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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不仅发挥个人的才能，而且发挥将个人联合起来的社会的巨大潜力，从而为充分发挥所有人的聪明才智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每个人发展的自由被看作是一切人发展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才等同于合乎逻辑的民主。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熊彼特(J.Schumpeter)所理解的那种赋予上层人物作出决定全权的民主，而是本来意义上的民主——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社会主义方法和自由主义方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既相互作用，又仿佛相辅相成。争取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斗争抑制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表现，迫使个人主义带上倾向社会的色彩。另一方面，个人渴望自由的自由主义意向则是抵制集体主义团结精神变成统治个人的手段，抵制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常见的个人服从集体的有效因素。可见，在这一相互作用中，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各得其所。在社会实践中，每一种流派都占有一席之地，都有用武之地。总的来说，社会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是一条向着自由和团结奔腾的永不止息的河流。
任何关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议论，正象关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议论一样，如果只停留在抽象的符号上，都将是美好的幻想。要使议论成为现实，必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价值观决定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目的，接着必然会出现一个关于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关于其实际形式，关于这些价值观在该具体社会中据以体现的具体结构和体制的问题。建立所有制关系和政权的总格局在这里无关紧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社会中，这些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各不相同（注：K·考茨基断言：“如果有人能够向我们证明，我们错了，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的话……我们就抛弃社会主义”（K·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维也纳，1918年，第63页）。）。
人们试图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某些超时间的手段，结果，这些手段变成目的本身。从前，社会民主党人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分析，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实行生产社会化。考茨基据此甚至将社会主义与社会化等同起来。当前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正象“国家社会主义”各国经验的消极后果一样，提醒社会主义思想拥护者放弃社会化的老观念，接受混合经济概念和纲领。如果他们坚持考茨基的观点，他们必将连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都“抛弃”。
任何具体的社会主义形态，正如20世纪全部历史所证明的，从历史角度看都是暂时的。这不仅包括共产党的所有制全盘公有化试验，而且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实践。所谓“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产物）由于官僚机构的原因，今天同样经受着危机，这表明这种试验的历史局限性。
然而，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行动发展的内在继承性。人类通过较早期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才认识今天刚显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范式。人们曾不得不弄清楚较早期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为此，不仅成功的经验，而且失败的经验都是必不可少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社会主义的经验对于逐渐消除反映当时工业社会成熟程度的社会主义范式是极其重要的。俄罗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农民问题专家恰亚诺夫（А.В.Чaянов）根据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解精辟地表述了这一点。他写道：“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孕育的，它诞生于德国资本主义工厂的刑讯室里，带着饱受奴役劳动折磨的城市无产阶级心理，世世代代不习惯于任何个人的创造性工作和思考，它心目中的理想制度只能是对其周围的制度的否定。”尽管与国家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充满空想，这一描述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模式新社会的起源作了相当精确的界定。
对昨天社会主义的批判不在于将它从历史上一笔勾销，而在于依靠现实经验（不管它多么令人不愉快）超越它。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后果极其严重的错误和失败的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找到前人为之束手的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否则，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轻率地彻底破坏社会活动的结构，以其他方式重复老的错误。这正是俄罗斯激进自由主义改革者所跌入的陷阱。
在十月革命后70多年时间里，俄罗斯不光有斯大林主义，不光有镇压和粗暴违反人权的现象。几代人的努力也留下了许多积极的东西。1917年十月革命及其全部后果不仅仅是一场历史玩笑和异变，而是对时代召唤的回答。是处在灾难边缘的人民尝试打开一个“突破口”，奔向心向往之的社会主义。尝试失败了，因为人民运动被强迫纳入独裁制度的僵死框框。然而人民的满腔热忱并没有付诸东流，而是产生了积极的结果。
自由主义私有化的消极后果表明，通过破坏国家所有制来实行经济的全盘资本主义化，对俄罗斯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只要对历史继承性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便不难明白，当时，最合情合理的做法是，逐渐地和谨慎地过渡到公有制和私有制共存和相互作用的混合经济。
显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非常痛苦的，免不了付出代价和造成损失。但是，假如在改革初期，对苏联经济遗产的激进自由主义的虚无主义没有占上风的话，代价和损失本来会小得多。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即便俄罗斯艰难地从危机中挣扎出来，也注定要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在世界经济后院里过可怜巴巴的日子。
对苏联时期的社会成就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也是错误的。这方面确实有严重的缺陷。家长式的官僚主义制度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个人主动性和事业心。文明社会的基层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禁若寒蝉，或是处在党和国家的严密监视下。但是，这方面也不无值得称道之处。如今许多人单独面对官员的横行霸道，市场的冷酷无情，社会的漠不关心，不由得怀念起已经失去的价值观。尽管以前的制度有种种缺陷，社会中还是形成了集体主义传统和团结互助关系。当人们遭受命运的打击，对生活不满时，并不感到孤苦无助，因为有长时期以来按社会实质而言世界上最好的、甚至被当作西方国家改革者样板的免费医疗和教育制度作后盾。
就其社会后果而言，自由民主主义的试验是一步大倒退。这些试验使得群体、党派甚至黑帮的私欲大大膨胀，不仅与社会主义价值观，而且与自由主义价值观都毫无共同之处。拜金主义、权钱交易和贪婪的个人主义之风的盛行，必将使俄罗斯的对抗性矛盾加剧，引起社会动荡。拒绝继承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苏联时期的价值观，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条灭亡之路，只会使道德沦丧、人心涣散、社会正义荡然无存。
即便在极权主义遗害最烈的文化领域，对过去采取虚无主义的全盘否定态度也是不能容忍的。当时没有创作自由，学者、作家、新闻工作者和艺术家是在思想监督和书刊检查限制的强大压力下进行活动的。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创造了优秀的文艺作品，并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尽管有思想改造运动，科学却是国家的骄傲，基本上达到世界水平，许多方面甚至居于领先地位。科学家的威望很高。青年人渴望从事科学工作。
今天，文化在全面商业化的重负下苟延残喘，蜕化变质。格调低劣的连环漫画、电影电视和音乐舞蹈充斥国内，读者和观众成为这种大众文化的俘虏。大众传播工具刚冲破书刊检查和思想控制的牢笼，又落入金钱的魔掌。科学无人问津，处于死亡边缘。科学家的地位一落千丈，行业威信已成明日黄花，科学事业后继乏人，前途一片黑暗。
这一切都表明，文化摆脱苏联时期党和国家的监护和思想控制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改革者要有高超细腻的技巧才能应付裕如。同束缚创作自由的思想和行政枷锁一起，很容易将创作所极其需要的国家保护（保护它不受消费至上、庸俗下流、低级趣味、实用主义和其他的市场负面作用的影响）也抛弃掉，很容易破坏关乎文化兴衰存亡的国家支持文化的传统。没有这种支持，科学和文化之花注定要逐渐枯萎，今天俄罗斯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
重走给社会带来那么多痛苦和灾难的“兵营式社会主义”老路，既祸国殃民，又不可能。但是，走这条道路并不是建造空中楼阁的结果。它反映了（哪怕是畸形地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的需要，其中大多数需要就是今天也很迫切。满足这些实际需要的探索失败了，并暴露出局限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停止探索。过去实践的成果应该批判地加以再认识，并应成为分析今天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条件、可能性和方法的出发点。尽管社会主义经历着深刻的危机，但它依然是现代的一项迫切任务，因为社会发展的实际趋势需要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和相应的价值观体系。进行这方面的探索不仅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有望纠正过去实践的结果，克服其局限性和缺陷。
在其早期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相对立，当时，市场关系本身具有对抗性，产生尖锐的阶级对抗。社会主义由于取消市场关系，所以被看作是对市场的否定。现在大家都明白，市场关系是普遍的经济现实。发展这一现实，而决非消灭它，会为社会主义创造良好的条件。成熟的市场关系使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需要进行社会调节，需要限制市场的盲目性，使它具有社会主义倾向。
美国自由主义理论家达尔(R.Dahl)在指出市场的社会无效性，指出市场不能生产公民共同和有同等理由享用的社会财富和培养社会美德时认为，是民主在有效地匡正市场关系。
有公社主义倾向的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巴伯(B.Barber)得出类似的结论。他认为，为了消除市场弊端和维护市场不感兴趣的价值观和共同文化，必须“确立防止市场由于无政府状态和垄断而自我毁灭的机制……保证提供其他形式的选择，以抵消个人选择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后果。”换句话说，发达的市场创造着社会选择和社会调节的需要，从而为实现就其性质而言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奠定基础。社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提条件不是在与市场的对立中形成的，而是在发展由社会本身的自觉行动所调整的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开拓了前景。
全球发展趋势也有助于人们正面理解社会主义价值观。全球性问题日趋严重的现状，使人类文明的存在本身成为问题。当务之急是调整世界范围内的相互关系，全人类齐心协力，探索摆脱危机局势的出路。就是说，世界现实同样促使人们寻找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并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原则创造着条件。
近年来，平稳发展的思想广为传播。这一思想之所以出现和流行，是因为国际社会面临生态、人口和经济领域的灾难性失衡。这促使人们探索人类生存的途径：彻底改革世界范围内相互关系的整个体系。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俾能明智合理地对世界发展施加影响，消除冲突，同心协力，互助合作。这些客观上必须予以满足的需求，非常接近于以社会公正和团结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活动形态观。
在西方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权威人士圈子里，越来越流行的看法是：作为一种思想和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其未来与阐明和贯彻实施平稳发展理论密切相关。在谈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学说时，德国教授斯特拉瑟(J.Strasser)指出：“我深信，只有将新的平稳的生产方式思想纳入自己的基础纲领中，民主社会主义者才能够建立一种对未来社会生活有吸引力的理论，才能够提出这样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将人类的理想和志向集中起来并再一次能使民主社会主义成为西欧的主要进步力量。”
问题不仅仅在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一些重要的补充。要保证平稳的发展，就必须重新认识工业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相应地改变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为了全人类的团结而限制有钱有势者的自私自利。社会主义象其他思想政治流派一样，要接受时代的挑战。为此，社会主义不仅要改变自己的面貌，而且要具有新的品质。
在俄罗斯，解决这些问题特别困难。首先不是因为，在社会意识中，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的过去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原因是，这是一个深刻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它与俄罗斯社会的总危机同时发生，并且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贪污腐化无孔不入、经济滑坡、法律不起作用、政府威信扫地、文化衰落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感觉到需要发动一场广泛的道德重整运动。对于正直、诚实的公民——不论其思想观点和世界观如何——的这个迫切要求，一切忠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都不应当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社会主义者的精力不应该浪费在关于学说的内部争论上，而应该用来开展一场大规模的道德运动。
毫无疑问，这不仅会为摆脱危机开辟道路，而且有助于社会正义、平等和团结思想的传播。这将会促使既是意识形态又是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恢复影响。
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东山再起的时代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前景良好。至于可能性是否会变成现实，关键在于社会主义能否洗心革面，推陈出新。（全文完）
摘自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