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生命周期模型新解释——基于生产投资与需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命周期论文,模型论文,需求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4)03－0058－15
1 引言
旅游生命周期假说为国际旅游学术界所广泛关注的原因，不仅在于人们希望其能有说服力地解释旅游发展的现实，还期望其对旅游规划、开发和发展现实具有预测和管理的巨大意义。但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对旅游生命周期的研究结论却难以令人满意。其原因可能有以下3个方面：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即旅游目的地因时因地而变，因其空间和环境而变；研究者自身主观条件的限制；目前关于旅游目的地知识系统性的限制。这3点正好是波普(Popper)所说的3个世界的限制[1]。
目前，国际旅游学术界对此的研究现状主要有3个方面：质疑还是支持巴特勒(Butler)提出来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tourism area life cycle,TALC)[2]；什么因素决定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进；TALC模型的解释是应该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生产的角度。这3个方面是TALC研究主要争论的大问题。
以上3个问题，一个引起争论的重要原因是对于研究对象界定不清楚，而且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使得很多文献的争论不是针对同一个具体研究对象进行的。这就是什么叫旅游产品(tourism product)，什么叫旅游地(tourism area,resort)，关于旅游产品的定义，史密斯(Smith)作了详尽的阐述，认为旅游产品包含5个基本要素，由里向外依次是：物质场所(physical plant)、服务(service)、接待(hospitality)、选择自由(freedom of choice)和参与性(involvement)。史密斯认为，物质场所作为任何旅游产品的核心，可以是一个景点、自然资源或景区，也可以是酒店或交通设施等①。本文从物质场所这个因素来研究旅游，认为旅游产品与旅游地的差别可以表现在地理范围的大小，但更为重要的差别是旅游地可以包含多个旅游产品。因此，从目的地地理区域范围来看，包含一个地理空间吸引物单元的就是一个旅游产品，而包含多个地理空间单元、且每一个地理空间单元就是一个吸引物的就是旅游地；从地理空间内包含的产品数量来看，只有一个景点或者门票点的可以称为旅游产品，可以包含多个旅游产品的称为旅游地②。
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现有文献对旅游生命周期的理论解释会存在很大差异；巴特勒(1980)S型旅游生命周期曲线有没有普遍意义；究竟影响旅游生命周期演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基于对旅游产品和旅游地概念的严格界定，本文试图提出一个系统的、严谨的旅游生命周期(tourism life cycle,TLC)模型，包含旅游产品生命周期(tourism product life cycle,TPLC)和旅游地生命周期(TALC)，并且分析阐释决定生命周期演进因素及其各个阶段的决定因素。然后，论文讨论这个完全模型的含义、管理和预测意义。
2 文献述评
旅游生命周期的思想最早是由沃尔夫(Wolfe)提出来的(cf.巴特勒[19])，他提出了旅游目的地旅游发展演化的“埃利斯曲线”(Ellis Curve)。但是为旅游学界广泛引用的却是巴特勒的旅游生命周期模型，他提出了旅游目的地探索、参与、发展、巩固、停滞、衰落或复苏的6个发展阶段，这篇论文所阐述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曲线状似S型曲线。以后的很多文献尽管对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具有很多不同名称(如resort life cycle,RLC; destination life cycle,DLC等)，但都基本上是针对巴特勒的S形状的TALC进行理论和实证检验的研究，因此，这里将对研究巴特勒模型的文献进行总结和述评。
2.1 质疑还是支持巴特勒的TALC
持完全赞同观点的文献有：奥格尔索普(Oglethorpe)[3]，迈尔－阿兰特(Meyer-Arendt)[4]，库珀和杰克逊(Cooper & Jackson)[5]，韦弗(Weaver)[6－8]，库珀[9]，库珀的综述[10]，普罗塞尔(Prosser)[11]，奥普曼(Oppermann)[12]，布朗李希(Braunlich)[13]，鲁塞尔(Russell)，R.M.拉吉维斯基(Lagiewski)[14])，图曼(Tooman)[15]，鲁塞尔和福克纳(Faulkner)[16]，鲍姆(Baum)[17,18]，巴特勒本人的修正补充[19－21]，钟等人(Zhong,et al.)[22]。
持基本赞同、需要修改观点的文献的分歧大多表现在旅游生命周期的后面几个阶段的差异。主要有：霍芬能(Hovinen)最早对巴特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表明这个模型基本上解释得通，但在后面发展阶段有很大出入。他同时还提出了新旧景点交替的思想，即旧景点衰落以后再投资新景点可以再经历新的发展周期[23,24]。佛斯特和摩菲(Foster & Murphy)的研究支持了霍芬能的结论，认为以成熟期来替代巴特勒模型的巩固期和停滞期更好[25]。斯特拉普(Strapp)的研究则强调了居民对景区停滞衰落期的影响作用，认为以平均逗留天数来替代接待游客量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在这点上修正了巴特勒模型[26]。兰托普和万希尔(Lundtorp & Wanhill)运用对数线性函数模型模拟了TALC，认为只有在游客都是回头客(repeater)情况下的数据才能很好地拟合巴特勒S型曲线TALC，随着一次性游客(non-repeater)的增多，拟合的曲线就会越来越远离标准的S型曲线[27]。与霍芬能[24]一样，阿格瓦尔和盖茨(Agarwal & Getz)[28]认为，巴特勒模型的后面阶段需要修改，可把停滞后阶段改为再定位阶段(reorientation stage)[29,30]。罗德里格斯等(Rodriguez,et al.)对旅游岛的研究认为，TALC不能够解决从停滞阶段如何过渡到可持续发展阶段的问题[31]。
持质疑或者否定观点的文献有：海伍德(Haywood)认为，巴特勒模型不能够运用于规划和管理[32]。德巴奇(Debbage)认为，巴特勒模型没有考虑组织行为对产品周期走向成熟的影响[33]。盖茨对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研究认为，巴特勒模型并不适合这样长期处于成熟阶段的景区[28]。约翰逊和斯耐盘格尔(Johnson & Snepenger)对大黄石公园的研究表明，区域旅游生命周期比巴特勒的TALC要微妙得多，无法从巴特勒模型中找出一个阶段来对应这个区域的旅游周期[34]。崔(Choy)对大西洋旅游岛的研究认为，该地的旅游生命周期与巴特勒模型很不一致，但巴特勒模型可作为事后诊断工具[35]。比安奇(Bianchi)对比了TALC与其他理论模型后认为，TALC缺乏理论根基应该是根植于社会学范畴的旅游发展概念才有意义[36]。
2.2 研究对象的空间单元引起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巴特勒的TALC思想主要来源是经济学产品生命周期的假说[2,19]，即弗农(Vernon)提出的在国际产品贸易生产中的技术差距与扩散导致的产品生命周期[37]；而在营销学上也有类似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38,39]。但巴特勒提出旅游地生命周期，意味着他把旅游地作为一种旅游业的产品，从而旅游地与产品是等同的。这个概念的细微差别导致了国际学术界对其模型的检验出现较大的差异[40]。
地理空间包含不同产品或者吸引物的情况下，将会出现复合旅游生命周期，这样的文献有：海伍德提出了要使得巴特勒的TALC模型具有实际操作意义，必须要考虑6个重要问题：分析的空间单元、相关市场、TALC演进模式及其阶段、识别其TALC的形状、合适测量指标、合适的时间维度等，他强调了分析的地理空间对结果差异的影响[32]。阿格瓦尔对英国南部海滨的研究也支持了地理空间单元不同引起的差异，认为包含很多旅游产品的目的地有一些产品处于衰落期，另外一些却处于增长期[30]。迪班尼德托和波简尼奇(di Benedetto & Bojanic)对美国佛罗里达柏树花园(Cypress Gardens)的研究认为，一个景区随着新吸引物的引入将能够使得景区在停滞阶段得到再复兴[40]。类似地，保继刚和张朝枝(Bao & Zhang)对中国广东省丹霞山风景区的研究支持了这种观点[41]。
在微观空间单元方面的研究就是研究单个旅游吸引物，主要有：佛斯特和摩菲对帕斯维尔(Parksville)及夸利库姆(Qualicum)海滩的研究批评了巴特勒模型过于偏向供给市场的特点[25]；盖茨对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研究[28]，莫斯等(Moss,et al.)对博彩盈利的研究表明巴特勒模型能够以多项式回归方法很好得到验证[42]；卡普拉斯和克拉柯福(Karplus & Krakover)以随机多元回归方法对死海(Dead Sea)数据进行拟合，发现完全支持巴特勒的模型[43]。
对较大地区空间进行研究的结果差异比较大，这与大地理空间包含多个不同旅游产品有关。这样的文献主要有：图曼对美国大雾山地区(Smoky Mountain)3个县旅游业生命周期的研究表明，不同地区处于不同周期发展阶段，而且得利不同、产业联系也不同[15]。冈卡尔福斯和阿古阿斯(Goncalves & Aguas)的研究明确认为，TALC应用于旅游产品更为有效，他们以此运用于葡萄牙一个省的旅游研究[44]。霍芬能对美国兰开斯特县(Lancaster County)的研究认为，该地旅游包含了增长、停滞、衰落和再复兴的阶段，但是如果缺乏战略管理，衰落之后将难再复兴[45]。钟等人对中国张家界市的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生命周期的研究表明，该旅游目的地正处于巩固期[22]。
还有一些对岛屿或岛国研究的文献差异也比较大。比如德巴奇对巴哈马群岛(Bahamas)的研究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认为，寡头企业对度假地生命周期产生严重影响，可能会导致衰落[33]。法兰西(France)对巴巴杜斯(Barbados)的研究认为，这个旅游岛是包含很多旅游产品细分市场的综合体，一些产品处于衰落期，而另外一些产品则正处于增长期[46]。艾奥安尼德斯(Ioannides)对塞浦利亚(Cypriot)岛的研究强调了本地政府政策制度对其自身整个旅游业生命周期起到的关键作用[47]。道格拉斯(Douglas)对3个从殖民地独立的岛国进行了旅游产业生命周期的研究，认为巴特勒模型的运用存在很大的缺陷[48]。柯尔(Cole)运用离散Logistic方程(LDE)和Logistic旅游模型(LTM)分析了阿鲁巴岛(Aruba)和巴巴多斯岛(Barbados)，阐释了为什么最近兴起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显得更短了，并且强调了全球化对新旧景区之间交替的影响[49]。韦弗对大开曼群岛和安提瓜岛(Grand Cayman & Antigua)的研究认为，太高的外部产权和控制会影响旅游地生命周期的稳定性，导致衰败的危险[6,7]。还有迈尔－阿兰特对路易斯安那的格兰岛(Grand Island)的研究[4]；威尔金森(Wilkinson)对卡利比恩岛(Caribbean)的研究[50]；韦弗、崔等对太平洋一些岛国的研究[35,51]；库珀和杰克逊对男人岛(The Isle of Man)的研究[5]；这些文献研究结果都基本上支持了巴特勒模型。
值得注意，只有少数学者意识到了旅游产品生命周期交替构成旅游生命周期的情况：法兰西、霍芬能、阿格瓦尔、迪班尼德托和波简尼奇等。但这些研究都没有建立一个严谨而精确的模型来解释为什么不同地区的旅游生命周期会存在很大差异[23,24,30,40,46]。
2.3 生产还是需求的角度来阐述TALC
现有文献绝大部分都仅仅从需求变化的角度来阐释TALC，而且没有对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和旅游地生命周期作严格区分。只有极少数学者注意到了从生产角度来阐释旅游生命周期的重要性[19,30,52]。
凯勒(Keller)对加拿大西北地区外围旅游发展阶段的阐释，强调了在探索开发阶段和参与阶段地方政府在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52]。凯勒的研究表明，在风景区的探索建设初期，就已经接待非常少量的游客，这些游客只是在景区外围靠简单基础设施(比如交通设施等)来感受景区环境，当这种最早期的游客继续增加时就会超过极有限的接待能力，这就促使政府和企业介入景区生命周期中发展阶段的资本投资。凯勒也对旅游生命周期的这两个大阶段细分成几个小阶段来阐述，不过他没有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更没有分析生产投资与需求变化的关系来阐述。巴特勒同样阐释了存在一种反复的旅游增长周期，可能是需求增长然后供给增长，或者可能是供给增长然后需求增长。在后面一种情形下可以看到，由于需求市场增长导致的基础设施的扩张；两种情形都是需求和供给的循环增长，直到超过旅游地接待能力限制时将会面临衰落；所有旅游吸引物都要通过投资、规划和管理才能保持其对游客的吸引力[19]。
还有一些文献则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对于旅游生命周期的影响，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则表现在生产和管理上。丁(Din)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及其投资对旅游地发展演进的作用[53]；类似地，鲁塞尔和福克纳(Russell & Faulkner)运用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和旅游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了企业家在每一个阶段的混乱边缘总能找到创新和突破机会[54]。柯克拉尼卡尔和莫里森(Kokkranikal & Morrison)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旅游地发展的初级阶段，小规模家庭企业对目的地可持续发展起到显著作用，但在发展的中级阶段则需要强化标准和管理[55]。
这些文献都只是强调了在某一个阶段旅游产品建设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而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精确的解释和预测模型。因此，本文将从旅游景点生产投资分析入手，首先对只含单一旅游产品或吸引物的最基本地理区域单元进行研究，然后扩展到包含若干旅游产品的区域，建立一个包含基本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和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旅游生命周期完全模型。
3 旅游生命周期基本模型
从生产投资的角度建立旅游生命周期模型之前，先对一般企业的生产过程做详细阐释，然后才能提出旅游的生产过程，再进一步推演出旅游生命周期基本模型。
3.1 一般企业的生产过程
如果以二维坐标轴来图示一般企业生产过程，把横轴定义为产出量，纵轴定义为以货币单位衡量的总收益和总成本，那么可以如图1所示。
图1a 一般企业生产过程
Fig.1a A general process of production
图1b 旅游产品服务生产过程
Fig.1b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ourism product and service
总成本函数为：TC(Q)＝FC＋VC(Q) (1)
总收益函数为：TR(Q)＝P×Q＝P(Q)×Q (2)
总利润函数为：TP(Q)＝TR(Q)－TC(Q)＝PQ－FC－VC(Q) (3)
其中，TC是总成本，包括固定投资成本FC、可变投资成本VC，前者是不随产量变化的，后者则是产量的函数；TR是总收益，是价格和产量的函数，而价格又是产量的函数。这样，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
式(4’)意味着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此时产量正是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在图1a中表示为收益曲线和成本曲线上切线斜率相等所对应的产量
。
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成本曲线分成两个阶段，先是以轻微递减的比率上升，然后以明显递增的比率上升，前一阶段比较短，后一阶段比较长。这是生产过程的一般规律，生产初期的成本以递减比率增加是由于生产要素之间专业化结合在一起带来的好处导致的；而随着生产过程的发展，由于要素之间的配合经过了最佳状态，固定要素与可变要素的配合效率降低了，专业化的好处随之下降；相反，因为生产规模增大带来的管理协调成本上升很快，从而最终导致总成本以递增比率增加。第二，成本曲线并不是从原点开始的，这是由生产过程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在还没有正式生产出产品之前就必须要有一定固定资本投资，之后有了可变成本投入之后才能够生产出产品服务。第三，收益曲线是一个抛物线形状，由于收益是产量的幂函数(二次或以上)，表达式为式(2)的代数形式。以上一般产品生产过程的理论在流行的微观经济学教材都可见到[56]。
3.2 旅游产品服务的生产过程
图1b所示是旅游产品服务的生产过程。对于旅游业而言，因研究视角不同，接待游客人次可以是需求也可以是产出；同时，为了与大部分文献把接待游客人次放在纵坐标保持一致，这里的旅游产品服务的生产过程图示，也把旅游投资成本和旅游收益放在横坐标，接待游客人次放在纵坐标。因此，与图1a所示一般企业生产过程图对比，这里的旅游生产过程图的坐标系是倒置的。从图1b可以发现，由于坐标系倒置，旅游生产过程的成本曲线的凹凸形状与图1a正好相反，但实质是一样的，收益曲线也同样是相反的形状。
对于旅游投资而言，同样存在一个利润最大化的游客接待量，其决定条件也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收益曲线和成本曲线上的切线斜率相等的游客接待量。
这里需要对旅游投资成本曲线的含义作详细阐释。类似地，旅游投资成本曲线也是分成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旅游投资成本以一个递减的比率增加，是由于旅游投资当中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没有达到一个最优的匹配比例，固定投资成本是相对充裕的，而可变成本则是相对缺乏的，因此，随着接待游客人次上升，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匹配越来越好，从而总成本以递减的比率上升。第二个阶段，当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匹配达到最优状态之后，随着接待游客人次的增加，总成本就会以一个递增的比率上升。过了这个最优匹配状态之后，旅游可变成本当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服务人员的管理成本就变得很高，因此，随接待游客人次的增加而导致这种管理成本迅速上升；固定成本当中的接待设施也逐渐接近其饱和状态，也是导致总成本以递增比率上升的原因。这两大阶段的交界点在图中就是成本曲线的凹凸拐点处[52]。
另一方面，旅游投资成本曲线同样不是从原点出发的，而是在横坐标上离开原点一段距离，这里的含义是旅游投资要有一个最低投资量才能够接待游客，比如最基本的安全设施投资。那些景区刚刚开始接待的游客其实是在刚开发或者没有开发的处女地的踩点式旅游，是完全没有商业性质的游客，因此，这些踩点探险式旅游可能没有产生直接旅游收入[40]。
3.3 旅游生命周期基本模型
如图2a所示，可以发现这个旅游投资成本曲线与巴特勒提出来的旅游地生命周期(TALC)曲线非常近似，都是经典的S型曲线。尽管巴特勒提出TALC之后国际旅游学术界对这个模型的实证都基本上是验证了其合理性，但都无法在某些细节解释和理解上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而本文从旅游生产过程的特征出发推导出的这个曲线恰恰能够说明其本质特征。
图2a 旅游生命周期基本模型
Fig.2a Basic model of the tourism life cycle(TLC)
图2b 旅游产品生命周期(k＝1.1)
Fig.2b The TPLC model(k=1.1)
正如前述，旅游投资和生产过程存在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实质是土木、土建工程项目，具体是指交通设施、景区外围的道路设施建设。这个阶段的投资主要是固定投资成本，可变投资成本很少。第二阶段是竞争性游乐项目建设阶段③，是指具体游乐产品和服务的投资项目，比如具体的观光线路的投资(包括缆车、索道等)，或者又如主题公园的游乐设备等。这个阶段以可变成本的投资为主，包括服务人员和具体服务设备，固定投资成本比较少。之所以称为竞争性投资项目，是与第一个阶段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性质相对而言的，基础设施不仅是游客可以使用，非游客也可以付较少费用来使用，而游乐设施则只是游客才能付费使用。以上这两大阶段的交界点正是总成本曲线的拐点处。值得注意的是，固定成本包含两部分：固定资产的投资和固定资源(旅游资源)的损耗。在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就是固定成本；在竞争性游乐项目阶段，由于很少或者没有固定资产投资(或者初始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回收成本)，则固定资源(旅游资源)的损耗及其修复本质上就是固定投资成本。而固定资源的损耗及其修复最终将会成为景区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地理资源和空间限制[2,19]。
因此，本文认为，旅游生命周期是由其投资生产过程的两大阶段决定的，分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和竞争性旅游投资建设阶段。
4 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本文通过对旅游生产投资项目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来确定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每个具体阶段。
4.1 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
对于旅游投资而言，无论是基础设施投资阶段，还是游乐项目建设阶段，在投资进行过程中以及投资完成之后的两个阶段，旅游企业最为重要的投资目标就是考虑投资回收期，或者说投资回收需要的最低接待游客人次，以及是什么因素影响这个最低接待游客人次。因此，本文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分析就可以确定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具体阶段。
首先，确定影响因素为产品服务价格、固定投资成本和可变投资成本3个因素。此时，分析的思路是分别看这些影响因素按一定比例变化时引起最低接待游客人次的变动幅度，计算方法是把最低接待游客人次的变化比例除以影响因素的变化比例(这个值称为超变化率)，然后比较各个影响因素的超变化率大小，超变化率越大则影响因素越重要。然后，选定由现实旅游经济条件决定的影响因素变化的百分比率为10％(或其他比例)，就可以划分每个具体阶段。这种分析方法也称为敏感性分析，这里称为主要影响因素分析。这两大阶段的两类项目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分别如下。
4.1.1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因此可以假定没有可变成本。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以只比较价格变化与固定投资成本变化两个因素对最低接待游客人次变化的影响程度。
假设项目建成以后在一个平均销售年份里面，平均单价为P。假设固定投资成本为A，那么最低接待游客人次为A/P。则要比较的各种因素变化对应的超变化率β按如下过程来计算。
其中，M表示影响因素：价格、固定投资成本、或可变投资成本。根据计算公式可知，价格与投资回收期是反向变化的，而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都是同方向变化的；或者说，价格与最低接待游客人次是反向变化的，而固定成本、可变成本都是与最低接待游客人次同向变化的。
(1)假设价格变化(k－1)，1＜k＜2，引起的超变化率为：
显然，由于1＜k＜2，因此必有1/k＜1，即
，所以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阶段固定投资成本是主要决定因素，是影响其最低接待游客人次的主要因素。
——这正是巴特勒TALC的探索开发阶段
4.1.2 竞争性游乐项目
竞争性项目包含固定投资成本和可变成本，分别以A、B表示。假设平均价格为P，则最低接待游客人次为(A＋B)/P，要比较的是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和价格分别变化(k－1)，1＜k＜2，引起的最低接待游客人次变化的比例。计算过程如下：
由于影响因素变化的比例都是(k－1)，因此要比较超变化率的大小，只要比较最低接待游客人次变化比例的大小即可(即式(5)的分母的值相同，只要比较其分子值即可)，所以下面并不对超变化率直接比较。
(1)价格与可变成本的比较
价格引起的超变化率的分子部分为：
(4)3种因素重要性的比较
把以上式(9)、式(10)、式(13)、式(14)、式(16)和式(17)6个不等式的比较做各种组合可以得到以下几种可能的有意义的情形：
(i)(9)和(14)两式组合可得出：
(iv)(10)和(13)两式组合可得出：
4.2 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根据前面计算的4种情形，以影响因素变化10％为合理比例，即k＝1.1代入以上4种情形可以得出相应的4种具体情形：
(1)如果0＜B≤0.1A，则必有：
含义：如果在整个投资回收期内，可变成本总量大于零并且小于等于固定资本投资总量的10％，则固定成本投资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价格次之，可变成本影响最小。
——这正是巴特勒TALC的参与阶段
(2)如果0.1A＜B≤A，则必有：
含义：如果在整个投资回收期内，可变成本总量占到固定资本投资总量的10％到100％之间，则价格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固定成本投资次之，可变成本影响最小。
——这正是巴特勒TALC的发展阶段
(3)如果A＜B≤10A，则必有：
含义：如果在整个投资回收期内，可变成本总量是固定资本投资总量的1倍到10倍之间，则价格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可变成本次之，固定成本投资影响最小。
——这正是巴特勒TALC的巩固阶段
(4)如果0＜10A＜B，则必有：
含义：如果在整个投资回收期内，可变成本总量是固定资本投资总量的10倍以上，则可变成本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价格次之，固定成本投资影响最小。
——这正是巴特勒TALC的停滞阶段
以上5个阶段是依次发展的，即先是基础性旅游投资项目(景区外围的基础设施投资)，然后是竞争性旅游投资项目。而在竞争性旅游投资项目这个大阶段里面，又依次出现参与、发展、巩固和停滞等4个阶段。这样，就可以把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模型阐释为图2b所示。
图2b阐释的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与巴特勒的TALC同样都包含5个阶段，但是这里阐释的5个阶段具有明确分界线及其分界因素。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强调：第一，图2b中每个阶段的宽度虽然不是时间，而是旅游投资成本的比例关系，就是可变成本占到固定投资成本的比例——处于10％以下的阶段是参与阶段，10％到100％的是发展阶段，等。但是显然，可变成本占到固定成本的比例是随时间按一定比例逐渐增长的，因此，图2b的横坐标即使换成时间也是可以成立的。第二，图2b各阶段的分界区间是由k＝1.1决定的，如果选择k＝1.05，则各阶段分界也会相应发生区间大小的改变：参与阶段会变得更短，发展阶段会变长，巩固阶段变得更长，停滞阶段变得很短、甚至不存在了(因为可变成本要大于20倍的固定成本是几乎不大可能的)。第三，在旅游产品服务生命周期的5个阶段当中，前面两个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都是固定投资成本，中间两个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都是价格，最后一个阶段(停滞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可变成本。
根据前述第二个问题，k的取值很重要，那么k值是什么含义呢？k值介于1到2之间，(k－1)就是影响最低接待游客人次的各种因素的变化比例，(k－1)越大，表明影响旅游投资回收的各个因素越不稳定，包括固定成本、价格、可变成本。因此，把各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结合起来可以理解以下重要含义：在整个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当中，(1)竞争性旅游投资项目中固定成本等因素越不稳定(即(k－1)越大)，则参与阶段将会越长；(2)价格等因素越不稳定，则发展阶段和巩固阶段变得越短；(3)可变成本等因素越不稳定，则停滞阶段变得越长。所以，如果影响因素越不稳定，停滞阶段变得越长，这是很不利的。
在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探索开发阶段和参与阶段，固定成本是主要影响因素。固定成本不稳定波动的原因是，投资资金链条的脱落，资金无法到位，就会出现旅游产品发展不正常地、过快地进入参与阶段，造成游客满意度下降，从而该景点过快进入停滞衰退期。在发展阶段和巩固阶段，旅游产品价格不稳定或者波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消费者偏好的改变造成需求下降从而导致价格下降；其次是相似景点的出现和竞争造成的，如果在该景点出现了这种可替代的相似景点将会造成其需求被分割掉一部分，导致其价格下降④，结果是图2b的发展和巩固阶段变得更为平缓，较快进入了停滞期。在停滞阶段，可变成本中服务人员劳动工资不稳定的原因是：(1)劳动工资总额上涨过快(或者是服务人员太多，或者单位工资太高)，或者/和(2)固定投资太少，而只是固定资源的损耗作为固定成本。两种情况都会造成可变成本占到固定成本的比例过快上升，而这个比例正是前面划分阶段的依据，同样也会造成该旅游产品过快地进入巩固阶段和停滞阶段⑤。当然，以上3个因素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影响到生命周期的演变，只是影响作用大小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价格是由旅游产品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因此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价格就是表征需求变化的指标。由于外部因素、包括景区之间的竞争都会影响到需求的变化，从而又会影响到价格变化，所以价格变化也就表征了外部因素变化。当一个旅游产品到达生命周期的巩固或者停滞阶段的时候，此时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需求，而是需求的结构——即游客的结构：如果此时的游客主要是回头客那么该旅游产品能够长期维持在成熟阶段[24,28－30]；如果此时的游客主要是一次性游客，那么该旅游产品很可能会面临衰退阶段[27]。
5 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
由于旅游目的地是由很多的旅游产品服务所构成的，因此，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也是由很多的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所构成。以下对此作详细阐释。
5.1 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
如果设TPLC的曲线方程为：
，其中，y为接待游客人次，x为投资成本。
显然，这个方程的曲线是通过坐标原点的S形曲线，但TPLC表示两个正数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因此，需要作如下修改：
其中，h和g都是正的常数。这样，TPLC曲线形状如图3所示如下。
如果一个旅游地(tourism area)包含很多近似类型的旅游产品，那么可以合理地假定这些旅游产品具有同一类型TPLC，从而它们的TPLC的曲线方程也是同一类型的。因此，可以把式(18)推广到更为一般的形式：
图3 旅游产品生命周期
Fig.3 TPLC
其中，k是影响h和g的变量集合，而且k是不同于x的外生变量集。
所以，一个旅游产品就对应不同的h(k)和g(k)取值。很多个旅游产品构成的一个旅游地生命周期，是由这些很多的旅游产品生命周期连接叠加而成的。根据式(19)，旅游地生命周期(TALC)的最终型态取决于h(k)和g(k)的具体方程形式。h(k)和g(k)的实际含义非常重要。h(k)代表了一种在旅游地不断进行基础设施或者竞争旅游项目建设的旅游产品周期演进的推动力量；而g(k)则表征旅游地游客接待人次增长的推动力量。这两种TALC演进的推动力量都受到同一个变量集合k的影响，同时这两种推动力量之间必然存在交互影响。
讨论以下几种典型情形：
(1)若h(k)＝bk，g(k)＝ak，a≥0，b≥0，则TALC是由很多小S型的TPLC构成的直线型周期形式。式(19)变为
，如果令k＝1，2，……，则TALC如图4所示。
图4 直线型TALC
Fig.4 Linear TALC
这种旅游地只有一个旅游产品，而且在同一个旅游产品上不断改造，那么此时的旅游地生命周期与多个不同旅游产品叠加的旅游地生命周期将会有一些差异。此时，同一产品改造的生命周期更为平滑，波动更小，每一次改造或者增加固定投资成本得到的新的小周期与前一个小周期的停滞或衰落期相连接[57]。
这种抛物线类型的TALC，旅游地一直处于不断的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因此，这是一种由很多个旅游产品周期嵌套到一个不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旅游地周期当中而构成的。但是，这种旅游地自身没有进行竞争项目的建设。
这种类型的TALC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周期形式，是很多个TPLC变换交替过程受到这些旅游产品所在的旅游地完整建设过程的力量共同支配而形成。就是说，这种旅游地的建设过程包含了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和竞争项目建设阶段。当然，在同一个旅游地的第二个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不是大规模的建设，而是基础设施损耗修复或更新，因此，其S型曲线的基础设施那一段变得很短，如图5a所示。
(4)若h(k)＝ek，g(k)＝sin(ak＋b)＋ck＋d，则TALC是由很多小S型的TPLC构成的周期型波动性形式。式(19)变为
，如果令k＝1，2，……，则TALC如图6a所示。这种TALC的周期形式显然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S型周期形式之后掉入了衰退期，然后又经过新一轮的旅游地开发改造之后进入第二个S周期而形成的。
图5a 抛物线型TALC
Fig.5a Parabolic TALC
图5b S型TALC
Fig.5b S-shaped TALC
因此，从以上4种典型情况可以看出，如果g(k)和h(k)之间是一种多项式的函数关系，则TALC的周期线型也表现为相应的多项式曲线。当然，g(k)和h(k)之间还有很多可能的函数关系，从而TALC也相应地有很多其他类型的表现形式。
5.2 长期最优旅游地生命周期
图4、图5和图6a所阐述的旅游地生命周期都没有达到长期最优的旅游地生命周期。那么，什么是最优旅游地生命周期呢？最优是指构成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每一个旅游产品生命周期都达到了利润最大化的游客接待量。换而言之，长期最优的旅游地生命周期就是把每一个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利润最大化的接待量点连接起来构成的曲线，用数学语言表述即为长期最优旅游地生命周期是许多个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包络线。
如图6b所示，长期最优旅游地生命周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最优旅游地生命周期曲线与许多个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曲线相切，这些切点连线就构成了最优旅游地生命周期，最优旅游地生命周期曲线上的每一个点都是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的。第二，长期最优旅游地生命周期是图4、图5和图6a表示的一般旅游地生命周期的一种特殊情形，是一般旅游地生命周期的长期目标。第三，根据图1b表示的利润最大化接待量的决定，长期最优旅游地生命周期是在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或者巩固阶段与其相切的，因此，长期最优旅游地生命周期上的每一个点都是处于相应最新的旅游产品周期的发展阶段或者巩固阶段。第四，这种最优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所有经营点都是利润最大而成本最低的。所以，最优旅游地生命周期在出现地理空间和资源条件限制之前不会出现旅游产品的停滞阶段。
图6a 多重S型TALC
Fig.6a Multiple S-shaped TALC
图6b 长期最优旅游地生命周期
Fig.6b The long-run optimal TALC
这种最优旅游地生命周期是所有旅游地希望发展的目标，但是往往比较难达到，这是一种理想状态。
6 结论与含义
6.1 主要结论
自巴特勒(1980)提出TALC以来，对旅游生命周期的理论和实证检验的文献都存在许多的分歧：首先是支持和质疑巴特勒模型的文献几乎各半分；其次是已有文献不但因研究的目的地的复杂性，而且由于分析对象的地理空间单元有很大差异，造成旅游地生命周期与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混淆，从而导致现有文献在理论实证结果及周期的影响因素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分歧；第三，大部分现有文献都是从游客需求的角度来阐释TALC，只有极少数学者注意到了旅游生产投资决策在改变旅游生命周期的重要作用。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的旅游生命周期(TLC)，包含基本地理空间单元的旅游产品生命周期(TPLC)和多个基本单元构成的旅游地生命周期(TALC)的完全模型。这个完全模型不仅可以很大程度解释现有文献的分歧，而且从本质上阐释了旅游地生命周期。
首先，旅游生命周期是由旅游生产投资的成本曲线所决定的。旅游业虽然属于服务业的范畴，但从本质上来说，旅游接待能力的建设与有形产品生产过程仍然是一样的，都是由生产投资行为决定的。因此，理解、阐释和预测旅游生命周期最为本质和重要的方法必然是从旅游供求行为及其关系演变的角度。所以，旅游生命周期曲线就是旅游生产投资的成本曲线，同时也受到很多需求和市场因素的影响。
第二，旅游生命周期的基本模型由旅游生产投资的两大阶段所决定：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和竞争性游乐项目投资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阶段，游客接待量与投资的关系是随游客接待量的增加总投资成本以递减比率增加，而在游乐项目建设阶段随游客接待量的增加总投资成本以递增比率增加。所以这两个大阶段连接起来构成了巴特勒(1980)TALC的典型S形曲线。
第三，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模型(TPLC)由5个阶段构成，即基础设施建设阶段为第一阶段(对应巴特勒模型的探索开发阶段)；而竞争游乐项目建设阶段由4个小的阶段构成，分别对应巴特勒模型的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和停滞阶段。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这5个划分是由旅游投资总成本当中固定投资成本与可变投资成本的比例决定和影响的，第一个阶段基本上只有固定投资成本是决定影响因素，旅游产品价格是次要影响因素。游乐项目的4个阶段划分别受到固定投资成本、可变成本和旅游产品价格3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如果假设这些因素变化的百分比为10％，那么当可变成本占固定投资成本的10％及以下为参与阶段、10％～100％时是发展阶段、1倍到10倍为巩固阶段、10倍以上是停滞阶段(接近或达到了旅游目的地的地理空间和资源条件界限)。探索开发阶段和参与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固定投资成本，发展阶段和巩固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旅游产品价格，停滞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可变成本。
第四，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TALC)是由若干个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所连接和叠加构成的，或者是同一个旅游产品通过不断增加固定投资成本来改造或增加游乐项目以获得新的产品生命周期。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变化类型要比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多得多，这是因为构成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旅游产品生命周期叠加的可能性非常多。本文通过数学函数方程的演绎总结了几种常见的TALC基本类型：若同一个旅游产品经过不断改造构成的TALC，将会呈现一种S形TPLC直线波动上升的形状；若旅游地只是一直处于不断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则TALC将会呈现很多个TPLC构成的抛物线型；若旅游地存在一个先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竞争旅游项目建设的完整过程，则TALC将会呈现一种与TPLC类似的大S形曲线，这是一种最为普遍的旅游地生命周期形式；若旅游地经过一个完整的大S形演进之后再经过复兴，TALC将会呈现多个大S形周期连接发展的形状(两个S形之间也可能存在衰退期)。当然，旅游地生命周期还有很多可能的演进曲线形式。TALC的曲线形式取决于影响TALC演进的两大推动力量——影响旅游地资源和资本投资的力量和影响旅游地游客接待数量的推动力量，前者更多的是旅游市场的供给力量，后者则主要是旅游市场的需求力量。
第五，存在一种长期最优的旅游地生命周期，即由所有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利润最大化的游客接待经营点所构成的生命周期。从图6b所示，长期最优的旅游生命周期曲线就是所有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曲线的包络线，这种最优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曲线与每一个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曲线在发展阶段或者巩固阶段相切。这种最优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是所有旅游目的地经营发展的目标，因为每一个旅游产品都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并且在地理空间和资源条件限制之前肯定不会出现停滞和衰落期。
6.2 政策含义
以上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规划、经营和管理含义：首先，分析一个目的地的旅游生命周期，必须明确区分其产品生命周期与旅游地的生命周期，才能进一步研究产品生命周期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关系。其次，旅游产品的生产投资过程和特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游客需求的变化和其他旅游地的竞争等外部因素都会反映到所研究旅游地的服务产品价格变化当中，所以应该分析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第三，在影响每一个旅游产品生命周期演变的主要因素当中，除了价格通过供求变化得到反映之外，固定资产投资与可变成本的比例关系最为重要：可以通过旅游产品整个发展过程中劳动成本和服务设施等可变成本的调整来改变这种比例关系，也可以通过改变新增固定投资成本来改变比例关系，因为在巩固和停滞阶段固定投资成本主要由固定旅游资源的损耗所构成。第四，如果一个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变到停滞或者衰落阶段，那么可以通过建设新旅游产品或者改造原有旅游产品的形式使得旅游地得到复兴的生命周期。第五，在旅游地的规划和管理方面，可以通过规划比较好的旅游产品组合来规避生命周期当中的停滞和衰落期；可以通过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来获得最优经营效果；可以通过有效的政府与企业管理来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避免固定旅游资源的损耗过大，避免过快受到地理空间和资源条件的限制。第六，对作为旅游地管理者的政府而言，可以探索不同旅游地复兴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比如观光型景区的复兴主要依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有效合理开发，而主题公园则主要依靠竞争性游乐项目的合理开发模式。这也正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可能方向。第七，本文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从可持续旅游发展来看，政府作为旅游资源的所有者，其对旅游目的地开发管理的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具体含义是全民长期旅游资源的福利最大化，而不是一时一地某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从图4、图5和图6可以看出，虽然旅游地长期投资和改造是必要的，但尽量避免过度接待游客从而避免旅游地到达停滞期显得更为重要(如上述结论第三点所言，过度接待游客意味着服务人员的可变成本占有比例较高，引起过快进入停滞阶段)。因此，那些为了吸引更多游客而产生的过度投资狂热症恰恰违反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收稿日期］2012－06－01；［修订日期］2012－11－22
注释：
①Smith S L J.The tourism product[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3,21(3):582-595.
②这里的定义说明，那些一个旅游产品包含多个旅游地的情况，由于同一产品是同一个门票的，其统计旅游人次及消费行为是一致的，其投资建设也一定是整体设计建造的(一个大的主题公园)。
③这里的游乐项目，也可称为旅游项目，既可以指具体观光项目，也可以是主题公园游乐项目。
④价格下降导致最低接待游客人次要增加，但价格下降的原因却是需求减少或被分割、使得实际接待游客人次下降，这就造成了旅游经营上的矛盾：需要接待更多游客而实际接待却更少。
⑤如果固定投资成本太低，而只是把固定资源(旅游资源)的损耗作为固定成本，那么旅游资源的损耗将很快受到旅游资源耗竭(地理资源和空间)的限制，从而使得该旅游产品过快进入衰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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