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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什干峰会
何：上海合作组织6月17日将于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召开的峰会，因其重点是深化成员国间务实合作，不仅对上海合作组织本身和成员国所在地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其强调深化区域合作的立场也必将对国际社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在塔什干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组织这次座谈，无疑是及时和有意义的。我们就先从塔什干峰会本身谈起。
许：塔什干峰会将是上海合作组织机构建设基本完成的标志性会议。作为一个地区性国际合作机构，上海合作组织在成立之后经历了一个从定位模糊到功能清晰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相互关联的两个阶段。
从2001年6月成立到2003年峰会可以算作第一阶段，或者叫基础建设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海合作组织主要致力于两方面的基本建设。一是制定各项基本章程和公约。这包括2001年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和2002年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等重要文件，从而使上海合作组织成了具有独立国际人格的国际法主体。二是建立基本的协调体系。上海合作组织承袭“上海五国”时期形成的特点，逐渐建立起以国家元首理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以政府首脑理事会为主要协调机构、以不同合作领域相关部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如外长理事会、总检察长会议、国防部长会议、安全执法部门领导人会议、海关领导人会议等）为具体执行机构和以国家协调员理事会为定期会晤机构的基本组织机构。正是由于这一阶段的基础建设，上海合作组织逐渐确立了明确的发展定位，各成员国期望推动的合作领域与活动空间也得到大大拓展。
从2003年峰会到目前是第二阶段，也可称为机制建设提高阶段。2003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第三次峰会上，六国元首签署和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预算编制和执行协定》、《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条例》、《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条例》、《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条例》、《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协调员理事会条例》、《上海合作组织各部门领导人会议条例》、《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条例》、《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细则》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常驻秘书处代表条例》等一系列规范组织内部机制运作的法规和决议。为促进这一阶段达到预期目标，莫斯科峰会列出了上海合作组织正式启动秘书处和地区反恐机构的时间表。今年1月，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如期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资深外交官张德广出任第一任秘书长。据外交部部长助理李辉6月1日在中外记者吹风会上通报，6月17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举行地区反恐机构的启动仪式。这两个常设机构的启动，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已经结束了初创时期而进入了务实合作的新阶段。
冯：从这个意义上说，塔什干峰会也是上海合作组织进入新阶段的里程碑。根据今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为塔什干元首峰会所做的准备工作来看，此次峰会将讨论今后上海合作组织自身地位、会议机构组成人员的豁免、东道国地位、观察员国地位、对话伙伴国地位问题、与东盟建立对话机制等问题，并就上海合作组织的外交、安全、经济、交通、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作出重要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6月8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时也说，在塔什干峰会上，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元首将签署《塔什干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麻醉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合作协定》，还将批准《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条例》等新的法律性文件。峰会所列议程，都是上海合作组织今后要考虑和定位的问题，也是其成员国间及与其他合作组织合作时将会遇到的困难。上海合作组织将解决这些问题作为自己的阶段性任务，也反映出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合作将进入自身发展的新阶段。
何：从两位的发言中可以肯定，塔什干峰会确实意义重大，它将确定上海合作组织的今后发展方向和具体合作领域，并能推动该组织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将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许：我认为可归为三点。首先是强化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协调和行动能力将会更加有效，这也体现在本次峰会上将正式启动的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的工作上；其次是发展区域经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将按照2003年9月通过的多边经济合作纲领在诸多经济活动部门开展务实合作，为推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调动各成员国现有的巨大经济潜力；第三是进一步确立上海合作组织对外关系模式，通过制定“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条例”、邀请卡尔扎伊以客人身份出席本次峰会等内容，规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同第三国及其他组织的经常性合作，不断扩大上海合作组织在更大范围内的建设性影响。
由点及面，深化合作
何：上海合作组织由安全合作这一“点”起家。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展开务实合作，就必然有一个由点及面的问题。那么，它能在哪些领域进行何种程度的合作，势必成为人们近期关注上海合作组织的重点，我们是不是就此做些探讨。
冯：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证明，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任何一个国际组织要保持活力，关键在于能否在发展中促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我想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合作是国际机制的基础，机制能够推动和促进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国际机制不但能够促进合作的实现，同时还能够推动其成员间产生出新的合作内容。可以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共同利益、需求以及对合作收益的期望促进了它的不断发展，而其成立与运作又给成员国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展现了新的合作机会。
沈：我认为冯博士提出的不仅是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个有待实践验证的地区国际合作的规律问题。众所周知，地区安全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诞生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其立足之本，而安全合作的重点是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股势力”。纵观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各成员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是一个不断扩大和不断深入的过程。在每一个发展时期，其安全合作的阶段性目标都有所不同。(1)“上海五国”初期，安全合作的目标是中国与俄、哈、吉、塔以“五国两方”的形式解决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安全问题。1996年和1997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对区域合作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并奠定了“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法律基础。(2)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后即把安全合作的重心从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2001年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把打击恐怖主义列为该组织的首要任务，而国际社会直到“9·11事件”发生后，在大国利益的驱动之下才对此达成广泛的认知。(3)上海合作组织未来的安全合作可能会更多地围绕非传统安全因素展开。近年来的反恐实践证明，不论是长期驻军也好，还是“先发制人”也好，单纯依赖军事打击并不能根本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其最终出路必是清除不断滋生恐怖主义的社会土壤。
何：其实，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开始探索彻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出路。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讨论以反恐为中心的区域安全问题时，就已将打击毒品犯罪、与贫困和愚昧作斗争、创造不同民族和宗教和睦对话的环境等社会综合要素与反恐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些综合要素中，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恐怕是一个重要基础。而塔什干峰会已把开展经济合作列为上海合作组织今后要加强的一个方向。许博士是不是谈谈你的看法。
许：好的。此次峰会强调加强经济合作非常符合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经济格局处在断裂、停滞和蜕变的过程中，国民经济从休克后的缓慢恢复中刚有起色，又不得不同时背上改革国家产业结构和推动社会经济转轨的历史负担。下滑的经济形势带来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下降和社会保障系统无力加剧了极端主义情绪的生成，脆弱的地区安全状态又强烈制约着各国经济的复苏。这些情况都要求地区各国必须选择一条外向型的经济振兴之路，并且要在利益相关的各国之间积极营造一种互补、互利、互助的区域经济合作大氛围。不论是俄罗斯制定的开发远东计划，还是中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不论是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富国战略，还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新丝绸之路”构想，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都对共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条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并且予以高度的期待。
沈：我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中面临的首要任务，并不仅仅是推动或主持一两个具体的经济合作项目，而是运用其已经确立起来的权威性、制度性力量解决阻碍各国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共性问题。目前，属于这一类的主要问题有：(1)独立后的原苏联各国的经济壁垒政策严重阻碍区域性流通，使各国难以通过协作弥补产业单一的弱点；(2)中亚地区内陆型封闭地理结构和原苏联经济模式形成的单向性交通及经贸走向，严重妨碍着区域内外新型、多向经济联系的发展；(3)区域内各国普遍存在官员腐败、机构低效、寡头经济、缺少法规等问题，使优化区域经济环境的过程更加缓慢。
许：充分运用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搭建起来的区域合作平台，通过国家元首峰会、总理会晤、主管部长会晤等不同层面的协商，推进地区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各成员国的共识。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家首脑（总理）会晤机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1年9月，首次成员国总理会晤即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2003年9月，成员国总理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晤，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就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主要任务、优先领域及具体实施步骤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并提出了20年内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自由流动的远景规划，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各成员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开展经济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何：实际上，成员国已经在许多领域开始了合作，如能源开发与加工、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利用、陆路交通网的建设与管理使用、银行结算等等，特别是能源合作更加值得关注。
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能源合作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向。这是由该地区的资源与市场状况决定的。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极为丰富，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截至到2000年，这些国家石油探明储量为78亿吨，占世界探明储量的5.5%，天然气探明储量为52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探明储量的35%。其中，俄罗斯的探明石油储量和天然气总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4.6%和32%。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积极拓展能源外交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去年8月，俄罗斯政府通过了《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随着这一战略的贯彻实施，俄罗斯在国际能源战略格局中的地位还将进一步提升。一些中亚国家也确立于“油气富国”战略，积极扩大油气开采与出口。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能源需要量增长迅速，可以成为中亚地区油气资源的重要而稳定的市场。资源与市场状况预示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开展能源合作具有广阔前景。目前，中俄、中哈之间都以不同形式开展了双边能源合作，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更加密切，普京总统还于2002年提出建立类似OPEC的“欧亚天然气联盟”。
尚：但值得关注的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能源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找到利益的契合点。我认为，未来以中哈石油管道为核心的中哈俄三边合作可以作为一个有前景的项目。5月1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了铺设阿塔苏—阿拉山口的输油管道原则协定。工程定于今年年内开工，计划明年年底前完工，这是中哈石油管道的第二段。而中哈石油管道的第一段，即全长448.8公里、设计年运输能力1200万吨的阿特劳一肯基亚克石油管道已经于2003年春天完工并交付使用。俄罗斯一些石油公司对中哈石油管道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它们建议哈方把中哈管道同现有的鄂木斯克（俄）—巴甫洛达尔（哈）—奇姆肯特（哈）—查尔朱（土库曼斯坦）石油管道接通，以增加西伯利亚石油的出口途径。考虑到未来一个时期，西西伯利亚仍是俄罗斯的主要产油区，而哈萨克斯坦能源出口多元化的战略不会改变，我觉得这个项目确实如冯博士所说是有巨大潜力的。
许：另一富有前景的领域是陆路交通合作。苏联解体后国家关系的变化使各国间经济联系受到严重阻碍，原有的交通运输格局和运输能力严重滞后，已不能适应各国建立新型经济联系的需要，一些双边和部分国家间的合作一直难以形成统一、高效、通畅的区域性交通运输网络。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在经贸领域中合作的深入发展，有效解决共同面临的交通运输困难已经成为一致的需要。作为推动成员国之间经济贸易便利化进程，上海合作组织有关国家和有关部门正在加紧对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公路工程进行论证。前不久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华时，又提出修建中国—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准轨铁路的倡议。
沈：另外，中亚地区的水资源比较短缺，又分布不均，而流经该地区的几条主要河流大都是跨国水系，如阿姆河流经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流经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额尔齐斯河流经蒙古、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伊犁河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工业、农业、生活用水量都在不断增长，而且水源环境的污染状况也越来越严重。如何合理地分配利用跨国河流水源，不仅关系到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区域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且已经成为影响各国睦邻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促进地区经济合作深化的过程中，协调和解决合理开发和利用跨界水资源的问题势必也将列入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合作今后的议程之中。
冯：我们刚才谈到的基本上是基础设施和资源方面的合作，我认为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难点和重点在于投资与金融方面的合作。说其难，是由于各成员国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都需要大量投资，成员国或不具备对外投资能力，或缺乏对外投资经验。截至2002年，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相互投资总额不足13亿美元。说其重要，是由于没有投资与金融领域的合作，许多经济合作项目就难以开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上海合作组织近年来开展了银行结算、出口信贷等与促进贸易便利化问题相关的合作，各成员国也期待上海合作组织今后在投资与金融合作方面有重大突破。未来上海合作组织还可以考虑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与投资合作。
何：上海合作组织要进一步扩展合作领域，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从民族心理上解决互信问题。而在中亚这样一个多种文明并存的地区，上海合作组织在人文领域的合作有其特殊意义。
许：的确如此，中亚地区是历史上几个不同质文化区的相邻地带。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里相遇、碰撞、对立、交叉、共存，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民族和文化的多元特色最突出的地区之一。冷战结束后，基于原有意识形态对立前提下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大下降，而由于不同质文化间的差异、对立、矛盾所引发的冲突大大增多。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都属于多民族、多宗教国家，俄罗斯有130多个民族，哈萨克斯坦有131个民族，乌兹别克斯坦有129个民族，吉尔吉斯斯坦有80多个民族，而且许多民族在成员国之间跨界而居，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属性已经超出了国家、甚至地区的范畴。由于不同民族间社会发展模式存在极大差异，以及成员国间在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上仍然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和隔阂，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区域内各国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各民族居民之间的相互对话、相互交流和相互了解，不仅有益于多元文化和谐发展和繁荣，而且在“文明冲突”几乎可以用来解释冷战后每一场重大国际冲突的今天具有特殊意义。
沈：实际上，这方面的合作已经启动，以双边为主的文艺、体育交流及多边的文化周活动就是例证。假如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由全体成员国开办大学和某些专业人员的培训中心，实行多语教学，不仅能为各成员国培养一批没有交流障碍的干部，对加强成员国居民在民族和文化心理上的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也会大有好处。
区域合作模式探索
何：上海合作组织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欧亚腹地的重要地区性合作组织，学界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评价似有不同的侧重：地缘政治学强调地缘争夺和大国平衡；传统现实主义看重实力外交和结盟政策；新现实主义关注中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及其对各国政策的影响；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保障中亚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是国际制度；建构主义则注重中亚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认为中亚国家之间的社会性实践推动了合作意愿的增强和中亚国际机制的发展。我们能否从中亚地区的现实情况出发，讨论一下SCO在该区域的合作模式及其今后可能产生的变化。
冯：我觉得这个议题很重要，它对明确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但我想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谈一下我对研究上海合作组织的方法的认识。我认为，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政策研究层面上，只有从理论上确定作为地区性多边制度的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角度，才能从政策层面上更好地规划、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多边主义理论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结构性分析、战略性研究、功能性分析和社会性分析。我们知道，制度性多边主义是一种国际互动方式，它至少有这样几个含义：首先，协调国家的行为是制度性多边主义的基本功能，寻求国家间合作是多边主义的主要目的；其次，强调制度是多个行为体通过协商和谈判共同建构起来的社会性安排，一旦形成制度，参与多边主义制度的国家成员就要在从制度获益的同时，服从制度的规定；第三，强调多边主义的基础是普遍的行为原则。从这一点来看，上海合作组织经过几年的发展，其组织建设的机制化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上海合作组织运作的基本原则已初步建立，决策程序也大体形成。今后一段时间内，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机制磨合问题，这既包括如何保障各个分支机构顺畅运转，也包括它们相互之间如何协调。比如，在秘书处建立以后，成员国协调员理事会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就被取代，今后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将秘书处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常设办事机构，使其为整个组织的运作提供信息、行政、会务支撑。但是我要强调一点，那就是秘书处来自各成员国的工作人员应将自己作为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而不是各成员国的代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秘书处发挥应起的作用。至于各成员国的意见沟通和利益磨合，则应由国家协调员理事会等机构来完成。
许：我觉得，既然上海合作组织是一种国际合作制度，那么按通常的规律来看，任何一种国际制度都需要利益的支撑，利益分配是决定一个国际机制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上海合作组织也不例外，它要得到其成员国的支持和服从，就必须能为它们提供相应的利益。我认为，今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要从两个方面来满足成员国的利益需要：一方面，要通过不断扩展的利益结合点强化成员国的共同利益，提高成员国的“绝对获益”，也就是说，要通过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来满足成员国的安全、经济和文化利益需求；另一方面，要推动充分考虑到各自特殊利益的利益均衡化，通过协商和妥协使各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各得其所”，以达到相对利益平衡。比如说可以考虑欧盟的经验，通过再分配政策协调区内富国和穷国的利益，通过共同财政（或发展基金）将一部分资金从经济较富裕的成员国转移到较贫穷的国家，以促进其经济发展。同时，这些国家要按内部市场共同关税的规定，为富裕的成员国开放商品市场。
沈：其实，上海合作组织在此之前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起初上海五国的边界谈判与军事信任措施的实施维护了苏联解体后新独立国家的国家安全，使这些国家能够在剧变的地区安全环境中巩固自己的安全利益；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恶化了地区安全环境之后，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建立及其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的诸多努力又使成员国增强了应对新挑战与新威胁的能力。可以预见，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仍然取决于它能否为其成员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一是稳定、平衡的地区安全环境，二是促进成员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三是为不同文明的对话搭建有效的平台。从长远来看，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职能的增强和人文合作的拓展将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这是由于中亚地区的根本问题在于地区的贫困化和复杂的人文环境，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中亚地区的安全环境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从此次塔什干峰会的议程来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开始考虑切实解决这些问题了。
何：小沈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都是溢出国家之外的地区性问题，而要在一个国际组织框架下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摸索出一种适合成员国所在地区特性的运作模式。我建议大家把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国际合作组织进行一下比较分析，或许能在对比中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
许：我想以亚洲出现的其他众多区域合作机制作为参照物，来考察上海合作组织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合作模式。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些具有共性的内容。首先是多样性，这既体现在亚洲现有的诸多带有不同背景、涵盖不同成员、侧重不同领域的合作组织上，也体现在每个合作组织所具有的广博的包容特性上，这是亚洲地区集中了世界上最繁杂的民族文化实体的必然结果；其次是综合性，亚洲现有的区域合作模式几乎都是从传统的合作领域入手，向非传统的领域发展，并逐渐将有关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所有领域纳入各组织的合作视野中；第三是渐进性，亚洲的区域合作组织起步普遍较晚，发展速度也比较快，但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多数合作组织仍然徘徊在对话、了解阶段，极少能进入一体化阶段；第四是迁延性，在亚洲地区能够坚持下来发展至今的区域合作组织，其成立的初衷大都与现在的合作宗旨存在较大差别。如东盟成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应付国内共产主义的挑战和促进国家发展”，上海五国对话机制的启动是为了解决中苏对立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信任，等等。但是，随着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初始的区域合作意图逐渐被更新、超越、扬弃，而被具有更加广泛认同、在现实中更加需要、也更有深远意义的区域合作内容取而代之。上海合作组织也不例外地具有这些特点，因而它在亚洲的诸多区域合作机制中以同样的本土化特色而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以其特有的亲和力为与亚洲其他区域合作组织发展对话、沟通、协作关系提供了广阔的理想及现实空间。
冯：我觉得如果把独联体与上海合作组织做一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有意思的结论：(1)从多边主义的结构性角度来分析，独联体是以俄罗斯为主导的区域合作组织，而上海合作组织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二元核心的多边机制，因而如何协调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核心国的立场与利益是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2)从独联体十多年的一体化进程来看，很长时间内它的主要精力是解决“是独还是联”的问题，也就是说，独联体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解体的遗产，是苏联留下的历史联系将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牵扯在一起的，它是以承认原苏联曾经存在一体化为前提，对苏联后经济、军事和政治空间进行修复和重建的过程。只是在近年来，俄罗斯放弃了“全盘一体化”的思想，根据成员国的不同情况、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内推行“多速一体化”的政策，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次地区一体化呈现出超越独联体集体合作的发展势头。上海合作组织则与其不同，它是各成员国共同利益汇集的结果，从目前看来，它的向心力远远超过它的离心力。
沈：欧盟是一个机构健全、权力集中、拥有立法与行政并完全独立的超国家区域性组织，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它是最成功的一个区域合作成果。从功能上说，它从单一经济合作，即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六国的煤钢联营，发展到多领域的经济合作，并于1965年4月成立“欧洲共同体”。此后，欧共体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了共同农业政策，建立了共同的货币体系、科技共同体，并建立起统一的欧洲大市场，实现了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特别是上世纪末统一货币和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使欧洲的经济一体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欧洲的区域经济合作为各成员国提供了共同发展的机会。从整合程度看，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欧洲已在经济上形成一个整体，同时也带来了政治上某种程度的联合。1991年12月，欧洲理事会《欧洲联盟条约》也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欧洲的联合不再限于经济方面，而是要进入以政治联合为重要目标的新阶段。《马约》将欧共体成员国在外交事务上的合作机制升格为实行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从成员来看，欧盟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经过5次扩充，目前已经成为一个拥有25个成员国的庞大组织。而且，它还将继续向东、向南扩展。此外，欧盟也积极与其他地区的国家展开跨区域合作，比如与北非国家的跨地中海合作、与拉美国家的合作等等。
何：小沈是否觉得上海合作组织今后会采用欧盟模式？
沈：欧盟模式是否适用于上海合作组织，现在尚难下结论，但我认为，它至少是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可以选择的模式之一。目前的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有许多不同：(1)欧盟是完全以地区一体化为目标的国际合作组织。从二战结束以后，在“大欧洲”思想的昭示下，欧洲人就开始设计未来“全欧大厦”的蓝图了。从最初的“煤钢联营”到后来的欧洲共同体再到今日的欧盟，欧洲一体化走过的每一步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我个人认为，直到目前为止，上海合作组织还没有确立自身发展的长远目标，是像欧盟一样最终实现区域经济乃至政治一体化，还是像APEC一样作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论坛？尽管这一问题不是十分的迫切，还有时间加以论证，并逐渐得出解决方案，但我觉得最起码应该从学理的层面来探讨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合作模式。(2)欧盟是从贸易、经济、货币的一体化逐步向政治、外交一体化发展的。但直到目前为主，欧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还是在经济领域。尽管欧盟设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代表，但欧洲的安全问题更多的还是由北约来决定的。而上海合作组织有着自身的特点，它是集处理地区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文明对话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因此，如何处理不同问题领域之间的关系是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3)欧盟的一体化过程经过了一个权力让渡过程，无论是共同农业政策、共同移民政策还是共同货币政策，欧盟成员的一些国家主权是让渡给了欧盟的一体化机构的。那么，上海合作组织是否准备做到这一点，如果是的话，准备按怎样的步骤与方式实现主权的让渡和一体化机构的建立？这些都是首先需要从思想和理论上解决的问题。
尚：思考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模式，应当考虑到它所在地区的特色。我觉得亚洲的区域合作，尤其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多边合作，成效最好、影响最大的，一个是与中亚和俄罗斯之间的SCO，还有一个就是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10+3（东盟＋中日韩）、东盟地区论坛(ARF)等合作机制。中国西向与南向合作的最大不同处在于，前者是通过包罗万象的SCO进行，合作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后者则是通过10+3和ARF等不同的机制分头进行，合作内容各有侧重。两种作法，分别适应了中亚和东南亚的不同情况。中亚各国的文化同质性程度较高，参与合作的中、俄两国的政治互信关系相对成熟，因此有条件在单一框架下进行多方面的合作。东南亚各国的文化差异较大，参与合作的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迟迟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因此只能通过成员国范围有所差异、合作内容也大不相同的多个框架，进行多方面的尝试。从这个意义来看，SCO的发展前景仍很广阔，虽然其目前势头不像10+3和ARF那样强劲。
许：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之间政治经济体制不尽相同，历史文化背景差异明显，发展水平差距也很大。上海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积极倡导并实践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以大小国家共同倡导、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并以开放的态度开展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比如，上海合作组织的代表先后出席了2003年3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反恐委员会特别会议，4月在维也纳举行的欧安组织对话伙伴会议，7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第五次高级会议，9月在里斯本举行的欧安组织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会议。鉴于中亚地区纷繁复杂的力量结合与战略形势，我觉得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再搞“多速一体化”是行不通的，成员国之间在不同的问题上可以有利益分歧与立场差异，但如果因此而排斥个别成员国或者“另立山头”，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将是沉重的打击。因此在某些政策操作中，不要贪图速度，而是要用更多的智慧和耐心来寻找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平衡与立场一致，这样才能在相互交往的“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增强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使它们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
区域合作的“关系学”
何：上海合作组织诞生和发展的地区恰好是当今世界多种地缘政治元素影响的交叉区域。当今国际政治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同步推进，造成了大国地缘博弈中心泛化现象，原在冷战时期处于冷点的一些边缘地区，在新的世纪里竟成为令世人瞩目的焦点，尤其是在“9·11事件”爆发后，反恐成为国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主题，于是南亚、中亚、外高加索等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目前，有关大国及大国集团都在向以中亚为中心的欧亚地区积极施加影响，而体现这些影响的恰恰也是双边的和多边的区域合作方式。同时，中亚等地区国家在脱离前苏联地缘政治基座后，为避免在国际社会中被边缘化的危险大多采取了多边平衡的务实外交，有意吸引大国势力进入和存在，使欧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呈现出多领域、多背景、多伙伴、多对手的特点。如今已经在欧亚地区出现的国际或区域合作机制，有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合作空间、中亚合作组织、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操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等等，不一而足。上海合作组织与这些国际机构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所受的影响也是多种多样的，它要想顺利发展，就需要处理好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发展。
许：中亚地区其他国际合作组织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是挑战，有地区影响力的大国起主导作用的区域合作机制以其强大实力，对新生的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合作有效性形成竞争；二是互动，多种国际合作机制的出现打破了欧亚地区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多元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因素涌进同一区域合作空间，为上海合作组织在广泛领域中实现合作拓展出更多更大的可能性，同时作为一种竞争环境和氛围，也将促使上海合作组织在更加现实、更加具体的领域中探索务实有效的合作道路。
沈：我理解许涛所说的有地区影响力的大国是美国、俄罗斯、中国、伊朗、土耳其等，其中最突出的恐怕就是美国。目前这些国家的影响力都已进入中亚，其相互关系的发展走向是相互抵触还是互补，是竞争还是合作，都将不同程度地影响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冷战后大国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既是战略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的特殊关系。具体到中亚地区，就是：反恐成为中、美、俄面临的首要任务，也是三国最根本的共同利益之所在。通过共同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和促进该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共同对付该地区的恐怖主义问题和政治动荡，为建立一个更加安全和繁荣的中亚地区进行合作，将为所有各方带来长期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各种力量又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影响力。以美国为例，地缘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考虑，美对中亚的战略目标主要是：通过加强政治影响、经济援助和军事渗透，(1)促进这一地区国家的民主化和市场经济改革，获取巨大的商品市场和利润，特别是控制本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2)防范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周边国家对中亚地区影响力的加强，尤其是防止俄罗斯在中亚再度形成势力范围；(3)打击恐怖主义，将中亚作为对阿富汗采取行动的基地，并阻止中亚激进伊斯兰势力威胁地区安全。因此，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态度有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它由最初的观望和猜疑转为欢迎和考虑接触。起初，美国内确实有人把它看成是“中俄联合的舞台”，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中俄联合＝反美”，甚至有人贬低该组织，认为“9·11”后美国在中亚腹地实现军事存在，使上海合作组织变得更加无足轻重，而且可能会诱使中亚国家远离莫斯科和北京，导致该组织瓦解。美国官方对上海合作组织基本上持谨慎对待、密切观察的态度。一方面，它认为该组织仍存在许多障碍，包括财力不足、观点不同、外交僵化等，其中一个重大障碍是内部的竞争。另一方面，它又有一定的戒备和担忧，比如该组织与其在中亚的共存会不会有冲突？其利益会不会受影响？等等。一些决策者担心更加强大和制度化的上海合作组织将阻碍美国参与中亚国家的决策进程。但总的看，美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地区打击跨国恐怖暴力威胁，保护地区安全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是欢迎的，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全球反恐目标。美国的某些政治家也认识到，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不一定就是美国的损失，尤其因为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在该地区享有同样的基本利益——地区安全与稳定。因此，美国政府目前不仅支持上海合作组织扩大功能，并尝试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接触，甚至希望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其中。
面对美国在中亚的强势存在，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来说，最关键的恐怕一是能否发挥应有的安全作用？二是中亚国家会否产生离心倾向，尤其是与美国关系最密切的乌兹别克斯坦？三是与美国除了安全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会否发生冲突？
冯：在中亚除了美国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西方因素，那就是北约。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北约的影响就已渗入中亚。1994年1月，北约推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旨在促进北约国家和新的民主国家（包括新独立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并帮助那些有兴趣加入北约的国家获得正式的成员国资格。这事实上是北约东扩的铺垫。中亚国家大多参加了这一计划，并在该计划框架内组建了维和部队——中亚维和营。自1997年起，北约每年在中亚举行一次军事演习。“9·11”之前，北约对外政策的重点主要放在中东欧和外高地区，中亚还没有被纳入其东进的范围。但随着国际反恐形势的进一步复杂化，北约的战略重点也在向中亚倾斜。去年7月，北约秘书长罗伯逊对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正式访问，特别指出：“四五年前，中亚在全球安全版图上所占据的地位还十分渺小，如今中亚已成为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关键地区。中亚的不稳定直接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并且威胁著北约成员国的安全。因此北约把加强同中亚国家的合作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来做。”北约与中亚的合作也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提出愿在维和行动、反恐斗争、消除自然灾害以及发展科技等方面向中亚国家提供帮助。去年5月，北约在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费尔干纳谷地同有关国家举行了防止和处理紧急情况的准军事演习。从目前情况看，通过反恐战争与美国结成“深厚友谊”的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不但允许美军驻留，而且也并没有拒绝在“适当时候”加入北约。事实上，由于西欧国家在中亚和高加索事务上不如美国和土耳其热心，因此也存在美土两国的中亚和高加索政策影响并主导北约中亚和高加索战略的现象。
尚：还有一些国家，尽管它们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没有多大影响，却与中亚地区的形势变化具有密切关系，如蒙古、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也应当把它们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进行一下简略的分析。蒙古目前虽不存在“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但在军事安全方面，客观地说，它确实需要俄、中两国的共同保障；在经济发展方面，也需要中、俄及中亚诸国的共同协作。土库曼斯坦是严格意义上的中亚国家，但因其主张中立，在重要的区域组织中仍处于游离状态，然而，从发展的眼光看，这种状况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阿富汗的地理定位比较特殊，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长期以来没有把它划定在西亚、南亚和中亚等任何一个区域范畴内，但三个区域范畴又都可以把它包括进来。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被打散而没有被消灭，使得阿富汗在中亚地区反对三股恶势力的战略与战术方面都占有比“9·11”之前更重要的位置，是SCO在安全合作议题上绝对不能忽视的国家。
伊朗作为直接毗连中亚的伊斯兰大国，与中亚国家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等联系都相当密切，对很多国际事务（特别是中东事务）抱持相对超然而独立的态度。它如果能加入SCO，一方面可使这一区域组织增加一支重要的合作力量，另一方面，又不致使相关成员国卷入日益复杂的阿以冲突和阿拉伯世界内部事务。巴基斯坦与中国和阿富汗接壤，它对阿富汗问题的影响至关重要，即使不考虑文化、经济等因素，单从SCO的安全合作需求看，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至于印度，我不否认它作为一个大国在中亚有其文化影响力，也有其地缘战略考虑；但这种文化影响主要来源于几百年之前的莫卧儿王朝，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这种影响虽然不至于烟消云散，但已经非常微弱；这种地缘战略考虑，从现有条件看，充其量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缺乏互利互益的可操作性。
沈：我不太认同小尚关于印度对中亚影响力的评价。近来国际媒体多次透露，印度已经在塔吉克斯坦境内邻近阿富汗的法克尔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基地，据说其功能是向阿富汗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印度飞机提供地面服务。但据英国《简氏周刊》2003年9月的一份报告分析，印度在塔吉克斯坦建立军事基地是其期望加入到新一轮大国逐鹿中亚“大棋局”的重要标志，考虑上海合作组织的今后发展不能忽视印度因素。
许：亚洲地区还有一个需要与上海合作组织进行一下比较的国际论坛，即“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它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1992年10月在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的。纳扎尔巴耶夫倡议建立一个全亚洲范围的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通过促进各国间的对话与协商，消弥相互间的误解、对立和冲突，保障地区的稳定与安宁，进而促进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这个设想中的全亚洲安全合作组织代表了中亚国家对全亚洲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关注态度和参与精神，这对亚洲地区形成广泛意义上的对话、协商、协作框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与上海合作组织有着并行不悖的作用。同时，上海合作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也都是“亚信会议”的积极参与者。从现实的角度考虑，由于亚洲地区面临矛盾、问题、困难比较集中，全面启动这一宏大的合作构想，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上海合作组织在务实方向上的深入发展，不仅将是对“亚信会议”构想实现的推动，而且也是对同类区域合作发展模式的重要启迪。
何：中亚地区还有些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而经济合作将是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重要取向，这里就有个它如何处理与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关系的问题。
冯：我认为，这首先是上海合作组织如何与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协调或者竞争的问题。目前在中亚，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五花八门，有以俄罗斯为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俄哈乌白共同经济空间，有中亚国家自己建立的中亚合作组织，还有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等等。从理论上看来，这些同时存在的组织势必分散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注意力。而从实践上看，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与实施速度与欧亚经济共同体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2000年俄白哈吉塔五国签署的《关于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条约》就提出在2004年建立自由贸易区和统一的经济空间。目前，该区域的一体化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目前已统一了60%的商品关税，实现了统一的增值税和统一的协调铁路运价，成员国的合作水平已大大超过上海合作组织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阶段，因而俄、哈、吉、塔等国认为欧亚经济共同体已处于更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阶段，对中方提出的贸易投资便利化认为是“以高就低”。因此，如何合理的规定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与速度、如何协调与现有区域合作组织的关系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在这里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把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目标、速度与现实与其他组织的情况进行对比，找出差距、突出特色。
尚：我原则上同意大家的分析，但个人觉得也要考虑到这样一种因素，即SCO秉承“不排外”的原则，区域合作虽然也需要区外国家和区外国际组织在某种程度上的参与，但是，区域合作主要是区内国家之间的合作，区外国家可以提供的协助毕竟有限，SCO与区外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最起码从现有条件看）也只能是礼仪性的。从逻辑角度看，外延的扩展也就意味着内涵的减少。因此，SCO在近中期内应该埋头于自身机制的完善，落实既定合作项目，夯实合作基础，为其巩固力量和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沈：我倒是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完善自身机构建设与对外联系，包括吸纳观察员国家、加强与区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联系等，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恐怕还是并重的，因为两者之间能够相辅相成、互相促进。鉴于该地区局势的复杂性，能否处理好内部建设与外部力量的联系之间的关系，也是上海合作组织能否继续发展壮大的一个关键因素。
SCO：国际舞台新角色
何：以上大家的讨论很深入。最后，希望大家围绕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前景及其未来在推动地区稳定和发展上能扮演何种角色谈谈各自的看法。
许：我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展示新安全观的作用。在两极格局消失后的十多年里，确立新安全观和新型国家关系的尝试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冷战时期传统的对抗安全观遗留下来的影响仍然十分强大，尤其是基于两极格局不对称的解体，更加助长了单边主义对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推出的新型地区安全合作与地区经济合作模式在经历了“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后，不仅各成员国继续推动这一区域合作机制发展的热情仍在提高，而且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关注也在增加，这说明上海合作组织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内核的新安全观正得到国际社会更多成员的认同。只要上海合作组织能够健康发展，它所取得的任何一项成果都将是对新安全观的最好诠释和示范。
沈：上海合作组织对如何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探索必将引起世界的瞩目。冷战结束后，各国领导人和政治家们都在孜孜探索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应当构建在何种国家关系基础之上。在“上海五国”时期，始于共同利益驱动，中、俄、哈、吉、塔五国通过协商、合作解决了冷战遗产的束缚，同时也在建立新型国家关系上迈出了一大步。“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近八年的探索历程正越来越有说服力地证明着这样一种理念，即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实力、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度之间能够为了各自的安宁和发展建立起平等、和谐、信任、互利的国家间关系。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有力促进了区域合作的发展。目前，这一睦邻的国家关系原则正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巩固和深化区域合作的强力粘合剂。
尚：有学者认为，SCO可以成为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对话与合作的样板，从而以强有力的事实反驳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这种观点有其道理。在亨廷顿所归纳的当代八种文明型态（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中，SCO成员国就包括了三种（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SCO要发展就应当也必须摸索出一种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次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系统阐发唯物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他们以“生产力之间的交往”来描述亨廷顿所说的“文明间关系”，认为“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自己创造出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当今世界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脱离国家实力和国家主权等相对实在的要素而孤立地理解“文明间的关系”。具体到SCO来说，成员国之间正在持续发展的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它们本身就是不同文明间交往的重要内容，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实现文明间的实质性对话，只有这种对话才是有意义的对话。
冯：我觉得上海合作组织今后如何探索出一个具有内在生命力并能在欧亚大陆腹地切实推动区域合作、维护地区安全的区域合作模式将是一部重头戏。今天大家讨论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应成为安全合作、经济合作、文明对话平衡发展、并行不悖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通过安全合作为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文明共生提供稳定的环境，通过经济合作消除地区紧张局势和新威胁产生的根源，通过文明对话为成员国安全与经济合作提供互信的平台。我觉得这正是上海合作组织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上海合作组织不同于其他众多的国际组织的地方。
何：通过大家的讨论，我们对塔什干峰会的意义、上海合作组织应推动建立何种区域合作模式、今后应当处理好的几对关系及该组织未来将担任的新角色有了更多的共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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