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制度变迁中的成本分析方法——与樊纲、刘世锦等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成本论文,制度论文,方法论文,刘世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成本是可以量化的重要经济范畴，收益也是如此。既然成本和收益都可以量化，那么，对中国改革成本的分析就不能不运用量化的分析方法，这是过渡经济学的重要观点之一。然而，改革成本的量化关系毕竟不如企业核算中的量化关系那样精确和边界清楚。所以，过度地或过份地强调改革的收益必须大于成本的理论和公式就存在许多不足。
一、有关改革成本公式的分析
1.改革成本与收益的两个公式
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学家们对改革成本的分析越来越多，尤其是樊纲等中青年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见多。他们试图通过量化方法分析中国改革中的方案选择、方案论证、方案实施以及最终效应的评价。应当肯定，这种思路和方法有创新的意义。
从目前对改革成本量化分析的成果看，最具代表性的公式有两个：（注：见：（1）樊纲：《两种改革成本和两种改革方式》， 《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2）刘世锦：《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方式及其中的公共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3年第10期。）W[,n]－TC＞W[,o]
公式Ⅰ：W[,n]－TC＞W[,o]（Ⅰ）
这个公式是樊纲提出的。式中的W[,n] 为实行制度变革后的预期收益；TC代表同一群人为改革制度而付出的种种代价，即改革成本；W[,o]代表旧制度所能提供的净收益。不等式的基本含义是：（1 ）只有把改革成本考虑进去后，且新制度形式的收益比旧体制高，改革才会发生；（2）给定W[,n]和W[,o]时，改革成本TC越大，改革越难，同时， 改革的根本问题是：改革成本支付形式和数量关系问题；（3 ）改革的基本思路应是：在体制的初始条件（W[,o]）和目标模式（WN ）都给定的情况下，改革道路的选择问题将被归结为改革总成本TC的最小化问题，或者是改革总收益W[,n]的最大化问题。
W[,n]
公式Ⅱ：───────＞1（Ⅱ[,1]）
W[,o]+TC
这个公式是刘世锦提出的。式中W[,o]为旧体制净收益， 体制净收益等于体制总收益减去体制运营成本：W[,n] 是作为改革目标的新体制净收益；TC为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额外成本（区别于体制运营成本）。显然，只有当W[,n]超过W[,o]时（它可看作是采用新体制的机会成本）和TC之和时，改革才是成立的。
为更深入地对成本进行量化分析，刘世锦提出了过渡性净收益概念W[,t]，认为在逻辑上可以把W[,t]看成是趋近于并最终等于W[,n]， 或者说，W[,n]是W[,t]的一个特例。此外，他根据改革中所遇到的阻力和费用起因差别，把总成本TC分解为CC（协约成本）、AC（适应成本）和FC（摩擦成本）三部分。认为改革是一个废弃旧协约、签订新协约的过程，其中，协约成本包括了搜集有关新协约信息、谈判、签订新协约过程中的各种费用；适应成本指新协约签订后，包括了协约签订者和接受者在内的人们为了适应新协约而受到的损失和付出的努力；摩擦成本则指某些人或集团抵制、反对改革所导致的损失和费用。于是，成本公式又改写为：
W[,t]（W[,t]──→W[,n]）
────────────＞1 （Ⅱ[,2]）
W[,o]+（CC+AC+FC） （t＝0，1，2，……n）
（ 注：这是笔者所加。因为，W[,t]是在一定时间条件下，逐渐趋于W[,n]的，所以应加进附带条件t＝0，1，2，……n。）
2.成本公式中的边际分析方法
除在上述两个公式中提出的成本概念之外，刘世锦等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成本概念，如从制度变迁时间过程的角度，可以将改革成本分为“准备阶段成本”、“过渡阶段成本”、“完善阶段成本”（注：刘世锦：《经济体制创新的条件、过程和成本》，《经济研究》1993年第3 期。）张曙光把改革成本又称之为变革成本，认为改革成本应包括五部分，即规划设计、组织实施的费用；清除旧制度的费用；消除变革阻力的费用；制度变革造成的损失；随机成本（注：张曙光：《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经济研究》1992年第6期。）。 有的学者还把改革成本区分为“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注：高海燕：《张五常的产权经济思想》，《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3期。）
以上是过渡经济学关于中国改革成本的基本概念。这里仅就研究方法讲，上述公式和概念有两个显著特色。
第一，用边际分析方法分析改革成本是个先例。在中国改革的前一时期（即80年代初、中期），人们探讨最多的是中国改革改什么？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以及由谁改革和改革的顺序（先农村还是先城市）的问题，很少有人触及改革的实际代价问题，即就是有，也是主要关于改革的通货膨胀代价有多大？价格双轨制的“价差”损失有多大？以及政府的价格补贴量和财政补贴量与政府主导型改革的成本问题。尽管如此，当时还没有提出关于中国改革的具体成本及其结构关系的概念。所以说，过渡经济学的改革成本思想是个先例。他们试图运用新古典分析方法分析制度因素，像分析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分析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供给和需求、均衡和失衡，并且试图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分析制度变迁。尽管如此，正如王跃生所说的那样，过渡经济学“对制度的新古典的分析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对生产的其它物质要素的分析那样的精确程度。因为制度作为界定和规范人及组织间关系的规则，其中包含着太多人的因素，太多主观感觉因素。制度变迁能否发生取决于制度主体（个人或个人的某种集合）对制度变迁收益（效用）和成本的估计，取决于新制度的‘外部净利润’，而由于制度主体的‘有限理性’，由于信息和知识的偏好的差异，制度主体对制度变迁成本和收益的预先估计总是不准确的，而且同样的成本收益对于具有不同偏好的主体也具有不同的效用，因而其选择也会不同。”（注：王跃生：《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再讨论》，《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 ）其中，“外部净利润”可以理解为新制度与旧制度相比较所能获得的边际收益。
第二，改革成本是可以量化的，这就对更准确地选择改革方式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目前过渡经济学对改革成本有颇多的解释，含义不尽相同。但在成本是一种负效益，是社会福利的损失方面是比较倾向一致的。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成本量化工作做得更细、更加切合中国制度变迁的实践。
二、成本与收益的对称形式
1.成本的对称性
成本的对称性是指一定的成本付出对应于一定的收益形式，而不能用甲的成本去解释乙的收益，或用乙的成本去说明甲的收益。如企业改革的成本对应企业的收益，农村的改革成本应对应农村的收益，宏观体制改革的成本应对应宏观效益。
作为成本的对称性的基本条件应是：（1 ）成本必须是与体制改革有关的各种费用，与改革无关的“固定成本”不能计入改革成本。所谓固定成本，是指在任何制度条件下宏观和微观管理都必须支付的成本。如正常的政府机关及主管部门的运作成本，企业一般的管理成本，社会保障成本，市场规范（工商、税收、质检、消防、保安等）成本等。这些成本形式不会因为采取的制度形式不同而是否存在（注：固定成本是由公共制度运作引起的。所谓公共制度是指在任何社会经济制度条件下都存在，并发挥制度效益的制度。改革只能改掉非公共制度部分的制度形式，而不能全盘都改。因此，所谓全面改革，只能理解为各方面的制度形式都要改，但只是每种制度形式的非公共部分需要改。公共制度和公共成本（固定成本）是笔者根据成本分析需要提出的新概念，其确切的含义及有关问题要另撰论文陈述，这里不再讨论。但对这个概念的基本理解和运用，笔者认为是完全符合制度成本分析的要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成本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边际成本（WC）。（2 ）原则上谁支付改革成本，谁应当获取改革收益，这样才能保证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对称性和合理性。如这几年发展起来的非国有经济，它们相对于传统的国有制经济而言，是新的制度形式，虽然在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也支付了相当的成本（如各种优惠政策、资金支持、商贸渠道开拓等），但其创始资本和运行资本是由自己筹集支付的，随着非国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他们一方面支付了很大的成本（主要包括生产成本、风险成本和交易成本等三方面成本），另一方面又获得相当丰厚的收益回报。
2.成本支付的合理性
改革成本不仅要有对称性，而且要有合理性，其含义是指，这部分成本的支付是应该的，且符合投入产出法则。在我国的城乡改革中存在着许多这样的成本，最典型的有：
第一，企业享受利益，而成本大部分由国家支付，如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权是国家，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本的大部分理所当然地由国家支付了。像为促进国有企业改革而进行的方案设计、论证、实施的费用，为加快国企改制的步伐而采取的政府补贴行为、减税行为、优惠贷款（甚至是借贷发“安定工资”）等，为启动国企改革而建立的改革基金等。这种成本与收益在形式上是不对称的，但实质上是对称的。
第二，农户得到利益和实惠，而集体承担集体资产的损耗和机会成本。在我国70年代末期开始进行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时，集体是承担了大量的机会成本的，如分割大型农业机械造成的损失，由于农户分散经营而降低了大型农田水利设施效益的损失，其它集体资产的各种形式的损耗等。而正是由于集体承担了这样大的改革成本，才使农村承包制能顺利进行，从而使中国农民从中得到了以后相当时间内持续增长的收益。
第三，在对外开放中政府支付了相当大的成本，而受益的除国家外，主要是其他经济实体和经济区域。对外开放是体制转轨的必须选择，为了推动我国的对外开放，中央政府是支付了相当大的成本的，如：（1）风险成本。创办经济特区是要有十足的勇气的， 这种勇气实际上是一种风险成本；（2）“三资”企业经营成本。 国家对“三资”企业实行从土批租到原材料和能源供应、生产技术供应、产品销售、税收优惠等许多方面的让步和优惠政策，这实际上是承担了“三资”企业的部分成本；（3）出口企业扶持和退税，这方面国家也是支付了许多成本。
上面举例的三种情况是属于成本支付与利益获取比较对称的情况。在现实经济改革中还存在许多不对称的情况。如（1 ）有的国营企业由于经营者的个人素质太差、腐败行为、管理不严或者决策失误等原因，造成严重亏损甚至面临破产的时候，为了维持企业正常生产和基本生存条件，政府会出面干涉，采用财政补贴、减免税收、停息减息等办法救助这些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亏损成本是由企业造成的，而成本消解却是由政府来做；（2）由于受扩张性信贷政策的影响， 各类企业信贷资金膨胀，负债比例超重，难以行使支付功能时，就形成沉淀债务。这时，银行只能以死帐、呆帐、挂帐甚至销帐的办法处置，银行承担了信贷膨胀成本，（3）几次提高农产品价格，本应是农民得到价格实惠， 但由于农用生产资料的跟进涨价，使农民增产不增收，将价格实惠转移走了。
3.成本动态和收益动态
樊纲和刘世锦的成本公式在分析把握中国改革成本的大致情况时是可用的，但也存在严重不足，如成本和收益界限不明晰，成本和收益是静态概念等。
实际上在改革成本和收益中，由于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有较大的时滞，加上其它因素，使得在新制度试行初期成本和收益必然是不对称的，即边际成本不等于边际收益，甚至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用公式来表示就是：MC＞MQ，其中产量Q可视为总收益。这就是说， 在制度的创新阶段，由于制度的真实效应的发挥是不充分的，从而成本有时会明显大于收益。这时，我们如果单纯根据收益小于成本的现象就认为改革是不成功的，我们就会犯形而上学式判断失误的错误。改革成本和收益的这种非对称状态可以叫做不完全收益状态，或者说是制度效应的不完全性。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我们在分析改革成本时，一段不宜使用静态成本和静态收益概念，而要用动态成本和动态收益的概念。动态成本可以理解为，经济改革的成本是可变化的，有时成本付出较高，有时成本付出较少，与此相联系；动态收益可以理解为，某一改革项目的收益获取是递增关系，完全的成本和完全的收益表现都需要一段时间。这种动态概念还告诉我们，在即期改革成本一定的时候，即期收益小不等于未来收益也小，即期收益大也不等于未来收益也大。
三、对改革成本公式的修正
1.改革的效用函数
为更确切地研究改革成本，有必要探讨改革的效用函数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时也研究了不同制度主体在制度变迁时效用函数的差异（注：王跃生：《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权益的再讨论》，《经济研究》1997 年第3期。）。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也分析了国家在“确立有效的产权制度”和“统治者利益最大化”两个目标上的冲突（注：D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认为，以“初级行为团体”自发行动为特征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以国家的自觉行动为特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不同。前者完全以经济上的成本——收益比较为出发点，并以超过制度变迁成本的最大收益为目标函数；后者既考虑经济效益，又考虑非经济收益，只有当产出最大化与租金最大化的综合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制度变迁方式的激进或渐进的选择也以此为准绳。
中国是个大国，从中国这个大国改革的实践看，实际的改革过程更偏向于强制性，而且改革越激进，强制缺点越是明显。远的如人民公社化运动、三大改造、“文化大革命”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近的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都是如此。其中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在创始阶段是个别省份的自发行为，但一旦由中央认可后，就成为行政命令在全国限期完成。从成本负担来看，一般在不完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指行政命令有一定弹性，因地域特征、民族习惯而宜），上层目标与下层目标一般不会有过大的差异。但在完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下，上层目标会与下层目标有过大的差异，这就会增大实施成本，降低新制度效率，从而使政府作为改革组织者的“改革收益”同改革实践的“社会收益”之间出现较大的偏离。这时，若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政府效用函数同社会效用函数的“趋近”则意味着改革的收益增加，而使政府效用函数向社会效用函数趋近的过程，本身就是改革的深化过程，也是改革成本和收益的完全化或充分表现阶段。
总之，过渡经济学对改革成本的分析及其有关结论，多数是在不考虑效用函数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关于摩擦成本、实施成本、过渡成本等的概念和划分，也没有超出这一范围。只是一种离现实较远的、理性色彩很浓的抽象分析。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全国性的制度变迁活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只能是国家（或者政府），尽管遇到具体的改革时，或多或少有自发性的、局部的、以次级组织甚至个人为主体的制度创新行为（注：王跃生：《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再讨论》，《经济研究》1997年第3期。）。但在这个过程中， 次组织的和个人（也包括企业）的效用函数目标构成比较单一，如增加产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扭补和扭亏增盈，增加社会福利等，还包括更多的选择自由（自主权）、更多的分享权力（分税制和转移支付）等。而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则要复杂得多，既包括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也包括国家的政治安定、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平衡、政党和国家的利益等。
上层与下层在改革的效用函数上的差异存在至少告诉我们两点应当在成本分析时特别关注：第一，既然上层目标与下层目标有差异，说明对改革的收益的内涵理解和实际要求有不同之处，上层与下层两方面不宜用同一收益指标衡量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第二，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效用函数不同，归属关系不同，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经常发生社会公众和次级组织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的行动极有可能同上层目标相冲突，侵蚀上层的“租金”的情形。为了解决这种目标矛盾，上层组织与下层组织之间不得不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谈判和重新签约活动，这又要支付一大笔社会成本。
2.对成本公式的修正
首先是对成本范畴的修正。在樊纲和刘世锦二位经济学家的成本公式（Ⅰ和Ⅱ[,1]）中，成本TC是一定的，含义是某项（或全部）改革的各种费用的总和。这一成本概念的缺陷在于，没有区分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如前文所述，固定成本是不受制度形式限制的，不论是在旧制度结构中，还是在新制度结构中都必须支付的制度费用，这种费用构成固定成本。很显然，固定成本不属于“改革”的范围，因此，不能纳入改革成本。在刘世锦的公式Ⅱ[,2]中，虽然本意上有区分固定成本与改革成本的意思，如将改革的总成本TC区分为CC+AC+FC，实际上仍然混同了二者的区别。
修正的思路。第一，将新制度结构下的运行成本区分为两部分：固定成本和改革成本。其中，改革成本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修补成本，另一部分为边际成本。修补成本是旧体制条件下制度运行总成本减去固定成本的余额，由于这部分成本的支付范围仍在旧制度总运行成本的范围内，不是增量成本，所以不能算做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是由制度变迁引起的超过旧制度运行总成本的成本，实际是成本追加。第二，重新表述成本支出公式。现用SC（Solid Cost）表示固定成本；用TC表示新制度运行的总成本；用tC表示改革的总成本；用RC（Repair Cost ）表示修补成本；用MC表示边际成本。则改革成本支出公式为：
TC＝SC+tC
（1）
由于tC＝RC+MC （2）
所以，TC＝SC+（RC+MC） （3）
其次是对收益范畴的修正。同新制度运行方式的总成本相对应，新制度运行也有个总收益问题。现将新制度收益分为四部分：（1 ）固定收益，用W[,s]表示， 指不受制度变迁影响的制度运行成本支出带来的收益；（2）修补收益，用W[,r]表示，指由修补成本支出带来的收益；（3）边际收益，用W[,m]表示，指由改革的边际成本支出带来的收益；（4）旧缺席和新制度运行的总收益，分别用W[,o]和W[,N]表示。 故新制度运行的总收益是：
W[,N]＝W[,s]+W[,r]+W[,m]
（4）
新制度的净收益应为：
W[,N]
────＞1 （5）
W[,o]
或者为：W[,r]+W[,m]+W[,s]＞W[,o]
（6）
在公式（6）中，由于修补收益是支付了修补成本的， 且修补成本与固定成本之和为旧制度运行的成本，固定收益与修补收益之和为旧制度运行的总收益，并且假定改革的投入——产出比相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修补收益就不能算作是改革的净收益，因为这时改革与不改革收益总量不变。当然了，由于新制度的优越性（高效率）和投入——产出比会高于旧制度，所以在修补成本一定时，修补收益会高于旧制度中它应当占有的比重，故而会多出一部分净收益。但为分析方便，我们舍掉这种情况，尽管它不是特例。
最后是对修正后的成本与收益的综合分析。从上述对成本和收益的修正结果看，决定改革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的根本问题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按照边际理论的基本观点，在一定情况下，如投资相对不足时，边际效率是递增的，但在投资相对饱和时，边际效率是递减的。作为中国改革的成本和收益而言，实际上已经内涵了改革收益的递增，或起码是不增不减的要求，即在新旧两种制度条件下的投入——产出比相同。因此我们认为，下列条件是改革成立的充分条件：
W[,m]＞MC（7）
把改革成本与改革收益综合起来，我们还可以得出下列表示中国改革成本的基本公式为：
W[,n] W[,n]
W[,n]
───＝────＝──────＞1（8）
TC SC+tC SC+RC+MC
W[,s]+W[,n]+W[,m]
或者────────────＞1 （9）
SC+RC+MC
由于对改革成本和收益的重新理解和修正，所以，樊纲和刘世锦关于改革成本的两个公式中（Ⅰ和Ⅱ[,2]）的有关概念，尤其是CC+AC+FC，要重新进行归类，即根据这三项成本的具备内容和构成，分别归入修补成本和边际成本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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