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近代论文,学者论文,国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毛泽东的成长经历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到，毛泽东及其思想不仅仅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其中还蕴藏着西方文化的精华。国外学者从这一分析理路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思想史的背景下考察了毛泽东及其思想，试图通过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与西方近代思潮的比较研究，来呈现近代西方思潮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一、青年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
20世纪初的中国，外国势力侵入，随之而来的是众多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青年毛泽东也在寻求救国、探求真理的道路，不自觉地会接触到西方众多思想学说，也曾经一度信奉过某些“主义”。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①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近代西方思潮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形成了重要影响。
1.国外学者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
在国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脉络中，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是近代西方思潮中代表性的观点之一，因而受到他们的重点关注。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毛泽东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无论在毛泽东早年或晚年的思想中都渗透着浓厚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色彩。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史华慈在他的文章《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指出：“毛泽东对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都有反应，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和严复翻译、传播了大量西方著作，他们尤其看重个性，同时也看到了民族的弱点，认为中国文化不能在个人的知识、肉体和情感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儒家认为应当关心个人的道德修养，压制外来的不洁之物。现代西方认为，解放个人的能力有利于国家和社会。”②同时，史华慈认为，毛泽东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受其恩师杨昌济的影响更大些。而杨昌济受康德和英国理想主义者格林的启发，强调一种新的普罗米修斯个人观，认为个人的动机应该产生于更深刻的情感和对更大的社会整体的服从。
与此相同，魏斐德也认为，格林的“新黑格尔主义的自由观”，主要强调个人的“自我发展”，而这一思想影响了杨昌济。“我们应该把格林的自我实现的观念同一种社会责任感的学说结合起来，而且，像王阳明那样，为发展自我而发展世界。”魏斐德委婉地说，“尽管这点与毛泽东主义非常相似，但我不能肯定地说出毛泽东在长沙学习时期对格林哲学的吸收程度。”但是，从格林那里得到的不仅是对“意志”的热情赞扬，也不仅是卢梭的“市民社会”，而是把“政治社会”描述成“个人实现”的工具，国家复兴了，就会促进“个人自由”，没有“全体的自由”就没有“个人自由”。③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读了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因此，魏斐德认为毛泽东当时所相信的是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他的唯心主义，“正是德国的唯心主义第一次使毛泽东相信意志不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本能，利己主义不仅仅是自私。相反，意志却是自由的、理性的和普遍的。”④由于《伦理学原理》有多处地方赞扬个人意志，因此毛泽东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些是受了泡尔生的启发，“泡尔生提供给毛泽东的是一种对意志高于理智的理论证明。社会是由个人意志力量决定的。当纯粹的自我以这种方式获得自由时，毛泽东发现，自我虽仍从属于自然，但却不取决于自然。”⑤在这一问题上，日本毛泽东研究专家近藤邦康与魏斐德的观点相似。近藤邦康指出，“精神的个人主义”是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主要原则，“人生的目的即至善，即具足之生活。”毛泽东对此非常赞成，并且“比泡尔生更彻底地坚持这个原则”。⑥因为，近代西方的原子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出发导向“利他主义”，以图调和两者，而毛泽东将杨昌济的“以民为主”的思想包含于他的“以吾为主”之中，并继承了“有公共新之个人主义”，转变为更加彻底的个人主义。⑦此外，有些国外学者还指出，陈独秀以及由他创办的《新青年》是毛泽东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影响的“中介”。陈独秀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由他创办的《新青年》在当时的中国影响特别大，其中有很多是中国知识分子介绍国外自由主义的文章。毛泽东也不例外。魏斐德说道：“毛泽东读过每一期《新青年》，他甚至把主编陈独秀的部分文章抄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陈独秀的一篇文章也许促成了毛泽东发表第一篇著作《体育之研究》，它主张中国人民训练自己天生的体质和体力。”⑧
国外学者指出毛泽东所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早年所作的两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和《民众大联合》。其中史华慈就认为，毛泽东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影响特别表现在“其公开发表的处女作《体育之研究》中，对此作了生动的论述”。这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所不同的是，“它并不一定相信个人价值的无限性，它认为个人应为集体的目标献身，为思想或言论自由提供支持。”⑨施拉姆也指出《民众大联合》一文是毛泽东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而写成的一篇文章，“如果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一文有看得见的哲学倾向，那它一定既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克鲁泡特金的，而是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他们当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嗣同，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⑩可以说，国外学者论述毛泽东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影响是由于毛泽东早年的多种“知识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
2.国外学者论实用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受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也是国外学者探讨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在国外学者看来，“实用主义”是可以概括毛泽东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的重要概念之一，毛泽东受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胡适的实用主义。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追忆往事时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的楷模。”(11)胡适在美国从事研究期间最初接触到实用主义思潮，他借鉴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主要人物有皮尔斯、詹姆士、杜威)，并试图把这一思想融入中国的传统思想中。
持这一观点的是美国学者约翰·布莱恩·斯塔尔，他在《论实用主义思想的可能性：约翰·杜威和毛泽东的认识论原则》一文中，详尽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同约翰·杜威及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间的关系。斯塔尔指出，毛泽东的见解具有把“实用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融合起来的特点，“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是实用方法主义是不够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试图通过对实用主义者和幻想家这两种方法实行一种新的综合。”(12)在他看来，毛泽东的认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认识论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和杜威一样，毛(毛泽东)也认为思想观点是从实践经验中产生的，并反过来影响实践经验。”“他们两人都把世界看成是一系列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需要理论与行动。”“这种相似性对毛泽东来说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实用主义者。”(13)通过对毛泽东与实用主义的全面考察，斯塔尔断言毛泽东一生都在坚持实用主义，“马尔库塞曾经和我讨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他这样评论《实践论》：‘其中，杜威多于马克思’”。(14)
斯塔尔的这一观点得到施拉姆的认同。施拉姆断言，毛泽东自从1919年对实用主义持赞成态度以来，这种态度几乎一直保持到他的生命结束。胡适对毛泽东的思想有重大影响，“毛泽东在为《湘江评论》第一期写的社论中，在列举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在各种不同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后接着说：‘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15)此外，魏斐德指出，毛泽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对毛泽东来说，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武器”。(16)
3.国外学者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
近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经过康有为和严复等思想家介绍到中国，这一学说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影响甚大。毛泽东也深受影响，这是必然的。毛泽东在同斯诺回忆其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期间讲到：“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17)
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的进化论思想主要来源于严复翻译的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著作。魏斐德认为，毛泽东主要从严复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学到证实进化的客观的普遍科学规律。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合，“毛泽东似乎能够把如下两种传统的精华结合起来：即把诸种宇宙力统一的传统文化观念同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马克思的决定论的西方观念结合起来。”(18)另外，还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受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主要根据毛泽东的斗争学说。通过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考察，史华慈指出，“毛泽东当时也具有这种令人激动的观点，即把斗争和分裂看成文化发展的积极推动力。”“这种思想吸引了对于经济解放相当敏感的毛泽东，因为他们认为，就个体而言，提倡个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将与传统的经济相融合；就整体而言，追求国家间的超越，隐喻着一种团体冲突。”(19)
同样，魏斐德也认为毛泽东的进化论思想主要表现在其斗争哲学思想。毛泽东鼓励人对大自然的斗争，“大自然在其阻碍人类进步的地方是不友好的”，“同自然作斗争而不是反对自然”。(20)不仅仅如此，人与人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斗争。
4.国外学者论无政府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
西方无政府主义也是国外学者考察早年毛泽东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通过考察毛泽东的思想及其来源，史华慈在《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一文中指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西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西方无政府主义号召人民推翻一切权威，认为应当解放民众的力量，并通过历史的运动适当地加以引导。而毛泽东当时也具有这种激进的思想，只是当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才澄清自身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21)有学者认为，毛泽东1919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表明毛泽东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施拉姆就是具中主要的代表，他认为毛泽东这个时候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已经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22)同样，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也怀疑毛泽东当时的立场，从《民众大联合》一文中所引申出来的问题是，“毛泽东在当时是否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无论如何，更倾向于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非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讲到，1918年他待在北京时曾讨论过无政府主义。”(23)沃马克认为，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并不怀有敌意，因为“这样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原则，比如群众路线、国际主义以及善待改造后的反动派，都大致与他在文章中列举的无政府主义的美德相符。”不过，毛泽东等早期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又不是完全相同的，“他们赞赏它对现存社会的拒斥和它的公社理想，但是又认为它作为一项政治运动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一直到毛泽东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渐渐脱离无政府主义。“由于不满于早期更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期待，再加上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意识形态的重心已经转向了马克思主义。”(24)
5.国外学者论俄国民粹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
在国外学者那里，“民粹主义”通常被看成是概括毛泽东政治思想特色的重要概念。一些国外学者在考察晚年毛泽东时，发现毛泽东的一些观点和行为带有类似于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子，于是把研究视野向前推，一直追溯到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认为毛泽东在早年受到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晚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得到显现。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明确提出了毛泽东与俄国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民粹主义的影响成为毛泽东主义结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5)“毛泽东并不单单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民粹主义者，正如他不单单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但民粹主义的观念确实深深地影响了他吸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26)迈斯纳的这一观点得到国内外相当多学者的认同，使得“民粹主义”这一概念被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学者广泛运用，如施拉姆、莱文、沃马克、史华慈等等，他们中有的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民粹主义+道德主义+斗争哲学”；有的认为毛泽东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执着地追求民粹主义，是在一个七亿人口大国里进行一场民粹主义的大实验，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此外，日本一些学者也认为毛泽东存在民粹主义倾向，如永野英身指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俄国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作为他终生不变的思想上的潜流在持续不断地流动着”。(27)
迈斯纳认为，在中国，一个真正的民粹主义冲动多少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介绍和传播同时出现和发展的。而它不像在俄国，民粹主义逐渐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取代，民粹主义逐渐趋向于被马克思主义取代，民粹主义思想和民粹主义运动最终为列宁主义所抑制，中国的民粹主义冲动继续存在下来。当然毛泽东并没有读过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他受俄国民粹主义影响是通过李大钊，“民粹主义式的信念曾对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中国国情产生了影响。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里，这种信念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够明确，但影响并不小。”(28)相比较迈斯纳，施拉姆则更直接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毛泽东的上司李大钊早已开始产生农民重要并具有精神上的优越性的思想，其见解与俄国民粹派并无不同。”尽管毛泽东当时对农民并不特别关心，是一个广义上的民粹主义者。但是他和李大钊是一样的，“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统一体，而且是一个强大的进步力量。”另外，“他们不但把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当作反帝宣传的旗帜，而且认为它们本身就值得重视”。(29)
二、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的“对话”
国外学者在研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的毛泽东时，通过对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的考察，同样也指出毛泽东的部分理论与近代西方思潮中某些典型的思想家的学说产生了“共鸣”，如卢梭、萨特、韦伯以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虽然没有任何历史史实证明毛泽东曾经受到这些思想家影响，但是他们在实践中拥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因而，他们与毛泽东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相互对话。
1.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卢梭
国外一些学者在深入探讨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深层理路时，发现可以通过把毛泽东与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作比较加以研究，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卢梭当年相似。正如史华慈在《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直接动因，虽不能排除政治上层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在深层理论的角度上，更应当被看作是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以卢梭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取向”和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工程主义取向”之间理论冲突的持续反映。因此，无须通过对话，毛泽东就成为“卢梭式问题意识”的思想承担者。史华慈指出，卢梭在这里的重要性表现在，“他为极普通的倾向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的解说，不需要与伟大的思想家本人直接接触，这些倾向可以自行其路。对于毛来说，一个能够确实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自身，就已经成了我们所提及的这个思想体系的承担者。”(30)
同时，在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所阐述的毛泽东早年的“知识环境”中，卢梭也是其重点考察的对象。魏斐德把毛泽东受卢梭的影响追溯到青年毛泽东时代的一些伟大的受卢梭等西方影响的思想家中，通过对他们的思想的探索来寻找毛泽东受卢梭影响的程度。比如说，他认为，毛泽东就是通过阅读梁启超在当时的流行杂志《新民丛报》上对社会契约的评论而首先受到卢梭影响的。(31)在他看来，毛泽东那一代人在接受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时候，主要是把个人的自由等同于国家的主权，因为当时“个人还是受整个政治上认可的社会关系网的制约，而不是单单受社会或政体的制约”，(32)他们希望发现一个新的政治社会，以便把他们从旧的政治社会中解放出来。魏斐德还指出，明清学者顾炎武的儒家道德思想与卢梭式的“公意”学说存在一致性，顾炎武的《日知录》等著作影响了20世纪初期的青年民族主义者，毛泽东深受他的影响。如果可以使清议对朝廷任命官员起指导作用，那么正直或德的程度就必然取决于民众了，也就是卢梭所说的“主权在民”的思想。顾炎武也和卢梭一样，需要有一个代表“公意”的人来治理国家，“顾炎武承认人民的确有他们自己的德，但那是‘小德’，需要统治者的大德来加以表达”。(33)
此外，法国学者贝乐登·菲尔兹在分析“法国毛主义”思想来源时也指出，毛泽东与卢梭思想的相同点是法国毛主义者接受“毛泽东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毛泽东在对待组织利益和大众利益的问题上不明确，这与卢梭的见解十分相似。另外，卢梭的“行政的结构应该从群众中找到方向，应该向他们负责”的观点，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相类似，“群众应该向党学习，这是列宁的模式，到了毛泽东那里，这一模式就被改变为党应该向群众学习，对群众负责”。(34)
2.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萨特、韦伯
为了考察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内涵，有些国外学者还把毛泽东与法国哲学家萨特、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作比较，以寻找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特色。正如斯塔尔在《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一书所说的，毛泽东与萨特“在有关组织与个人实践的关系问题关系上所得出的结论却是极为相倾的”。斯塔尔还进一步指出这一比较的意义，“因为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阐明使他得出结论的推理线索，即像萨特那样认为组织以齐心协力开始，以阻止任何行动的发生即告终。”(35)因此，只有通过毛泽东与萨特的比较才能理解毛泽东及其政治思想。另外，通过对萨特的革命政党组织特征的分析，斯塔尔认为毛泽东最具有革命政党组织特征属于萨特关于“群集”和“集团”的政治范畴。最后，斯塔尔甚至还断言，毛泽东晚年所表现的对组织的不信任，至少有一部分是基于他与萨特共同的理解，虽然他获得这种理解的途径与萨特不尽相同，“即组织的结构和运作会侵蚀那种真正的创造性的自由，而权力应当容许这种自由存在”。(36)
韦伯的政治组织理论也是西方政治学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说之一。斯塔尔从韦伯的理性一立法的科层组织理想型的五个要素展开，重点考察了毛泽东与韦伯政治组织理论的联系和区别。在谈到韦伯的理想型的每一个要素时，斯塔尔相应引述了毛泽东对组织的有关方面所作的论述，并把两者加以比较研究。韦伯的组织理想型的五个要素分别为：“分工、组织的等级结构、常规化趋向、官员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和科层组织力争实现的高效运作的目标”(37)。第一，韦伯认为明确的分工使组织有可能在每个特定岗位上只雇用专业技术人员，并使每个人有可能负起有效履行其职责的责任。而与韦伯相反，毛泽东要求的是一般化的品质，不是专家型的品质。(38)第二，在韦伯看来，科层组织的第二个方面是把下级和上级相互联系起来的等级结构。而毛泽东则认为权威可以同组织分离，处理组织等级结构的方法是群众路线。第三，韦伯认为科层组织的运行受一种常规化的规则体系的支配。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他更多的是考虑如何限制那些过分常规化的规章制度。第四，韦伯所指认的理想的职员按照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精神。而毛泽东认为必须加以控制，不能放任自流。第五，韦伯认为纯粹的行政组织的科层制的模式能获得有效运行，而毛泽东并不把组织的效率看成是首要的目标。(39)可以看到，斯塔尔以萨特、韦伯的政治哲学体系和模式为参照系，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
3.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是同时代产生的，似乎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是多余的。但是，把毛泽东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联系起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及其思想。美国学者诺曼·莱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称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毛泽东的思想或思路有着惊人的相似。(40)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倾向于人本主义，重点强调“历史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批判第二国际的“自然本体论”、“经济决定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以及斯大林的机械决定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样的矛盾运动机制中，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与此类似，毛泽东的著作《矛盾论》中也同样强调辩证法的革命精神，强调非经济因素的能动性作用。
与莱文一样，魏斐德更加详细的对比了毛泽东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的思想异同。他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卢卡奇的“列宁”、葛兰西的“神话君主”和毛泽东本人对于实现他们的“自由王国”都是必需的。在论述毛泽东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的同时，魏斐德还论述他们之间的区别，以便更好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他说，卢卡奇强调“社会化”或“非自然化”的重要性，强调生产的意义在于解放人类。而毛泽东却似乎更注重自然观同社会化的统一，因为“人群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力”。而且，毛泽东更多的是看到了个人的实现是在社会中，而不仅仅是把自己同社会结合到一起。由于这两方面原因，他更看重的是群众，而不是一个或若干个精英。(41)
另外，魏斐德还发现，毛泽东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个区别在于对实践问题的看法不同。魏斐德指出，虽然阿尔都塞赞赏毛泽东的实践观没有混淆“经典历史学家分析过去的理论实践，和革命领袖反思现在、反思成就之必然性的实践”。但毛泽东也同时陷入了实践观的极端，即经验主义和救世主义。不过，这也是毛泽东成为伟大的革命家的原因，“因为毛泽东大胆地否定那些既定的知识的实在性：并不惜‘冒风险’把他的命题交给真正的理论实践去检验，来寻求‘正确的’认识。”(42)
三、简要的分析和评价
毛泽东是作为五四时期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显然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他曾经阅读过一些国外学者的著作，对某些思想还产生过信奉。24岁的毛泽东到北京之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以后终身信奉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他的思想领域中就只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层的、藏匿的、异常复杂的，一旦接受，根深蒂固，是很难像洗去身上的污垢那样很容易洗去它的。”(43)确切地说，在毛泽东的一生中，近代西方思潮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是影响着他，不过毛泽东并没有沉浸在这些学说中。恰恰相反，毛泽东所受的这种影响更多的是正面的，他更多地把西方思想改造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思想和话语。这就是说，毛泽东对近代西方思想家的思想多是批判性的接收，即所谓的“吸取其精华，剔出其糟粕”。就像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44)所以，欢迎新思潮，学习新思想、新文化，毛泽东认为是改造中国文化之需要，“外观世界之潮流，内省自身之缺陷，勉负职责，振起朝气。”(45)因此，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的比较研究是有意义的。
1.国外学者把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作比较研究，深化和拓展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我们要学习和借鉴这些研究方法和角度，但是某些观点要认真分析和对待。
比较研究方法是国外毛泽东研究中比较普遍的方法。一般而言，在探讨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上，把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较的比较多，而忽略了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的关系。国外学者把毛泽东与近代西方的各种思潮相比较，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有利于拓展和深化毛泽东研究。应当说，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来源于西方近代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其实都是在强调西方学说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影响。正如有些国内学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思想”。(46)所不同的是，两者的出发点和服务对象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因而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和批判精神，与当时西方主流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相违背，所以也称为“异质思想”。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异质思想，不论是从理论根源上还是从实践根源上，它都是来源于西方。马克思著作中大量涉及西方的文化、哲学、历史等，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最先进、最科学的学说。设想一下，倘若没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等多方面的修养，毛泽东能读懂马克思的著作吗？他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吗？产生这些误解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国外学者没有真正把握和理解“毛泽东时代”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历史进程本身就存在偶然性，很多发生其中的问题很难用简单的话语诠释清楚。而作为置身于局外处在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中的国外学者，更加难以把握究竟。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过于苛求。比如，由于国外学者的习惯，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始终存在一种错误倾向：从思想史的角度，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轨迹和深层结构中挖掘出导致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内在逻辑。实际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国外学者没有亲身经历过，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因而不可能也不能完全了解毛泽东思想。正像斯塔尔本人后来意识到这种难以两全的缺陷，“脱离实践内容来探讨他理论上的结论，就有某种不合理性。历史地描述他的政治思想也许更接近于他关于理论与实践必然联系观点的本意。”(47)
其次，有些国外学者过度强调西方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而忽略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两大因素在毛泽东思想中的主导性作用，主要和西方学者的学术背景和对于中国文化不了解相关。事实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改造中西两种文化。对待中西文化，他自觉地采取了认真分析、研究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采取形式主义的做法，“所谓坏就是绝对地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地好，一切皆好。”他冷静地看待中西文化，指出它们都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48)当然，两者也各有其短，这就是说，两者都应当得到改造。
再者，部分学者夸大毛泽东受西方思潮的影响的程度，甚至断言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西方近代思想中的某些“主义”。如斯塔尔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在坚持实用主义；莫里斯·迈斯纳和永野英身认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民粹主义者。这种以偏概全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对这些观点，我们是要加以批评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不是毛泽东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去信奉别的“主义”，而是由于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所犯的错误。况且，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不是毛泽东一人的错误，它是当时整个中央领导集体的失误，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暗礁”。
2.国外学者把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作比较，启迪我们要用世界的眼光来看问题，要客观的对待中西文化，这对当代中国学者尤具有启示意义。
近代以来，中西冲突的根本是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又通常是一场大的政治冲突的先导。如何解决中国和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对矛盾，成了近代以来一切文化探索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的一生一直都处在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之中。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学习和批判中，形成了他的中西文化观，可以说，毛泽东及其思想是在近代长达百年的中西文化论战的广阔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既是对中西文化的批判和继承，又是科学的超越，蕴涵了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它超越了传统文化仅仅从治学方法和认识论角度所做的诠释，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是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有机统一。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近代西方思潮的实践理性也构成了一种有利于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的生长。此外，毛泽东的关于矛盾的统一性、斗争性的这一哲学命题，在新的层次上高度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精髓。总结20世纪的100年实践，“国粹主义”式的尊孔复古之路已经失败；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也证明是走不通的；只有主动选择，学习吸收，自我更新，既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又保持并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创造中国现代新文化之路。只有沿着这条道路，中国的前景是光明的，中国文化的前景也是光明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把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早已冲破了民族与地域的限制。我们作为跨世纪的学者，更应当具备世界意识、开放意识。
总之，国外学者把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进行比较，为国内学界的毛泽东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过去由于种种方面的原因，学术界在探讨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更多是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主要的来源出发，而忽略了西方近代思潮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应当认真消化国外学者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的成果，藉以深化国内的毛泽东思想研究。
注释：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40页。
②许纪霖、宋宏主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③④⑤⑧⑩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页，第173页，第211页，第172页，第12页。
⑥⑦近藤邦康：《毛泽东：革命者与建设者》，宋志勇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2页，第42-43页。
⑨许纪霖、宋宏主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
(11)(17)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第134页。
(12)(13)约翰·布莱恩·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第56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
(15)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16)(18)(20)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第53页，第52-55页。
(19)许纪霖、宋宏主编：《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21)萧延中：《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1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22)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23)(24)布兰特利·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霍伟岸，刘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第24-25页。
(25)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26)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组编译：《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28)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29)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3页。
(30)(32)(33)许纪霖、宋宏：《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第64页，第62页。
(31)梁启超：《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载《新民丛报》，第11期，第15-26页。
(34)许纪霖、宋宏：《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35)(36)(37)(38)(39)斯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曹志伟、王睛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第106页，第107页，第136页，第136-139页。
(40)具体参考尚庆飞：《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矛盾论〉的复调式解读——从〈辩证法的内部对话〉与〈保卫马克思〉的分歧谈起》，《现代哲学》2006年第4期。
(41)(42)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78页，第82页。
(43)(46)高玉：《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联系论》，《毛泽东思想研究》2001年第1期。
(44)(45)《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99页，第496页。
(47)新塔尔：《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曹志伟、王睛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48)《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74页。
标签：毛泽东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伦理学原理论文; 体育之研究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民粹主义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无政府主义论文; 新青年论文; 实用主义论文; 魏斐德论文; 个人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