，早期的元叙述的分裂，由于其对更加民主的、多元文化的和世界性的认识论的承诺，而显得平和（除了顽固的保守分子以外）。但是，在学术界以外，它表现为残忍的种族冲突、社会、阶级和性别之间持续的不平等，以及缺乏对抗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从来就没有协调一致，反而因为对差别和分裂等的盲目崇拜而变得比从前更加无能。
把意识形态原叙述和权力的现实状况混淆起来更加剧了困境的恶化。把一个领域里的分裂误认作另一领域里的分裂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即：意识形态的分裂代表的可以不是权力的解散，而是权力的进一步集中。为解释这种可能性，就有必要在面对分裂和地区性时保持一种结构和整体的意识，否则，就有可能在向霸权发难的同时参与巩固霸权的阴谋。虽然后殖民性代表了试图适应变化中的全球形势的努力，但是它却恰恰因为这个原因而成为此种困境的典型例证。批评家们已经提到了它与世界资本主义转型的新形势的可能关系。下面，我想对这种关系作一番更仔细、但不是长篇累牍的探究。
全球资本主义和后殖民的条件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与其他一些人，都意识到后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被称为晚期资本主义，灵活的生产或积累，无组织的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存在着一定关系。[27]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产物，后殖民主义也表达了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逻辑，但却是在第三世界的范围内。
新的全球资本主义（这是我喜爱用的术语）结构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弗尔克·福罗布尔(Folker Frobel)和其他一些人所谓的“劳动力的新的国际分配”，也就是生产的跨国性，生产（甚至是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通过分包而被全球化。[28]生产中劳动力的国际分配或许不完全是新现象，然而，新技术将空间的拓展和生产的速度都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就是这些技术赋予资本和生产以非同寻常的流动性；在寻求实现资本与劳动力之比的最大价值，以及摆脱社会和政治干扰的过程中，生产似乎不停地变换它的地点——因而有灵活的生产一说。出于上述原因，分析家们从全球资本主义中观察到了与以往相似的做法之间有着质的差别——的确，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
资本主义在国家概念上的非中心化对这个新阶段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越来越难以指明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不止一个（处于权力地位的）分析家发现了当今正在出现生产组织与早期现代社会（就是国家—民族出现之前的阶段）的北欧汉西亚克联盟之间有相似之处；这就是，一个由城镇的形成而组成的网络，没有明确的中心，相互之间的纽带比之它们与紧邻的内地的关系更牢固密切。[29]
把全球资本主义网络贯穿在一起的媒介是跨国公司，它取代了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中心，但它并不是资本、商品和生产传输的被动媒介，而是决定传输及其方向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与汉西亚克的比拟表明的是非中心化的倾向，然而全球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实际上密集地集中于跨国公司。随着权力走向跨国公司（顾名思义，跨国公司的组织和对公司的效忠都是跨越国界的），国家—民族管理内部经济的权力受到限制，而对于经济秩序进行全球范围的调控（和保护）成为主要任务。这不仅表现在全球组织的扩散中，还表现在组织超国家超地区的机构以促使经济的协调一致运转的各种努力和尝试中。[30]
生产的跨国性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统一、也是前所未有的分裂的根源。全球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同质化已经到了如此之地步，似乎终于能证明马克思的预见是正确的。然而同时，另有一种平行的分裂过程在发生作用；从全球上讲，是资本主义中心的消失，而从地区上讲，是生产过程分裂到次国家地区和地点。一些地区性跨国组织，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太平洋盆地经济共同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这只是几个已经成为现实的组织或者是有紧密组织活动的客体），表现了全球层次上的这种分裂，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方为了成为跨国资本通道上的一环而相互竞争则表现了最基本的地方层次上的分裂。可以这么说，国家自身从历史上讲代表了遏制分裂的尝试，但是由于外来的（跨国组织）和内在的（次国家经济地区和地方）攻击，如何遏制这种分裂就不甚明朗。[31]
然而，跨国资本带来的最重要后果或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脱离了它以往的欧洲渊源，而表现为真正的全球概念。资本主义的叙述不再是欧洲历史的叙述；非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也就是说，与经济的分裂相对应的是文化分裂，或者用它的褒义词汇，称之为多元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形势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或许就是过去十年来，人们试图调和资本主义与所谓的东亚社会的儒家价值的努力，它是长期以来（在欧洲和东亚）流行的儒教在历史上是资本主义的障碍这种看法的反拨。我认为，欧洲中心主义已经终结这种说法不过是个幻象，因为资本主义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就已经把欧洲中心主义建构于它的叙述结构当中，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尽管欧洲和美国失去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统治，但欧洲和美国文化价值仍然维持着主宰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使东亚儒教一类思想得以复活的原因不在于它针对欧美的价值观念提出了其他的价值选择，而是因为它把民族文化的阐述揉进了资本主义的叙述之中。说到这儿，很要紧的一点是，必需重申现在的世界文化的问题比资本主义早期时代要复杂得多。
空间的分裂以及它对欧洲中心主义带来的后果也暗示了资本主义时间性的分裂；也就是说，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意味着有可能以不同于欧美的政治和社会模式来构想未来。这里同样又很难区分现实与幻象，但其复杂性是不容置疑的。
最后，生产的跨国化对早些时候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划分方法提出了质疑。第二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实际上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新的全球格局也对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区别提出了疑问。早期属于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今天处在跨国资本的通道上，成为了世界经济中“发达”的部分。与此相似，部分在新的全球经济中被边缘化了的第一世界国家与过去被视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在生活方式上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南北区分逐渐代替了以往的三个世界划分并非偶然。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南北之分并不只是指具体的地理位置，它还另有寓意。北方包含了跨国资本的通道，南方包含了世界上所有被边缘化了的地区，不管其位置何处——后殖民性就是从那儿来的。
全球资本的理论家们将这种状况描述为“全球地区主义”或“全球地方主义”，紧接着又加以说明，全球地方主义是80%的全球性，只有20%的地方性。[32]他们还将一个激进的生态口号挪用在资本上：“胸怀全球，着眼地区”。[33]
全球资本主义创造的形势有助于解释过去二三十年来，尤其是自80年代以来显而易见的一些现象：人类的（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的）全球活动，（社会之间，以及社会类别之间的）界线日渐削弱，社会内部重复过去曾经与殖民差别相关联的不平等和差异，社会内部和跨社会之间同时出现的同质化和分裂化，全球和地区的相互渗透，以及三个世界或以民族国家的划分为基础而构想的世界的瓦解。这些现象当中，有些还促进了社会内部和跨社会之间差别的均衡，以及社会内部和各个社会之间民主化的表象。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世界形势的经营者们自己都承认他们（或者他们的组织）现在有力量将地方的挪用作全球的，将不同的文化纳入资本的领域（其目的不过是将它们分解，然后根据生产和消费的要求予以重塑），甚至进行跨越国界的主体性重构以创造更适合资本的运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那些没有积极响应的人，或者是对这些运作无关紧要的“瘫痪者”——根据经营者们的算法，这些人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四——没必要将他们殖民化；他们干脆就被边缘化了。新的灵活生产使下面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即：不必再利用明显的威胁手段来压迫国内或国外殖民地的劳工。那些没有对资本的需要（或要求）作出积极反应，或者是没有作出“高效率”反应的人或地方，会发现他们自己被抛弃在资本的通道之外。而且，可以比殖民主义或现代主义全盛时期更能轻而易举地、令人心悦诚服地说：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造成的。
如果我现在回到论文开头提到的舒哈特的问题——“‘殖民主义’确切始于什么时候？”——并且给出一个与她的意图相吻合的、较为正经的答案，那么答案就是：它是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出现而产生的，这里指的不是时间上纯粹的巧合，而是指一个是另一个的条件。这个结论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它不过是在哈维和詹姆逊建立的资本主义内部后现代主义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上对后殖民主义的延伸。如果说后殖民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后裔，那么资本主义内部的这些发展也与理解后殖民主义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后殖民批评家爽快地承认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对他们有所启发；的确，他们最有独特性的贡献似乎在于他们用后结构主义的语言重新提出了第三世界的研究中的老问题。因此，真正引人注目的应是，何以在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著述中缺乏对于后殖民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并且，由于这个关系——它不仅与文化和认识论的形成相关，而且与社会与政治结构相关——比全球资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任何其他关系都要具体和直接，因而这种缺乏就更值得思考。
后殖民性代表了对一种真正的需要的回应，一种克服理解的危机的需要，它是由于旧的类别无法解释世界而产生的。构成两个世纪的思想的基础——关于进步的元叙述，已经深深地陷入危机之中。不仅是我们对进步失去了信心，而且进步本身事实上也带来衰败的后果。更重要的是，尤其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关于时间和事件明白无误地向前发展的观念已经被动摇了。在这些年中，保守主义变成了革命性的创举（里根革命）；革命者先是成为保守分子，然后又成为反革命者（如在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等）；早已被视为启蒙主义所抛弃的糟粕——宗教的千年王国论——重又在政治领域中鼓噪起来，有时还与高科技革命结盟，如在美国；而法西斯主义重又在共产主义政权解体的死灰中复燃。进步的危机紧接着带来了现代化的危机，更多的是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在资产阶级的幌子下，并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间现代主义者和激进分子所构想的全球结构，即三个世界的结构，提出了质疑。三个世界的划分，不管是地理位置上还是结构上的划分，也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阐述，的的确确都已不再站得住脚了。全球在空间上已变得混乱不堪，正如进步的观念在时间上混乱不堪一样。第三世界出现在第一世界中，而第一世界也同样出现在第三世界中。新的大迁徙重新把自我安置于彼处，把他者安置于此处，随之而来的结果是界线和边界变得模糊不清。而且，文化的流入同时有着同化和异化的作用；一些群体，无论其位置何处，共享某种全球文化，尽管它们与广大内地的文化疏远了；而其他一些群体却被驱赶到早已被认为是残渣剩滓的文化遗产的怀中，在相互隔离——一如在现代性初期那样互不相干——的文化的庇护所中寻求避难，尽管他们观看的或许是同样的电视剧。
从政治上说，第二和第三世界是这个危机的受害者。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直截了当地说，已经成为历史。发生在第三世界（后殖民性的直接主题）的一切或许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但同样有重要意义。这里我们或许注意到90年代早期关系到全球的两次大危机是分别由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索马里的目前形势引起的。在海湾危机中，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扮演了入侵一个社会上和政治上反动然而经济上强大的邻国的帝国主义罪犯的角色，最终不得不由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组成的，受一个帝国主义强权——它现在已变成了正义的化身——领导的联合部队来驱逐它。索马里的“侵略”——我从电视报道上借用了这个词——则更能说明问题。如果说在海湾危机中，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需要从另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手中被解救，那么在索马里，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必须被从它自身中解救出来。二十年前被激进分子们视为未来的希望的第三世界，现在需要被从它自身手中解救出来。危机已极为深重。
后殖民性就是针对用旧的观念无法理解的这种危机状况而发的，[34]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它一经产生便在知识分子圈内造成骚动。但仍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它引导知识分子的方向？要摆脱一个危机，毕竟有不止一条概念上的出路，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这条特殊的出路立即赢得广泛赞同——而且是在第一世界的机构内。直接坦率地说，后殖民性就是为“避免”理解目前的危机而设计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掩盖了全球资本主义中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起源——他们与其说中全球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不如说是受益者。
后殖民性与全球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相呼应。正如第三世界的危机在80年代的十年中变得显而易见、无法避免一样，全球资本主义的后果也是如此。里根（和撒切尔）的革命，与其说是一场预示着新的开端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旨在政治上重组全球，从而给一直以来受政治限制的缰绳束缚的全球资本主义以统治的自由。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是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驯服第三世界，如有必要用武力入侵的办法，但更倾向于用经济制裁或者爱国者导弹来实行包围的办法。但这些充其量是下策，最好的选择莫过于通过创造心甘情愿被全球资本所吸收或与之联合的阶级来实现内部控制。
我是经过认真考虑才使用“控制”这个词的；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控制不能是强制性的，只能通过谈判来实现。跨国资本不再是欧美所独有，现代化也是如此。跨国资本主义复杂的社会和文化构成使资本主义现代化与欧洲中心的（及家长制的）文化价值乃至政治形式之间保持一种简单等式变得非常困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获得成功的其他人也要求在跨国资本的文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在上文中提到的东亚儒教的复兴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典型例子。欧洲中心主义，作为这些他种声音出现的条件，保留着其文化霸主的地位；但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的是，为了维护这种地位，它的边界必须更加敞开，以吸收其他文化的价值，如不其然，这些价值或许会成为毁灭性反对力量的源泉。（最近几年来，日本和美国的相互攻击——它们导致了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词汇的复活——证明了就在跨国资本的行列内部会产生的冲突的危险。）有谁知道，对于不断变化的资本的需要，是什么价值最终能发生作用呢？最近几年来，一个接一个的评论家不断指出儒教的公有社会的价值比早期企业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或许更适合于当今的管理资本主义。然而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确是（而且必须是）比欧洲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文化上更具流动性。
这也是后殖民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潮流的条件。缺乏头脑的保守主义者们，急切想对文化问题作出解释，但他们不作系统分析，而是一味地对颠覆性的阴谋策划忧心忡忡，通过对颠覆分子的阴谋诡计表示关切？以代替系统化的阐述来解释文化问题，因而他们把80年代突出的文化问题（如最近的问题，多元文化主义）归咎于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种族团体等等对学术机构和政治的入侵。他们忽视了里根的经济革命和这些文化发展上可能存在的关系。这就是，在它们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资本对文化的要求再也不能在早些时候文化狭隘主义上原地踏步了。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在把注意力集中于人文科学机构的时候，忽视了多元文化在商业学院的管理者们和跨国公司的经营者们那里已备受青睐——这些管理者和经营者们忽然之间都很迫切地探询东亚经济在“东方”哲学环境下取得成功的秘诀，他们吸收世界各地的文化以便更好地推销他们的商品，他们忽然意识到有必要将学术机构国际化（采取的方式不是提供传统意识上的奖学金，而是“进口”和“出口”学生和教师）。而在过去，或许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激进分子，在几个种族主义者的帮助下，站出来首当其冲地倡导多元文化。到现在，这个倡议已经转移到“开明的”管理者和理事们手中，因为他们深刻认识到新的经济形势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冲突不再是保守分子和激进分子之间的冲突（虽然这方面的冲突仍然存在），它已经表现为旧的实力集团（主要代表了受到国内和国际竞争威胁的狭隘的商业利益）和国际商业先驱的精英分子之间的冲突。《哈佛商业评论》是美国最早的跨国主义和多元文化倡导者之一。
里根主义者们或许被第纳什·得苏扎(Dinesh D'Souza)及其效仿者的预见误导了。这些预见至今仍未成为现实。他们未能把握住他们自己设想的跨国主义取得经济胜利后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这一点在最近一次大选中已经显而易见：在右翼分子呼吁回到传统的美国价值观念，如欧洲中心主义、等级政治和种族主义的一片呼声中，布什经常显得迷惑不解，这或许因为他比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之流更准确地把握住跨国主义的胜利给它的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竞争者们带来的困境。其结果是高技术雅皮士的胜利，他们更能适应新的世界形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困难。无怪乎罗伯特·里奇(Robert Reich)，《哈佛商业评论》的经常撰稿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敏锐分析家，无国界经济的倡导者，成了克林顿总统的座上客。
我认为，这也是后殖民性赖以产生以及它取代更早时期有关世界的各种概念而在学术机构取得迅速成功的背景条件。后殖民性，作为一种话语表现出来的特殊发展方向，与当今世界的诸多问题相回应。它关注的问题可能是全球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只不过现在加以重新表述，以与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相协调：欧洲中心主义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与后现代、后社会主义、后第三世界的形势相关联的那种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一个民族的地位；地区和全球之间的关系；边境和疆界在一个资本、生产和民众都不断迁移变化的世界中的位置；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没有清晰可辨的结构的世界中结构所占的地位；不同世界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对抗回应；处于边境地带的主体性和认识论（混合状态）；同质性相对于异质性，如此等等。
然而，后殖民性之所以吸引人，还因为它掩盖了这样一些权力关系，这些关系把一个似乎无形的世界变得有形有序，并且对那个既巩固又颠覆了抵抗的可能性的关于那个世界的概念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后殖民批评家参与了对意识形态霸权主义旧有的形式的各种批评，但对它现在的形式所论甚少。[35]的确，在压迫和解放问题上，他们抛弃结构的同时又肯定了地区性，其结果是将整体结构在明显的解体和流动中得以继续存在的方式神秘化。他们把日常世界中的具体和实际的问题演绎成主体性和目的论的问题。资本，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继续构建世界，但却得不到基础的地位，这使得认知构图不可能实现，它应该是任何抵抗实践的出发点，构图被置于那些经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人们的势力范围内。的确，在把当前概念的混乱状态投射到过去的殖民社会的时候，后殖民批评家们剥夺了殖民主义除地区逻辑以外的任何逻辑，以致于殖民主义（在伊拉克，或索马里，或者，就此两言，任何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遗产显得与目前毫无关联。因此，经久存在的问题的负担就转移到了受害者自己身上。
阿皮亚写道：“后殖民性是我们苛刻地称为‘买办’知识分子的身份。”[36]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买办”这个词得以合理使用的世界形势已经不再存在。我会建议说，后殖民性是全球资本主义中知识分子的身份。那么，问题就不再是全球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或者应该）回到对国家的忠诚，而是，在承认它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中自己的阶级—地位的时候，它是否能够对自己的意识形态作出彻底的批评，进而形成抵抗产生了其自身的体系的实践。
注释：
[1]埃拉·舒哈特：“‘后殖民’随笔”，《社会文本》，No.31/32[1992]：103；以下缩写为"HP"。
[2]1985年，斯皮瓦克在一篇评论中坚持认为她不属于“美国学术界的顶层”，因为她执教于美国南部和西南部，而“美国的文化精英都居住在东北部或西北海滨”（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评家：评论，战略和对话》，萨拉·哈拉西姆编，纽约1990年版，114页；以下缩写为"PCC"。从那以后，斯皮瓦克就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
[3]另参见亚炯·阿帕杜莱：“全球民族景象：注释及全球人类学的探寻”，载《再现人类学：工作在当今》，里查德·福克思编，SantaFe，N.Mex.，1991，191－210页。在本文中，我没有把埃贾兹·埃哈迈德(Aijaz Ahmad)包括为后殖民批评家，但他在将后殖民性的问题与当代资本主义相联系方面表现不俗，虽然仅仅是一带而过，并且也与我下面所用的方式有所不同。参见埃贾兹·埃哈迈德：“詹姆逊的他者性修辞和‘民族寓言’”，《社会文本》No.17（1987年秋季号），3－25页，及《阶级、民族和文学的理论问题》，伦敦1992年版。
[4]加恩·普拉卡什：“书写第三世界的后东方主义历史：印度历史学的角度”，《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32期（1990年4月），383页；以下缩写为"PH"。
[5]参见斯皮瓦克：“贱人研究：解构历史叙述”，《贱人研究文选》，拉那吉特·古哈和斯皮瓦克编，纽约1988年版，3－32页。
[6]普拉卡什：“后殖民批评和印度历史叙述”，《社会本文》，No.31/32(1992)，8页，以下简称为"PC"。在这里。我把普拉卡什关于后殖民性的叙述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原因是他在解释这个概念方面作了最系统的尝试，还因为他的讨论导致人们关注这个概念对于历史的理解有什么含义。正如上述说明所揭示的那样，普拉卡什本人大量利用了其他人，尤其是霍米·巴巴所描述的后殖民意识的特征。霍米·巴巴对后殖民性讨论中混合及其他词汇的显著地位是负主要责任的。然而，巴巴的作品要承担的责任远非局限于后殖民主义的词汇上。他的作品说明了他像是一个政治神秘和理论混乱的大师，一个把社会和政治问题简化为心理问题的大师，一个用后解构主义的语言控制来替换历史的和社会的解释的大师——所有这些都在许多后殖民批评中出现过，但却少有象巴巴那样达到无以复加的精湛（和深奥）的地步。参见霍米·巴巴其他一些更有影响的作品，如：“论模仿和人：殖民话语的模糊性”，《十月》，No.28（1984年春季号），125－33页；“坚持理论”，载《有关第三世纪电影的问题》，吉姆·帕恩斯和保尔·威尔曼编，伦敦1989年版，111－32页；“另一个问题：殖民主义的差别，歧视和话语”，载《文学，政治学和理论》，弗朗西斯·巴克等编，伦敦1986年版，148－72页；“导论：叙述民族”及“民族分化：时间、叙述和现代民族的边缘”，《民族和叙述》，载巴巴编，伦敦1990年版，1－7，291－322页。巴巴是完全被第一世界文化批评改造了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典范。
[7]另参见迪佩什·查可拉巴蒂的“后殖民性和历史的诡计：谁为‘印度的’过去辨护？”《再现》，No.37（1992年冬季号），4页。
[8]正如“贱人”这个字所表明的那样，安东尼奥·格拉姆齐的灵感已经在《贱人研究》历史学家的作品中表现出来。
[9]的确，利奥塔德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原叙述的怀疑”（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乔夫·贝宁顿与布赖恩·马苏密翻译，明尼波里1984年版，xxiv页。
[10]参见《帝国回溯过去：后殖民文学的理论和实践》，比尔·艾什克罗夫特，加雷斯·埃文斯和海伦·蒂芬编，伦敦1989年版，2页。
[11]关于在中国历史叙述中类似问题的讨论，请参阅约瑟夫·利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伯克利1968年版；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化：西方和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学》，明尼波里1991年版；阿里夫·德里克：《革命和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叙述在中国的起源，1919－1937》，伯克利1978年版；以及德里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话语的全球化和马克思主义中的霸权问题”，《第三世界研究杂志4》（1987年春季号），151－64页。
[12]这是一个应该需要澄清的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普拉卡什对阶级的基础性位置的否定超越了《贱人研究》历史学家著作中的对阶级的历史化定义，这与E·P·汤普生：《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伦敦1963年版）的观点类似。关于阶级这个问题，见查可拉巴蒂：“邀请对话”，载《贱人研究：关于南亚历史和社会的著作》，拉纳季提·谷禾编，第五卷（牛津，1982－1987），第四期，364－76页。这种概括化的过程在《贱人研究》思想的非激进化中通过把它们从它们具体的历史叙述语境中清除出去发挥了作用，在这种语境中它们确实起了改良和激进的作用。比如，这些历史学家意在用印度历史中的殖民主义作用的条件来突出民族历史过去的神秘化。因此是一种激进的行为。这种条件被弄成是后殖民主义的普遍原则，但却贬低了历史中殖民主义的作用。关于对《贱人研究》历史叙述的成功疑问，见查可拉巴蒂：“后殖民性和历史的诡计”。
[13]请不仅注意下面埃哈迈德这段话的思想更须关注其中的语气：“但是人们可以以一种激进的不同的前提开始，即这种主张，我们不是生活在三个世界中而是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既包含有后殖民主义的也包含有帝国主义的经历，这种经历在詹姆逊全球分化的两边都有……；在落后资本主义组成的社会，阶级分化的形成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样；社会主义不是仅限于那个被称为第二世界的事物，而只是一种如今充满全世界的抵抗的名称，就象资本主义一样；资本主义系统的不同部分不应以二元对立的角度而应以矛盾的统一体的角度来理解，确实有不同的地方，但也有深刻的重和。”（埃哈迈德，“詹姆逊的他者性修辞和‘民族寓言’”，9页）
[14]见斯皮瓦克：“践人有发言权吗？”载《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阐释》，卡雷·尼尔森和劳伦斯·克劳斯伯格编，乌伯纳，1988年版，271－313页，以及拉塔·马尼：“多种中介：多民族接受时代的女权主义学术”，载《旅行理论：旅行理论家》，詹姆斯·克理福德和费夫克·达勒斯瓦编，圣克鲁斯1989年版，1－23页。
[15]见昆姆·安瑟尼·阿皮亚：“后现代主义中的后是后殖民主义中的后吗？”，《批评探寻》17（1991冬季号），353页。
[16]阿基利·姆贝姆比：“奴役和专制文明的写实”，詹尼特·罗特门译，《公共文化》5（1992秋季号），137页。
[17]见埃德华·W·赛义德：《贱人研究文选》前言，v－x页。
[18]关于这些文章的例子，见《儒教和现代化：专题论文集》，约瑟夫·P·L·江，台北1987年版。一些学者如杜维明、余英时在复活儒教的努力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而新加坡的近法西斯政体（特别是李光耀的政府）同样是这种思想的积极促进者。
[19]关于对这个问题的详细的讨论，见德里克：“毛泽东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亚洲哲学百科全书》（即出）。
[20]阿尔图赛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具体联系到毛泽东思想。见路易斯·阿尔图塞：“矛盾和多重决定”，载《保卫马克思》，本·布鲁斯特译，纽约1970年版，87－128页。关于意识形态的塑成，见其“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结构”，载《列宁和哲学及其他文章》，布鲁斯特译，纽约1971年版。127－86页。马尼在其“多重中介”一文中对意识形态的语境形成作了很好的叙述。自然，意识形态语境形成含有的危险，是这个问题会被转化成一种颂庆或玩游戏。这一点在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评家”一文中随处可见的“游戏性”，以及比方说，詹姆斯·克理福德对种族叙述和文化的问题的研究中有充分体现。关于后者的一些例子，见其众多著作中的“关于理论和旅行的笔记”，载《旅行理论：旅行理论家》，177－88页。我对这一点的不同意见不是针对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直接的语境的重要性（以及它含有的变化性和可移置性的作用），而是对这种理论对本土（地方区域）强调的方式，这种强调使得更大的语境神秘化，后者能区别不同的权利关系并表明更加稳定和明确的位置。不管种族叙述者如何努力与本土者变换位置，到最后前者总是回到第一世界学术界，而后者却返回旷野。后殖民就存在这个问题，在众多的后殖民批评中显然有这种倾向存在。它们起始于一种权利关系社会学但却到美学术语中寻找庇护。
[21]阿皮亚：“后现代主义中的后是后殖民主义中的后吗？”，353页。
[22]见舒哈特在纽约市立大学谈的她个人经历的例子（"NP"，99页），安妮·麦克林托克，“进步的天使：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的险境”，《社会文本》，No.31/32(1992)，86页。
[23]安妮·麦克林托克：“进步的天使：‘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的陷阱”，《社会文本》No.31/32(1992)：86。
[24]罗西兰·欧汉伦和大卫·瓦什布鲁克：“东方主义之后：第三世界的文化，批评和政治”，《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34（1992年1月），166；以下简称"AO"。
[25]见卡尔·E·布里希：“三个世界或社会科学劳动的分工，1950－1975”，《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23（1981年10月），565－90页。
[26]见费南多·考罗尼尔：“后殖民主义能够被非殖民化吗？堂皇的陈词和后殖民权利”，《公共文化》5（1992秋季号），90－100页。
[27]大卫·哈维：《后现代状况：文化变化渊源探寻》，天津1989年版，费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新左派评论》146（1984年7，8月）：53－92页。
[28]费尔克·福布尔、容更·海因利兹和奥多·克雷：《新国际劳动分工：工业化国家的结构失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皮特·伯基斯译，剑桥1980年版。“混乱的（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节选自克劳斯·奥府的文章：“混乱的资本主义：工作和政治的当代的转型”，约翰·凯恩编，剑桥1985年版，而“全球资本主义”是罗柏特·J·S·劳斯和肯特C·特拉希特用过的术语，见《全球资本主义：新利维坦》，纽约1990年版。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值得注意的书有：莱斯利·斯凯莱：《全球体系的社会学》，巴尔的摩1991年版，此书为第三世界明确指明了全球资本主义的隐含意义，并尤其是与下文我要提到的美国新当局的理论保持一致。罗伯特·B·雷兹：《国家的工作：为21世纪的资本主义而准备》，纽约1991年版。雷兹的书体现了他为《哈佛商业评论》写的文章的观点，它们的题目很有启发性（在目前的语境中），如“谁是美国？”和“谁是他们？”，关于“分包”，见凯雷·基理夫：“全球资源和太平洋圈的地区劳动分工”，载《圈中有什么？关于太平洋地区的评论角度》（即出）。
[29]见利卡多·派特拉：“未来的世界城市国家”，《新角度季刊》24（1991年秋季号），59－64页。也见威廉·E·斯米特：“新汉西亚克联盟？在后冷战时期斯堪的纳维亚后思自己”，《纽约时报》，1992年2月23日，3页。
[30]见凯尼基·奥玛：“超越摩擦到事实：无边界的经济”，《新角度季刊》23（1990春季号），21页。也见马萨·米耀希：“无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衰退”，《批评探寻》19（1993年夏季），726－51页。
[31]这种现象在第28注里提到的大部分著作里都有论述。
[32]见奥玛：“超越摩擦到事实”，也见詹姆斯·伽德纳：“全球地区主义”，《新角度季刊》25（1992年冬季号），58－59页。
[33]威廉·泰勒：“全球商业的逻辑：对ABB的皮西·巴尼维克的采访”，《哈佛商业评论》69（1991年3月－4日），91页。
[34]见姆贝姆比：“后殖民中陈腐的权利和庸俗的美学”，罗特门译，《公共文化》4（1992年春季号），1－30页；此前以“关于后殖民的局外人笔记”为题在《非洲》62，No.1(1992)，3－37页上发表。也见《公共文化》5（1992秋季号）上由这篇文章引发的讨论。
[35]见詹姆逊：“认知构图”，载《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的阐述》，347－57页。詹姆逊是一个强有力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政治中保持结构和整体意识的需要的鼓吹者。他的全球结构整体性理论遭到了猛烈的批评。见埃哈迈德：“詹姆逊的他者性修辞”。我在这里要强调，并不是一定要同意他的那个整体性模式才可以认识到他的论点的有效性。
[36]阿皮亚：“后现代主义中的后是后殖民主义中的后吗？”，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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