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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越来越成为现代人成长中密不可分的“拟态环境”。如果说鲍德里所谓的“电视就是世界”过于绝对的话，那么电视传播所提示的“拟态环境”的确不仅对社会具有明显的控制功能，对受众有着潜移默化的“培养”作用，而且会对国家安全产生深刻长久的影响，尤其在国际间竞争日益激烈和全球化世界趋势的情态下，包括电视传播在内的很多领域，都将越来越成为服务于国家安全的手段，国家安全既是一切的制高点，更是一切的落脚点。
一、电视传播提示的“拟态环境”是影响国家安全的“软环境”
“拟态环境”是传播学里的范畴，“软力量”、“软环境”是国际关系中的概念理论，学科领域跨度很大。笔者借用来阐释电视传播对人的行为的特殊作用机制已成为“软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由此长期、潜移默化地对国家安全产生的深远影响。
所谓“软力量”，是指一国通过自身的吸引力，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感染力，而不是强制力在国际事务中实现预想目标的能力。最早在学术界提出“软力量”概念的是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1990年，奈发表两篇文章和一部专著（《世界权力的变革》、《软力量》和《必定要领导——正在变化着的美国权力的发生》），较系统地阐述了“软力量”的理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软力量”理论在知识经济、信息革命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1996年约瑟夫·奈和威廉·欧文斯又提出“信息权利”的概念，强调“硬力量”和“软力量”虽同时存在，但在信息时代，“软力量”的作用和影响会明显增强。约瑟夫·奈认为，在当今世界，军事力量的作用已经下降，思想的力量和新准则的传播更重于武器的力量，世界大国主要不是通过行使和显示武力，而是通过“软力量”来发挥作用。近年来，美国接连对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打击，也许使人怀疑“军事力量的作用已经下降”的观点，不过，在这几年战争中，我们也看到“软力量”越来越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软力量”理论的产生是国际关系深刻变动的结果。在西方学者中最青睐“软力量”的是美国学者。他们坦言，美国正在利用其“软力量”，向世界展示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扩展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主张“美国应利用自己庞大的软力量工具，把观念、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投射出去”（注：范士明：《CNN现象与美国外交》、《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第42页。）；认为“美国必须对软力量进行‘投资’，发展软力量。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在进入新世纪时，实行必要的世界领导”（注：JOSEPH NYE.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J].Dialogue，1990，P.38.）。
“软力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传播力，而不是强制力，但其目的却仍是使别人或别国信服地同意或接受“软力量”强国的价值取向和制度秩序，以达到他们希望的行为效果。这种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方式，或者使其遵守由拥有巨大“软力量”的国家所主导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利用“非暴力”的方式取得和维护霸权的途径。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加深频繁、全球化世界趋势的进一步加快，这种“非暴力”的“软霸权”不仅越来越合法化，而且形式多样，正如约瑟夫·奈所说：“软力量的新形式正在出现，特别是在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注：JOSEPH NYE.Soft Power.Foreign Policy，Fall 1990，P.19.）
电视作为覆盖面最广、渗透力最强、传播效率最高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为“软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安全形成深刻的影响；电视跨国传播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已经成为“软力量”中的“软环境”，正在对国际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作用。
“拟态”本是指某些动物的形态、斑纹、颜色等跟另外一种动物、植物或周围自然界的物体相似，借以保护本身，免受侵害的现象。“拟态环境”（pesudo—enviroment）是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Water·Lippman）在他的《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其主要观点是：人的行为决策是建立在环境认知的基础上的，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规模很有限的传统社会里，环境的范围并不很大，也并不复杂；随着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贸易、国际传播等带来“交往的革命”，信息爆炸、即时传播、同步传播，人们必定依赖大众传播来认知环境，而大众传播提示的环境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客观环境本身，而是环境的再现，或者叫信息环境，也即“拟态环境”（注：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拟态环境”是与客观环境相对的概念，“拟态环境”的营造主体是以电视为领军的大众传播，客体是象征性事件或信息，手段是加工、重新结构、剪辑、策划、改编等等。电视传播正是通过其营造的“拟态环境”对人们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对现实发挥作用。以电视传播中的历史剧为例，其提示的“拟态环境”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影响重大。对于大众来说，往往难以区分客观世界与电视剧提示的“拟态环境”，当人们认为《长征》、《日出东方》是历史真实时，同是一个电视机播放出来的电视剧，又何以辨别《康熙微服私访》是历史的“戏说”呢？很多时候，受众很难区别电视剧中的虚构与史实，更易于把虚构、“拟态环境”当作史实来接受。对于绝大多数受众来说，如果对《还珠格格》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尚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还能够辨别这是在“戏说”历史，而对《彭真》和《雍正王朝》就难以区分和把握了。如何让受众把一些电视历史剧当作历史真实，把另外一些电视历史剧当作非历史真实的娱乐，并保持清醒的头脑，并非易事。历史剧、人物传记剧、“戏说”剧等等的界定、划分，以及相应的艺术标准，对研究者也许意义非同寻常，对普通受众却没有多少实际作用，受众或把它们当作娱乐，或认定这就是历史史实，而关键是他们心甘情愿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被它所提示的“拟态环境”所“培养”。
这种“拟态环境”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是制约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而大众往往却把“拟态环境”当作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并反作用现实环境。于是，电视传播制造的“拟态环境”通过人的认知和行为，对客观现实环境发生作用，也即电视传播提示的“拟态环境”有环境化的趋势，即“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注：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很多在现实社会中流行的现象就是来源于电视，如当下某些青少年追求穿着韩国青年时兴穿的肥腿裤、大头鞋，留着F4的发型，管三十多岁的父亲叫“老爸”、把年迈的老爹称做“DAD”，这些服饰、语言、行为迅速地被模仿，进而流行，正是由于电视传播提示的“拟态环境”的作用，大有变成客观环境的趋势。当然，表层现象的被模仿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人生理想、生活行为、生活方式的被复制、被追求，如韩国和日本电视剧、好莱坞影视文化中对没有社会矛盾、没有失业下岗的富有社会的渲染，对家庭伦理、友爱亲情的描绘，让观众听到看到的是歌美、人美、画美，感受到的是情感美、生活方式美，最后是对社会美、制度美的认同。在这样的“拟态环境”中，从文化渗透到观念渗透、思想渗透，最终达到行为认同，实现社会控制。
电视在当代社会已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理念、经济信息、文化创造的最有效的载体和传播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因此，电视传播在跨国传播中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已成为“软力量”中最有效的“软环境”，对国际关系、国家安全产生着深远影响。在思想观念纷繁复杂的当代世界，不同的电视传播提示的“拟态环境”截然不同，成为影响国家安全截然不同的“软环境”，通过电视，世界各地的受众在自己家里就能亲眼看到远在中东的战争“实况”。当荧屏上连续二十多天不断出现一架架B52轰炸机从星座号航空母舰上起飞、仿佛纪实大片的画面时，当反对与支持美国英国军事打击伊拉克游行示威同时出现在电视中时，当被战火变成孤儿的伊拉克儿童在荧屏上哭喊时，对战争的不同理解、对正义与邪恶的不同阐释，也就同时被电视传播操纵着进入不同受众的观念中，变成影响受众行为方式的“拟态环境”。可见，电视传播是政治领域中不可小视的“选票”。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软环境”、“软力量”发挥作用的厉害之处，正是借助电视娱乐性、消遣性、日常性、世俗性、家庭性、大众性的特性，在似有似无，看似合情、合理、又合法的相互沟通和文化思想交互作用的情况下实现着价值观念的整合、思想信仰的移植和生活方式的嫁接。电视传播作为现代社会信息环境、文化环境的主要营造者之一，拥有最广泛的受众群，在短时间内传遍全社会，加之目击感、现场感、真实感、即时性、冲击力，因此，从传播效果来说，不失为一种最有效的“软力量”。
二、从“培养”理论看电视传播中强势文化对国家安全的深刻影响
电视传播提示的“拟态环境”要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软力量”，它所传播的文化必须是一种对受众具有“培养”作用的强势文化。
“培养”理论也称为“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学者乔治·哥伯纳为代表，该研究主要建立在对各种电视节目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其目的主要是考察大众传播的特定倾向所带来的社会结果。其主要观点是，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电视传播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并且，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过程，它在不知不觉中制约、“培养”着人们的现实观（注：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229页。）。
“培养”理论不仅为分析电视传播在一个国家内所造成的“社会倾向”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而且为我们考察跨国际文化交流、文化全球传播对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的深刻影响，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当然，并非来自异己的所有特点、倾向都能够对人们的现实观、世界观真正起到制约和“培养”作用。在跨国传播中，能够对人们的世界观真正起到“培养”作用，并进而对国际关系、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是那些与强势经济、强势政治紧密相连，也即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优势的强势文化。
无论哪一时期的文化还是哪一种文化形态，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一定是强势文化。所谓文化传播全球化，并非意味着文化一体化、同质化，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却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侵蚀、抑制、控制和潜移默化的培养作用。因为在开放的文化环境中，强势文化的过度扩张，势必对弱势文化形成压迫。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西方强势文化对我们国家的威胁简单地理解、归咎为一种“精神污染”，往往对此作出一些道德评判，如“色情暴力”、“不健康的情调”、“对青少年身心的精神污染”等等。其实，西方强势文化进行渗透的“培养”作用主要不是来自道德方面。检验已传输进来的种种西方文化，道德问题并非主要问题，有时甚至会发现我们的“火车文学”、地摊文化，在这方面的遗憾之处、垃圾之处比人家的还多。对强势文化进行道德上的质疑不仅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是幼稚的。因为从道德角度对西方强势文化进行评判，不仅会得出一些简单随意的判断，暴露出我们的思维很难走出旧有的模式和惯性，而且说明对西方强势文化的认识还存在一个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停留在浅层次上，还没有完全了解这种方式、价值观念潜移默化植入国人头脑中的辨别，远比对暴力色情的抵制更为困难，也更有意义。从本质上说，强势文化的真正目的是通过一种文化的“培养”来实现其文化认同，进而达到其经济扩张、政治同化的根本目的，也即强势文化最终是为其经济、政治目的服务的。
一方面，强势文化的“培养”作用，为经济的拓展开辟了道路。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其文化强势，使其产品即使在不被具体了解的情况下也能获得一种广泛认同，只要是美国货、德国货、英国货、法国产、加拿大产、意大利产等，在很多人的意识里似乎就一定比国货好，就一定比非洲的，比亚洲其他小国家的，比一切发展中国家制造生产的好。好像这些发达国家本身就是品牌，而这种把国家作为品牌加以确认和赞同，在深层次上就是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认同感，也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培养”的结果。这无疑为这些强势国家在经济上获得更广泛的海外市场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优势。
另一方面，文化强势为政治同化埋下了伏笔。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强势文化往往不是通过色情暴力、低级趣味来迎合大众，而恰恰是运用道德手段，或是通过展示美好人生、文明生活、亲情伦理等来“培养”一种国家信念、制度信仰、社会秩序的优势和正确，并实现其长期的政治目的，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文化的真正危害之所在。因此，抵制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和“培养”，也是防范政治同化的实际举措之一。
电视传播中强势文化的这种“培养效果”，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mainstreaming）。电视传播中的强势文化应该在这几个方面表现为强势：一是文化本身内涵的强势；二是文化产业化运作呈强势；三是传播方式、传播手段的强势，电视传播由于其权威性、专业性、公开性、显著性、直达性、真实感，覆盖面大、影响力大、批量生产，在“主流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社会阶层，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着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以电视为媒介的影像文化，无疑较以文字为媒介的书刊文化、以声音为媒介的广播明显具有较大优势；电视传播的影像性、时效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真实性（即使是一种伪真实性），都使其获得了一种霸权性。这种不同媒介文化之间的强势、弱势之别，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媒介工具的形式和技术，而电视由于凭借现代科技而日新月异的，数字化、网络化、卫星传输、宽带传输、大屏幕、高保真等等，无疑使这种传播及其文化形态获得了其他形态的文化和媒介工具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如果《激情燃烧的岁月》、《省委书记》不是电视剧，而广播剧、小说、话剧、京剧等其他方式的文化形态，很难说会有如此巨大影响。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显然比据其改编的电视剧更为意蕴深刻，但诙谐幽默的笔法远不如声色光电的影像传播更易讨人喜欢，意蕴深刻没能改变其小说远不如电视剧受众更多的命运。可见，媒介工具形式及其技术手段之于传播效果的重要意义。当然，这不意味着因此否认传播内容的重要性，在上述电视剧播出时，其他电视剧也在播出，但收视效果是大不相同的。传播内容之于传播效果的问题又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无论怎样，媒介工具形式与传播内容对于传播效果来说都是重要的，都是决定这种传播方式和文化形态能否成为强势文化的决定性因素。
另外，以同一种媒介为载体的文化，也会因其“生产”方式的不同而出现强弱之势。在这一点上，西方电视传播长期以来的产业化经营、领先的科学技术等。使其无论在资金、技术、还是经营管理上都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已经形成一些具有国际垄断地位的大型跨国传媒集团。这些集团不仅服务于西方强势文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彼此已形成良性互助。
由此看来，无论从跨国传播的国际背景下可能传播的内容来看，还是从传播方式、产业化运作来看，当代中国电视传播作为相对弱势文化的积极保护也就变得尤为重要，急需构筑强势的当代中国电视传播的两个基本方面也就显而易见：一是文化本身的强势，一是文化传播产业化发展道路的强势，二者的有机结合将使得当代中国电视传播从强势文化到强势传播，对西方强势的“培养”也就更具有抵御力，从而为维护、服务国家安全作出贡献。
三、建立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全球传播视野和国家安全高度的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理论
当今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学界产生影响的与文化安全、文化冲突相关的理论主要有四种：一是美籍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或称“东方学”）；一是美籍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提出的“后殖民主义”；一是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是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力量”理论。“东方主义”主要指的是西方文化界对于东方文化（主要指阿拉伯世界）的无知、歧视和丑化；“后殖民主义”主要指的是当代发展中国家在结束了历史上那种被工业强国直接实施政治、军事殖民统治的状况之后，却无法摆脱其“文化霸权”压迫的情形；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重建国际秩序是防止战争的最佳安全保障；“软力量”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传播力，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威信、能力等。
我国对文化传播与国家安全、国际文化关系的重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至今尚未产生较有权威较有影响的原创性理论，尚未建立起关于传播安全、文化安全或国际文化关系的学科体系，因此，目前我国学术界主要还处在对上述几种西方理论的阐释和话语借鉴阶段。而从事与文化安全、传播安全相关的学术研究的学者主要有三个群体：一是来自国际关系学专业的一些学者，从国际关系学角度来研究国际文化关系问题；二是来自文艺专业的一些学者，从文艺角度研究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问题，这其中大部分是文艺学中一些搞西方文化诗学的学者；三是来自传播学专业的一些学者，从传播学角度来研究国际传播、全球传播、跨国传播以及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等问题。这三个研究群体不仅研究的角度、关注的现象不同，借用的西方理论、运用的话语体系也不同。来自国际关系学专业学者一度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软力量”进行阐释，来自文艺领域的学者主要是借用“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话语，而来自传播学的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世界信息新秩序、信息与国家主权、媒介帝国主义、国际传播、网络传播与全球化等问题。遗憾的是他们常常是彼此互相隔膜。其实，这几种理论所探讨的实质问题都是文化传播与国家安全问题，但都尚未上升到获得国家安全的认识高度。
透视电视传播提示的“拟态环境”与“软力量”的关系以及电视传播中强势文化的“培养”作用，不仅为研究电视传播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方法，而且为国际关系研究、国家安全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可谓以文化的底蕴为研究基础，借助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走向国际关系的视野，获得国际政治的高度，为把握国际关系的发展、巩固国家安全和推动电视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科学的可供借鉴的依据，是国家安全研究和电视传播研究中独具特色的处于研究前沿的新方向、新视角。
我们应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电视传播与国家理论，这种理论应该既是具有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高度的电视传播理论，又应是借鉴文化研究、传播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国际文化关系理论，是三种甚至多种视野广度、理论高度的交叉融合。在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的理论研究中大力倡导跨学科的使用、多视角的关照、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多视角、全方位、综合学科的聚焦，尤其对电视这样一种传播力、影响力都很大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加之全球化的世界趋势和跨国传播的现实，将会获得很有现实意义的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在当代这样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种复杂关系的作用意义尤为突出。所以说，交叉学科、跨学科的关照比较，多维度、多视角的研究阐释，能够使我们在广度中获得高度。在广度中求高度是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的跨学科、多视角阐释的根本目的。
从政治的高度看待电视传播提示的“拟态环境”作为“软力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从发展的高度看待电视传播所塑造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从长远的民族生存发展利益的角度看待电视传播的“培养”作用，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电视传播领域和国际关系领域中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是保障我国国家安全的“软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