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声部的主题变奏——德国转折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声部论文,变奏论文,德国论文,主题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坍塌，拉开了德国统一的序幕，标志了一个时代转折的开端。德国统一是二十世纪举世瞩目的事件之一。这样一个不仅对德国历史，同时也是对世界历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对一大批德国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形成了以统一后德国社会为题材的所谓“转折文学”。虽然有人认为九十年代文学已经处于衰败的地步，已经从象牙塔滑落到大众文化的汪洋大海（注：参见托玛斯·克拉弗特主编：《九十年代德国文学》，皮培尔出版社，2000年德文版，第15-17页。），但是，一批二战以后成名的老一辈作家以及八十年代以后悄悄走上文坛的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表明，文学依然是关注社会现实的。综观九十年代德国文学，仅从数量上就可以看出，以转折为题材的“转折文学”是这十年文学的主旋律。（注：参见弗尔克·魏德金：《德国统一与作家》，W.科尔哈默出版社，1995年德文版；据托玛斯·克拉弗特主编，由皮培尔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九十年代德国文学》一书的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有一百多部反映转折的叙事文学作品问世。）
诚然，面对这样的历史巨变，对于身临其境的作家来说，要将艺术创作的第二现实与第一现实拉开距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而在统一之初的文坛，时事新闻性体裁的作品占主导地位（注：见F·J·格尔茨：《1990年德语文学综述》，雷克拉姆出版社，1991年德文版，第11页。）。很多作家以随笔、日记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统一的感想。有的对此感到欢欣鼓舞，有的对此表示无动于衷。（注：参见T.罗森勒希尔：《出售的姜汁饼》，法兰克福，1990年德文版；K.施勒辛格《剧变》，法兰克福，1990年德文版。）对于两德统一的形式的讨论，特别是对于艺术与生活、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导致了文坛“文学之争”的爆发。（注：1986年德国曾发生过“史学家之争”，争论的一方认为，法西斯的兴起源于对布尔什维克及斯大林统治的恐惧心理，以此来对法西斯在德国的产生作历史的限定，说明法西斯的兴起不是德国的国民性所致；争论的另一方则认为，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无论从计划上还是从执行上看都是细致、缜密的，因而它不是什么应急反映，而是有预谋的，斯大林的统治不是为法西斯开脱的理由。依照对这一事件的称法，将文坛关于作家与权力关系的的争论称为“文学之争”。引起这一争论的直接导火索是克丽丝塔·沃尔夫199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何去何从》。）这一争论再一次显示，德国分裂的结束并不表明文学分裂的结束。因而处在原来的柏林墙两边的作家，都面临一个重新定位的困难，他们又一次面对一个“零起点”。如果说战后德国文学的“零起点”（注：B.巴尔泽等编：《联邦德国德语文学》，优狄齐姆出版社，1988年德文版，第19页。）指的是作家面对的是一个文学传统遭破坏、作家队伍萎缩、国家主权丧失、文化方面受制于战胜国的局面，因而文学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的话，那么这一次的“零起点”指的则是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分裂以后，很多将前民主德国社会视为实现其社会理想之所在的原联邦德国批判现实作家，失去了理想之寄托；而原民主德国的作家，面对自己的国家转眼间成了幻影的变化，失去了对自身的认同尺度（注：参见W·希尔比希的小说《权益之计》。）。不仅他们原先熟悉的一切社会行为准则全部失去作用，而且他们自己还失去了原有的文学园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统一对作家这一群体来说，确实使他们又一次面对零的突破。
从转折文学的创作主体上看，以东部的作家为主力群体。西部较年轻的一代对统一大多不以为然。畅销书《香水》的作者P·聚斯金德说过的一段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部分！两边从社会形态，政府机制，经济、教育体制，生活水平，到所隶属的政治集团都不相同，甚至对驾驶员饮酒的限量也不同——他们实在毫不相干，怎么能融合得起来？！”（注：韦尔弗里德·巴尔纳主编：《德国文学史，1945年至今》，C.H.贝克出版社，第841页。）这种对统一所持的怀疑态度决定了他们的写作不会关注转折这一主题。然而与这些年轻的一代相比，西部的老一辈作家则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德国的分裂历史和统一。1991年马丁·瓦尔泽发表的长篇小说《捍卫童年》叙述了德国分裂给普通人带来的灾难。作者通过对一个疯狂追寻过去的失败人物的描述，影射前民主德国的当权者，他们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不断去挖掘所谓的传统。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君·特格拉斯在199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说来话长》也是以德国的历史为题材的。
与西部年轻一代漠不关心的态度相反，于七八十年代移居到西部的前民主德国作家及统一后成长起来的东部年轻一代作家成了表现这一题材的主力群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瓦尔泽的《捍卫童年》，还有莫尼卡·马龙的长篇小说《寂静的第六行》(1991)、尤雷克·贝克尔的小说《无情的阿曼妲》(1992)、沃尔夫冈·希尔比希的长篇小说《我》(1993)、克里斯多夫·海因的《拿破仑游戏》(1993)、布里吉·特布尔迈斯特的《在正常名下》(1994)等。此后，取材统一的作品越来越多，主要有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说来话长》(1995)、克劳斯·施莱辛格的《急变》(1995)、布卢西希的《英雄似我等》(1995)、克丽斯塔·沃尔夫的《美狄娅》(1996)、博托·施特劳斯的随笔集《笑颦》(1997)、英戈·尔茨的《平凡故事》(1998)、沃尔夫冈·希尔比希的长篇《权宜之计》(2000)等。这些作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德国历史的变迁和前民主德国政治与社会文化作出审视。
从作品取材的角度来看，除了克丽斯塔·沃尔夫的《美狄娅》取材于古希腊的传说以外，绝大部分作品都取材于现时的德国社会。从叙述的角度来看，大部分以个人在现实中的沉沦作为展现历史画卷的切入点。例如博托·施特劳斯的《效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现代隐士在柏林附近的德国最贫穷的一处山丘上建造了一座房屋隐居，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回顾自己逝去的童年，试图以此逃脱庸俗、嘈杂的尘世。尤雷克·贝克尔的《无情的阿曼妲》讲述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小说通过阿曼妲与三个恋人的爱情纠葛反映了分裂及统一对个人生活的改变。然而，所有这些作品中，最具特色的要数它们的叙事手法。下面我们从众多的转折文学作品中挑选四部进行分析，以展示德国转折文学选材和叙事手法上的特色。这四部作品分别出自四个经历不同，从年龄上分别代表三代人的东、西部作家之手。
先看格拉斯的《说来话长》。（注：该书的具体内容在此不赘述，可参看本人发表在《文艺报》1997年9月27日及《当代外国文学》2000年第一期上的相关文章。）与传统小说不同，该书没有明确的叙述人，取而代之的是冯塔纳档案馆这样一个集体。档案式的拘泥细节使得一切有关冯塔纳生平和作品的细节及其生活前后近两百年的德国社会历史完整地记录在案，从而将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复轮回之处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正如《说来话长》里的主人公伍特克在小说结尾处所说的那样：“我不是一直都在说嘛，原则上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注：见《说来话长》，斯戴德出版社，1995年德文版。）要讲述德国历史呈现的不断重复的延续性，让传统的全知全能的叙述人担当此任，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已经显得不那么令人信服。而档案馆作为一个相关材料搜集、整理机构，它的工作性质是跨越时空限制的，可以将瞬息的变化记录下来，同时通过对相关材料的搜集和归类整理，将它与过去收集到的材料进行比较，或者用它来充实过去材料中的漏缺。时空在这里不再是封闭的，而是跨越跳动的。由这样一个叙述人来担当大跨度故事的叙述，显得十分自然而又合情合理。
档案馆作为叙述人叙述的主要对象是特沃·伍特克和他的影子霍夫塔勒。而伍特克和霍夫塔勒也都不是简单的某一时代的人物类型。他们身上重叠了过去时代人物的经历和故事。伍特克是十九世纪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冯塔纳的再现。一方面，伍特克对冯塔纳顶礼摹拜，对他刻意模仿；另一方面，他的出生年月、外表、性格和婚姻家庭情况也与冯塔纳如出一辙，并且他认为自己就是冯塔纳。正因为这两方面的缘故，伍特克走进了冯塔纳档案馆的视野。叙述人通过将伍特克的经历与冯塔纳的相互交织、映衬，从当前回溯到冯塔纳生活的十九世纪德国，让伍特克沿着冯塔纳的脚印走过今天德国的场所，从而将当前定格为历史。将历史拉回到当前，制造出看待剧变的双重视线，将1889到1989这一百年的德国历史前后对应起来。
霍夫塔勒这个人物形象是从德国另一位作家汉斯·约阿西姆·舍德里希1986年发表的小说《塔勒霍夫》里借来的，只是将名字的顺序颠倒了一下。在舍德里希的小说中，塔勒霍夫是一个密探，并且舍德里希让他在五十年代就死去了，而格拉斯却在他的小说中让这样的一个密探活了下来。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一样（注：参见F.J.格尔茨等主编：《1995年德语文学综述》，雷克拉姆出版社，1996年德文版，第288-359页。），格拉斯秉承了歌德的《浮士德》、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的创作手法，通过将伍特克与霍夫塔勒塑造成一对互不可分的双重形象，如同浮士德与魔鬼梅非斯托相辅相成一样，以此来表现德意志臣民的双重个性，展现文学与权力不可思议的亲和力。
这部小说的象征意义也是很明显的。主人公伍特克有四个孩子，而这四个孩子中的三个儿子都去了西部，唯一一个留在东部的女儿最后也嫁给了西部的地产商。作者以这四个孩子的命运象征了二战后德国被瓜分成四个占领区，其中三个归西方战胜国管辖，一个归属前苏联管辖，而这一个最后也投进了西部怀抱。最后西部犹如一个地产商，用金钱将东部兼并掉了。
从独特的叙述人和书中人物与其它作品中形象的承继关系上不难看出，这部长篇小说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拼凑”手法。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拼凑”是基于“个人已经失去了特有的空间，因而也就失去了特有的经验和意识，失去了内在性和内心世界”（注：见王逢振：《西学读解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9页。），那么在这里，历史时段也失去了它特有的空间和特殊性。统一后的德国社会与一百年前的德国社会，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德国人与一百年前的德国人，他们的经历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置换。该小说的建构方法就是将过去的，即作家冯塔纳的十六部小说及其生平和生活经历同现代文学——舍德里希《塔勒霍夫》里的塔勒霍夫——进行拼凑，摈弃全知全能的叙述人，将小说内容建筑在文学的完成文本之上。这样的建构方法扩展并且延伸了该小说内涵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表现了人们对当今社会发展的困惑。而这部作品的虚构性正是通过这样的结构体现出来的。（注：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反对德国统一的，里面的内容完全是格拉斯本人在多种场合发表的政治观点的翻版；并且该小说是失败的，因为作品连最起码的虚构性都不具备。参见《1995年德语文学综述》，第289-304页的两篇评论。）
这部小说以时间和人物形象双重重叠结构的叙述方式，通过象征的手法，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末的德国历史和人物交织映衬，将德国近一百年的历史置入小说的叙述之中。
与格拉斯取材现实相反，克丽斯塔·沃尔夫的《美狄娅》则取材于古希腊的神话。在古希腊传说中，美狄娅是最迷人，同时又最有争议的人物形象。自从欧里庇德斯将她塑造成杀死亲子的女人而进入文学以后，不断有作家重写、改写她的故事。她一会儿是救死扶伤的圣女，一会是祭司、情人，争风吃醋的泼妇，背信弃义者和阴谋家等等，不一而足。沃尔夫部分沿袭了欧里庇德斯的原义，在此基础上又对这个形象进行了解构，将她塑造成了一个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个性鲜明的不寻常女性。
沃尔夫对传统的美狄娅形象解构的第一点是，美狄亚离开自己的故乡并不是出于对伊阿宋的爱，而是无法在那个无望的腐败的科尔基斯呆下去。第二个解构点是关于她弟弟的死。杀害她弟弟的不是她，而是那些受人指使的狂热的老妇人。她们杀了他作祭品，以保全老国王的统治。这些人将她弟弟碎尸后投于荒野，是她将这些尸骨收集起来，带出科尔基斯，然后扔进了黑海。第三个改写点是关于用浸泡了毒液的金袍惩罚格劳克公主的情节。美狄娅作为救死扶伤的使者，主动去医治格劳克的癫痫病。为了让她摆脱忧郁的心情，送给她色调鲜艳、明快的衣服，换走她身上的黑衣服。格劳克最后是自己投井而死的。但是国王的星相师为了诬陷美狄娅，硬说是她用浸过毒液的袍子害死了格劳克。最后一个改写的地方是关于她杀死亲子的情节。美狄娅出逃时无法带上两个儿子，结果他们让暴徒乱石砸死。
沃尔夫的美狄娅与此前的各种相关版本除了在内容上不同以外，在选取的表现体裁上也不同。她没有沿用戏剧体裁，而是采用了叙事体，而她的叙事又有别于传统的叙事：没有一个贯穿头尾的叙述人。相反，她让故事里的六个人物轮番出来表白，让他们自己发表对周围发生事情的态度和看法。书里的叙述和回顾从六个不同的视角展开。叙述时间的发展由一些独白串起，犹如书信体小说中由人物之间的通信建构起时间线索那样。
小说全名为《美狄娅——声音》，这不是单一的声音，而是六个声音。美狄娅的声音为主调，另外还有伊阿宋的，美狄娅的学生阿佳美达的，科林斯国王的首席星相家阿加玛斯和第二星相师伊孔的，还有科林斯国王女儿格劳克的。这些穿越时光隧道的声音要向人们传导什么呢？在小说正文开始之前，沃尔夫引用了文论家E·伦克的一句话作为座右铭：“反编年史不等于将历史随便并列排放，而是依照三角架的模型展示时代的相互渗透关系，消解处于更新的结构。它们可以像手风琴一样拉开，这样，从一端到另一端就相距很远；或者像俄罗斯套娃，层层套叠，这样，每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就只隔着很薄的一堵墙。过去了几世纪的人聆听我们这时代留声机发出的刺耳的声音，而我们则穿越时光的隧道，看到他们怎样举起双手准备抓食美味的菜肴。”（注：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反对德国统一的，里面的内容完全是格拉斯本人在多种场合发表的政治观点的翻版；并且该小说是失败的，因为作品连最起码的虚构性都不具备。参见《1995年德语文学综述》，第289-304页的两篇评论。）就是说，不同的时代是相互呼应的。由于这众多声音的信息，每一个时代的特征更明显地凸现出来。显然，沃尔夫是希望读者从历史相互关联的角度来读她这部小说的。透过美狄娅的声音，我们可以了解个人受歪曲的历史。美狄娅的声音就是要正本清源，洗却强加在她头上两千多年的罪名，还她以真实面目；透过星相家的声音，我们了解到统治者为了统治的稳固，必要时会借助不可证实的东西，凭空捏造，诬陷他人以保全自己；阿佳美达的声音则将叛变者的无耻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她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不惜与敌人联手，出卖教诲自己多年的恩师。
该小说的内容介于神话与历史之间，而具体的历史年代不详。书里只提到了科尔基斯和科林斯两个地方。科尔基斯原是由开明的国王统治的，生活在那里的人民和睦相处，没有财产和等级之分，称得上是“均贫富，等贵贱”。然而，自从老国王阿伊厄斯特执掌政权以来，他只想着炫耀卖弄权术，不问国家的前途命运，结果国道中落，导致美狄娅离它而去。然而到了科林斯，美狄娅才意识到她的逃避是徒劳的。科林斯的腐败与她的家乡比较起来，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也有权力斗争和阴谋。科林斯的小公主伊菲娥被害死，大公主受此刺激得了癫痫症。这样，没有子嗣的国王就可以稳坐泰山了。面对这些，美狄娅彻底绝望了。在小说的结尾处，她说：“我应该往何处去。难道真的有我能够适应的时代？在这儿我无人可问。这就是答案。”（注：克丽斯塔·沃尔夫：《美狄娅——声音》，dtv出版社，1996年德文版，第218页。）
小说本身只是一个框架，一个审美主体的认知模式，要挖掘出这一框架之后的内涵，有必要回顾沃尔夫在统一以后的德国的处境。统一后德国文坛爆发的“文学之争”，其导火索是沃尔夫的短篇小说《剩下了什么》。这个短篇写于1979年，到了1990年才发表。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讲述的是小说的主人公成为东德国家安全局牺牲品的故事。然而，在统一后成立的“高克委员会”（注：由教会人士高克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负责将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收集的档案情报向受害者公开。）公开了原东德安全局的档案以后，人们发现，沃尔夫本人就是为安全局提供情报的人员之一。当然，作品是在她还没有成为安全局监视对象之前写的。一个曾经积极参与迫害别人的人，现在摇身一变，以一个受害者的面目出现，这立即招致了批评（注：详见《1990年德语文学综述》，第228-314页。），特别是那些被驱逐到西部的同事的批评。这些批评者以眼前作家处境为出发点，不顾及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使她感到很失望。一气之下，她去了美国。从加利福尼亚回来以后，她发表了名为《前往禁忌的途中》——1990至1994书信、演讲文集。在这里，作者回顾了1989年以后德国社会的巨变和随之而来的她个人命运的改变。一年以后，即1996年，她发表了《美狄娅》。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看出，沃尔夫与美狄娅有相似之处，她们都遭受别人诬陷。《美狄娅》里的科尔基斯在东边，科林斯在西边。贫穷的科尔基斯的国王不择手段除掉自己的继承人，富庶的科林斯的国王同样是杀死自己的小女儿以保住自己的王位。无论是东边还是西边，都是到处充斥着欺骗与谎言，阴谋与谋杀。借古喻今，影射当前的德国现实，这无疑是作品传导的一个重要信息。作者1990年在题为《插话》的演说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无论何地，文学都必须对我们历史上的盲点进行正本清源，指引人类走进新的阶段。”（注：克丽斯塔·沃尔夫：《通往禁忌的途中》，dtv出版社，1996年德文版，第21页。）
与老一辈作家的历史叙述相比，英戈·舒尔茨1998年发表的《平凡故事》则是将东部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新闻、教育和人际间的关系变化摄入叙述中来。众多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故事折射出社会转型后人们躁动不安的心态。
这部小说由二十九个看似平凡的故事组成，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图林根东部一个以化工、褐煤和铀矿开采为支柱的阿尔腾堡。每个故事自成一体，但故事中的人物又与其他故事相互关联。整个小说就像一幅由众多局部拼合出的全景图。《平凡故事》讲述了统一后的小城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如失业、右翼青年、民众社会地位下降，等等。作为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作者以见证人的身份忠实记录了小城发生的变化。第一个故事讲述的是东边的民众在获得了去西方旅行的自由后，第一次乘汽车去意大利旅游的故事。他们因为囊中羞涩，一个个备足路上吃的干粮；接着写一个小报的记者，因为写了太多关于右翼青年的报道，没有顾及小报读者的需要而遭到主编的批评；一个开出租车公司的人，朋友要到他开的公司当驾驶员，可他是想帮也帮不成，因为东部的民众手头没有钱，所以他的公司没有生意，他连自己都养不活；一对夫妇，丈夫识时务而成为地方政治舞台上的头面人物，然而他外强中干，面对寻衅滋事的青少年对他的夫人动武而袖手旁观，从而导致婚姻的破裂，等等。作者描述的对象是平凡的，他的感情、态度也是平民化的。作家通过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来展现普通人的平凡但不平庸的地方。在舒尔茨的笔下，这些普通人的身上都洋溢着实实在在的生活热情。小说注重日常生活的价值形态，因此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也变得有意义了。《平凡故事》是一首多声部的交响曲，它通过许多具体的故事，把东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及人的观念的改变完整地展示了出来。
沃尔夫冈·希尔比希的长篇小说《权宜之计》讲述的则是一个菜比锡作家移居到联邦德国后的沮丧的经历。故事开始的时间是1985年，主人公是出生于莱比锡的作家C，他获得一年有效签证去了西部德国。他急于离开莱比锡，还因为他与女友的关系因他的性无能而陷入危机。C到了西部以后便堕落了。在纽伦堡有了一个情人以后，他的生存状态变得更加糟糕。现在他不仅在两个国家之间徘徊，而且在两个女人之间摇摆不定。C跳不出感情和心理矛盾的泥淖，只能整日以酒消愁。更可怕的是，他的创作才能枯竭，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于是他酗酒得越加厉害，成了一个酒鬼。最后在圣诞节的时候被送进了慕尼黑附近的戒毒所。这个戒毒所其实是圣经里的地狱与现代行刑室的混合体，是真实的人间地狱。从戒毒所出来以后，他回东部去了一趟，结果发现在那里没有人需要他，旋即他又回到了西边。在西柏林的动物园站附近的“新闻咖啡店”，他目睹了这个污秽的娱乐场所里的猥琐的顾客和周围色情店里用以招揽顾客播放的画面。如果说慕尼黑附近的戒毒所是人间地狱的话，那么，这里则是通往地狱的前廊。
小说的前半部分是对东、西两边社会的抨击。到了第二部分，这样的社会批评让位于叙述人对自己生活状态的惊诧。受出版社及其他团体的邀请，C穿梭在哈瑙、纽伦堡、莱比锡、慕尼黑和柏林之间，参加各种作品朗诵会，体验文坛的炼狱场面。间或他也返回莱比锡。但实际上无论在哪里，他都是一个匆匆过客。火车站及火车站的酒吧成了他首选的地方。四处朗读作品以及与两个女人的感情纠葛，这一切把C折腾得精疲力竭，最后只剩下对自身的糟蹋。当1989年柏林墙坍塌了，他只是在恍惚状态下隐约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
作家C不是一个典型人物，而是一个类型人物，他连属于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但作家正是通过表现这一类型人物的不幸经历，将德国统一后东部民众的普遍感受传达出来，那就是对西部德国近乎天堂般的幻象的破灭。从前东德意识形态那套东西让人厌恶，然而西边的商品拜物教也同样让人反感。一时C丧失了对自身的认同尺度，也承受不起爱情的责任。希望与他人亲近却又要随时准备逃离的矛盾想法，在他身上合二为一。
主人公C处于两种意识形态撞击、冲突、交融的交界点上。小说凸现了C在生存环境变换过程中的追求与彷徨、兴奋与痛苦交织的复杂心情。主人公辗转于火车站之间的行为形象地表现了匆匆过客无所依托的情形。C虽然有西部某团体为他提供的优越的物质保证，然而精神上他却只是一个流浪者。选取这种边缘人的处境作为叙述对象，恰巧为作家提供了审视两边社会的便利视角。C对两边的社会都心怀排斥，借酒麻醉自己，以暂时摆脱清醒时的痛苦。C的生存焦虑、苦恼以及无可奈何的堕落，体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矛盾。
象希尔比希这样于七十年代中期及其后移居到联邦德国的原东部作家，他们亲身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对这两种制度，他们不仅有感性的认识，而且也做过理性的思考。他们对此的感受，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而沃尔夫在作品中反映出的思想感情，在留住东部的较老一代的作家中颇具代表性。由此看出，创作主体阅历不同，其审美和把握社会生活的切入点也相差很大，从而造就了转折文学主题和审美情趣的多样性，反映了统一后德国社会生活及社会形态的多样性。舒尔茨是统一以后成长起来的东部年轻一代作家，他们因为年轻，没有太多的历史可以回顾、留恋，因而他们可以相对客观地面对现实。舒尔茨叙述的故事是德国东部社会的实录。而作为西部老一辈的作家，格拉斯是以审视的目光，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待这一历史事件的。这三代作家的作品表现的都是转折以后德国社会变化的主题，但切入点不同，叙事手法各异，从而汇成了一个多声部的主题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