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并超越
——试论康德与马克思的“实践”“自由”概念
郑文搏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在马克思哲学的近德国古典哲学解释中，康德哲学对其影响并未真正地突显出来。事实上，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开创者的康德，无论在理论理性中限制认识“自由”还是在实践理性中保证人的尊严与主观能动性，都被马克思合理化地吸收。立足于康德哲学的高度，马克思进一步阐释“实践”与“自由”概念。首先，马克思克服康德哲学中实践与理论的分立而将“实践”统一于物质生产；其次，马克思扬弃康德“先验”自由而采用“经验”视角探寻实现自由的条件、路径。因此，康德哲学对马克思而言是传承并超越的。
关键词： 实践； 自由； 康德； 马克思
一、导言
作为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① 列宁认为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继承者。 ，德国古典哲学无疑为其发展奠定雄厚基础。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一些学者往往将其思想来源狭窄化：马克思哲学（辩证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基本内核）② 马克思逝世后，在他的支持者中形成一条以恩格斯、列宁等为代表的正统的阐释路线：过高地或片面地评价黑格尔、费尔巴哈二人的哲学思想，进而造成了马克思的黑格尔化、马克思的费尔巴哈化，最终形成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唯一的、权威性的阐释模式。参见《学术月刊》2012年第5期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 。而这就把马克思哲学的来源仅限于黑格尔、费尔巴哈二人忽视其他德国哲学家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致使其思想本有的活力大打折扣。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曾引发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并促使后来哲学家在认识角度、思维方式等方面做出重大转变。虽然马克思并不像之前哲学家那样去“解释世界”，但在他“改变世界”中，我们会发现康德哲学的合理元素被保留下来。于是康德哲学对马克思而言并非消极的，而是传承并超越的。
为更好地阐清马克思哲学的来源并纠正以往研究中存在的误解① 学者俞吾金认为由于受传统见解影响，我国学界对马克思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关系缺乏反思而产生五种不同类型的误解。参见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应审慎而系统地考察研究德国近代以来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系② 近年，国内涌现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阐释方式（主要指第二国际而定型于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决定论阐释方式等）。如：王南湜认为传统阐释方式给如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造成阻碍，提出“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通过发掘马克思思想中的康德元素，来抵御黑格尔传统中的精神的无限能动性和导向历史目的论无限统一性的诱惑，最终使马克思有节制的主体能动性彰显出来。参见《哲学分析》2016年第4期王南湜、朱蔷薇《何谓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
俞吾金认为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反省马克思与康德哲学的关系可以捍卫马克思哲学的纯洁性和高度。参见俞吾金《实践与自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选取康德与马克思共有的两个哲学概念“实践”“自由”来展开论述。一是康德通过划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而将“实践”限制在道德领域。在实践理性中，人通过为自己立法的方式彰显其尊严与主观能动性，而这正是马克思对康德哲学的传承。与康德“分立”实践、理论不同，马克思则立足于物质生产“统一”理论与实践。二是在区分显象与物自身后，康德通过假设“先验自由”来保证自由在实践领域的运用。实践自由是自己为自己立法而完全独立于认识论中“自然规律的因果性”，涉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而这正为马克思抛弃认识论立场转而从实践本体论角度来理解“自由”提供借鉴。但马克思主要从“经验”视角来考察“自由”。
二、实践：分立与统一
无论康德还是马克思，“实践”在他们的哲学思想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一个概念的形成是有历史根源的。为更好地理解“实践”，有必要先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概念的阐释。
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实践”概念。在《形而上学》第六卷中，他将知识分为三类：理论的、实践的和制造的。在理论知识中，亚里士多德又把最高的理论科学叫作“第一哲学”，即研究自身并不运动又与质料相分离的本体。“理论知识的目的是真理，而实践知识的目的是活动”［1］，即第一哲学以永恒的真为对象，实践活动只研究那与欲望有关的、相对的与当前的东西。所以，他认为理论知识优于实践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知识主要包括伦理的、政治的并涉及人的活动。虽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对人及其活动都曾有过论述，但他们都没有如亚里士多德那样将相关知识整理为一门系统学科。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实践知识就是关于“人的哲学”。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城邦中的公民；个人的品德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而城邦的品德就是使这些公民得到幸福。关于人的问题，他认为人的本质或本性不仅有“知”的一面，还更有“行”的一面。基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而他的这种划分，可以看作是后来康德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划分的起源。
纵观马克思的生命历程，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无法像康德一样过着学究式生活。“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5］，于是马克思从现实生活出发对“实践”概念作进一步的说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之前各种唯心史观并系统地阐释其“真正实证的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他依照唯物史观将“实践”具化为“生产与交往”。作为社会现实中有生命的人，要想生存首先要满足自己的衣食等需求。“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5］在物质生产中，人与自然发生关系即人类通过劳动工具征服、改造自然来满足自己需求。除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与再生产外，还有人自身的生产即增殖。随着物质生产发展和人口数量增加，人与人间的交往变得密切，并产生社会关系。无论自然关系还是社会关系，都源于物质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间还伴随着交往。交往需要语言和意识，那么交往就使语言和意识成为可能。所以语言和意识并非先天存在而是产生于生产过程中，反映当时生产活动内容。
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往往采用把理论和实践分立而探讨“实践”。与亚里士多德不同，康德坚持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用“道德世界观”取代“科学世界观”［4］。在道德世界中，人独立于自然界的限制而为自己立法，进而彰显自由并体现人的尊严与主观能动性。正是康德在实践理性中对人主体性的彰显，启发马克思从当时人的存在状态来阐发其“实践”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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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虽然最早萌芽于他的《博士论文》，并之后经历了“莱茵报”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阶段，但真正地确立是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在提纲开篇，马克思直接批判旧唯物主义只从客观或直观的形式理解“对象、感性、现实”，特别是费尔巴哈不把感性看作人的感性活动，最终导致了人主观能动性的遮蔽进而不能理解“革命性”“实践批判的”活动。虽然唯心主义使主体的能动性得到发展，但由于他们无法立足于现实的、感性活动而只能抽象地发展。而马克思立足于主体方面，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来理解。于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就可以理解为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而人的活动作为对象性的活动则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那么人的本质就不是抽象的、独立的，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即人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事着实践活动。因此，“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在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人类社会或者社会的人类”，马克思决心“改变世界”。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开创者，要想建立起真正的形而上学，首先要解决近代哲学的遗留问题——如何处理“思维与存在”或“主体与客体”关系？为避免像以往哲学流派——独断论者与怀疑论者那样陷入无休止争论，康德决定对人的理性能力进行批判并逐渐形成“批判哲学”。康德的“批判哲学”主要涉及人的全部能力，即认识能力、情感能力与意志能力③ 这三种能力分别对应着认识论、目的论、道德学说三大领域。 。认识论是康德“批判哲学”的起点。在认识论中，康德主要是对经验论和唯理论，即对思维与存在进行调和。于是康德将人的认识能力划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种。首先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认为感性直观由“感觉”和“纯粹的直观”构成，前者提供质料，后者提供形式。由于认识的对象只能以感性直观的方式提供，所以感性直观就成为我们全部认识能力的基础。但感性直观本身还不是真正的认识，只有上升到知性阶段，我们才能形成知识。于是在先验分析论中，康德宣称除感官直观提供的材料外，知性思维还需要一定的形式，即“范畴”。只有通过范畴这一“纯粹知性概念”，我们才能将感性直观的杂多进行联结进而综合成客观知识。由于知性范畴是先天的无内容的形式，只在经验范围内才有效，所以我们只能认识“显象”，而对刺激我们感官形成“显象”的“物自身”而言是可思维却不可认识的。最后在先验辩证论中，康德认为人的理性本性并不满足于知性的“判断”，反而“甚至违背批判的一切警告，引导我们完全超出范畴的经验性应用，并用纯粹知性的一种拓展的错觉来拖累我们”［2］，最终导致“先验幻想”。先验幻想是根植于人类理性本身而无法避免的，只有我们把它揭露出来才能不受其欺骗。于是，康德通过将人类理性认识的能力限制在“显象”内（自然界）而取消了人把握物自身的能力，最终为道德和宗教保留了地盘。在道德和宗教领域内，人类行使另外一种能力即意志能力。正是这两种能力使用区域的不同，所以康德才把其哲学划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
“自由”历来是西方哲学家争相讨论的焦点。例如“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个人主义的自由”与“共同体主义的自由”等。但这些大都是从经验方面讨论的① 此部分受益于陈飞博士论文的启发。参见陈飞《在先验与经验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而马克思正是经验自由的代表。事实上，除经验自由外，康德还提出“先验自由”。
三、自由：先验与经验
马克思通过把“实践”建立在物质生产上来克服西方传统实践哲学的困境——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分立——进而将两者统一。如：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向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关于思维的真理性，马克思认为这是实践问题，即只有在人的实践中才能够得到证明。虽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这只是现实社会人实现其实践活动的形式。只有通过马克思的“实践”才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国家等上层建筑”等。因此，实践才是最终的基础。
在实践领域中运用的“自由”即“实践自由”，主要体现在康德对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部分。为了找到并确立道德性的最高原则，康德对“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 “通俗的道德哲学”先后进行分析。由于不具有普遍性与道德性，所以它们只是意志他律而非真正的道德原则。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性是“行为与意志自律的关系”［6］，即在任何时候意志都能够通过其准则把自己视为普遍的立法者。此时的意志不仅是服从道德法则，而且更是道德法则的立法者即“意志自律”。自律作为一种定言命令式，无须其他任何别的目的。与遵循自然必然性的他律不同，康德认为意志自由除自律外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于是，意志自由就是自律，意志自律则是道德性的最高原则。但考虑到人的双重性即感性和理性，并非属神的意志，若要使这个定言命令式成为可能，于是康德就预设“自由”为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属性。借助“自由”，人成为理知世界的一员并意识到道德法则与善的意志。由于“自由”只是一个预设的理念，所以关于“自由”如何可能是我们无法认识的。那么，“自由”就成为实践哲学的最后界限。不过我们可以通过道德法则来论证自由，“自由当然是道德法则的存在根据，但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识根据”［3］。但作为一个定言命令式，道德法则不能从任何经验性的偶然性知识中抽象出来而只能“完全先天地在理性中有其位置和起源”［6］。因此，即使“自由”在实践理性中得到“最终归宿”，却无法摆脱“先验自由”的预设。
自由作为康德哲学的核心，“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的一个体系的整个大厦的拱顶石”［3］。若想真正地理解康德的“自由”概念，首先要引出其“自然”概念。因为康德哲学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处理“自然”与“自由”的关系。关于二者的论述，康德最初呈现于“纯粹理性的二论背反”的“先验理念的第三个冲突”中。与前两个二论背反不同② 康德认为“世界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世界是单纯的还是复合的”的正、反双论都是假的。 ，康德认为只要将“显象”和物自身区分，该双论就可同时为真：即在“显象”世界，遵循自然规律去无限地追溯因果链条；而在物自身世界，设定存在着不在时空中的自由即“先验自由”。但该“自由”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念，即作为一个无条件的条件——最高条件，使自然界中的事物得到最终解释。同时它还作为一种范导性的要求，为“自由”在实践领域的运用提供可能。因此，“先验自由”不仅是康德自然哲学最终的价值导向，还更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石。
康德所处的时代，充斥着对哲学术语的巨大滥用。为使其“实践哲学”不被误解，康德就对“实践”概念进行辨析。康德认为实践和意志是相关的，即实践是有意做事，而意志就是按照概念起作用的原因。给意志的因果性提供规则的概念有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两种：“如果规定因果性的概念是一个自然概念，那么，诸原则就是技术实践的”［3］，属于理论哲学；“如果它是一个自由概念，那么，诸原则就是道德实践的”［3］，属于实践哲学。而技术实践作为一种对人及其意志施加影响的技巧的明智，康德认为它只是实践活动的手段。而且此时的意志是被自然的动机所规定，所以技术实践的规则只是临时的规范。相反，康德认为道德实践的诸原则可以叫作法则。因为意志服从于自由概念，即意志完全排除了出自自然的规定根据。那么道德实践的规则就是基于一个超感性的原则并成为哲学的理论部分外的实践哲学。所以康德认为只有道德哲学才是真正的实践哲学，即实践就是社会道德的建构活动——确立道德性的最高原则，使人的行为与意志自律相一致，将自己和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同时当作目的而非手段等。而技术实践与其说是“实践”不如说是“实用”，即出于对普遍福祉的关怀。
通过区分“显象”与物自身，康德告诫人们在理论理性中不能够形成关于“自由”的认识，要想保障“自由”的存在只能诉诸实践理性。在实践理性中，源于先天理性的道德法则表现为意志自律，意志自律又彰显自由。于是，康德的“实践自由”就完全独立于认识论的“自然规律的因果性”，仅涉及人与人间的道德关系。而正是康德该做法，使马克思抛弃认识论立场转而从社会实践角度来理解“自由”。
“自由”始终贯穿于马克思哲学，那么他对“自由”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最早表述了有关“自由”的看法，即批判哲学史上对伊壁鸠鲁的误解进而强调伊壁鸠鲁的可贵之处——抛弃德谟克利特的决定论（原子按照直线下落）思想，强调自我意识（原子脱离直线做偏斜运动）具有最高的神性。但伊壁鸠鲁的“自由”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世界而追求内心平静的主观意识自由，即一种消极的自由，很难改变现实残酷状况。于是，马克思转向对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性批判。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不同于人的解放，政治解放不但没有彻底地、没有矛盾地摆脱宗教，反而导致私人与公人的分裂，形成原子式的个人；由于原子式的个人表现为利己主义，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获得利益的手段，那么市民社会获得的只是一定形式的自由。要想获得人的解放，只有对市民社会中的私有财产进行消灭。于是，马克思的批判逐渐转入经济领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而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工人是极度不自由的，主要表现为异化现象。异化是人自我价值和意义的丧失，使人的本质被否定。想要扬弃异化，关键在于扬弃异化劳动。因为异化劳动是其他一切“异化”现象的根源，并在我们扬弃异化劳动的同时也在实现着自由。
但实现“自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根据“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自由个性阶段”三个依次演进的历史阶段划分出“共同体的自由”“个人的形式自由”“每一个人的实质自由”三种不同自由形态。前两种自由形态是历史、现实的形态，处在其中的个人自由要么很大程度上听从于自然——以孤立、片面的形式呈现，要么存在着对资本的依赖——以形式、抽象的自由表现。马克思认为只有超越资本主义我们才可达到“自由个性”阶段，而这种形态的自由代表自由的未来形态。在该阶段，人们生产的直接目的只是获得全体个人的满足，生产不再盲目性和无限性，“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7］。由于个人在生产活动中是具有一致利益的共同体，于是人与人间的交换关系就被真诚的友谊取代。因此，人的劳动就变成了一种自由劳动，即必要劳动减少、自由时间增加。在自由时间内，人类可以追求自身在科学、艺术等方面的精神禀赋进而实现每个人实质的自由。
精神建设，是科技队伍建设的灵魂，也是建设科技强国的文化保障。“两弹一星精神”凝聚的“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的文化实质也在于此。在新时代，应继续重视文化和精神建设，加强教育，使各级管理者和科技工作者具有高度的时代使命感和民族振兴的责任感，为实现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砥砺前行、不懈奋斗。
综上可知，马克思开辟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康德的“先验自由”之路——运用经验视角来考察“自由”。如，劳动与时间。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不仅“工人是自由人”［7］，而且“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7］。当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后，就进入劳动力的消费过程或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而劳动力一旦进入生产过程，资本家就开始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企业获取更多利润或者剩余价值的手段或是延长工作日，或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对工人而言，剩余劳动时间是产生自由时间的条件。一旦自由时间被剥削，工人在科学、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和培养就无法得到满足，进而造成其主观能动性的丧失。要想使人获得真正“自由”就必须节约劳动时间，给工人更多自由时间来支配。正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不“自由”，所以马克思才立足于经验视角对当时的政治经济进行批判，并希望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四、结语
当把马克思置于康德视域时，就发现在他们的思想之间——无论是“实践”还是“自由”，事实上都存在着一定关联性。而正是这些关联性使马克思立足于康德哲学的高度——超越传统“分立”与“先验”的阐释而采用“统一”与“经验”的方式——实现对“实践” “自由”的新理解。因此，康德哲学对于马克思而言是传承与超越的，而审慎把握康德哲学对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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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M］.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81，4，5.
［4］张志伟.康德的道德世界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72-80.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526，531.
［6］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448，418.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6，197.
Inherit and Transcend
——On Kant s and Marx s Concepts of Practiceand Freedom
Zheng Wenbo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430072）
Abstrac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of Marx s philosophy, the influence of Kants philosophy on it has not really emerged. In fact, Kant, as the pioneer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has been rationally absorbed by Marx, whether he restricts the understanding offreedomin theoretical rationality or guarantees human dignity and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practical rationality. So based on the height of Kants philosophy, Marx further explained the concepts of practiceand freedom. Firstly,Marx overcomes the separation of practice and theory in Kants philosophy, and unifies practice in material production; Secondly, Marxsublates transcendental freedom of Kant and explores the conditions and paths of achieving freedom by using the experience perspective. Therefore, Kants philosophy is inherited and transcended to Marx.
Key words: practice; freedom; Kant; Marx
中图分类号： B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62（2019）01-0011-06
收稿日期： 2018-08-16
作者简介： 郑文搏，男，河南太康人，武汉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康德哲学。
标签：实践论文; 自由论文; 康德论文; 马克思论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