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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集团的起落沉浮现象，向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国有企业重组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力度需要加大，否则，很多企业隐含的矛盾都有可能爆发。
对于原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孙晓民来说，作为主帅空降到三九集团不到一周，面临的是业绩下滑、资金紧绷、银行逼债。
他的前任，掌舵三九集团近20年的赵新先也曾看出了问题：体制的病还得从体制上治。但这位一手创办起三九堪称“教父”级的老帅，还是没有能令三九与众多国企一样，逃脱体制生病命运，只能悲壮谢幕。而北大法律系出身，有着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的孙晓民能否通过重组帮助三九走出危难，仍是一个未知数。
“关注三九的焦点不在于换帅，而在于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三九的困境？以及今后股份制改造、重组等本质问题能不能真正解决？这是国企改革值得深思的地方。”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经济学家白津夫这样评价三九换帅。
做强与做大关系的迷失
三九集团曾以200多亿元身家成为国内总资产额最大的中药企业，被认为是国有企业的一面旗帜。是什么原因使这面旗帜在风雨中飘摇呢？
白津夫告诉记者，是行政主导改革的必然结果。
从三九集团化的扩张进程中可以看出，其中不仅仅有企业自身的商业理性使然，还存在着多种因素交替作用。白津夫说，在企业集团化的过程中，有企业用市场的眼光选定、主动购并的，也有政府为寻求社会稳定和解决就业问题硬塞过来的；有的是通过行政方式划转过来的，还有的是与购并企业“搭配”过来的。由此形成三九集团不尽合理的组织结构。这种双重驱动改革，使三九的战线拉得很长，概括来看就已经囊括了七八个大领域，这足以使三九淡化了其核心业务。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然经过了几次调整，但是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行政主导的“拉郎配”使身为国企的三九无法选择也无法拒绝，令三九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而这似乎也正是许多国企与生俱来的一种命运。
而在经营战略上，纵观三九的发展历程，它先后掉进了两个看似绚丽的陷阱：多元化战略，扩张战略。
先看多元化，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现代企业所追求的发展模式，当时很多西方企业都走过这条路，甚至世界500强中的很多企业也不例外。成长期滞后于西方现代企业的中国国企在进入市场之初也更多的选择了多元化，这其中就包括三九。
记者查阅三九的历史时发现，“多元化”曾处于很高的位置。这其中有企业主体的行为，也有政府意志的渗透。1992年，三九集团接收了军队的进出口公司、被服厂等非药业部分的捆绑，被动地开始了多元化。而从1996年开始，三九开始主动出击，扩张到药业以外的房地产、进出口贸易、工程、食品、酒业、酒店、旅游、文化、金融和租赁等领域。然而，并不是所有涉及的行业都为三九所擅长，单纯的规模膨胀给三九带来越来越大的银行贷款缺口。
白津夫说，三九由于过度兼并和多元化经营，使集团规模扩张迅速，几年内，二级、三级企业扩展到几百家，产业扩大到十几个，有些产业与主业没有一点联系，既不能与主业发展有效衔接，还分散了注意力。很多企业也是这样，陷进去后，进退两难，甚至将自己拖死。
4年前，三九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2000年起提出了“中药现代化、中医产业化、健康服务全球化”的目标，开始着手剥离辅业回归到药业的核心业务上来。
白津夫说，这也正是西方现代企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从多元化向归核化（归并到核心业务）战略转型。然而，一旦把握不好，企业刚刚从多元化的陷阱中摆脱出来，就会一转身跳进扩张战略的陷阱中。
三九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据三九集团的统一说法，三九药业的资产负债率在90％以上。正是这些年围绕核心业务的扩张，掏空了腰包。
白津夫告诉记者，围绕核心业务的扩张，不能说是发展战略有问题，但是核心业务的成长也是有过程的，绝非一日之功，不能依靠突击式的投入一下子武装起一个现代企业。而且投资也有一个市场的置换过程，大量的投资进去了，但是市场却不一定能在短期内置换出来。这都需要企业的理性思考。
其实，三九希望成就一番霸业的种种努力，也再次提出了培育大企业的路径问题。是做大做强，还是做强做大？白津夫认为，在二者的关系上企业始终没有调整好。这也是国企面临的一大困惑。过去企业往往是先做大，再做强。而从现代市场的竞争和中国企业的现状来看，选择做强做大则更实际一些。也就是说，先做强，再把强的做大。然而，在现实中，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耐不住寂寞，因为做强是有过程的，企业往往会急功近利，搞突击式的投资来扩大规模，铺摊子，再归并到核心业务上，不自觉地走上由大到强的道路，国企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样的问题。
让经营者转变为所有者
为什么相同的命运总是会上演在国有企业的身上，不是四处出击疲惫而返，就是深陷陷阱？使企业发展陷入困境的决策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做出？国有企业的病根究竟在哪里？白津夫分析说，根本原因还是出资人不到位。虽然现在已有国资委作为出资人的总代表，但是就一个企业集团而言，出资人的到位，应该表现为经营者层面真正与企业有产权连带关系。
在赵新先执掌三九的过程中，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的地位，但是，他和三九除了感情上的连带之外，还有什么？恐怕这也是国企经营者的普遍疑问。
按照新三中全会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精神，产权是原动力。白津夫告诉记者，如果企业的经营者与企业没有真正的产权连带关系，而仅仅靠和国资委签订了一纸协定，你做出资人、我是代理者的话，则不可避免地出现短期行为、道德风险问题。身为高级打工仔的国有企业管理者、经营者们，可以对企业的经营绩效负责，但是却不会也没有能力承担企业决策的风险和责任，总觉得国企就是国家的，我是在替你经营、替你决策，出了问题还是会依赖市场、体制和政府，等着国家在“关键时刻拉一把”。与此相比，民营企业在作决策的时候，对市场、投入与回报的分析就要真实得多、理性得多，因为它们是一下子就跳进了市场的海洋，淹死就淹死了，没有背后的救生圈。再与外国企业相比，外国企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执行，而中国却正是因为决策有失科学、公正而导致失败。
经济学家常修泽也反问记者，在赵新先谢幕之前，对于他近20年的贡献，有什么相应的奖励和回报吗？又如何看待创业者、管理者的贡献呢？如何实现管理要素按贡献分配？这不是替赵新先问的，而是千万个国有企业负责人所关注的。
从西方现代企业的发展规律来看，几乎所有的现代企业或迟或晚都通过股票期权的方式给经营者带上了“金手铐”，保证经营者队伍的稳定。这种制度安排也调动了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既能回答如何看待创业者、管理者贡献的问题，也解决了国有企业决策欠科学、欠公正的问题。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董事会越来越外部人化，独立董事、外部董事的出现，摆脱了原先的内部人控制，保证了决策的科学、公正以及责任的分担。而中国的国企恰恰相反，在决策层面缺少这种公正的科学的制度性安排，而表现为近乎于控制的决策。如三九集团一直是赵新先一人身兼党委书记、总裁、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四职。
现代金融的不成熟
在三九现象演绎过程中，银行是一股重要力量。依靠向银行借款起家的三九，在每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银行的短期借贷。今年4月，银行集体起诉三九达到了高峰，而且三九集团的许多资产也被冻结。
为什么银行会在此时对三九大变脸，这和当前紧缩“银根”的宏观调控有没有什么内在的关系？面对记者的提问，白津夫认为，当前对经济环境的治理加速了三九现象的爆发，但宏观调控和三九事件并不构成因果关系。
他分析说，前一个阶段投资的热情、投资冲动的大潮也裹挟了三九，否则三九也不会有这样的信心和胃口。而另一个方面正是由于无数三九这样的企业的投资热情、过度投资，也炒热了中国的宏观经济，这种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从三九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当三九将重心转移到医药的核心业务上时，恰逢全国的投资热情高涨，三九也曾经对市场做了分析，展示出的前景十分美好，更何况医药又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产业。在这样一个大的投资氛圉中，似乎有种怎么投资也不过分的感觉。三九也正是陷在了这种过度投资中，不可解脱了。现在看来，如果宏观调控再往后移的话，三九的问题可能还会潜伏。
但是在市场中，企业的商业理性如果建立在不确定的条件上的话，这种理性也就不成熟、不真实了，三九的发展目标和基于核心产业的投资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是却走上了一条与市场向背的路。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三九将自己的发展寄托在银行身上，本质还是对政府的依赖。
而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在企业辉煌的时候，排着队来主动送钱，而企业出现危机的时候又排着队来要账，甚至其中还有没有到期的，这也暴露出银行的不理性。因为银行也并未实现股权多元化，仍是国有商业银行，就注定了银行与国企有着高度的相近性，同样存在着决策的不科学。在一定的意义上，正是在企业辉煌的时候，银行亲手将企业送入了陷阱，来得太容易的贷款，使企业飘飘然，很少考虑后果风险和成本。企业、银行两个不成熟同时存在着。
而常修泽则告诉记者，银行在收缩“银根”的时候要掌握好力度，尤其是对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因制度的原因住住负债比较高。在操作的时候，不要因为一时的刹车过猛，而让企业经营受到影响。所以，对银行还是要进行窗口指导，具体要分析企业的发展潜力。
国企盘整进入关键阶段
从国企改革的进程上来看，白津夫认为，现在已经进入了重组改革的阶段。国企的改革是国资板块、市场互动、集团内部三个层面同时推进的，现在这种交错式的重组需要大力推进，而三九在这方面动作迟缓。退一步讲，如果三九能够及早通过业务重组或是与国资板块中的企业重组的话，那么就有可能避免目前的困境。
现在来看，国企重组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如果过于迟缓，企业本身将难以支撑，企业的资金环境都已经到了极限，再不通过重组改革的话，就难以维持；而且市场的竞争也迫使国企重组必须加大力度，随着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国外企业的纷纷进入，市场的竞争在明年还会加剧。
在谈到具体的改革思路时，白津夫告诉记者，加大重组改革的力度，不仅包括债务重组、产权重组、资产重组，还包括战略重组。比如，从战略发展的需要出发，可不可以将国资委门下的几大药业集团集合到一起（包括三九药业），认真整合，这样既可以做强做大，也可以面对国际的竞争。另一方面，重组还包含着，该收紧的也要收紧，该放给地方的就放给地方。
在白津夫看来，第二则是要加快股份制的改造，推进股权多元化进程。国有企业除了少数特殊的企业外，都应该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行股份制改造，而且要尽可能地实行参股的模式，少数需要控股的，也应相对控股，一般不要绝对控股。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均衡，大企业的改制面不宽，很多大企业还没有完成改制。
常修泽说，从三九的例子可以看出，虽然三九集团有上市公司，实现了产权关系多元化，但这仅是企业中的一部分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三九集团本身是国有企业，改制任务还很艰巨。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混合所有制的下端化，这仍然不够。现在要做的是对上端和顶端，即企业的龙头部分实行股份制改造，实现股权多元化。
第三，则是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如果治理结构不科学，那么有再好的制度框架也不行。白津夫说，股改是解决股权多元化的法人资产，但是谁来运作这个法人资产呢？这就需要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来运作。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既要借鉴现代企业的趋势，也要充分考虑中国国企改革的实际。
第四则要完善激励制度。激励与约束是现代企业相互对称的一组机制，对国有企业而言，激励和约束都不是健全的。比较起来，激励的缺乏是更为主要的，而且激励机制是更深层次的约束，如何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完善激励机制？如何认识企业演变的大趋势，认识管理者拥有股权和产权？这都是需要深层思考的。国企改革需要着力于建立起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多种激励机制。
此外，白津夫说，三九现象也提醒国资监管机构要建立预警机制。不要等到企业的问题突然爆发，才意识到严重性。现在国资监管机构的预警、在过程中监督等机制还不完整，“国资委的工作重心将要移向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