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王亚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2)08—0005—06
2012年是我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111周年诞辰，王亚南一生学术成果颇丰，他在《中国经济原论》书中首次准确地剖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对我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中国经济原论》一书，王亚南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尚待印行的《中国经济原论》乃至最近在写作中的《中国经济意识论丛》差不多都直接间接把中国经济学这个命题，作为阐述的重点。就中，特别是《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像很够资格题称为‘中国经济学’，但毕竟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觉得仍不妨避名就实的用《中国经济原论》这个词语来代替‘学’好。”[1]90实际上王亚南不仅仅提出了中国经济学概念，他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科学详细地解释，这些材料对当前我国构建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一、中国经济学的提法是否科学
王亚南在1944年11月14、15、18日发表在《东南日报》上的《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中说，“‘中国经济学’这个名词，是我于1941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篇论文(该文已收印入拙著《中国经济论丛》中)里面开始附带提论过的。”[1]90既然如此，显然在回答中国经济学的提法是否科学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王亚南撰写《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在这篇文章中提及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中所指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否是同一个概念？
《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当做舶来品输入的政治经济学”、“我们是在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我们一向在研究怎样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从文章结构来看，内容层层递进。第一部分讲述中国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环境，王亚南指出：“我们现在所研究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是当做完成的舶来品，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是紧随着那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或机械品而输入的。”[1]68政治经济学从国外输入中国时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它是否能够解决当时的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呢？王亚南说：“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国家，一个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1]68。不过王亚南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做了准确判断，他指出：“由目前远溯到中日战争前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分，不能说没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因历史的政治的诸种情形的阻碍，以致中国经济，始终踯躅在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形态中。”[1]71在这样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还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人，仍不免被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所拘困，觉得资本主义经济是我们必须经过的光明大道，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学或政治学是我们的福音”[1]71。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学是舶来品这样的背景，王亚南接下来分析了我们应该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
首先王亚南批判了形而下学和形而上学两种极端的研究方法。关于前者，王亚南指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发财致富的学问，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无论是站在辩护资本主义的立场的，抑是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的，我们都不能在它那里嗅到金银的气味或听到其铿铿的响声。”[1]73王亚南在批评这种观点之后又指出对待政治经济学的三种“无关论”，这三种“无关论”分别是“当作纯粹与现实无关的学问”、“当作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变动无关的学问”和“当作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无关的学问”。“以上三种不同的研究经济学的方式，究其旨归，无非是把理论与现实隔离开，不过程度互有不同罢了”[1]76。接下来，王亚南对四分主义说和三位一体说进行了检讨。所谓四分主义说是指产品生命周期表现出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王亚南说：“一看，把这诸般经济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按照这种次第，分为四个部门，排比出来，仿佛是再明白再自然不过的了。但稍一检讨，就知道这是极不合理的分论法。”[1]78具体来说，四分主义说包括理论体系的支离以及说明程序的凌乱两个缺陷。关于理论体系的支离，王亚南这样解释：“一个有组织的理论体系，应当有一个重心，有一个统一全部脉络的中心枢纽。等于‘四头政治’的四分法，不能把这个重心，这个中心枢纽告诉我们”[1]78；“有哪种社会生产，就有哪种与其相适应的分配形态，由一般流通显示出的交换关系，它是作为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机能而作用着的，至于消费，在作为生产手段的消费的限内，已经是生产中的要素形态，而此外在作为生活资料的消费的限内，那在经济学上，不过是当做附随事项，在必要场合提到罢了”[1]78；“生产在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这种统一全部脉络的中枢地位，单是把它位置在四分法的第一把交椅上，是表现不出来的。”[1]78因此，“四分法……是一种阻碍理论展开的格式”[1]79。关于说明程序的凌乱，王亚南指出：“经济理论的建立，并不一定要把社会生产形态作为重心，但整个经济理论由四分主义或四分法去说明，一定是要显得凌乱不堪的。”[1]79所谓三位一体说，或经济三位一体说，是用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劳动—工资三个公式表现出来的，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其进行了深刻剖析与批判，这里不再赘述。
分析至此，文章必然要提及在我国应该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因此，《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最后一部分谈及了“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以中国人的资格”意思是指“我们对于这门学问的研究，就不能采取一种‘毫无所谓’的漠然的态度……如其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为了要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有所贡献，我们尤须认清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面目。”[1]85王亚南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就是不利于中国这种国家的社会经济的改造的；其次知道，这种政治经济学，还在当作一种文化侵略或文化麻醉的武器，以期防止我们的社会经济有所改革；再其次知道，政治经济学即使没有任何御用目的存乎其间，它本身已是遍体疮痍，我们如果不从批判的观点去研究，那就无论在实践上抑是在理论上，都不能给予我们何等帮助。”[1]87王亚南最后指出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扫除有碍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一切观念上的尘雾。“我们尽管已有不少进步的政治经济学读物……外国的政治经济学者，在为中国社会经济理论努力，并已有相当的成果，但总不能十分适合我们的要求。”[1]88以上内容是王亚南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关于中国经济学问题提出的一些思考。
在《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一文中，王亚南指出：“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1]92另一方面，“经济学是以现代商品货币经济或资本制经济为研究对象而成立的科学，如其它已完成了它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它就无须乎有自己的经济学，如其它不曾完成商品货币经济或资本制经济，或者它的经济大体还逗留在前资本的阶段，它又不可能有自己的经济学”[1]92。根据具体的分析，王亚南说：“但不论如何，如其我们是资本制国家，我们将共有各先进国家的经济学，如其我们不否认自己还大体是受封建生产方式支配的国家，我们就无法产出经济学。二者必居其一。即‘中国经济学’的建立，不是无此必要，就是无此可能了。”[1]92
综上所述，王亚南在两篇论文中提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都貌似更多地倾向于不赞同“中国经济学”的提法，事实上情况却并非如此，至少王亚南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提法无论是就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讲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它这种研究的必要，虽不一定就意味着它‘中国经济学’——提出的可能，但却显然加大了那种可能。”[1]92
二、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王亚南在分析指明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问题上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来论述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就理论上来讲，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成有必要提出“中国经济学”。王亚南认为“所谓广义经济学，则是以包括资本制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的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从广义经济学定义上来看，这门学科的建立是颇具难度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很不容易完成，就是因为它不仅以资本制经济为研究对象，还要研究资本制以前以后的诸种经济形态，而“资本制以前诸历史时代，既是愈向着过去，其各别民族国家，在同一社会史阶段所表现的差殊性愈大，则资本制以前诸社会阶段的经济事象，虽然愈来愈简单，但因为要就这些愈来愈会在各不同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下表现着极大差殊性的同一历史阶段的诸社会经济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法则，是不免愈来愈觉困难的。”[1]94但是王亚南解释了研究中国经济形态对充实广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的作用。他说：“中国的封建经济型，在世界一般的封建制中，显示了极大的特点，而况，这个型的封建经济，还在这样大的领土上，经历过这样长的悠久岁月。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较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1]94
(二)就实践上来讲，指导中国经济建设需要提出“中国经济学”。王亚南认为，“中国封建制上的那种土地劳力自由，是中国封建制较特殊的地方，也是它比之其它各国的封建制，较为进步的地方。可是，它从这里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不仅对资本制所要求的自由，有极大的距离，在本质上，甚且可以说不是资本制所要求的那种自由，就因此故，它的进步性，至多，也只是就封建制来说的，而绝不是就资本制来说的。”[1]96“我们以往在实践上作出了的许多徒劳的努力，其关键在于大家只感知到或直观到中国经济的外观，而不曾科学的去分析它的实质……为了矫正由认识朦糊引起实践上的凌乱步骤，强调中国经济之科学的研究，而由是提出引人注意的‘中国经济学’这个名词来，亦是有其必要的”[1]96。
王亚南指出，中国经济学的提法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必要并不一定意味着可能，因此，他就中国经济学建立的可能问题作了以下解释。“‘中国经济学’……不是在现代经济学领域内，自划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研究藩篱，反之，它正好是依据或应用现代经济学及现代经济史学的基本原理原则，来发现中国经济的特质，及作用于中国经济中的基本运动法则和其必然的演变趋势。”[1]97这样，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对于经济学的一般性不但没有损伤，反而对正在形成的广义经济学的内容具有直接的充实作用。另外，王亚南以正统派经济理论被称为英国经济学、重农学派经济学被称为法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经济理论被称为德国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经济理论被称为奥国经济学等为例来说明，建立中国经济学并没有否定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一般性。
三、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继1944年11月份在《东南日报》上发表《关于中国经济学建立之可能与必要的问题》后，王亚南于12月在《改进》期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经济学之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问题》一文，文章重点探讨中国经济学应该研究的对象，关于研究方法，王亚南指出：“我这里所提及的方法，是被限定在比较窄狭的范围内的，它不但不完全包含有一般所谓方法论那样广泛的范围，且也不包含研究中国经济学在处理问题的技术上的全面的意义，而只是在讨论研究对象的当中，附带的述及。”[1]98王亚南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在关于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中特别提出研究方法，他说：“最大的理由，就因为确定研究对象，是一个颇不简单的问题，研究对象不能明白的确定，法则的探求，就成为不可能了。”[1]98因此，作为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要求我们必须解答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具体如下：
(一)研究对象的包容限度问题。王亚南指出科学要求所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单纯的，“所谓单纯，是从同一性质社会基础，或同一社会生产关系出发的。”[1]99而涉及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对象时情况又有所不同，“我们所研究的，既是在现代的中国经济，即使它是过渡的，即使它的各种构成因素，是未经同性质化的，未经一元化的，那并没有什么妨碍。因为它的构成诸因素，究是谁占着较大比重，谁演着主导的作用，似乎并不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1]100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我们似乎只应注意到那些不同社会性质诸因素，在混同结合后所形成的那种不是封建的，亦不是资本的，而是第三种性质的或过渡性质的东西。把它这种性质的经济特征及其在社会作用的动态和倾向发现出来，就似乎可以达成我们研究的任务”[1]100。王亚南认为以过渡经济的总体作为研究对象，不同的经济成分在相互对抗，“显言之，就是要看旧来的传统的经济成分，在怎样逐渐的为资本制的经济成分所侵蚀，或者看它们对资本制经济成分，在行着怎样的限制，抗拒或适应。必须在它们这种相互制约相互适应的过程中，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始能看出它的特质和动态，中国经济对我们始不是一些混杂而无从究诘的模糊概念。”[1]100显然，研究中国经济学必然会与中国经济史联系在一起，王亚南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学必须要把封建特性加以详细研究，毕竟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由于自身残弱性和外来压迫性在中国难以得到发展，封建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研究对象的叙述次第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开始叙述中国经济问题呢？王亚南先总结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即“从封建制研究起，是理论逻辑要求的程序，而且，先指证出我们典型的封建经济形态，然后再循序探究这种经济形态的崩溃过程，探究这种经济形态，在何种范围，何种限度，为现代资本制经济所代置，所左右，做改变，这无疑是非常顺理成章的。”[1]102但实际上这种叙述方法是有假设条件的，这种假定必须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不曾在中国社会生起根来，中国社会一般的生产方法，还不是资本主义的”[1]102。的确，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中国固然存在，但是毕竟只是极小部分，并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那如何判别一个社会的性质呢？“看它的表面现象是不行的，看它集中浮现于我们研究者所在场所的表象是更不行的。如其说，判定一个社会究有怎样的性质，需要看看它的根底，看看它的最一般的、最通行的生产组织，则在我们社会中，作为一个农业社会的生产结构，劳动生产关系，一般差不多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所有变更了的，或者正还在由其变更而影响着基本的生产结构的，毋宁是存在于流通方面的。”[1]102基于此，王亚南总结道：“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其所以必须要从封建制经济的分析开始，就因为我们假定中国现代经济中的封建成分，还占着极优势的地位，且因为我们这种假定，是建立在非常确实的经验事实上。”[1]103
(三)研究对象的时空制约问题。王亚南认为把中国经济作为对象来研究，就是要从那种研究中，分析剖解中国经济成分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因果联系，把握经济形态演变的规律和总体趋势。经济学在当时已经有静态和动态之分，静态经济学实际上更多地倾向于微观经济学寻求均衡点，动态经济学则更多地倾向于宏观经济学寻求最优发展路径。王亚南说：“在我们这种过渡性的社会中，却似更应该把现实经济的演变趋势和运动法则，作为我们研究的主题。”[1]104而研究中国经济的最终目的则是“发现出这在现代的中国经济，这包含有太浓厚封建成分，以致无法成就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国经济，究在它新旧倾轧与交替中，表现了哪一些法则，哪一些显明的倾向。”[1]104当然现实经济影响因素是众多的，任何一种社会科学，我们都只能通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来归纳总结出一般，不可能将所有因素作全部分析，这不仅对研究无益，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能误导分析。
四、创建中国经济学应该注意把握的几个问题
在创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阐述现阶段创立中国经济学的科学性和紧迫性。首先必须指明目前创立中国经济学的条件日趋成熟，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独有的现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归功于我国经济发展指导理论的特殊性，即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做了有效结合，这种现象必然属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特殊内容，因此创立中国经济学具有实践的科学依据，亦即科学性。然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似乎正在陷入瓶颈，不断受到外国经济困境的影响和国内社会经济转型的体制制约，它是否还能一枝独秀或者再次步入高速增长期，迫切需要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指导。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王亚南在1947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上的中国经济现象形态》一文中指出：“我们应用政治经济学的法则，来考察来研究中国经济，然则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否与中国经济为同一种类，同一范畴的东西呢？或者换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说法，即中国经济形态，究能在何种程度，何种范围，受政治经济学诸范畴的制约或规制呢？”[1]110针对这个问题，王亚南认为用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是无法解释的，只能通过创立广义政治经济学来解答。王亚南说：“只要我们把政治经济学本身的理解范围，由一般‘以商品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狭义经济学，移到‘以各种人类社会之生产交换及生产品分配等等的条件与形式’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经济学，就大可释然了”[1]111，“广义经济学对与现社会以前的各种经济形态，如狭义经济学对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形态一样，定出了明确的规律和范畴，那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一定会提供不少的便利”[1]111。而且，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思考可以为创立中国经济学中的研究对象作铺垫。王亚南认为如果依据狭义经济学来研究中国经济，只能得到推断出“中国经济不是什么”的结果，反之，如果运用广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可以得到前述结论，还能论证“中国经济是什么”①。
(三)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需重点关注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脱离不了经济社会关系，其中，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需要作重点考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需要陈述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背景、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二重性作用等。从经济学上来讲，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往往与客观环境联系在一起，城市以生产工业品居多，农村以生产农副产品居多，而根据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与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应该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使城市与农村的差异性更为突出，统一性显得不足。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切实有效的解决，那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就不可能得以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会遭遇难题，同时这种结构会导致收入首次分配及再分配出现分化，其直接影响是导致农村与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差异，反过来这又会进一步影响生产，造成恶性循环，这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另外，二元经济结构在升级过程中引发的土地财政问题在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矛盾中最为显著。然而二元经济结构又为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提供了有利条件，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制度、土地承包责任制度等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创建中国经济学应该坚持的原则。我们认为创建中国经济学应该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2]5的原则。所谓“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是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主体地位，同时可以将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有用的知识加以利用，并以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的科学性正确性的论断为根基；所谓“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是说在创建中国经济学、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要借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依据我国现实的具体国情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不断实现中国经济学学科内容体系的自主创新，从理论上完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
(收稿日期：2012—06—11)
注释：
①显然，研究中国经济学必须要以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问题是现在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尚未完全确立，这就要求研究中国经济学和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相互促进、相互推动。没有成熟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中国经济学可能会出现偏颇，但是就目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来说，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狭义政治经济学，暂时更多地从反面来研究“中国经济学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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