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九十年代我国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的女权主义批评与八十年代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以往宽广的批评视域逐渐转移，相对缩小，基本上集中于女性文学，特别是深度聚焦于陈染、林白等一批女性主义理论色彩很浓的作家作品，很少有对男性作家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和对男权思想意识的批判。二是批评操持的方法和话语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西方现代多元化的理论方法运用上寻求突破，依托英美女权主义流派发展的最新理论来阐释女性作家的文本，并借助文本阐释理论、深化理论。这使女权主义批评进入了一个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新阶段。（注：见拙作《关于九十年代的女权主义批评》，《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在肯定当下女权主义批评的探索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性意义的同时，指出这种探索目前已经显露出来的误区与偏差，看到它在某种程度上对女权主义批评原则和目标的偏离，指明产生这种误区与偏差的理论根源以及它已经造成和可能产生的消极、负面影响，为其正本清源，纠偏校误，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撰写此文的目的。
对现阶段女权主义批评实践的理论反思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现阶段女权主义批评视域的重新划定是以摒弃男性作家文本为前提的，视域广阔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这一阶段实际上已为女性文学研究所取代。它表明九十年代女权主义批评对父权传统文化批判的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对中国的国情和妇女的现状缺乏更为明晰清醒的认识，并因此而偏离了女权批评的本质原则。
对文化中男权意识的揭露和批判是女权主义批评的看家法宝和立身之本，也是其批评构成的重要成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政治行动，其目的不是简单的去解释世界，而是通过改变读者的意识以及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来改变世界。”（注：美国评论家费特立的一段话，转引自《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第367页，河南大学出版社。 ）其实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意义就包含在“改变”之中，改变文学对妇女的歧视与偏见，改变传统的性别文化观念，对既存的传统审美标准进行批判，建立一个全新的包容女性和男性文化经验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中国缺乏西方女权主义政治运动的文化背景，新中国的成立携带着妇女浮出历史的地表，宣布了妇女的“解放”，但相当多的妇女至今仍未明白从性别的角度接受解放意味着什么。长期被压抑受歧视的地位，使不少妇女自然形成了对自己性别角色的茫然和抗拒，传统伦理道德的强化使妇女的受压抑合法化甚至制度化。并且随着经济改革和时代的发展，妇女经由政策和法律所得到的权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又在逐步失去（如低薪低职、下岗女工多、女童工、性骚扰、性商品化等），追逐铜臭充斥文坛的性描写更将女性形象作为男性欲望化目光的驻足之物。时至今天妇女还在为自己的性别存在感到胆怯和自卑，一个对于自身解放缺乏足够认识和心理准备的群体是难于建立起真正的主体意识来的。而自觉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建立，首先离不开对男权文化压制女性的佯装公正平等面目的批判和揭露。现阶段的女权主义批评基于各种原因，放弃了对男性作家作品的研究，也放弃了与男权文化正面的交手与斗争。在妇女的自我意识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在女权主义创作与批评仍被“菲勒斯中心主义”压得喘不过来气时，就开始奢谈女性主义诗学的建立、女性文化的建构，急于与国际现阶段女权主义批评发展接轨，无异于空中楼阁。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缺少了男性文学的对比和参照，有关女性语言、女性形式、女性诗学、女性文化的提取、创立、建构、建造等，都成了闭门造车、面壁虚构的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式幻想。只有包容了女人和男人文学经验而且具有普遍意义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才能消除偏执、极端与虚妄，也才能抵达女权主义批评“双性同体”（注：《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9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的理想境地。现阶段的女权主义批评为摒弃了男性作家作品的女性文学研究所取代，缺少了对男权意识批判的力度和揭示的深度，这种情况下女权主义批评改变的目的是无法达到的。
第二，现阶段女权主义批评对于女性意识产生了偏颇错误的理解，把女性意识缩减为独特的女性经验，特别是身体经验和性经验，导致了批评的对象误置和认识偏差。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以女性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又排除了大量不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性作家文本，遮蔽所有“非女性意识”文本后置于批评前景的就只剩下了大量女性个人化体验文本以及几个寓言与诡计，林白、陈染、海男成了这个阶段批评绕不过的话题。并且批评以欣赏的目光完全沉迷于陈染、林白们“从历史深处和神秘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林白的女性心理自传因其大胆展露女性的隐秘世界而倍受瞩目和好评”（注：陈虹《中国当代文学：女性主义、女性写作、女性本文》，《文艺评论》1995年第3期。），“女性性体验无疑是陈染写作重心”， “写作将陈染带向女权高度”（注：方铃《陈染小说：女性文本实验》，《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1996年第5期。）。这些女性写作女性本文为女权批评首肯，在于它们展露了女性的性体验、性本能、潜意识、隐秘欲望等非理性和隐私性内容，并且这些内容还被批评者赋予了颠覆反叛男权文化的积极意义。在一些女权批评中，女性主义的写作和本文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以“性”为旗，以躯体语言为口号，以女性隐私为武器向男性文化宣战，男权文化在迷惑于她的裸露或在忘形的欲望化窥视中，在惊讶震怒于她的大胆放肆与僭越时，悄然便中巫女之蛊，倒下马来，让路甚至让位于女性文化。非理性的内容书写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女权高度，成了“意识形态的充盈物”。基于这种偏颇的理解，关注社会问题、现实生活的女性写作就成为“非女性意识”作品。例如，方方的作品被评价为：“更关注那些人类性的和社会性的普遍问题，而不限于单纯的女性意识”（注：陈晓明《勉强的解放》，《中国女性小说精选》序言，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艾晓明在《当代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关怀和自我想象》（注：艾晓明《当代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关怀和自我想象》，《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中对这种情况提出批评，认为这种批评恰恰错过了方方作品中隐蔽的女性意识，类似的对方方这类作家作品的忽略和不屑还有很多。更重要的是，陈染、林白们对觉醒的女性意识的命名和呈现是以身体感悟的方式，以一种大胆的自我欲望与隐秘体验的语言张扬站成了一种偏执的女性反抗的姿态，语词之间及本文结构之间的张力场，固然为想象力提供了空间，但却没有为它规定应有的向度，艺术借助想象达到文化反抗的规定性很难保证。对这种姿态的解读会因角度的不同而不同，并且常常被“时潮”的男性意识和女性不解的目光读成一种裸露或邀宠，读成王绯所言的“女性写家为走俏于文坛大可不必以精神卖淫为耻”。（注：王绯《蒋子丹：游戏与诡计——一种现代新女性主义小说诞生的证明》，《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3期。）陈染、 林白的作品中女性知识分子自怜自爱的色彩太浓，使其只能一再重复叙述自我经历与心路历程，形成某种程度的类型化和程式化，很难反映出中国女性复杂的文化地位，缺乏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过于推崇她们的作品，把其创作的意义推至一个绝对高度，无疑是对女性意识的错误认识所导致的批评的偏颇和批评对象的误置。“把本来是很边缘性的女性话语，硬是上升拉高到中心话语的位置上来，这种引导倾向本身就有问题。”（注：徐坤《从此越来越明亮》，见“她们文学丛书—小说卷”《游行》第35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真正具有女性意识的文学必须对女性的历史必然性有准确的把握，必须对于女性自身有严格的自剖意识和深刻的忏悔意识，才能使创作的表达具备哲学的高度和心理的深度，才能避免性别极端主义的立场。“妇女世界并不是一个孤岛，妇女意识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在整个社会的大世界中观照妇女的小世界才能把握其本质，只有与整个社会意识相联系才能求得妇女意识之根蒂，况且随着妇女解放程度的提高，女性的思维方式将不断从自身世界向外在世界拓展，女性的视野和妇女意识亦将获得更大的解放和开放，这一前景势必昭示女性批评家需要时时从自身的存在，从妇女意识中超离出来，自觉地以更开阔的批评眼光去审视更广阔的文学现象，从而使女性批评上达于更博大的境界。”（注：王绯《批评：多轨道的向心运动——兼谈女性批评家的批评意识》，转自《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第287页。 ）王绯的这种认识产生于十年之前，但对于十年后的女权主义批评现状来说，不啻是对一种亟待走出误区的提醒和警示。
第三，在对本民族文学独具的现象和问题的理论发掘中与世界性的理论背景建立一种高度一致的联系是理所当然的，但女权主义批评在“拿来”的同时必须审视，不应对这种理论的学术起源和目前批评话语的局限视而不见。
现阶段的女权主义批评，基本上都涉及女性写作（或女性本文、私人化写作等）及其意义的探讨：“它通过性别矛盾中权力与欲望、压抑与反抗的故事，通过带入隐私、身体、知识、书写与存在等方面的观点，通过无历史书写（空白之页）的临时语境，从女性之躯的灵肉中‘逼’出了一种新的现代书写策略，为我们时代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建构提供了新的武器和参照”；（注：王光明《女性文学：告别1995——中国第三阶段的女性主义文学》，《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人大复印资料1997年第2期。）女性写作“从历史的、现实的场景中撤出， ……退回到自己的房间中，感受自己的身体、谛视周遭的景物时，她也获得了一种与生命、与自然同在的原始本真状态。女性写作作为对这种本真状态经验的表达，同时就获得了一种神话的意义”，（注：胡彦《女性写作：从身体到经验》，《当代文坛》1996年3期。 ）……对于“女性写作”及其意义的表述林林总总，都大致源出于法国女权主义学派西苏和依利伽瑞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考察女性身体的语言和写作之间的关系，赋予女性反传统的写作方式以政治意义。美国女权主义问题评论团对法国新女性主义认识的一段话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学术起源和批评话语的局限：“提倡一种‘妇女的语言’和一种富有女性特征的表现手法，在我们看来同样让人产生错觉。首先，某些女作家鼓吹的所谓探索语言似乎与男性大师统治的文学流派的宣传的趋向是一致的，如果内容有别，至少风格上是一致的，因此，这种语言与其它语言一样充满了学究气和‘男人味’，其次，经常说妇女的语言更接近躯体、性快感和直觉等，这实际是说主体不需要社会方式而可直接表现自身，而且这种接近身体和自然可能起破坏作用，因它实际上等于否认现实和社会方式的力量，而正是这些方式压制着我们的躯体。至多，我们可以提倡躯体的一种不同的社会化，但不要寻找一个真正的永恒的本质，因为这一寻找正好使我们脱离最有效的斗争，阻止我们反对限制人类的社会历史环境。”（注：《普通主题的变奏》，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411页，湖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语言确实一直在父权制社会中发挥着性别歧视的作用，但语言本身并无所谓性别差异。如果不存在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这些固定不变的本质，也就不可能有一种可以界定的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也就没有什么本质上是女性的写作、女性的本文、女性的形式，只要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女性说和写的方式自然会随之发生变化。语言颠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助于女性某种意识的表达，但绝对不可能完成对男权文化的全面变革，否则的话，妇女的解放也显得太过于简单了。女性从事写作的困难始终来自她们的现实处境，只有消除了种种不利于妇女写作的现实因素，她们才能在自我表现和运用语言上取得极大的自由。就像陈染在创作谈中所理解的，写着“妇女小说”的“屋子”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静谧的属于自我的空间，“而是一种安全、一种自立、一种生活的保障”；（注：见《陈染作品自选集》第42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如果说没有社会的改革开放，没有广大妇女的投身于现实社会的改革行动，没有八十年代女权主义批评对男权意识的大力批判，没有张洁、王安忆等大批女性作家关注现实生活的能激起广大妇女反响的创作，我们就绝难看到今天陈染们的女性文本。“女性写作”只是一些作家为逃避真实的现实世界而找的借口和作的补偿；只是一批“学院派”批评者投身于理论寻求但却迷失了来路与归途而在本文中所搞的颠覆。它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相反，它会使“妇女”问题神秘化从而导致其倒退，正好逃避了与妇女解放至关重要的事务。它使现实中的女性真诚地相信，对父权文化的反抗可以经由语言以文本政治的方式达成，妇女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欲望，包括改变世界的愿望都可在这种“女性写作”中得到满足。这种理论及批评只会促生一种催眠作用，消蚀现实中女性对男权文化和自身性别意识的思考，瓦解妇女变革现实的要求，破坏人与现实世界的实践进程。这些无疑表明现阶段的女权主义批评实践偏离甚至悖离了它的本质原则与方向。
九十年代女权主义批评与创作携手并进，但二者之间有一个结至今尚未解开。中国的女权主义批评从西方女权批评理论对自传的热衷中受到启发和鼓舞，竭力断言或证实陈染、林白们的文本是自传（或自叙传、私小说、日记体等），突出作者个人生活与文本叙事之间的对应与相似，以此提升陈染、林白们的文本写作对颠覆男权文化的形式反抗价值和语言文化意义，而陈染们则在创作谈或访谈录中一再加以辩白和抗议。批评者的理论期待和作者的断然否定严正声明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差，陈染们竭力躲开自传或“私人化写作”这个理论预设的陷阱，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国情与现状尚不具备对此类自传的承受能力。中国传统父权文化影响之深巨，在无形之中束缚和威胁着哪怕是最为前卫先锋的作家。批评与创作截然不同的说法却表明了二者本质相同的处境：对现实生活中父权文化无形统治与强大威慑力量的逃避。在这些“女性写作”及对它们的批评实践中，都没有关于当下或涉及现实的女性生活——作家在写作中咀嚼自己灵肉历险的创伤，批评家在文本中谋求语言的解构、意义的颠覆。前者叙述过去的经验，后者畅想女性文化的未来。但居于现实的读者，能从作者的个人经验和批评者建构的乌托邦中触生自觉的女性意识吗？女权主义批评家和女性主义文学作者都应反思一下：“通过语言可以破坏整个逻各斯这一前提是否正确，问一问象征秩序之外可能存在一块妇女能表现其差异的地盘这一见解能否成立？”（注：多莫纳斯坦顿《语言与革命：法—美的离析》，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416页。）在经意不经意之间， 在时代的文学潮动和个人选择揠苗助长的推动下，女权主义批评在现阶段产生了视域选择的局限与偏差，走入了理论方法误植所引致的误区，产生了女权主义批评“改变”的目的与批评实践现状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差距。
作为文学批评工作者，在借鉴吸收西方文学理论的同时，无疑有自己的选择与取舍，既要求新，更要求深，要明了其优势长处所在，也要洞察其局限与缺点，从而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予以整合、补充和完善，以针对中国文学实际予以恰当运用。并且作为女权批评队伍中的个人来说，基于对时代和文学实际的体认，根据自己个人理论素养和学术探求，选定自己特定的批评对象与理论方法，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作出个人抉择时，应宏观地审视全局，应有个人独具特色的观点与看法，应在批评实践过程中根据实际整合自己的理论知识构成和批评的方法、角度。作为西方批评理论中的一支新锐，女权主义批评自身尚处于发展完善之中并且这种发展完善因其开放多元的结构而永无止境。对于刚刚走过十几个年头的中国女权主义批评来说，尚处于模仿与摸索的时期，失误与偏差是在所难免的，关键在于理性的认识和反省，在于对这种理论来源和批评话语的局限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现状的认识并不乏清醒者，王侃在《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注：王侃《当代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批判》，《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3期。 ）一文中指出：现阶段的女性文学研究在偏重性别文本而贬低政治文本的倾斜中表明了理论的误植——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理论的削足适履的因循。这无疑看清了九十年代女权主义批评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作家中的一些觉醒者也开始走出“私人化写作”或“躯体语言探索”的“幽闭处境”，走向生活与现实中的妇女，探索变革时代的女性意识。徐坤的创作就走出了那类感伤情调、自爱自怜自恋的知识分子心理生理体验，其一系列近作如《狗日的足球》、《厨房》、《相聚梁山泊》等都表现出女性作家创作对女性现实生活的贴近与关注，对女性性别意识新的探索与表达（注：见拙作《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觉醒》，《首都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 《男权传统樊篱边的徘徊——评徐坤的小说〈相聚梁山泊〉》，《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增刊。）。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的西方女权主义批评显示出一种综合与扩展的趋势，一方面是文学研究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结合，并引进各种人文学科的新思潮、新方法，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则把视野从经典作家扩展到大众作家和大众文化媒介（如电影、电视、广播、表现艺术），女权批评已转向跨学科、全方位的文化批评，从而与女权运动连结得更加紧密，加强了社会效果。正如卡洛琳·艾伦所说：“女权主义批评正在回到它的诞生地，实践它改变它（现实）的诺言。”（注：李少鹏《自己的一间屋——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简介》，见《文艺评论》1988年第5 期。）中国当代的女权主义批评者也已意识到了这一转化的意义所在，并在积极地做出响应。如何让居于主流边缘的女权主义批评话语转换为大众语言并融进大众生活、大众意识，以实现女权主义批评“改变”之目的，这对女权主义批评者无疑是一个挑战。中国当代女权主义批评在展望前景的同时，亟须调整自己的方向，校正自己的偏差，走出误区，使中国当代女权主义批评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为新世纪的批评格局的完善和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1999—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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