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与中美国家利益界定的二元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国家利益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5)06～0038～50 中美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可能也是最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然而，双方之间的“战略互疑”也在上升。中国怀疑美国是否真正愿意接受其崛起为世界性大国，而美国对中国近年来的“过度自信”保持高度警惕。①长期观察中美关系的哈里·哈丁认为，中美关系已无法用“脆弱”来描述，未来最可能出现的是竞争为主，而合作不可能成为主流。②2015年3月底，美国超党派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修改美对华战略》，认为美国需要设计一项针对中国的新战略，核心是平衡中国权力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中国获取优势地位。③ 为避免陷入西方历史上大国崛起时反复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希望与美方一起开创前无古人的大国相处之道。中美在不对抗、不冲突中交往了40余年，两国彼此受益。美国对华政策总体上希望将中国融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被认为是“融入”和“接触”政策成功的最大证明。在奥巴马政府任内的大部分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总体上仍维持这一基调。2006年9月发布的普林斯顿报告——《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被普遍认为是这一政策的深度阐述，其核心理念是自由国际主义——在对华政策上强调将中国融入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帮助中国成为地区和国际层面上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④ 显然，上述由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视角观察到的中美关系，其发展态势是分化的。对此，中国国内的解读也十分多样。例如，傅莹认为，中美之间要开展更有效的沟通，尽可能消除误解。⑤这种观点将中美之间的矛盾理解为沟通不力、不畅、不准，但实际上中美之间已有100多个对话机制，如果仅仅是数量上增加沟通的渠道和频率，恐怕还不够。王缉思则认为，中美最大的战略互疑是“两个秩序”，中国希望美国尊重其国内秩序，美方则希望中国追随它所倡导的全球秩序。王缉思判断，到2024年，随着中美新一代领导人适应新的权力结构、利益汇合点增加、面临的挑战类似以及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观点日趋接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将基本成型。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美关系，特别是把握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变化趋势，在双方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进程中具有关键地位。 中美国家利益显然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既有事实上的多样性和阶段性，也存在着如何观察的问题。例如，在如何认识中美国家利益的界定和排序上，从结构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将突出两国的权力之争，因为决定一国生存的主要是军事力量；而倘若以自由主义的视角看，则结果大不相同，相互依赖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中美两国都认识到陷入冲突将是灾难性事件。本文认为，两种视角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注意到，美国在界定本国利益时倾向于用现实主义，在界定他国与美国的利益时则交叉使用不同的理论。从发展视角看国家利益，必须认识到中美作为大国的根本差异，即两国人均收入的不同。这种不同使中国的崛起有别于历史上传统大国的崛起之路，有可能创造新型国际关系。 一、美国国家利益界定及其逻辑 当前，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仍然是西方社会，在理解中国国家利益的排序之前，首先要理解西方主导者如何实现和拓展其核心、重要以及一般的国家利益。就美国而言，其特性与英国颇为相似，两国同样是获取了霸权地位的大国，都坚持将自由贸易和投资扩张到全球。两国在界定国家利益和排序上都有类似的逻辑，也依据大致相同的历史经验。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凭借武力向全球扩张，将一个分散的世界组合成“英国治下”的霸权体系。支撑英国霸权的核心是军事优势，政治格局决定经济实力的现实主义思维成为西方主导国的首要逻辑。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在军事领域占据压倒性优势，即便我们当前身处全球化时代，经济利益的优先性日益突出，但几乎所有国家仍然被约束在由西方构建的国际秩序中。有学者认为，这种约束机制对发达国家是一种良性的促进，而经济增长处于相对弱势的欠发达地区则陷入了政治不稳定和威慑机制缺乏的战略环境中。⑦显然，在政治格局决定着经济实力分布的现实主义逻辑下，边缘地区国家如果不能在军事上扭转其不利地位乃至取得某种相对优势，恐怕便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利地位。 二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将维护霸权和国际体系视作自己的首要战略目标与核心利益，其思维本质上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只要本国仍然维持超强的军事地位，它即便深陷危机也还有回旋空间，可继续凭借自己的主导地位调整全球化的再分配。不过，由于维持其霸权体系的经济逻辑是多边主义，美国不得不将多边自由主义作为实现其霸权的手段，在国际范围内提升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自20世纪80年代全球自由主义运动兴起以来，自由市场经济逻辑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扩散，出现了一批通过和平手段达到发达水平的新兴经济体。其中一些国家并不完全赞同美国的行事规则，这反过来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地位，就长期来看，也将削弱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这似乎是美国体系难以解决的悖论。 为了在全球化时代继续掌握全球领导地位，美国精英不定期地对美国地位和国家利益的关系进行评估。2000年，美国两党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对美国国家利益加以评估，其部分成果由赖斯在《外交》杂志上发表。⑧哈佛大学贝尔福研究中心牵头组织的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曾先后于1996年7月和2000年7月各发布一份《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⑨2008年，赖斯又在《外交》杂志上发表“国家利益再思考：新世界的美国现实主义”一文。⑩它们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思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强大的影响力。 就对核心利益的界定而言，美国的标准是它是否危及本国作为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国家的生存能力和生活方式。依据这一标准，美国有五项关键利益，分别包括：(1)防止、阻止和减少对美国及其海外军事力量遭受核、生化武器攻击的威胁；(2)确保美国盟友的生存，使之与美国积极合作，共同塑造一个茁壮成长的国际体制；(3)防止敌对国家或失败国家攻击美国边界；(4)确保主要的全球体系的稳定，包括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以及环境等；(5)与可能成为战略对手的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与美国国家利益相符的富有成效的关系。 而关于极端重要利益的判定，其标准为如若不将之获得，美国会受到伤害，但这并不会严重削弱美国保护和提升生活的能力，其具体包括：(1)阻止核武器、生化武器；(2)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3)国际法与和平解决争端；(4)阻止重要地区出现地区性霸权国家，特别是海湾地区；(5)促进美国盟友和朋友的利益；(6)促进西半球的民主、繁荣和稳定；(7)阻止重要地理区域出现大型冲突；(8)在军事和战略技术方面维持领导力；(9)阻止美国边界不受控制的移民；(10)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毒品；(11)阻止灭绝种族的大屠杀。 因此，从关键利益和极端重要利益的排列来看，美国的国家利益由权力逻辑所决定。其关键利益的第一项是确保军事优势，第二项是利用同盟体系确保国际政治军事体系，第三项仍然涉及军事，惟有第四项是巩固作为国际政治军事体系之核心内容的经济利益，第五项又重新侧重于军事政治关系，即与战略对手的关系属于关键利益。而在极端重要的11项利益中，涉及军事和冲突的利益有7项。以权力界定国家利益这一特性曾被汉斯·摩根索捕捉到，他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即提出了利益由权力界定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说。(11)
但在美国权力逻辑的背后，还隐藏着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容易忽视的事实，即美国的生活水准是全球一流的。就美国决策者而言，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与维持美国人的高水准生活基本属于同一范畴，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对美国而言是高度统一的。从现实主义，特别是结构现实主义视角看，美国的这一逻辑在历史上有其依据，因为历史上的欧洲大国均是人均收入名列前茅的国家。肯尼斯·沃尔兹在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列举了1700～1979年的大国，按时间顺序排列依次为1700年的土耳其、瑞典、荷兰、西班牙、奥地利、法国、英国，1800年增加了普鲁士(德国)和俄国，1875年增加了意大利，1910年增加了日本和美国。1945年以来的大国只有苏联和美国。(12)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在1700～1900年的两百年内，这些国家在崛起为大国时，人均收入多数居于世界前列，但GDP总量却并不大(如表1所示)。而身处亚洲的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却是总量很大，但人均很小。1700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分别占全球的22.3％和24.5％，而两国的人均GDP分别仅为600和550国际元，相当于欧洲崛起大国的2/3，不到英国的一半，而当时英国的经济总量不到全球的3％。1820年，英国的人均GDP已增加至1706国际元，而中国仍只有600元，但英国的经济总量仅为中国的15.8％。1913年成为大国的日本，其经济总量尚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但人均GDP却是中国的2.5倍。因此，就真正的大国而言，人均GDP水平比经济总量更为重要。究其实质，它代表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大国的人均GDP高意味着工业化水平高，而经济总量则更多与人口多寡相关，中印两国经济总量占比之所以高，主要缘于人口基数大。 此外，从表1中还可观察到两个现象。第一，越是后来崛起的大国，人均收入与主导国的差距越大。例如，意大利1875年被承认为大国时，人均GDP只相当于英国的45％，与当时最高人均GDP(澳大利亚的4138元)的差距更大。日本1910年被承认为大国时，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14％，而人均GDP仅为美国的26.3％。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913年的全球人均GDP为1524元，而此时日本只有1387元。换言之，日本在国民没有富裕之前便成为了大国。而中国崛起为大国时，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比当年的日本还大。 第二，当一个大国的人均GDP水平不再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时，可能距其衰落已经不远了。1910年，美国被承认为大国时，人均GDP也是大国中最高，而此时英国的这一数据相当于美国的93％。尽管此年美国还不是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但很快于1916年超过新西兰成为全球最高。按照麦迪森的数据，美国的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2008年。不过，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数据，自1980年起，美国即不再是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一批北欧国家(如挪威、瑞士、瑞典、卢森堡)以及中东产油国(如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超过了美国。2014年，人均GDP高于美国的除上述国家外，至少还包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13)也许我们可以据此判断美国正在重走英国当年的老路，人均GDP不再保持领先水平意味着走向衰落。 二、中国国家利益的界定逻辑及其排序 根据IMF提供的基于购买力评价(PPP)计算的经济总量，2014年底，中国占全球的16.32％，美国占16.14％，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占18.89％，而美国则进一步下降至15.05％。但是，在人均GDP水平上，按PPP计算，2014年中国只有美国的23.6％；如果按现值美元计算，只有美国的13.9％。预计到2020年，在PPP意义上，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29.5％。针对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事实，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强调，在人均GDP意义上，中国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需要花费数十年时间才能赶上美国的水平。鉴于目前经济增长率下跌，以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国内其他问题，奈认为中国不一定能够实现这一目标。(14) 奈的这一分析引起了广泛的回应。有评论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人均GDP的确是衡量一国是否为一个成熟经济体的指标，因为它可以涵盖货币体系、市场深化程度以及法治水平等方面。不过，未来中国也将逐步发展起这些能力，包括良好的资本市场和与之相匹配的法治水平，尤其是人民币将成为美元的竞争者。(15)有的评论认为，中国还需要74年才能赶上美国的人均GDP水平。也有的认为，中国只需要20～25年就可以赶上，因为按照PPP计算，1980年时，中国仅为美国的2.4％，如若维持过去30年的追赶速度，它将在2035年前后赶上美国。(16)尽管在中国的人均GDP究竟何时趋近于美国这一点上，国际社会并不存在定论，但鉴于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增长速度从10％降至7％，甚至未来的5％，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一书作者、挪威学者乔根·兰德斯的推断可信性更高一些。他认为，虽然目前的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但到2052年时，将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三。(17)这意味着未来50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很难超过美国。 2014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加瑞士达沃斯论坛时，将中日关系类比为一战前的英德关系，认为密切联系的经济关系难以阻止大战爆发。(18)2015年6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日本表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类似于纳粹德国。(19)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处于帝国主义时代，执行的是进攻性的扩张政策。当今中国不仅所处时代不同，面临的约束机制不同，而且国内社会环境也迥然有异。1800年普鲁士(德国)被承认为大国时，人均GDP相当于英国的63.1％，19世纪中叶有所下降，但也从未低于55％。1890年到1914年间，德国的人均GDP与英国的比值从60％稳步增加至74％。英德的竞争乃至冲突，是两个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就此而言，德国的案例对中国的参考性很低。 实际上，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中美关系而言，日本崛起的经历更具参考价值。从人均GDP的追赶进程与大国冲突之间的关联性的角度看，日本1941年轰炸珍珠港时的人均GDP是美国的35％，即从1913年到1941年的28年间，日本的人均GDP与美国的比值缩小了9％，年均缩小0.32％。日本学者认为，1930～1941年间，日美外交政策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各自政府内部形成尖锐的对立，促使两国关系走向对立。(20)如果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和1933年初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为日美关系发生根本转折的开始，此时日本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32.3％，在美日关系从出现根本转折到走向太平洋战争期间，两国人均收入差距仍基本保持稳定，亦即日本始终占据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日本并未能通过对抗、冲突甚至战争获得人均意义上的巨大收益。1952年日本恢复主权时，人均GDP为美国的22.6％，1968年，其人均GDP为美国的53.7％。换言之，当日本建立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执行一种和平发展的政策时，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生活水准快速提升，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30％以上。显然，对比日本战前和战后的发展，哪一条道路更有价值是一目了然的。 面对处于如此这般一个相对的人均GDP水平上的情形，中国当如何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呢?我们既需要一个微观基础上的社会利益需求分析，也应该对国家的总体发展阶段作出判断。首先，需求的层次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升级。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54年出版的《动机与人格》一书中提出人类需求的五层次说，即生理、安全、爱、自尊和自我实现等五个层级，需求的等级越高，越是有益于社会。尽管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需要满足全部需求，但每一个阶段有一个主导性的需求，其他需求或占比较小，或逐级减少。(21)在国际关系中将国家作“人格化”处理，马斯洛对人类动机的需求分析亦可为相关思考带来启发。以需求面为出发点，大国被要求承担更多责任；同时，由于其人均收入较高，本身也具有高等级的需求，客观上愿意承担起这种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其次，国家利益特别是海外利益的演进与发展阶段升级也具有密切的联系。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划分了传统社会、起飞前、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高消费时代等五个阶段。英国第一个进入起飞阶段，时间大约是在1783～1802年，美国在1843～1860年，德国是1850～1873年，日本是1878～1900年，中国始自1952年。英、美、德、日走向成熟的时间分别是1850、1900、1910和1940年，均大约为起飞后的60年左右。按此标准，中国也应该完成了走向成熟的阶段，开始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即居住条件、耐用消费品和服务得到根本改善，成为经济主导部门的时期。罗斯托认为，在起飞阶段初期一般会发生有限的对外冒险行动，此后则进入集中力量从事建设的阶段。比较危险的时期出现在经济上接近成熟之际，主要原因在于将成熟经济体所拥有的资源集中地用于向外扩张。(22)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担忧也有其理论基础和历史脉络，但鉴于中国国内地区差距仍然较大，总量和人均的全球排序差距很大，中国向外扩张的国内基础并不牢固，因而也难以重蹈西方的覆辙。 至2025年前，全球依旧处于美国主导的体系内。从现在起到2025年的中国阶段性国家利益，仍然是在体系内实现国家利益的增量改进，而不可能是颠覆该体系的利益巨变。中国的战略选择是“修庙，建庙，不拆庙”。(23)与美国相比，中国作为崛起国而不是主导国，须秉持的利益逻辑是，不应将军事能力扩张列为首要的核心利益，因为这将迅速扩大中国与主导国的矛盾，引发尖锐的直接对抗。且由于中国尚缺乏支撑全球军事地位的利益基础，即便获得了全球性军事地位，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利益对之加以支撑。因此，全球军事安全的扩张不是中国目前的核心利益。从利益基础考虑，中国应该逐渐加大在周边重要利益区域的军事影响力，这不仅有利益基础、意识形态影响力，而且军事地位的获得也将反过来增进其经济和政治利益。但这种安全利益的扩展应该置于发展利益之下，它的优先性略小于发展利益。 由于中国在军事力量上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而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因财政缩减大幅度减少军事支出，美国可能会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未来一个阶段，需防止美国此类行为的出现，避免地区性秩序混乱导致中国的海外经济政治利益陷入严重的消耗状态。换言之，维护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基本稳定，设法使美国继续承担其在维稳中发挥重大和主要作用的责任，应当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进一步而言，它也包括打击保护主义、维护开放性世界经济。从崛起国而不是主导国的地位出发，中国应倡导一种发展型安全而非基于均势的西方安全观，这一点也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亚洲新安全观的讲话中。 毋庸讳言，包括领土完整在内的主权利益显然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具体问题应当具体分析，不以绝对思维考量。需要突显以发展界定利益的特性，减少岛礁争端的负面影响，强调开放的海洋秩序建构。一方面，由于中国秉承的主权观和主导国的主权观存在一定差异，如条约体系中的主权界定不存在平等和不平等的区分，判断主权权益的主要标准是条约，一旦签署了条约，便以新条约为平等讨论的起点；而中国长期以来对西方的条约体系理解不深，加之近代史上深受帝国主义侵害，在感情上难以完全接受西方的逻辑。但当今国际秩序的基石由条约体系推动建立，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都不认可以武力改变领土边界。另一方面，中国长期是一个陆权国家，海权思维相对欠缺，对海洋事务的利益认知以陆地为基础，而陆地边界的确定相对清晰，具有绝对性和零和性的特点。然而在全球化体系中，海洋最主要的功能是通道，其次是资源开发。海洋边界的确定因涉及到公共利益，并且基于以岛礁特性划分海域面积，更具有当代国际法的协商和国际争端判例解决的特性。在海洋划界上，利益的划分和界定更具有公共性、协商性和共享性。 与美国以权力界定核心利益不同，中国应该以发展界定核心利益。作为崛起国和受益于当前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的首要利益仍然是发展。从国内层面讲，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核心的权威领导体制，这些都属于核心利益；从国际层面讲，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避免发生体系性战争是核心利益。 三、中美在全球利益上的趋同 以长期视角看，中美关系的确正在进入大转型阶段。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同时也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石油进口国。至少在国民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的若干重要变量关系上，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对全球经济产生最重大影响的国家，它已经不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刚结束时无足轻重的国家。在全球所有的贸易大国中，唯独中国、美国是覆盖全球利益的超大型贸易体，其余国家多还集中在某一区域内或某产业领域。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于其发展经验可以覆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来中美经济影响力的竞争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选择。但从贸易产品的产业链角度看，中美双方的互补性仍然大于竞争性，而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性将远比中美之间的竞争性强。(24) 中国在若干层面赶超美国会对全球和地区政治经济变革产生何种影响，目前尚不能做出足够准确的判断。例如，一个简单历史类比是，2014年中美经济总量地位的转换，可能是1872年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后全球经济最大的一次地位转换，但当时的美国处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至少在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论述东西方力量变化时，它还没有进入英国的战略布局中。(25)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也还未完全成为一个军事上的强国，尽管美国的帝国主义者已经从1898年的美西战争受益良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增量的变化需要经过很多年的积累，方能转化为更具效力的存量，后者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冲击才是根本性的和长远的。 一般认为，经济意义上的中国的增量变化始于1978年。但是按照麦迪逊提供的数据，196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4％，为历史上的最低点。1952～1960年，中国占世界的比重都超过5％，甚至一度接近6％。如果以接近6％作为起点，1982年的5.7％和1983年的6.1％是一个更为合适的起始点。无论如何，中国的确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进入持续的高速增长通道，从国际背景看，主要得益于开放的国际秩序，其在东亚地区经济上的典型表现是日本推动并由美国引领的“雁型”发展模式。日裔美籍学者小泽辉智认为，东亚国家相继而起的经济赶超模式，其领头雁不是日本，而是美国。美国仍然是当代世界经济中最先进的国家，处于等级体系的最高端。小泽还强调，这一模式不仅仅适用于东亚，也是全世界数百年来的一个发展现象，只是后进国赶超先进国的时间段在不断缩短，产业同质化与产业升级并行而至。(26) 日本战后和平与经济增长的维持是在一个等级体系中完成的，经济发展具有由低向高迈进的等级性。发展意味着不断赶超自身，而赶超具有世界范围的适用性，并不一定导致全面冲突。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前，国际秩序被普遍认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英国崛起之后的19世纪成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霸权主导秩序时期——“英国治下的和平”。自19世纪后期起，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等大国都对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造成冲击，但只有美国延续了英国的特色并将其发扬光大，发展为“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在二战后缔造的、以多边主义为特色的系列安排，被显著地概括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实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升级版。 目前，西方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是，中国过于坚持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而对自由主义秩序的支持不够。事实上，从发展历程看，这两个秩序是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后一个秩序建立在前一个秩序的基础上，而不是对它的简单否定。西方的担忧不无其道理，最核心的可能是中国的规模意义以及崛起进程中的二元性，后者不是经济与政治分离，而乃总量和人均意义上的二元——在近500年的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上，总量上获取大国地位的国家，在人均意义上也位居前列，但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大约在80名左右。这是中国与历史上崛起国的最大不同。而在规模意义上，诸如林毅夫、蔡昉等中国学者提出的“领头龙模式”或“飞龙模式”，都系指中国处在一个中等收入水平时，在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上将显示出的产业转移效应。(27)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正在延续英国、美国当年开创的开放型国际经济秩序，而不会从根本上将之颠覆。实际上，按照布热津斯基等人所采用的美国农业部的国际比较数据，2014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比重为9.32％，美国为25.12％，日本为8.49％。(28)按照这一数据预测，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小于美国，但将是日本的3倍。届时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美国体系在全球最重要的支持者及在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弘扬者。此时国际秩序也可能进一步升级，演变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3.0版本。 中美在界定国家利益的逻辑上存在显著差异。美国的国家利益界定及排序服务于其霸权地位，是一种以权力界定利益的现实主义方式。而对中国而言，尽管其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甚至某些局部指标已成为世界第一，但是就人均而言仍处于世界中等程度，因此在国家利益的界定上不同于美国，属于以发展界定国家利益及其排序的类型。 从目前看，美国的对华策略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其长远目标仍然是构建、塑造中国崛起的新环境，以使中国融入由其创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但美方并不乐意接受中国有关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提议，对崛起的中国有利于地区秩序的稳定这一点还难以从心理上加以接受。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一种新的权力，美国亦无经验应对这种新情况。中国的经济总量与人均数据所表现出的二元性，具有大国中的独特性。历史上的大国均为人均收入高的经济体，而中国例外。19世纪末给西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英德军备竞赛，发生于两国人均GDP十分接近的时刻，双方都在为成熟经济体产业的向外转移进行着殊死搏斗，包括将钢铁业转化为海军军备。值得注意的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发展尚远未达到英德的程度。 鉴于中国的人均GDP仍然明显低于美国，也低于历史上崛起的大国，中国仍然可以在美国主导的体系内做一个建设者和支持者，但要在某些领域提出积极的改进方案，促使全球治理更加优化。尤为重要的是，美国因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开放型世界经济，特别是多边主义的支持态度有所下降，中国应促使美方继续承担责任，促进积极的全球化。在此意义上，中国应当致力于巩固与美国社会建立的“大期待”(Grand Expectation)，让多数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将随着人均GDP的改善和提高，构建起和谐的新型国际关系，有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 本文曾在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2015年6月举办的“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与拓展”学术研讨会宣读，蔡拓、周天勇、刘贞烨、门洪华等学者给予宝贵意见和建议，特此表示感谢。文中纰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②[美]哈里·哈丁：“美国对中美关系未来的展望”，载[美]沈大伟主编：《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278～292页。 ③Robert D.Blackwill and Ashley J.Tellis,“Revising U.S.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72,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March 2015. ④G.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Final Report of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Princeton，NJ:The 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2006,p.48. ⑤傅莹：“中美相处避免相互刺激 中国应学会向世界表达”，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604/c1002～27103474.html. ⑥王缉思编著：《大国关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63页。 ⑦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The End of the Old Old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World Order”,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4,1998，pp.219～243; J.M.Goldeier and M.McFail,“A Tale of Two Worlds:Core and Peripher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pp.467～491. ⑧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0,Vol.79,No.1,pp.45～62. ⑨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July 1996,July 2000.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058/americas_national_interests.html. ⑩Condoleezza Rice,“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ul/Aug 2008,Vol.87,No.4,pp.2～26. (11)[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12)[美]肯尼斯·沃尔兹著，胡少华，王红缨译：《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13)参考IMF数据库，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weodata/index.aspx. (14)Joseph S.Nye Jr.,“China’s Questionable Economic Power,”the project-syndicate,Nov 6,2014,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questionable-economic-power-by-joseph-s--nye-2014～11. (15)Sean Nevins,“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China and Uncle Sam Race to the Top,”Mint Press,April 28,2015,http://www.mintpressnews.com/the-end-of-the-american-century-china-and-uncle-samrace-to-the-top/204906/. (16)Sierra Rayne,“China’s Per Capita GDP is Closing in Fat,”American Thinker,December 7,2014,http://www.americanthinker.com/blog/2014/12/chinas_per_capita.html. (17)[挪威]乔根·兰德斯著，秦雪征等译：《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页。 (18)“安倍达沃斯表演令‘全球悚然’”，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1/24/c_126055427.htm. (19)“外交部回应阿基诺涉华言论：丢掉幻想回头是岸”，http：//news.163.com/api/15/0603/18/AR74M87G00014SEH.html. (20)[日]五百旗头真著，周永生等译：《日美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112页。 (21)[美]亚伯拉罕·马斯洛著，徐金声等译：《动机与人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72～75页。 (22)[美]W.罗斯托著，郭熙保译：《经济增长的阶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第38，第119～120页。 (23)张蕴岭：“‘一带一路’的五大挑战”，http：//news.hexun.com/2015～03～23/174313788.html. (24)关志雄：“中国贸易结构不断升级”，载《财经》2013年第19期，第88～89页。 (25)[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1页。 (26)Terutomo Ozawa,The Rise of Asia:The ‘Flying-Geese’ Theory of Tandem Growth and Regional Agglomeration,Cheltenham,UK,Northampton,USA:Edward Elgar,2009. (27)Vandana Chandra,Justin Yifu Lin,and Yan Wang,“Leading Dragon Phenomenon:New Opportunities for Catch-up in Low-Income Countries,”Asian Development Review,Vol.30,No.1,2013,pp.52～84; Yue Qu,Fang Cai,and Xiaobo Zhang,“Has 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 Occurred in China?”China Economist,Vol.8,No.6,2013,pp.18～31. (28)[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洪漫译：《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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