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区域结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性论文,中国论文,居民收入论文,区域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2.3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收入差距日趋扩大，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10年的65倍(王小鲁，2010)；而财产不平等程度更显著高于收入不平等，2013年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财产的比重高达1/3以上，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①。收入差距扩大是否必然会对社会稳定发展带来挑战的关键在于居民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流动程度和方向。当居民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Up-Mobility)大于向下流动(Down-Mobility)时，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多能够大大减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社会冲突，因此，研究收入流动性结构特征的必要性不言自明，可以成为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基本依据。 收入流动性(Income Mobility)是研究同一个体不同时期的收入在整个群体中收入相对位置的变化(Friedman，1962)。收入流动性结构则是通过追踪同一个体在不同时期流动方向衡量机会的均等程度。近年来，对于中国收入流动性结构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测度收入流动结构变动情况。主要基于两个视角：一是从全国范围看，收入流动性的结构特征不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也不利于底层居民收入地位的改善(王洪亮等，2012；王洪亮等，2013)。二是从城乡视角看，低收入阶层家庭的收入地位固化现象显著，向上的流动性是农村高于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结构流动并不乐观，农村绝大多数家庭的收入地位下移，向上或向下流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章奇等，2007；胡棋智等，2009)。第二类是追踪收入流动性结构变动的深层原因，但是这类研究影响因素的选择范围局限于教育水平、收入因素、家庭特征、行业类型和宏观经济形势等方面。教育是居民收入流动性结构变动的推动力量，国内外学者对此已达成共识(王海港，2005；杨俊等，2010；范力等，2010；胡棋智等，2009；王洪亮等，2012)。工资收入份额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居民的收入地位(王洪亮等，2012；Shi等，2010)。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外出打工所带来的非农收入能够为农户家庭收入提供活跃的向上流动(章奇等，2007；张立冬，2009；Shi等，2010；严斌剑等，2014)。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家庭赡养比和经济制度变革也是影响农民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章奇等，2007；严斌剑等，2014；Nee，1996)。对于城镇家庭而言，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员显著减少了收入地位下跌的概率(胡棋智等，2009；王洪亮等，2012)。 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第一类研究集中在全国和城乡比较上，至于在收入流动性的作用下，不同地区各个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地位在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下发生了怎样的演化？区域居民收入是具有积极的流动性，还是收入格局僵化？各个区域收入流动性的结构存在什么问题？这些是目前学术界研究不足的问题。第二类研究缺乏支出因素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分析。收入流动性考察的是家庭纯收入，仅知道收入方面的影响作用是不够的，在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中加入支出要素可能更加重要。 本文拟在分析全国收入流动性结构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不同区域居民收入流动性变化及各阶层收入地位的变动状况，实证分析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在研究方法上，通过收入转换矩阵与结构测度指标分析区域收入流动性结构，是对已有研究的重要补充。论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一部分介绍本文实证研究所采用的微观数据以及基于转换矩阵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全国和各区域收入流动性结构的实证分析；第三部分是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 选择转换矩阵及结构测度指标研究各个区域收入流动性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②进行处理和描述，提高区域居民收入数据使用的准确性。 1.研究方法 在收入流动性的结构研究中，转换矩阵(Transition Matrix)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它通过追踪特定个体在不同时期收入地位的动态轨迹研究收入流动性，Atkinson等(1992)给出了转换矩阵的表达式：
其中，x是期初收入水平，y为期末收入水平；i与j为收入层级(i，j=1，2，…，m)；
表示期初处于第i收入层级的个体在期末转向第j收入层级的概率，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将收入水平划分为不同的层级，m是层级数，一般取m=5或10。收入转换矩阵中元素
的确定，可按以下方法计算获得：
即
为条件概率。其中，函数I(·)为指示函数，当指示函数满足条件时，其值为1，反之为0。 P(x，y)为转换矩阵，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每个元素的取值均在0与1之间；二是每行或每列总和均为1；三是转换矩阵为m×m方阵。如式(3)所示：
收入流动性结构是在转换矩阵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向上流动比率和向下流动比率研究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流动情况，进而揭示各个收入阶层所处的相对地位的变动机理。向上流动比率表示转换矩阵中期初位于某一层级的个体在期末向上流动的人口比重，是转换矩阵上三角元素加总后的算术平均值，即
。向下流动比率表示转换矩阵中期初位于某一层级的个体在期末向下流动的人口比重，是转换矩阵下三角元素加总后的算术平均值，即
。如果向上流动比率大于向下流动比率，意味着收入流动性的结构合理，有助于提升多数人的收入地位。 2.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实证分析基于CHNS微观数据。CHNS通过追踪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调查数据，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人口等诸多方面历史变迁。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每轮都满足4000户左右的家庭样本，城乡比约为1∶2，迄今为止包含1989-2011年九轮数据，调研省份分别为辽、苏、鲁、豫、鄂、湘、桂、黔和黑九个省份，基本代表了东、中、西和东北四个区域，其中，东部地区的样本省份是江苏、山东，中部地区为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是广西、贵州，东北部地区是黑龙江、辽宁。
CHNS的收入数据是居民家庭等价人均收入，各年收入已经做了平减处理。等价人均收入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
代表等价人均收入，
表示家庭年度纯收入，adult表示家庭劳动力人数，minor表示家庭非劳动力人数③，i代表家庭，t代表年份。 为了比较各省份各年居民家庭收入，依据家庭类型和所在地通货膨胀指数调整各年家庭收入数据。以1989年各省份物价为基数，分别重新计算各省份各年的通货膨胀率，并对名义收入做平减处理④。 二、收入流动性结构——基于收入转换矩阵与统计指标 基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对中国居民收入流动的结构特征进行实证分析，计算总体和各阶层向上流动比率、向下流动比率及向上/向下比率。全国层面的分析结果作为各区域平均水平的参照系。 1.全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结构分析 采用五等分转换矩阵和结构测度指标考察转型期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收入地位的动态演化机理(见表2)，并分析各个收入阶层在结构变动中的不同作用(见图1、图2)。
图1 全国各阶层向上/向下流动比率
图2 全国各阶层变动比率的贡献率 全国收入流动性的结构不合理，向下流动趋势显著(向上/向下比率的平均值为0.978)。从时间维度看，1993-1997年和2000-2004年向上流动高于向下流动，说明这两个时期的收入流动能够改善多数人的经济地位，其他时段向上流动都低于向下流动，特别是2006-2009年，向上/向下比率降至最小值0.886，虽然2009-2011年向下流动的势头减弱，向上/向下比率升至0.939，但向下流动仍为主要力量。 从不同阶层经济地位的动态演进看，向上流动比率对于低收入阶层和次低收入阶层的意义重大，是衡量穷人收入地位是否固化的主要标志。作为贫困群体，低收入阶层是一个和谐社会必须特别关注的一个阶层。如果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势头强劲，意味着贫困人群能够获得更多机会提升其收入地位，有助于促进社会的长久发展；反之，贫困一旦固化，将会引起更多的社会矛盾和更大的冲突。作为向上流动的另一重要阶层，次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能够增强社会的中坚力量，有助于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如果这两个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比率之和不变或减小，说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地位存在僵化现象，失去上升机会的贫困阶层将成社会的不稳定隐患。由图2(a)可知，考察期间低收入和次低收入阶层的向上占比总和先是缓慢上升，而后小幅下降，由1989-1991年的62.4%升至2004-2006年的66.7%，此后便开始下降，2009-2011年降为59%。显然，自2006年起，中国贫困人群的收入地位出现固化倾向。 次低收入阶层的流向极为关键，次低收入阶层跌落至收入底层会使他们感到沮丧、不安，如果经济地位长期无法改善，他们必然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次低收入阶层跃升至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润滑剂，缓和两极矛盾。因此，次低收入阶层向上/向下比率的走势是判断社会结构及其动态走势的重要指标。自2000年向上/向下比率大幅下降，由2000-2004年的2.21降至2009-2011年的1.028，下降了53.5%(见图1)，说明跌落至贫困层的次低收入阶层居民人数在逐年增多。同时，次低收入阶层的经济地位缺乏稳定性(标准差为0.438)，容易受社会、经济环境所影响。 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该阶层人群不仅是拉动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群体，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强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能够缓解贫富两极矛盾，增强社会承受力，是应该重点稳固并不断壮大的主要社会阶层。该阶层处于收入五等分的中间位置，向上、向下分别有两个阶层，因此将向上/向下比率大于或小于1作为衡量中等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动态变化的标准，如果向上/向下比率大于1，说明向上流动的力量较为强劲，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有机会上升到富裕阶层；反之，说明中等收入阶层的经济地位在下降，该阶层的大多数人跌至两个贫困阶层。由表2可知，中等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力量小于向下流动，向上/向下比率持续降低，由1989-1991年的1.153降至2009-2011年的0.781，很多中等收入家庭跌落到下面两层；向上/向下比率波动剧烈，标准差高达0.139，表明中国无法形成稳定的中产阶层，难以成为缓冲阶层冲突的重要社会力量。 向下流动比率是衡量富人收入地位是否固化的关键指标。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两个富裕阶层向下流动越活跃，中低收入阶层越容易向上流动，从而体现流动机制的公平性；反之，富人收入地位的固化，中低收入者向下流动的机会增多，只能导致富者愈富、贫者越贫的社会不公不断加剧。由图2(b)可知，考察期间，次高收入和高收入阶层的向下占比总和持续下降，由1989-1991年的65.5%降至2009-2011年的48.7%，下降了17个百分点，高收入人群收入地位的固化倾向加重，中低收入人群向下流动的机会增多，社会资源、财富甚至权力的垄断导致收入差距和发展机会的不公都在加剧。 2.不同区域居民收入流动性结构分析 中国地域广博，从东南到西北存在地理、资源、人文、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因此构成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基础、增长方式和发展水平，导致不同区域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各阶层的收入流动特点，即收入流动性的结构不同(见表3)。
(1)东部地区。收入流动性结构的动态演进相对满意，向上与向下流动的力量相对均衡，变动幅度小。观察各阶层动态流动情况可知，低收入阶层和次低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占比总和一直在缓慢上升，如图4(a)所示，次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向下流动占比则维持在60%上下波动，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9-2011年出现上升趋势，如图4(b)所示。东部地区贫富两阶层的流动较为活跃，不存在收入地位固化现象。次低收入阶层的波动极为剧烈，向上/向下比率的标准差高达0.571，从时间维度上可以更加直观地观察该比率的变动情况，向上/向下比率由1989-1991年的最高点2.703急剧下降至1993-1997年的最低点1.25，下降了近54%，持续上升后又在2006-2009年急剧下降，而后又快速升高，说明次低收入阶层的经济地位波动剧烈，容易被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所左右。中等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力量大于向下流动，向上/向下比率的均值为1.234，远大于1，尤其是1997-2000年，向上/向下比率高达2.141，中等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多，经济地位逐步提高，2006-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外向型经济特征显著的东部地区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降低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增大了其向下流动比率。无论东部总体还是中间三层居民的向上/向下比率均呈下降趋势(见图3)。
图3 东部各阶层向上/向下比率
图4 东部各阶层变动比率的贡献率 (2)中部地区。收入的结构流动不尽合理，向上流动比率小于向下流动比率。由各个收入阶层的动态流动情况可知，低收入阶层和次低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占比总和先升高再下降，从1989-1991年的61.5%升至2004-2006年的70.2%，2009-2011年又跌回61%，如图6(a)所示，次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向下流动占比的总和持续下降，由1989-1991年的64.2%降至2009-2011年的53%，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不仅贫富阶层的收入地位正在固化，而且次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向下流动的占比总和在升高，说明中低收入阶层可能跌落到底层的压力越来越大，如图6(b)所示。次低收入阶层收入地位的波动主要在2000-2004年，向上/向下比率从1997-2000年到2000-2004年上升了48.6%，而从2000-2004年到2009-2011年又下降了66%。中等收入阶层向上/向下比率的均值仅为0.856，向上流动比率显著小于向下流动。
图5 中部各阶层向上/向下比率
图6 中部各阶层变动比率的贡献率 (3)东北地区。收入流动性结构恶化，向下流动力量强于向上流动。具体而言，低收入阶层和次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占比总和持续升高，由1989-1991年的59%上升至2009-2011年的66.7%，次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向下流动占比的总和则缓慢下降，由1989-1991年的66.4%降至2009-2011年的54.5%，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说明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较多，富人则出现了收入地位固化的现象如图8所示。次低收入阶层收入地位极不稳定(标准差为0.487)。自2000年中等收入阶层向上/向下比率持续降低，由2000-2004年的1.373降至2009-2011年的0.67，说明自2000年起中等收入阶层收入流动性结构的恶化倾向显现，向下流动力量强劲。 (4)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收入流动性结构的恶化现象十分严重，向上流动比率显著小于向下流动比率，如图9所示。考察各收入阶层的动态流动情况可知，低收入阶层和次低收入阶层的向上比率占比总和在持续下降，由1989-1991年的70.5%降至2009-2011年的57.9%，下降了12个百分点。实际上，西部地区农业生态相对薄弱，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根基不牢靠，导致由农民组成的低收入阶层难以获得改善经济地位的机会。自1989年起，次高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向下比率占比总和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考察期内下降了10个百分点，说明两极分化且僵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富人向下流动占比的下降意味着中低收入人群向下流动机会的增多。次低收入阶层向上/向下比率起伏很大(标准差为1.028)，向上/向下比率从1989-1991年的最高点4.322持续下降，1997-2000年降至1.19，下降近73%，2000-2004年明显反弹后又持续下降。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地位波动剧烈，无法形成稳定的中产阶层。
图7 东北各阶层向上/向下比率
图8 东北各阶层变动比率的贡献率 三、基于MLM模型的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分析 收入流动性结构分析已经为打破收入分配僵化格局提供了参考。但是，哪些因素是居民家庭收入活跃流动的影响因素？作用方向和程度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无疑将进一步明确改善收入流动性结构的途径。 1.分析框架 本节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考察影响家庭收入地位在不同时期变动的因素。显然，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不同时期家庭收入位置的变动。在解释变量的选择上，由于家庭收入和支出是决定收入地位变化的两大因素，因此选取影响收入和支出变动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分别是家庭特征、家庭收入结构、家庭支出结构和家庭成员的职业特征、期初家庭收入地位和地理位置。具体而言，由于各个产业之间的生产效率不尽相同，造成家庭之间收入来源和收入结构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直接决定家庭拥有不同的收入流量大小和稳定性，因此家庭收入结构可能会影响收入地位的变动。在家庭支出比重方面，根据家庭成员的自身特征每个家庭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支出，不同的支出项目在总支出中的比重也大不相同，从而可能影响家庭收入地位的变动。教育水平、年龄等家庭特征上的差异能够影响家庭成员获取收入的能力，家庭特征可能会在收入地位流动中发挥作用。在职业特征方面，由于制度、垄断等因素，同质劳动会因工作单位性质的差异而获得不同的报酬，因此职业特征可能会对家庭收入地位的变动产生影响。在区域位置方面，无论是资源禀赋、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还是金融环境，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家庭所处的区域位置可能影响收入地位变动。 2.模型设定与变量 模型形式⑤为：
图9 西部各阶层向上/向下比率
图10 西部各阶层变动比率的贡献率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家庭和第t时期，α是常数项，Mobility是解释变量，反映家庭收入地位在两期内的变动(上升或下降)，在期初和期末收入位置变动所形成的转换矩阵中，当家庭收入位置向上流动了一个或更多层级，Mobility取1；当家庭收入位置没有发生流动，Mobility取0；当家庭收入位置向下流动了一个或更多层级，Mobility取-1；由于解释变量属于离散型变量，变量之间不存在层级或隶属关系，采用无序多分类逻辑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Model)作为实证研究方法。
是不随时间序列变化的向量。本研究中，
包括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平均年龄、平均年龄的平方、在国有部门工作的家庭成员比重、在非国有部门工作的家庭成员比重⑥、家庭在期初的收入地位、是否处于东部、是否处于中部、是否处于东北和是否处于西部。
是对时间序列向量
的一阶差分。本研究中，
包括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工资性收入比重、财产性收入比重、家庭教育支出比重、医疗支出比重、房产支出比重和税费支出比重。具体变量计算与取值见表4。
3.估计结果 采用无序多分类逻辑模型得到表5的实证结果，各类解释变量对家庭收入流动性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家庭特征方面，当Mobility=1时，年龄及其平方项的系数分别是正和负，说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收入向上流动性先增大后减小，即呈“倒U”形。当Mobility=-1时，两个变量均不显著，当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处于青壮年时，收入地位获得提升的机会多，向上流动的概率大，当进入中老年后，不得不面临退休甚至失业，因此收入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小。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在Mobility=1时显著为正，在Mobility=-1时显著为负，说明受教育年限是决定收入流动性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上升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机会。 家庭收入结构显著影响居民家庭的收入地位变动。当Mobility=-1时，工资和财产性收入比重系数显著为负；当Mobility=1时显著为正，表明在家庭总收入中，如果工资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上升幅度越大，那么该家庭收入地位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大。农业收入比重系数仅在1989-1997年显著，1997-2006年和2006-2011年均不显著。实际上，财产性收入比重变化对家庭收入地位的影响与宏观经济环境息息相关。1997-2006年受股票市场牛市影响，股票红利类财产性收入比重的增加对家庭收入地位的上升作用愈发显著；2006-2011年虽然股票市场低迷不振，但是这一时期不断攀升的房价再次凸显了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地位向上流动的拉动作用。从各因素对收入地位变动的影响程度看，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是影响收入地位变动最为显著的两大因素，通过股票或不动产等资本获得的财产性收入逐渐成为主力，与工资收入共同成为改变居民家庭收入地位变动的重要因素。 家庭支出比重的变化对居民家庭收入地位的流动至关重要。具体而言，当Mobility=1时，教育、医疗和房产支出比重系数显著为负，当Mobility=-1时显著为正，表明如果教育、医疗和房产支出所占的比重上升幅度越大，该家庭收入地位向下流动的概率越大，税费支出比重系数在三个时期均不显著。比较各支出因素的影响程度可以发现，房产支出比重变化是影响收入地位变动最为重要的因素，其次是医疗支出和教育支出，住房、医疗和教育支出已经成为人们的“新三座大山”，不断掠夺着家庭向上流动的机会。第一座大山：住房。回归结果显示2006-2011年房产支出比重的变化对居民家庭收入地位的影响极为显著，该时期中国城市房价脱离真实价值，房价收入比⑦严重失衡，过高的房价几乎耗尽了家庭的全部积累，挤压了多数家庭收入地位上升的空间。第二座大山：医疗。当前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严重影响收入流动方向。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很多家庭要为父母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导致整个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第三座大山：教育。虽然中国已经实施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导致学校教学质量差异很大，“择校费”“赞助费”应运而生，而且愈演愈烈，教育成本不断攀升，人们为了给予子女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教学质量，不得不支付高额的教育费用。实际上，教育是实现不同收入阶层上下流动的阶梯，如果教育不公平，那么社会流动就会板结化，身份就会世袭，这会危害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可见，减少房产、医疗和教育支出对于推动收入地位的上升举足重轻，这也正是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基本民生问题的原因所在。 从职业特征上看，国有部门工作人员比重系数在Mobility=1时显著为正，在Mobility=-1时显著为负，家庭劳动力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人数越多，越有助于改善家庭的收入地位。显然，国有部门工作人员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有较强的制度化特征，家庭收入地位的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没有明显关联。非国有部门工作人员比重这一变量在显著性和符号上极不稳定，1989-1997年不显著，1997-2006年Mobility=1时显著为正，Mobility=-1时显著为负，2006-2011年Mobility=1时显著为负，Mobility=-1时显著为正。说明非国有部门工作人员收入水平的变动与宏观经济形势、政策导向密切相关。1997-2006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经济环境良好，大量集体企业、私人企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该时期家庭成员在非国有企业部门工作能够对收入地位的提升产生积极影响。2006-2011年，美国“次贷危机”问题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进入衰退期，众多集体企业、私人企业在这场危机中难以支撑，这一时期家庭劳动力在非国有企业部门工作会降低家庭收入地位上升的概率。 在收入地位方面，当Mobility=1时期初收入地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当Mobility=-1时显著为负，期初的收入地位越低，期末收入地位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小，说明现阶段中国收入阶层固化，社会结构“板结化”，低收入阶层跃升到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跃升到高收入阶层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更为严重的是，随着阶层之间鸿沟的不断加深，社会稳定必然受到影响。 在区位因素⑧方面，东部地区系数在Mobility=1时显著为正，Mobility=-1时显著为负，表明东部地区收入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较多，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较小。东北部地区系数仅在2006-2011年显著，对收入地位变动产生积极影响。西部地区系数在Mobility=1时显著为负，Mobility=-1时显著为正，表明西部地区对收入地位变动的负向影响显著。从四个区域对收入地位变动的影响程度看，东部地区居民家庭更容易改善的收入地位，西部地区最难，这印证了区域分析所得出的“东部地区拥有良好的收入流动结构，西部地区僵化现象十分严重”的结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良好的收入流动性结构意味着一个社会存在很多改善经济地位的机会，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公平、顺畅的收入流动机制得到缓解。本文利用CHNS的调查数据考察全国及不同区域居民各阶段、各阶层收入流动性结构的动态演化机理，实证分析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从中获得了值得高度关注和重视的结论。 第一，整体而言，收入流动性结构处于恶化状态，各个收入阶层的流动性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低收入和次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次高收入和高收入阶层向下流动均存在僵化倾向，富人恒富，穷人恒穷，不仅静态上的贫富收入差距日益严重，而且动态上穷人致富的梦想也更加遥不可及；二是次低收入阶层与中等收入阶层向下流动占比不断增大，说明中低收入阶层可能跌落到收入底层；三是次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收入地位波动剧烈，中等收入阶层向下流动的力量大于向上流动，因而无法形成稳定的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仅不能成为贫富两极收入地位僵化的缓冲带，还可能激化社会矛盾。 第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收入流动性结构存在恶化现象。两极收入阶层的僵化、中间阶层向下流动以及波动剧烈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出现在这三个地区，其中，东北地区表现为富人收入地位固化，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为贫富两极收入地位的僵化，并且以西部地区为最甚。 第三，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各有高低。职业特征的重要性绝对领先于其他因素，家庭劳动力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人数越多，越有助于改善家庭的收入地位。可归入重要性第二层次的是收入结构特征、支出结构特征和期初收入地位，说明增加居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收入，减少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和房产支出是收入流动性向上活跃流动的根本途径。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地理特征排在重要性的第三层次，东部地区居民家庭更容易改善自身的收入地位，西部地区最为困难。归入重要性最低层次的因素是家庭人均年龄。 从上述结论看，不论整体还是区域，居民获取收入地位提升的机会均等性均在下降，收入流动性结构不仅没有缓解收入差距扩大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反而出现贫富阶层僵化、中间阶层波动剧烈等严重问题。因此必须针对上述结构特征制定政策改善收入流动性结构，从制度和体制上推进“提低、扩中、控高”已刻不容缓。对此，提出以下建议：(1)规范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定期进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相关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从而确定国有部门职工工资的合理变动。监管国企高管的薪酬机制，逐步消除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加大反贪、反腐攻势，减少灰色收入。(2)健全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居民的工资性收入。(3)推进教育平权。建立教育资源配置在学校之间的流动机制，保证教育质量均衡化，增加居民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提高居民受教育年限。(4)切实加大调控房价，加强城市廉租住房制度建设，完善经济适用住房制度；深化医疗体制改革，逐步实现居民医保全覆盖、扩大疾病报销种类，增强医保的保障力度。(5)针对不同地区的收入流动性结构特点，政府需要采取不同的区域政策，增强区域居民在改善收入地位中的机会均等性，促进收入流动性结构的良性发展。实际上，收入流动性结构理想的地区均是经济改革较好的地区，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特别是对于贫富收入僵化最为严重的西部地区，制定扶贫性质的经济政策，打破贫富僵化的格局，保证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机会的公平性，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①资料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 ②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人口研究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联合调查和构建的。CHNS数据库建立于1989年，至今已有20多年，九轮家庭调查数据。详细数据公布在http://www.cpc.unc.edu/projects/china/data/questionnaires。 ③本文选取15～65周岁之间的家庭成员作为家庭劳动力。 ④物价指数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第215页。 ⑤感谢匿名审稿人对论文初稿影响因素部分的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无序多分类逻辑模型的选择受益于审稿人。 ⑥本文的国有部门只包括纯粹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其他都属于非国有部门，包括集体经济、城乡个体私人经济、“三资”经济等。 ⑦房价收入比(Housing Price-to-Income Ratio)，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 ⑧由于中部地区样本较多，对比性较为显著，因此将中部地区作为基准进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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