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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与“毛泽东主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提法都是由其反对者提出并作为贬义词率先使用，而后被马列主义的追随者接受而流传开来的[1]。巧合的是，“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有着类似的情况，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或单独或并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今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广泛使用，而“毛泽东主义”也曾一度在褒义上在中国共产党内使用。而当“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七大的党章之后，以及毛泽东对“毛泽东主义”的不认同，这一提法因而没有取得“合法地位”。考镜源流，最先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是中共的叛徒、托派文人叶青。20世纪40年代初，叶青在西安出版的《抗战与文化》半月刊上发表文章，提出了“毛泽东主义”并从贬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他认为，毛泽东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主义叫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2]。“毛泽东主义”是“中国的农民主义”、“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3]。为驳斥叶青对毛泽东同志的理论的污蔑，1942年2月18-1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撰写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长篇文章。张文从正面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并将毛泽东的理论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他提出，“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了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决不是什么农民主义，洪秀全主义，它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的科学武器，也是真正的(不是虚伪的)三民主义的发扬者与执行者，托派无耻的狂吠，正是显示他们在中国创造性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力量前面发抖罢了。”[4]①
继张如心从正面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后，这一提法在中共党内产生共鸣。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之一邓拓同志撰写的纪念文章——《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邓拓在文章中指出，马列主义是随着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发展的，各国共产党要实现马列主义都必须依据不同民族的历史特点，把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年的斗争中，已经把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理论与策略的统一完整体系，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毛泽东主义从实践中已经证明不但是中国革命而且是东方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科学武器。毛泽东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运用经验的结晶。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20世纪中国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5]他还从思想方法论、政治科学理论和军事科学理论与策略三方面论述了毛泽东主义的体系，从而成为党内对“毛泽东主义”的首次系统论述。他在文章中还向全党发出了认真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高举毛泽东主义旗帜的倡议，号召“在全党切实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与实际斗争中去”[5]。
当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后，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在大多数同志认同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同时，仍有人沿用毛泽东主义。1944年5月，邓拓为《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毛泽东选集》撰写的《编者的话》中，就把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两个概念并用。1944年7月1日，萧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中，仍然提出用“毛泽东主义”来概括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思想方法、战略策略以及工作作风的整个体系，认为“毛泽东主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实质之一部分”。经过延安整风，消除了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毛泽东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毛泽东思想作为一面旗帜也为全党所接受。对党内同志使用“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毛泽东未持异议。
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党内在这一问题上的提法得到统一。但后来仍有同志提出使用“毛泽东主义”。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致电周恩来，拟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改为主义，并给以如下的定义：毛泽东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向前的发展。它是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并说：“这样说是否适当，请同毛主席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6]。同月15日，毛泽东复电吴玉章，纠正他的说法：“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同时指出，“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7]根据毛泽东的回电，8月24日，吴玉章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作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心》的报告，讲到华北大学师生的学习时说：“华北大学要学习些什么呢？最主要的是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他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恩列斯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革命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向前发展，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化的最好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但它又是完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他还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的阐述[8]。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讲了自己与马、恩、列、斯的关系及不用“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的原因。他指出，不要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毛泽东认为，他是马、恩、列、斯的学生，自己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9]他还说，斯大林的思想称为学说，不称主义，不是斯大林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这一主义的。若再提一个斯大林主义，那就有两个主义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再提毛泽东主义，世界上就有几个主义了，这极易引起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有不同内容的误解。自此次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表明他对“毛泽东主义”的态度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再提“毛泽东主义”。
1956年初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又有人提议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没有同意。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并说服了有此想法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主义。1967年6月17日，毛泽东在回答周世钊的提问时谈了他对“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的看法。他说，关于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我看根本没有必要。自从我们党中央把这种思想体系确定为毛泽东思想以后，它在全国人民的头脑中已经享有崇高的威望，它对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好，因此就用不着去改它，也没有必要去改它[10]。
可见，对于叶青提出的“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显然是反对的。而对于党内从正面使用这一概念，在党内尚未形成共识时，毛泽东未置可否，而当党内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上达成统一后，他便不赞成“毛泽东主义”这种提法了。
二、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40年代，走过了20余年的艰难曲折历程。经过失败与胜利的深切体验，全党一致认识到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杰出代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通过对中国社会的透辟分析，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和政策、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政策，等等，已被实践证明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旗帜。1943年7月8日，王稼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②，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写进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中共七大的党章中。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毛泽东思想被广泛宣传。
自“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提出后，毛泽东对之有过两次论述。1951年7月20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在西北局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而斗争》，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作了如下修改：“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指针。”[12] 1967年6月17日，毛泽东在与老朋友周世钊的谈话中，又作了系统的论述。当周世钊向他请教“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时，他回答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思想体系。”[11]毛泽东的回答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毛泽东认为，一种正确的思想体系的形成，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在革命实践的进程中，在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又是在革命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如此。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基本内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即周恩来说的“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列主义发展的，马列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第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参加中央党校学员讨论什么叫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时，他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13]。在与周世钊的谈话中，他回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后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在此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不好，使中国革命走了许多弯路，经历了曲折，但从遵义会议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比较好地结合起来，逐渐形成正确的思想体系，到党的七大时，“可以说到了成熟的地步了”，“于是，大家觉得很有必要给这种思想体系安个名称”，“党中央当时确定把这种正确的思想体系叫做‘毛泽东思想’，决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就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思想。它是包括一班人的思想在内的。明确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包括我们这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思想在内的思想，只不过是用我的名字来代替罢了。……当然，在这种正确的思想体系里面，我的东西可能要多一点。”[11]第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还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其最高纲领。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指导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也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思想，有其产生、形成、成熟到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其革命和建设都是极为艰巨的，理论探索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被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东西才能纳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思想体系。在这一问题上，他既不赞同王明关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的提法，对“文革”中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新定位”也持保留态度[14]。
毛泽东在建国前后曾多次提出不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当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时，毛泽东提出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使用“毛泽东思想”[15]。1948年11月21日，他在审阅筹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有关文件后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提出将青年团文件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16]。同年12月下旬，他在审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草案)》时，将原文中的“在青年团员与青年群众中，广泛地进行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教育”，改成“在青年团员与团外青年群众中，广泛地有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教育工作”。还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总则中的“它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团员”一语改为“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教育团员”。对另两处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作了类似的修改[16]。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坚持不用“毛泽东思想”。1950年5月，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毛泽东直接主持编辑出版工作。是年8月19日，他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编入《毛泽东选集》中，并提出对其作若干小的修改。这一提议得到中央政治局的同意，并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根据他的意见，对《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作的修改中，主要是对原文中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有的删除，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些是毛泽东在审定过程中亲笔删去的。这样，《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时通篇便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了[15]。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送审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上，对两处有“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作了修改：一是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掉了；二是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还批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17]
1953年，毛泽东在审阅文电时，多次对出现“毛泽东思想”的电文作了类似的修改和批示[18]。正是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于次年12月5日发出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通知》指出：“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列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18]
中宣部的通知下发后，党内大多数同志对毛泽东提出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表示赞同和接受。在八大文件起草过程中，由胡乔木执笔的八大新党章修改稿就没有七大党章中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在讨论八大党章的过程中，也没有人提出要加进“毛泽东思想”[19 ]。在筹备召开八大时，毛泽东批示在党的正式文件上不要用“毛泽东思想”。这样，八大文件中就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可见，八大文件中没写“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自1948年冬提出不用“毛泽东思想”并一直坚持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末，在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又重新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尤其是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后，“毛泽东思想”被广泛使用。在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导向下，出现了林彪、康生等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割裂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联系，将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和庸俗化的倾向，把“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最典型的是林彪提出所谓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的“三十字方针”，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则很少讲了。针对这种情况，1960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对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的提法问题的请示批复中指出，在青年中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法较为妥当。不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提，以避免人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误解为两回事[20]。同年3月下旬在天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实质上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我们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应该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旗帜应该高举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邓小平也提出：“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对此，毛泽东表示赞成，认为这个提法比较确切，在国内宣传可以谈毛泽东思想，但对外宣传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只提马克思列宁主义[21]。此后，对中央决议中使用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毛泽东在审阅时有的保留，有的作了删改，但他自己极少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1961年，他重申，不要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并对报纸宣传中的提法做出具体规定：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单独可以讲。如果把马列主义合到一块儿来讲的时候，应为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要写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12]。这表明，在当时的环境下，毛泽东实际上同意了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后来在个人崇拜的影响下，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出现了忽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1966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在审阅《二月纪要》时，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把“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改为“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13]。“文革”期间召开的中共九大，由于强调“九大的新党纲、党章，一定要突出毛泽东思想”，因此在党章草案修改中也只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修改送审的党章草案及《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稿时，在几处“毛泽东思想”一词的前面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13]。
“文革”中，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思想被割裂、被庸俗化、甚至被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此，毛泽东深表反感，并批示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词语，还批评林彪提出的所谓“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1966年7月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13]在批阅文电报告时，对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大多数地方都被他勾去了，尤其是在对外宣传中，对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地方几乎都被他圈掉了[13]。3月27日，他在审阅中联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20周年的贺电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10月下旬，在两次审阅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时，删除了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句子[3]。1971年3月15日，他在《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的批示中，为突出马列，删去了“毛泽东思想”一词。次日，在审阅我国成功发射“实践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新闻稿时，删掉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等一段话[14]，等等。
从上述历史脉络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由提出到载入党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自1948年冬萌生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后，虽然后来在党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他的态度曾有所变化，但总的来看，其立场还是一贯的，在他的著作中，也极少使用这一概念。何以如此，也是很值得探究的。
注释：
①有人认为是邓拓最早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参见叶万军.略述中共八大以前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概况[J].南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7，[4])，显然不是事实。
②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N].解放日报，1943-07-08.有人认为是邓拓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经查阅作者所引用的文献，原来是把邓拓1942年7月1日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的文章易名而来的。邓拓原文题目是《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却被更名为《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为证明是邓拓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不仅改题目，而且连原文中凡使用“毛泽东主义”的地方均改成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得出，邓拓比王稼祥早一年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结论(转见武冈子主编.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K].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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