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称引《论语》现象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现象论文,三国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4)02-0068-10
前人说，“由经学入史学则史学可信”。实际上，另一方面，史学研究的深入也往往为经学研究提出问题，提供线索和证据。近来检读《三国志》，对《论语》也学而时习之，出经入史，深感相得益彰。从《三国志》中，我们可以看出《论语》的影响以及当时对《论语》理解运用的历史特点；而从《论语》出发，我们又才能更准确地把握《三国志》的一些相关内容。
一、三国时代《论语》的影响
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记录“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汉书·艺文志》）、仅一万三千七百字的《论语》，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三国时代，社会政治大气候以及知识阶层的人文处境都与春秋战国相仿佛，因而《论语》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返照与回响。西晋前期陈寿所著《三国志》，后此百三十年裴松之所作《三国志注》，都参考、保存了大量的三国文献，是我们今天认识当时社会的基本依据。据《魏志·文帝纪》，魏文帝受禅后第二年下尊孔诏，封孔裔为宗圣侯，奉孔子祀。而在整部《三国志》中，《论语》的片言只语比比皆是，可谓“管中窥豹，时见一斑”。由此可知，虽然当时佛学东渐，诸子重光，二者合流而形成的玄学之风也已经扇动，但作为基础和背景的，仍旧是“子曰”、“诗云”，一片书声朗朗。关于三国时代《论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语》是三国时代的启蒙教材
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会，启蒙教育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论语》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教材，在范铸人格、甄陶社会方面，具有其他典籍无法比拟的重要影响。
《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90页，引文及页码据中华书局校点本1982年版，下同）（按：《诗》、《论》是《诗经》、《论语》的简称，冲龄践祚的少帝齐王芳，圣学第一课就是《论语》。《三少帝纪》：“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119页）邴原孤贫失学，却一心向学，终于感动了塾师，允许他免费就学，“于是遂就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魏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第351页）崔琰少时未学：“年二十三，乡移为正，始感激，读《论语》、《韩诗》。”（《崔琰传》，第367页）《曹植传》：“陈思王植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万言，善属文。”（第557页）《钟会传》注引其母传曰：“夫人性矜严，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教诲。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第785页）从这些记述中不难看出，三国时代，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把《论语》、《孝经》和《诗经》作为启蒙读本。
《孝经》、《诗经》、《论语》虽然只是启蒙课本，但当时人们认为天下之理已备于斯，所以管辂会说读“《孝经》、《诗》、《论》，足为三公”（《方技传·管辂》注引《辂别传》，第827页）。这跟后世“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相比，还真不能说是夸张。
（二）《三国志》中《论语》的引述情况
据说学术界是把一部论著被引用的次数作为衡量其影响的一个标准。这里我们不妨以今律古，看看《三国志》引据《论语》的情况究竟如何。
据我们初步统计，《三国志》引据《论语》凡二百五十余处（其中陈志近百处，裴注一百五十余处），涉及《论语》全二十篇的一百六十余章，约占整部《论语》的三分之一。这样的引据规模，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稍作分析，便会觉得这种现象不足为异。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启蒙教材，《论语》是知识阶层烂熟于心的一部典籍。他们不仅从中汲取理性，更要采掇词华，因而《论语》是知识阶层思想表达的一个基本凭依。前人说“由经学入史学则史学可信”，盖即有见于此。
《三国志》引据《论语》的二百五十余处中，有九十余处属于诏令奏议。《论语》在政治性文献中的引据频率明显偏高，这种现象耐人寻味。这说明，《论语》被奉为政治原则，被悬为政治理想，是当时最为冠冕堂皇的庙堂话语。曹操被陈寿评价为“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武帝纪》，第55页），似乎与规矩儒者相去甚远，但在其教令中，也是满口“子曰”。建安十五年著名的“唯才是举”令，引《论语·宪问》“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武帝纪》，第32页），借以强调德才兼备者之难得。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还邺祭拜祖先时，特地发布教令，援引《论语·八佾》“祭神如神在”、《子罕》“虽违众，吾从下”，对祭祀仪式稍作修改，藉以表现他恪遵圣训。当年孔夫子郁郁不得志的一些牢骚话，这时却都成了语调铿镪的政治高调，是作政治秀极方便的台词。《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中，面对汉献帝的禅让、众大臣的劝进，曹丕一再下令，先后援引《论语》六处，以表示自己辞不敢当的真诚与坚决，并且要求将自己的话“宣之天下，使咸闻焉”（第68页）。
《三国志》各卷卷末之“评曰”，是整部书的纲目，是史家着力的点睛之处，也是其春秋笔意的和盘托出。在陈志凡六十五卷“评曰”中，有两处援引《论语》。卷五十七评曰：“陆绩之于扬《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严周矣；以瑚琏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贼夫人与！”（第1341页）（《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卷六十四评曰：“诸葛恪才气干略，邦人所称，然骄且吝，周公无观，况在于恪？”（第1452页）（《论语·泰伯》：“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在昔孔子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见作史之难，难在褒贬得当。陈寿在经学大师谯周门下被目为游夏（《晋书·文立传》）；及其援笔作史，乃以孔夫子之语为褒贬，则其议论不亦严正乎！陈寿《三国志》能淘汰当时多种官修、私修史书，独传至今，名列正史。论其优长，固亦多矣；而议论之正大高严抑亦其一耶？
说到以《论语》褒贬历史人物，那就不能不提一提东晋的孙盛。孙盛号称一代良史，以攘斥佛老卫道儒教流称后世。在裴注所引“孙盛曰”中，孙盛以名教纲常褒贬三国人物，凡引《论语》十处，几乎到了言必称仲尼的程度。
（三）三国时代的《论语》注释
中国历史上知识阶层重视一部书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那就是为之作注。一个时期某部书注本的多与寡，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影响的变化。三国时代《论语》的注本，可谓十分繁富。除了后来列入“十三经注疏”的何晏《论语集解》，近人程树德《论语集释》中提到的还有王朗、王肃、王弼、陈群等家的注本。今据《三国志》，可知当时至少还有两个注家——张昭、虞翻。《吴志·张昭传》：“（昭）在里宅无事，乃著《春秋左传解》及《论语注》。”（第1221页）《吴志·虞翻传》：“（翻）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第1321页）
（四）三国时代《论语》的称名
这里我们谈谈三国时代《论语》的称名问题。《三国志》中称引《论语》，除了揭橥“《论语》”、“孔子”、“仲尼”等字样外，还有以下几种称名方式。
(1)《论》、《语》
我们都知道，提到古时版本，《论语》可以省称为“《论》”，如《鲁论》、《齐论》、《古论》。从《三国志》中我们可以看出，《论语》省称的另一个条件是，《论语》与《易》、《诗》等书名为单字的典籍并称对举。在这种情况下，《论语》可简称为《论》，也可简称为《语》，例如《文帝纪》注引《魏略》：“《易》有‘不远而复’，《论》有‘不惮改’。”（第60页）如《邴原传》注引《原别传》：“《诗》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盖讥之也。《语》云：‘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第352页）
(2)四部
《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第90页）揆诸文义，显然《诗》即《诗经》是“五经”之一，《论》即《论语》是“四部”之一。问题是：说《论语》是“四部”之一，那么另外三部是什么？五经与四部并提，那么五经与四部的关系又如何？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对此有说，是我们看到过的最合理的解释，不妨抄列于后。
据余嘉锡考证，《七略》中《六艺》共九种，而《刘向传》言：“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为什么只言《五经》而不言六艺呢？因为当时指立博士的《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并入《乐》则为六艺，更兼《论语》、《孝经》、小学则为九种。汉魏间人以为只举《五经》，嫌不够完备，故连称《五经》四部，这所谓四部，是指《六艺》中的《乐》、《论语》、《孝经》、小学四种。（注：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0页。）
准此，“五经四部”是当时的术语。因此，在分析的时候，不妨说五经指那些，四部指那些；但在称说的时候，就不宜将其割裂为二。校点本“五经、四部”中间的顿号，应该去掉为是。
(3)传
《三国志》中，《论语》又称为《传》，例如：
《易》称“明折庶狱”，《传》有“举直措枉”（《毛玠传》注引孙盛曰（第377页）。
故《传》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司马芝传》，第389页）
臣闻明君以求贤为业，忠臣以进善为效，故《易》称“拔茅连茹”，《传》曰“举尔所知”（《崔林传》，第679页）。
《传》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步骘传》，第1238页）
但是并非所有的“传曰”都引自《论语》，有一些显然是引自《左传》。《左传》是解经之书，其被称为传，名正言顺。《论语》何以跟解经之书一起被称为传？它跟五经的关系如何？盖古时习经的目的，不仅在于认知真理，更重要的是在于践履道德。所以《三国志》中常常用“经明行修”一语来说明一个人儒业的成功。把握经义，离不开传注；而落实经义，也需要更为具体、直接的指导。这样，自称“述而不作”的孔夫子，他发挥经义所述的《论语》、《孝经》，也就与解经之书一起成了经的附庸——传。
《汉书·艺文志》将《论语》、《孝经》、小学三种归于“六艺略”。这样做究竟有什么道理？王欣夫认为：
六艺是指《易》、《书》、《诗》、《礼》、《乐》、《春秋》。那么《论语》、《孝经》、小学为什么附在这里呢？因为这三类都是当时学校的课本。以后世之制度作比，小学诸书是汉小学的科目。《论语》、《孝经》是汉中学的科目。而六艺则是大学的科目。《论语》、《孝经》，汉人称为传记，《刘歆传》说的“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传记在六略中并无此名，而列在六艺、诸子的中间，明明指六经以外的《论语》、《孝经》、小学。（注：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0页。）
这里有两点需要辨正。其一，说《论语》、《孝经》和小学之所以列入“六艺略”，是因为它们都是当时的学校课本，固然言之成理；不过道理似乎也可以反过来讲：或许正是因为《论语》、《孝经》与五经有某种内在联系，它们才被选为学校课本。其二，说“传记”特指《论语》、《孝经》、小学，也值得商榷。《汉志》即有刘向《五行传记》和许商《五行传记》。大概“传记”只是“传”的另一个名称，而《刘歆传》中的“六艺传记”，则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经传”。当然，这个“传”是将《论语》、《孝经》包括在内的。
二、三国时代理解运用《论语》的历史特点
从《三国志》引述《论语》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论语》的某些理解，与唐宋以后的通行经解有所不同。应该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与《论语》本文相参错的引述，都意味着理解上的歧互，有些只是一种灵活运用。另外，也有明显误读经文的情况。当时理解运用《论语》的历史特点，概括起来有：（一）保存汉魏经解。（二）隐括大意。（三）断章取义。（四）趁辞。分别举例说明。
（一）保存汉魏经解
在《论语》的流传过程中，历朝历代都有大量的注解。对于同一章同一句的解释，各个时代并不完全相同。《三国志》引述《论语》与后代通行的《论语》的文本存在一些异文，从这些异文中可以看出汉魏之际对《论语》某些文句的特殊理解。
例如《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末句“与”字，朱子《集注》解为动词，“与，许也”，认为是孔子同意子贡不如颜回的说法。而唐以前史传引述此文，往往读“与”为连词，认为是孔子称其与子贡俱不如颜回。《三国志》中即有其例。《武帝纪》注引褒赏令载曹操祀桥玄文曰：“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第23页）《夏侯渊传》：“太祖下令曰：‘宋建造为乱逆三十余年，渊一举灭之，虎步关右，所向无前。仲尼有言：吾与尔不如也。’”（第271页）前例“仲尼称不如颜渊”，显然是说仲尼自称不如颜渊。后例“吾与尔不如也”，与《论语》今本相比，易“女”为“尔”，值得细论。胡适《尔汝辨》尝论春秋以前“尔”可用为第二人称复数，相当于今语“你们”；而“汝”则仅用于单数第二人称（注：载《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揆之此例，似乎曹操是有意变用经文，以表达他与群臣都不如夏侯渊的意思。
又例如《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据程树德《论语集释》，“材”字凡三解：一解，郑玄读如字，谓即桴材，名词；二解，或读为“哉”，语气词；三解，朱子《集注》读为“裁”，动词，谓乃“讥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适于义也”。《吴志·薛综传》：“昔孔子疾时，託乘桴浮海之语，季由斯喜拒以无所取才。”（第1253页）“才”通“材”。这里“无所取才”是婉拒的借口，“才（材）”指桴材，显然是郑玄之说。
汉魏之际，经解也有发展变化，有些变化构成古今经解的转折点。《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此乃尧禅位于舜之语，后历代禅位作册率多引用此文，而其中“天禄永终”一语先后有二解。“天禄”即天定的福祚，这很容易理解；导致歧解的是“永终”的“终”字，“终”可解为长，又可解为绝。两种理解并见于《三国志》。《文帝纪》载汉献帝禅位于魏册曰：“允执其中，天禄永终。”（第62页）显然这两句话所省略的主语应该都是受禅者魏王。说魏王天禄永终，这是禅位者汉献帝的祝愿之辞，意思是希望魏王受禅为天子后，福祚永长。这里，终解为长，永终为同义词连用。这是第一种理解的例子。第二种理解的例子如《明帝纪》注引《献帝传》：“山阳公深识天禄永终之运，禅位文皇帝以顺天命。”“叡惟山阳公昔知天命永终于己，深观历数允在朕躬。”（第102页）又《三少帝纪》：“天禄永终，历数在晋。”（第154页）按：“天命”即天禄。前例“山阳公昔知天命永终于己”是说山阳公（汉献帝）知道自己已经“天禄永终”，指的是“汉”“天禄永终”。后例“天禄永终，历数在晋”，“天禄永终”的主语显然是魏，指的是“魏”“天禄永终”。两例的主语“汉”、“魏”都是禅位者，意思是说自己已经享尽了应该享的福祚，因而是却位绝天之辞，句中“终”解为绝，与状语“永”构成偏正结构。关于“天禄永终”，毛奇龄《论语稽求篇》总结道：“汉魏以还，俱解永长；典午以后，始解永绝。此正古今升降之辨。”（注：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47页。）从《三国志》的有关内容来看，毛氏的总结是有道理的。
（二）隐括大意
古人引书往往并不严格按照原文，常常会节略其辞，隐括大意。这种现象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不了解这种情况，有时会产生错误的读解，甚至错误的校改。
《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朱子《集注》引杨氏曰：“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学、适道、立、权，是儒学修养循序渐升的四种境界，不可躐等。《三国志》引此章与经文有参错。《武帝纪》注引《魏书》载曹操庚申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第24页）《武帝纪》注引《江表传》曰：“融曰：‘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第39页）或谓《论语》此章文有错倒，当云：“可与共学，未可与立；可与适道，未可与权。”证之《三国志》所引，皆与暗合，似可从。程树德认为：“古人引书，常隐括大意，不必尽系原文。”更引《盐铁论·遵道章》：“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权。’”谓此例正多，轻改经文之风不足为训（注：程树德：《论语集释》，第626页。）。按程氏之说可从。《三国志》这两处引《论语》，正是隐括大意。
（三）断章取义
前文已说，古人引书非原文，是原义，属于“隐括大意”。与之相反，古人引书是原文，但非原义，这里姑且称为“断章取义”。盖古人引经据典，有时截取经文，割裂经义；有时掇取辞华，遗落经义，要旨在灵活运用，实现其表达特定意思的目的。
《论语·里仁》：“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本是讲自身对待名位应该持有的主观态度。《王脩传》注引《孔融集》载孔融答王脩教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尧不能用，舜实举之。原可谓不患无位之士。以遗后贤，不亦可乎！”（第345页）这里，“不患无位”则是对他人才德的客观评断。
《论语·子路》：“鲁卫之政，兄弟也。”朱子《集注》：“鲁，周公之后；卫，康叔之后，本兄弟之国。而是时衰乱，政亦相似，故夫子叹之。”这是孔子对鲁国、卫国政局所发的感慨。《武文世王公传》注引曹嘉赠石崇诗曰：“畴昔谬同位，情至过鲁卫。”（第587页）这里，“鲁卫”却只是兄弟的代称。
（四）趁辞
古书无标点，引用时随意起止，是为“趁辞”。
《论语·为政》：“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据上下文，“举善而教不能”与“嘉善而矜不能”句式相同，显然以之为句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三国志》引用该句，却皆以“举善而教”为句。《仓慈传》注引《魏略》：“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至官省；举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狱讼，与下无忌。”（第514页）《徐邈传》：“夫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美。”（第740页）又《刘馥传》：“明制黜陟荣辱之路，其经明行修者，则进之以崇德；荒教废业者，则退之以惩恶；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浮华交游，不禁自息矣。”（第46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连“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句，未予点断，盖亦疑莫能定矣。据上下文文义以及文气，显然应读为“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单就这一句看，如此读法也自讲得通，此例似乎也可以归入前“汉魏经解”条目；但如果放到《论语》该章上下文中，这样读法显然就有问题。所以刘宝楠《论语正义》说：“‘举善而教不能’为一句。汉魏人引‘举善而教’，皆是趁辞。”（注：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19页。）
《论语·公冶长》：“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文帝纪》：“今之计、孝，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第79页）读至“必有忠信”后绝句。这其实也可以说是断章取义。
《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又微狂简斐然之作。”（第1471页）“狂简斐然”乃截取、挽合两句的首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裴松之就是如此读解《论语》，这只不过是他趁辞的结果。
《三国志》中还有将《论语》读错了的情况。
《论语·里仁》：“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朱子《集注》：“盖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无以加之。恶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恶，故其所以为仁者，必能绝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于其身。”显然，“其为仁矣”的“其”是代词，复指“恶不仁者”。整句话的意思是：恶不仁者，他们在为仁之道上的表现，是不让不仁之事与他们发生任何关系。《吴志·顾雍传》注引徐众《评》曰：“怀叙本无私恨，无所为嫌，故詈辱之，疾恶意耳，恶不仁者，其为仁也。”（第1227页）《钟离牧传》注引徐众《评》曰：“‘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今小民不展四体，而认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与之，又救其罪，斯为让非其义，所救非人，非所谓恶不仁者。苟不恶不仁，安得为仁哉！”（第1393页）徐众以“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为句，读“其”为表示推度的语气词，认为恶不仁是仁的充分条件，这显然是错误的。
三、熟读《论语》有助于正确理解《三国志》的相关内容
三国时代，以“语惟经典，不及世事”（《管宁传》注引《傅子》，第354页）为高，以“附依典诰，若出胸臆”（《公孙渊传》注引《魏名臣奏》，第258页）为美。由于人们对经典的熟悉与敏感，彼此之间“点到为止”式的引经据典不难提头知尾，心领神会。而在今天，我们对于中国基本传统典籍已经相当隔膜；如果对这种现象没有一定的自觉并保持高度的警觉，往往会导致错误的读解。从《三国志》及裴注引用《论语》的情况来看，通行的中华书局校点本有不少断句错误、标点错误，就是由于对《论语》不熟悉而产生的。
例如《文帝纪》注引《魏略》载霍性向曹丕献媚劝进的奏疏，文末曰：“虽知言触龙鳞，阿谀近福，窃感所诵，危而不持。”（第60页）根据语法分析，这是一个转折复句。前一分句谓语的核心动词是“知”，后一分句有两个动词——“感”、“持”，因而又可以进一步分析为两个小分句。“窃感所诵，危而不持”，两个小分句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危而不持”是什么意思？“窃感所诵”，“诵”的又是什么？这些都是令人费解的问题。如果熟悉《论语》，这些都不是问题。原来“危而不持”是《论语》里的一句话，在这里正是所诵的内容，是动词“诵”的宾语。《论语·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霍性是用“危而不持”四个字代表《论语》的这一章，应加引号以明之，即“窃感所诵‘危而不持’”。
又例如《刘表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表受学于同郡王畅。畅为南阳太守，行过乎俭。表时年十七，进谏曰……。”畅答曰：“以约，失之者鲜矣。且以矫俗也。”（第211页）王畅答言亦是引用《论语》。《论语·里仁》：“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按语法，“以约失之者”为主语，“鲜矣”为谓语。校点本以“以约”为句，不妥。
又例如《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左中郎将李伏表魏王曰：“臣每庆贺，欲言合验；事君尽礼，人以为谄。况臣名行秽贱，入朝日浅，言为罪尤，自抑而已。”（第63页）这是李伏向曹丕献媚，托辞姜合谶验藉以劝进。细按其辞，前“欲言合验”与后“自抑而已”为呼应，乃陈说屡次欲言又止的隐情；“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与“况臣名行秽贱，入朝日浅，言为罪尤”为递进，表明欲言又止的原因。其中“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一句正用《论语》。《论语·八佾》：“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中华书局本该句未出引号，而且在“人以为谄”后断以句号，读来让人感觉似乎李伏“欲言合验”的心理活动，已然导致了“人以为谄”的现实后果，不妥。虽说李伏没强调出“孔子曰”的字样，但按文义，显然是有强调这句话出自《论语》的意思。这是一种修辞方式，即今所谓“引经据典”，这段话应该如下标点：
臣每庆贺，欲言合验；“事君尽礼，人以为谄”，况臣名行秽贱，入朝日浅，言为罪尤，自抑而已。
又例如《董卓传》注裴松之曰：“王允之忠正，可谓内省不疚者矣，既无惧于谤，且欲杀邕，当论邕应死与不，岂可虑其谤己而枉戮善人哉！”（第180页）按：“内省不疚”用《论语》。《论语·颜渊》：“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里裴松之作了一次三段论推理。大前提：内省不疚者不忧不惧（出自《论语》，当时人所共知，故可省去）。小前提：王允可谓内省不疚者。结论：王允既无惧（于谤）。“既”是表示推度语气的虚词，相当于“其”。《墨子·尚贤中》：“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也。”是其例。准此，则应在“既无惧于谤”后断以句号。校点本该处是逗号，显然是误把“既”“且”看做相呼应的关联词了。
综上所述，通过对《三国志》中称述、引用《论语》情况的穷尽调查，本文得出如下结论：《论语》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教材，当时的士人对《论语》都相当熟悉，因而《三国志》中就有大量的引自《论语》的词句和内容。这充分说明，虽然佛教与诸子合流所形成的玄学是魏晋思潮的主要特色，但儒家思想仍是这种思潮的背景和底色。只有熟悉了《论语》，才能准确理解《三国志》中的这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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