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对妇女问题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凡对鲁迅的作品稍有研究的人都会注意到，鲁迅对妇女的命运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与同情。无论是他的杂文，还是他的小说，妇女问题不是作为枝节的、附带的问题而出现，而是作为独立的主题加以表现；妇女的喜怒哀乐、坎坷人生不是孤立存在于他的作品中，而是与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展示以及对传统的封建礼教、道德观念的批判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鲁迅通过对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人生经历、思想情感的深刻观察和描写，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妇女观。这种对妇女问题一贯始终的探索，构成了鲁迅反封建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
妇女问题是鲁迅一生致力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那么，是什么原因驱使鲁迅把目光凝聚在这样一个复杂而有深刻现实意义的焦点之上的呢？
妇女问题，归根结蒂是建立在一定政治和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问题。“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男子对妇女的私人占有便产生了。但是，一般说来，在奴隶制社会里，男子对妇女的占有还仅具有暴力的强制形式，妇女只是作为生理上的弱者而成为男子的私有财产，并非是自觉自愿从属依附于男子。到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开始有意识地将妇女听命于男子与臣子绝对忠于君王的关系等同起来，并且将这种关系礼制化、规范化、政治化。在这种封建等级观念和主要针对妇女的禁欲主义思想统治下，妇女的地位全面下降到社会的最底层，妇女不仅成为男子的奴隶，而且在人们的普遍意识中，包括妇女的潜意识里，妇女不应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她们不是作为独立完整的人而是作为一种万恶之源和不净的动物而存在。她们之所以还有存在的价值，完全是为了男人的泄欲和帮助男人传宗接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妇女作为工具才有存在的价值。这样违背人性、歧视妇女的思想到了宋代尤为猖獗。封建理学家由君权、夫权演绎而来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贞烈观，以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片面强调了妇女对丈夫、儿女对父母的绝对依从。在这类思想的长期灌输和熏陶下，妇女的从属于男子已经远远超出了生理的范畴，而上升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准则。妇女不是被动而是自觉地认为自己是作为男人的一部分而存在，她们在陈陈相因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倍受折磨与煎熬，却又有意无意地成了这一封建纲常的有力维护者与忠实执行者。到了近代社会，妇女问题作为反封建的重要内容被尖锐地提出来，人们提出了男女平等、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权利的主张，以此来抨击封建的伦理观和禁欲主义。但是，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资产阶级个性自由思想本身的局限，妇女问题并未获得根本解决。鲁迅经过长期的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和思考，结合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耳闻目睹到的人间的种种惨剧，深刻认识到：对妇女的极端歧视以及封建礼教中束缚妇女的法规戒律集中包孕了封建思想的主要内容，妇女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反封建的任务就不会完成。所以，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中国并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时刻，鲁迅也在钱玄同的影响下参加了这一
涤荡人的灵魂的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并以探索妇女问题作为反封建的一个突破口。这种探索与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而且因其视点独特而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展。
二
1918年7月，鲁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杂文《我之节烈观》。这篇文章是鲁迅力求打破铁屋子希望借此唤醒沉睡中的人们的第一声呐喊，也是鲁迅在长期的生活经济基础之上和对中国社会的冷静观察和思考之后向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宣战的一篇檄文。文章揭示了“节烈观”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这种封建伦理道德观给中国妇女以至中国社会所带来的种种弊害。“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这是节烈观得以滋生蔓面的社会政治基础，是统治阶级从维护自身统治目的出发而强加给妇女的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这种节烈观是以牺牲妇女的人身自由和基本的生活权利为前提，以维护封建的君权、夫权巩固封建的专制统治为目的，以“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为后果的。所以，鲁迅认为这种道德观念“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因而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使“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这是鲁迅对妇女问题探索的初步尝试，作者的主观意图是以反对节烈观为突破口达到反对封建思想的目的，客观上给广大的妇女指出一条解放之路。由于鲁迅当时思想和世界观的局限，他只是提出了问题的症结，却没有给广大妇女明确指出出路之所在，这种观点主要还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对妇女的真正解放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是，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最起码给人们揭示出了这样一个真理：妇女要获得解放，首先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彻底破除节烈观，解除她们的精神枷锁和负担。只有这样，妇女的解放才有可能。
1919年1月，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就一个无名青年寄来的一首题为《爱情》的诗进行评论。鲁迅认为，青年人对爱情的呼唤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真声音”。虽然鲁迅也并不明白爱情是什么东西，但是却出自内心地歌颂了男女之间的真诚爱情，批判了造成青年人婚姻不幸的旧习惯势力。“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这是对以父权为中心的封建包办婚姻的一种控诉，其基本点仍然从关心妇女的命运着眼。封建的包办婚姻，虽然于男女双方都带来痛苦，但是痛苦最深的却仍是女性。一旦既成事实，女子就只好做一辈子的牺牲。所以，鲁迅对爱情的歌颂，实际上是要求青年特别是女性坚决反对包办婚姻，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幸福婚姻。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举行的演讲会上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鲁迅肯定了娜拉的觉醒，她的出走是为了摆脱在家庭中处于傀儡的地位。然而，鲁迅也痛切地感觉到“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娜拉的出走，只是她求解放的第一步。在女子没有独立的经济权的时代，娜拉走后必然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思想上的解放还不能算是彻底的解放，只有“在家应该先获得了男女平均的分配，在社会上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在这里，鲁迅深刻地指出了经济权问题在妇女解放历程中的重要性，虽然鲁迅并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但是，这种认识比单纯地破除节烈观、追求爱情自由要深刻具体得多。
1933年，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指出：一方面五四以后中国妇女经过斗争获得某种社会职业，但另一方面她们的地位“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靠男人的施舍而生活。整个社会仍然普遍存在着轻视妇女的思想，仍然是男人居于统治地位而女子处于服从被支配的地位。所以，鲁迅指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解放社会，不仅是推翻一切腐朽的统治政权，更主要的根除传统的封建思想，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这篇文章是鲁迅获得了阶级分析方法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妇女问题的新的探索。相对于以前的探索，这种思考更具体，更深刻，也更科学。
三
为了能够更充分而具体地表现自己的妇女观，鲁迅一方面在理论上致力于阐述封建思想对妇女造成的毒害，探索妇女解放的途径；另一方面又以文学的手段，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人生悲剧，描绘妇女如何在封建思想的囹圄中一步一步地被吞噬，被毁灭。同情之余，鲁迅更多地是揭露传统礼教思想的残酷本质。在表现妇女题材的小说中，《明天》和《祝福》是具有典型性的。
创作于1920年6月的《明天》，写的是一个“节烈”的妇女之苦。单四嫂死了丈夫，她在代代相传的封建道德的囹圄中恪守着妇道、过着炼狱般的凄苦生活：一方面是在咸亨酒店那些酒肉朋友的虎视耽耽之下为了守住自己的“节妇”名声而忍受着精神的惨苦，另一方面是因家境贫寒而进行着超体力的劳作。在精神和生存的重压之下，单四嫂之所以不改嫁，就是为了贞节的好名声。在那样的社会，“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注：鲁迅《坟·我之节烈观》。）单四嫂守节是为“明天”，是为丈夫，是为自己。为“明天”，实际上是为了使夫家有传宗接代的根本；为丈夫，是为了使死去的丈夫不至于蒙羞受辱；为自己，是为了自己死后能有一个供人瞻仰或传颂的贞节牌坊。而这一切，都没有考虑妇女自身的利益。然而，单四嫂的梦虽“美满”，但无情的现实却给了她沉重的一击。儿子因病不治而死。单四嫂的精神支柱崩溃了，她今后的路该如何走呢？假如我们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根据单四嫂的性格逻辑来推测的话，摆在单四嫂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由节妇变成烈妇。假若单四嫂要继续守节，虽然社会公德认为单四嫂应该如此但现实社会却不容许她如此。因为，她是一个寡妇，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之流是不会放过她的，她必须抵抗住布满周围的“充满诱惑的鬼气”。而凭单四嫂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子想要做到这一点却是难上加难。倘若单四嫂“失节”的话，即使是被逼的，那么单四嫂势必担当一个淫荡不贞的坏名声，其结果只能像祥林嫂一样受奚落歧视，直至惨死。既然守节很难，不守节更惨，那么单四嫂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由节妇变成烈妇了。
《明天》展示的是中国寡妇的守节之苦，而《祝福》展示的却是中国寡妇的“不节”之苦。祥林嫂守寡之后从婆家逃了出来，鲁四老爷见到她只是皱了皱眉。然而，当祥林嫂二次守寡重新来到鲁四老爷家中之后，她的境遇就大为不同了。鲁四老爷照例是皱了眉，却暗暗告诫四婶：“这种人虽然似乎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在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的心目中，祥林嫂守寡再嫁是违背了“从一而终”的理学原则，而再嫁再寡简直是不干不净的浊物。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蔑视以及不许祥林嫂碰祭品祭器，使得祥林嫂感到终日无所事事，精神恍惚。最初祥林嫂并不明白鲁四爷对自己的态度何以发生这么大的改变，直到柳妈的一番话才使她茅塞顿开。她终于也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于是将一年的辛苦积蓄全部捐了门槛，想以此来争得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权利。殊不知，在鲁四老爷看来，不管祥林嫂如何作法，败坏风俗的罪名是永远洗涮不净的。鲁四老爷所宣扬的理学以及柳妈所信奉的笼罩着宗教迷信的色彩的理学最终使祥林嫂变成了一个近乎乞丐的木偶人，直至跌进灭亡的深渊。
两部作品着眼点不同，主题却十分相似。鲁迅通过人物悲剧命运的展示，尖锐揭露了封建的节烈观给广大妇女带来的生活痛苦和精神重压。而这种节烈观又囊括封建思想的主要内涵，成了妇女获得解放的最严重的障碍。
四
妇女的真正解放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艰巨的社会工程。鲁迅一方面认识到传统的道德观念是束缚妇女获得幸福、自由的沉重枷锁，并加以淋漓尽致的批判；另一方面，鲁迅也清醒地看到，在几千年来的因袭传统下，妇女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弱点，而这种弱点又恰恰妨碍了妇女自身的解放追求。所以鲁迅又在他的作品中对存在于妇女身上的弱点不留情面地加以揭示和批判，其目的就是要让妇女自己首先要觉悟起来，更好地投身于解放自己的斗争中去。
对《祝福》中的祥林嫂，同情之余，鲁迅也对她不觉悟的一面进行了揭示。祥林嫂第一次从婆家逃到鲁四老爷家中做女佣之后，“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要勤快”。这种劳动实际上是一种为地主出卖体力的奴隶生活，“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鲁迅说过：“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注：鲁迅《坟·灯下漫笔》。）祥林嫂并没有争得做人的价值，最多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她满足于这样的生活，这是人物的局限性和可悲之处。当祥林嫂被婆家抢回并强迫她与贺老六成亲的那天，祥林嫂一路嚎骂，拜堂时又一头撞向香案而昏倒，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说明了什么呢？围观的人议论说：“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同。”言下之意就是祥林嫂生活在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家中，她的头脑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她的这一“撞”，既包含了对自己被卖来卖去的牛马生活的反抗，也表明了她实际上成了封建礼教的有意无意的维护者。作品通过这一细节的描写，不单纯是控诉贞节观的残酷本质，而更主要的是体现了鲁迅对祥林嫂愚昧盲从的批判思想。
在表现妇女题材的作品中，《伤逝》和《离婚》同样体现了鲁迅对人物自身弱点的批判精神。爱姑是个骁勇善战的反抗意识强烈的女性，然而爱姑的反抗仍然是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是惨败在七大人的一个将打未打的喷嚏之下。这原因除了社会由上而下所构成的以夫权为中心的统治势力特别强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爱姑是个戴着无形镣铐的冲击者，轻敌和幻想使爱姑变得不堪一击。爱姑从不把庞庄的慰老爷当成较量的对手，夫家的老畜生和小畜生更不在爱姑的眼中。殊不知，老畜生、小畜生背后有慰老爷，慰老爷背后有城里的七大人，七大人的背后有县衙的知县，他们作为封建礼教的维护者，构成了一张强大的网络，使得封建的统治政权得以巩固。爱姑看不到这一点，她自以为有令人惧怕的父亲庄木三和个个强悍的六个兄弟作为后盾，就能斗垮老畜生、小畜生。因而，她把反抗不公平的斗争看得太容易了。而且，她幻想城里的七大人一定会讲人话，会替自己主持公道。轻敌和幻想使爱姑满怀信心踏上县城之路。然而，当七大人讲了一席既是威胁又是充满利诱的话之后，爱姑顷刻之间方寸大乱，只有屈服于七大人。轻敌和幻想决定了爱姑的抗争必然是可悲的结局。
子君的悲剧意义主要并不在控诉封建的礼教秩序，而侧重于揭示人物自身弱点在整个悲剧历程中的影响。子君和涓生在同居之前虽然有较多的接触，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包办婚姻追求爱情自主并获得成功。然而，她们的悲剧并不是在与封建社会抗争的过程中发生的，而是在他们的追求获得成功之后发生的。这一悲剧所显示的社会意义又是什么呢？“爱情是要时时更新的”，这句话应该是鲁迅构思这篇小说的立足点。它要求男女双方一旦成立了家庭之后，就要努力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爱情生活增加新的活力。但是，子君和涓生做得怎样呢？建立家庭之后，当子君发现涓生并不是雪莱，涓生发现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只是局限于两性结合这一特定的区向时，双方的感情危机随即暴露出来。出现这样的悲剧，关键在于双方缺乏更新爱情的勇气和举动。特别是子君，婚后变得庸俗无聊，不思进取，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男人的附庸，这些都引起了涓生的厌恶。当他们失望于对方之后，最初只是靠回忆来弥补现实的不足。继之，为了生活，涓生整天忙于事务；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子君开始饲养小油鸡和阿随，甚至学会了与邻居的官太太斗气。当初那个勇敢的女性恢复了传统家庭妇女的真面目。子君失去了人生的追求而变得空虚颓唐，使涓生越来越难以忍受。最终，子君回到了她曾努力摆脱的家庭并忧郁地死去。鲁迅通过这一悲剧的描写，深刻地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求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性，批判了子君身上所具有的传统女性的奴性意识，其教训是深刻的，对于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