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英美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其研究的主要地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出现于20—30年代、兴盛于50—60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上，国内学者存在不少分歧。我这里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指的是那些植根于西欧大陆并与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的理论或流派。关于我的这种用法的依据以及这种用法与国内其他学者用法的不同，参见段忠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与徐崇温同志商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开始走向衰落，而此后在西欧大陆出现的各种政治文化理论则在不懈地“非马克思主义化”。（注：参见肖恩·霍默《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孙斌、宗成河、孙大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页。）与此同时，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对于这一变化，西方学者极为敏感，早在1983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就指出，“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象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注：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第24页。）翻看一下近3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关文献，人们可以发现，70年代以后，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已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
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同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联系，但却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研究的主题转换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西欧大陆，其主要目标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俄国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背景决定了它理论研究的两个主题，一是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趋于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它更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第二，研究的领域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与所在国的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于他们所在国的共产党在政治上都追随苏共，这种情况迫使他们的研究大多限于远离政治的哲学领域，其研究成果大多是艰深晦涩的哲学论著。相比之下，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与所在国共产党关系疏远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各个学科的知名学者，因此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再限于哲学，而是扩展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
第三，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其代表人物之间彼此缺少理论联系，各讲各的理论和主张。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其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非常密切，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理论上的相互沟通和借鉴，而且更表现在他们经常围绕某一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可以说，在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中，每一种理论或主张都带有其他理论或主张的痕迹。
对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上述变化，中国大部分学者却似乎没有察觉。（注：据我所知，惟一谈到过这一变化的是余文烈。他在其《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重庆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讲到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时，曾对这一变化有过简要的说明。但他的说明没有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这表现在，近几年出版的三部颇有分量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中，即在徐崇温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海南出版社，2000年），俞吾金、陈学明合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和张一兵、胡大平合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很多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都没涉及，例如市场社会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些被纳入研究范围的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论，被视为是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这三本书的作者在界定上略有不同。）的延续和发展；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阶级的理论都被排除在外；出现于欧洲大陆的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以拉比卡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仍被作为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理论或流派。
本人认为，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阶段，无论从理论意义上讲还是从实践意义上讲，它们无疑都应成为当前我们研究的首要对象。本文将通过对7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于英美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6种主要流派的概述，展示它们研究的主题及部分代表性观点，以期引起中国学者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视。
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在70年代的英美首先出现的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其标志性的成果是G.A.科亨的Karl Marx' 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多是一些知名大学的教授，如牛津大学的G.A.科亨（G.A.Cohen）、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约翰·罗默 （John E.Roemer）、芝加哥大学的乔恩·埃尔斯特 （Jon Elster）和威斯康星大学的E.赖特（Erik Olin Wright）。
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其创立者之一的科亨有这样一段论述：“我认为，当今有三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当中那些从事马克思主义传统研究的人的注意。它们是关于反对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案的设计、正确性和策略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想要什么？一般说来，甚至更具体点讲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这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究竟错在哪？社会主义又对在哪？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已不是原来的工人阶级，或已不是过去认为的工人阶级，这一事实对于实践意味着什么？”（注：G.A.Cohen,History,Labour,and Freedo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Ⅻ.）实际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大多都是围绕上述三个问题展开的。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求助于马克思主义？它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罗默是这样说的：“这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的胜利表现出盛衰无常，说资本主义必然衰败的断言令人将信将疑。这种现象无疑是对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挑战。对于这种挑战有四种反应：一种方式是退回到对马克思的概念进行犹太经典式的辩护，去寻找一种符合既往历史的解释。另一种方式是否认那些看来是历史事实的东西。第三种方式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基本上错误的东西加以拒斥。第四种方式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社会科学，这样，按照现代的标准，它必然是粗糙的，在细节上是有错误的，甚至某些基本主张也是错误的。但是，在解释某些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时，它又表现出很强的说服力，因而人们就觉得其中必定有一个需要澄清和阐发的合理内核。人们是不会因为一件好工具在某些用场上失灵就把它扔掉，尤其是在没有发现更好的工具的情况下。”（注：John E.Roemer（ed.）,Analytical Marx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2.）这段话表明，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尽管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来看，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显得很粗糙，在细节上有错误，甚至有些主张是错误的，但它仍是目前最好的认识社会历史的理论。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运用分析的方法将传统马克思主义重构为一种严谨的现代科学理论，并进而以重构的马克思主义去分析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现代科学理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符合20世纪分析哲学及现代社会科学标准的理论；二是指不仅有对社会历史的宏观描述，而且还应有对社会历史的微观分析的理论。从这两个规定出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其基本理论（主要指历史唯物主义）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概念不清晰，论证不严谨；二是对社会历史问题只有宏观的论述而缺少微观的分析；三是它的一些其他的理论或者已经过时，或者是错误的。他们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理论就必须运用分析的方法对它进行重构、修正和补充。然而，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哪些理论已经过时，哪些理论是错误的，以及哪些理论需要修正和补充等问题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很大分歧。这样一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就集中体现在它重构马克思主义时所采用的分析的方法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人们称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原因就在于此。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分析的方法，指的是一些在西方（主要是讲英语的国家）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几种主要思潮中发展起来的，使表述更为精确、论证更为严谨的思维方法。具体说来，主要是三种方法。第一种是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从主要流行于英语国家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哲学中发展起来的；第二种是经济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最初来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后被新古典经济学赋予了严格的数学形式；第三种是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各种方法，它们产生于新古典经济学，后同新古典经济学一道发展起来，这些方法也就是西方学术界现在所说的“决策理论”、“博弈论”，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将这些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大量思想结合起来是可行的和必要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因运用这些方法来阐述而受到歪曲，相反，它会变得更为清晰，更为精确。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科亨在他的Karl Marx' 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ce一书中，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进行了澄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了与众不同的说明，如从人具有理性和自然环境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出发说明生产力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运用功能解释说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在解释上的首要性。罗默在他的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一书中，运用经济分析和博弈论的方法，论证了对初始生产资料的不同所有权是剥削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提出了非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的新概念；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剥削形式是如何最终被消灭的理论而重新加以解释；确定了阶级地位和剥削状况之间的对应原则。埃尔斯特在其Making Sense of Marx（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一书中，对马克思的几乎所有论点都做了批判性的分析，并力图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修正和补充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赖特在其Class （Verso,1985）一书中，集中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提出并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表现为三种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交叉的剥削，即以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剥削、以对生产组织的控制为基础的剥削和以对生产技术的拥有为基础的剥削，并以大量的调查材料为依据描述了美国和瑞典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在阶级结构上的异同。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引起了英美学术界高度重视，并使英美这两个多年压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第一次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二、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各国急剧泛滥，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公开的挑战。后现代主义认为，在后现代世界，启蒙理性确立的关于历史进步的宏大普遍叙事已不再具有可靠性和合法性，因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已失去意义。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和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为代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挺身而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及其本质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说明，并形成了一种被人们称为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
现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的詹姆逊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也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在这本书中，詹姆逊从三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做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说明。首先，坚持从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变出发说明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认为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詹姆逊强调，“我们要明白，既然社会及科技的发展会从一个时期演化到另一个时期，则社会文化跟机器的关系以及它对机器的再现的方法形式，自然也会因时移世易而辩证地转变。”（注：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85页。）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并基本接受了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E.曼德尔根据资本—科技发展模式将资本主义划分为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和后工业社会（即跨国资本主义）三个阶段的观点。由此出发，他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也经历了三阶段：与市场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是现代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是后现代主义。这就表明，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反映。其次，从辩证法的总体性观点出发，强调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主导”形式。一些左派学者担心一旦依靠历史分期去阐释事物会使人忽略文化现象的多元性。对此，詹姆逊提出，他并不认为今天所有的文化生产都可以用后现代这个广泛的概念来概括。在他看来，“后现代”就好比一个偌大的张力磁场，它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文化动力，最后构成一个聚合不同力量的文化中枢。但如果我们缺乏对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的认识，那就只能把历史解释为不同文化的共存，从而看不清这个历史时期的总体文化的特质。换句话说，“只有透过‘文化主导’的概念来掌握后现代主义，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个历史时期的总体文化特质。有了‘文化主导’这个论述观念，我们才可以把一连串非主导的、从属的、有异于主流的文化面貌聚合起来，从而在一个更能兼容并收的架构里讨论问题。”（注：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427页。）第三，从辩证的历史观出发，全面评价“后现代主义的”作用。詹姆逊强调，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是一种历史的分析，而不是那种或者全面肯定或者全面否定的道德性的评价。他指出，在如何分析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上，《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经典的论述。马克思要人们同时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思考问题，既能掌握资本主义所彰显的劣根性，同时又能深切了解其异乎寻常、独具解放动力的优点。所以，詹姆逊强调，“问题的迫切性要求我们至少尝试尽力透过文化进化的观点来思考晚期资本主义这个历史现象；至少尽力透过辩证分析的方法，从‘惨剧’和‘进步’的观点予以同时掌握。”（注：同上书，第503页。）从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命题出发，詹姆逊强调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惟一科学，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依然有生命力。只要后现代的资本主义存在，与之相对立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存在。
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著名地理学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维，其代表作是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 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Blackwell Publishers Inc.,1990）。面对后现代主义各种论点的喧嚷，哈维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指出，“看来恰当的是，要更加仔细地探究后现代主义的性质，与其说它是一系列观念，不如说是一种需要阐明的历史状况。”（注：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索》，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页。）在如何认识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上，哈维同詹姆逊一样，也坚持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制度出发的基本观点，力求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出发揭示后现代主义的实质。他指出，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存在着某种转变。在1973年以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体现为他称之为“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其特征是集中化的大规模社会生产。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间，由于出现了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福特主义”的积累体制受到严重的挑战，为了摆脱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内在调节机制的作用下，出现了一种他称之为“灵活积累体制”，其主要特征是“出现了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首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强化的比率”。（注：同上书，第191页。）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这种转变导致了观念上的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因为资本的更加灵活的流动突出了现代生活的新颖、转瞬即逝、短暂、变动不居和偶然意外，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得以出现的现实基础。为了说明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这种联系，哈维还提出了“时空压缩”概念，并把它作为说明从“福特主义”向更为灵活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转变之间联系的中介。不过，哈维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其性质的改变，因为“在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进行对照时，这些变化在表面上显得更像是转移，而不是某种全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甚或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征兆。”（注：同上书，第1页。）这就是说，无论转变如何发生和有多么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仍在继续起作用，与此相应，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虽存在差异，但更多的是连续性。哈维认为，到了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历史唯物主义和启蒙规划则可能复兴。
三、市场社会主义
80年代中后期以来，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解体，一些右翼的资产阶级学者得意洋洋地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已彻底失败，资本主义制度将永世长存。苏东剧变使得不少左翼学者和同情社会主义的群众产生了困惑和迷茫：社会主义还有前途吗？这种情况使得英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要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仅靠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如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通过深刻反思苏东社会主义制度失败的教训，以戴维·施威卡特（David Schweickart）、詹姆斯·劳勒（James Lawler）为代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市场社会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行的方案。他们的主张提出后虽然受到很多左派人士的欢迎，但也遭到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其代表人物是希勒尔·蒂克庭（Hillel Ticktin）和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后者认为，施威卡特和劳勒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虽然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但都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在90年代中期，他们与施威卡特和劳勒围绕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为了充分反映双方的不同意见和扩大影响，他们出版一本论文集：Market So cialism:The Debate Among Socialists（Routledge,1998）。
施威卡特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哲学系教授，他早在1993年出版的Against Capit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一书中，就提出并论证了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在与奥尔曼和蒂克庭的争论中，他为市场社会主义做了如下的辩护：（1）市场社会主义并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有三个特征：生产资料私有制、雇佣劳动和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虽仍然保留了协调绝大多数经济活动的市场机制，但它以某种形式的国家所有制或工人集体所有制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此相应，工人的劳动也不再具有雇佣劳动的性质。（2）中央计划经济面临四个难以克服的问题——信息问题、激励机制问题、集权化问题和企业创新问题。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实行的是中央计划经济。（3）在经济短缺的情况下，市场是组织一种可行的经济的必不可少的机制。即使现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也远没有达到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程度，既然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已表明中央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那就只能通过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虽然必然会导致竞争、不公平和失业等情况的出现，但这在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共产主义的最高形式。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的母体脱胎而来，带有其由以产生的旧社会的痕迹。它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它是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它保留了资本主义取得的最好的成就，克服了资本主义的最坏的弊病。”（注：伯特尔·奥尔曼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论争》，段忠桥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9页。）市场社会主义承认在我们发展的现阶段，我们所追求的价值不会完美地实现。这里实际上存在不得不做出权衡和取舍的问题，但这恰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劳勒是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会主席。他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历史考察，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实现，其间将经历两个发展阶段，即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在这两个阶段，市场经济都要继续存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劳勒认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过渡时期市场经济还将继续存在，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不可能一下子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因而革命后的社会在一段时期内将是一种“混合经济的社会”。无产阶级国家将如何夺取那些仍在私人手里的财产呢？按照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设想，无产阶级国家将通过让其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竞争来取得财产。由此说来，这一时期的社会只能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勒还指出，在1848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把国有财产作为由旧社会向新社会转变的主要形式，而是把工人的合作工厂视为新社会的出发点。因而，过渡时期的社会可以称为“合作的市场社会主义”（注：同上书，第48页。）社会。对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否还存在市场经济的问题，劳勒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虽然认为市场经济已不存在，但他描述的却是一个实际上还存在交换的制度。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劳动者基于他们的劳动而得到某种“凭证”，并用这些“凭证”在类似市场的地方选购他们所需的物品。由于这种“凭证”不像购物券那样标明只能购买某些商品，而是可以换取各种所需的物品，因而它实际上仍在履行货币的某些职能。与此相应，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虽然已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但仍然存在一种受到限制的市场。只有在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实现以后，市场经济才会最终消失。
蒂克庭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俄国和东欧研究所教授，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研究中心主任。他在与施威卡特和劳勒的争论中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分歧集中在两个基本观点上。首先，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必然包含消灭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消灭个别工人降为机器或生产过程的附属物的情况。这样的社会制度在收入和社会管理方面是平等的，在社会关系上是人道的。而在存在市场的社会制度下，工人要服从积累和利润率的支配，他不得不被迫与他的同伴为一份工作、为更高的生活水平、为在工作环境中得到升迁而竞争。就市场社会主义把劳动者降为竞争的机器而言，它是反平等的和反人道的。其次，也是更为根本的，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是根据直接满足人的需要的原则运行的。在存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交换价值、价值以及货币本身是目的，而资本的积累或货币的金额与人的福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把赚钱作为目标将极大歪曲人的价值。蒂克庭认为，在当代的条件下，市场不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之外，因为“市场不是一种技术或手段，而是劳动和资本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学者中的论争》，第71页。）他认为，只有两种制度是可能的，即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如果市场社会主义是可能的，那它只能是与社会主义截然对立的社会。
奥尔曼是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他看来，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误区之一是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很多东西，包括它的运行、它的思想方法和情感，以及它存在的种种问题都与市场有着内在的关系，因此，也恰恰没有认识到继续保留任何一种形式的市场会在多大程度上妨碍社会主义的建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根本性错误“是把资本等同于资本家，即现时的资本的化身，而没有看到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也可以体现在国家中（如体现在国家资本主义中），甚至体现在工人合作社中（如体现在市场社会主义中）。”（注：同上书，第122页。）资本是自我增殖的财富，即它不是用来满足需求的而是用来获得更多财富的财富。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它的目的，而不是谁拥有它。资本的所有权可以转移到国家或工人的合作社，但如果市场基本保持不变的话，与资本主义相关的绝大多数问题将会继续存在。市场社会主义者另一误区，是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作为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在他们看来，既然苏东国家的计划经济一直出毛病，那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能是用市场取代计划。这种看法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根据苏东国家情况提出的改革措施非要应用于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极为不同的现实呢？市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硬要把解决苏东国家存在问题的办法应用于现今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来，像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方面拥有的全部有利条件就完全被忽略了。奥尔曼强调，向市场及其所有的弊病发起正面的、无保留的进攻，是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社会主义意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只有形成了对所有市场关系的拒绝，人们才能转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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