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资多元化与资产的充分运用是地方院校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化与论文,院校论文,资产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国家将原部属院校相当比重下放地方，高校竞争正式拉开帷幕。地方院校要在愈来愈激烈的竞争中站住脚跟，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若没有优良的办学条件，缺乏相当的科研物资基础，不能给教职员工提供满意的福利待遇，无论如何建立内部管理激励机制，都无法形成学校整体的竞争力。在这种状况下，人才必然流失，科研创新欲振乏力，学校只能成为越来越低级的教学单位，由于功能单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参与有限，服务空间狭窄，共结局可想而知。
地方院校办学条件究竟如何呢？有资料显示，原36个部属院校281个高等学校中，办学困难的有127所，占学校总数的45%，勉强维持办学的有98所，占学校总数的32%，情况好的有64所，占学校总数的23%。由于历史原因，各省市教委所属的地方院校整体状况更差。据调查，有58.1%的年轻教师月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生活，只有4.3%的年轻教师感到生活“比较充裕”，而23.3%的年轻教师感到“难以养家糊口”，71%的年轻教师感到“勉强过得去”。不用说，地方院校教师工作生活水平与此相似。
省内某高校在99年大幅扩招学生后，师生比达到约1:16，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10，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16.7；生均固定资产原值不过1万元，其中，生均教室面积不及3平方米，生均实验设备2000元左右，生均藏书79册，生均宿舍4.5平方米。结果教学生活用地、用房、所用设施比较紧张，资源使用已近极限，教师几乎完全陷入教学重负之中。
另一方面，为拉动内需，推动西部大开发，高速扩招至少要维持几年，如今年国家教委给四川计划招生指标5.6万人，又较去年扩招30%。一个国家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高等教育由培养精英型过渡到大众教育型，因此，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按有关专家估计，仅2000年国家财政拨款占高教总需求总额约为60%，这还是比较乐观的估计。高校实行培养学生低于成本的收费制，毕竟可以形成一定改善条件，提高办学效益的资金来源。因此，地方院校在法律政策环境下如何行为以服务地方经济，解决资金紧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考察分析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高教体制运行的规律，对我们的课题研究应有借鉴意义。
一、对国外高教管理体制考察及启示
欧美日等国高等教育已发展到大众教育阶段，但回顾其发展历史过程，对我们认识问题很有益。
德国由于历史原因，大学都是公立机构，95年以前经费完全由州和联邦政府资助，学生不缴任何学费。在这种制度下，学生无读书压力，出现“职业学生”群。如91年德国大学生平均修学时间为13.8个学期，由于国民纳税额与收入之比从总体讲对于各收入层基本一致，这种高校财政完全由国家支持，而大部分出身中高薪阶层的高校学生免费享受高等教育，且由此获得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增加了低收入层的负担，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另一种形式。其结果是德国高校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每年经费有几十亿马克的缺口。鉴于以上原因，德国自92年就酝酿对高校已有财政制度的改革、改革的目标很明确，尽管有很多方案，但读书必须缴费。
在英国，虽然办学历史攸久，在相当长时期内，大学教育和科研经费也全部由中央财政拨付，且除有一所自治大学外，其余均为国家公立大学，先于德国多年就实行了学生收费制。目前大学经费主要是政府拨款，拨款的分配是根据各校的办学规模、教学和科研水平状况来确定的。部分来自民间经费，民间经费由学费、民间捐赠等组成。在学生学费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优质优价，收费标准不一。按93～94学年收费标准，文科生平均每年交学费5550英镑，理科7360英镑，医学学生13550英镑。二是对本国籍学生收费标准低，对外籍学生收费标准高。如94年本国学生学费标准是每学年1855英镑，外国学生一般都在1万英镑以上，最高为2.5万英镑。
就民间捐赠而言，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财团和社会各界捐赠较多，一般大学得到的捐款大约占学校总经费收入3%左右。
为了把政府高教投资社会效益最大化，英国政府制订了院系的评估标准，定期对院系部进行考核和调整。
从大学经费结构变化趋势来看，政府拨款逐渐在减少，社会捐赠及学费在逐渐增长。
而美国作为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十分发达，从筹资渠道及资金构成程度不同有国立大学、州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从办学层次来看，分为授博硕士学位、学士学位、副学士学位的院校及社区学院。美国教育产业的产值目前已处于所有产业中的第3位，仅吸收留学生一项其产值就处于所有产业中的第5位。美国高教产业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除其经济发达、科研技术领先等原因外，直接的原因就是政府作为出资主体大力推动高教的大众化进程。二战之后，美国高等教育国家化达到高潮，其后发展过程中，受经济因素及高校规模扩大等影响，政府不断削减开支，鼓励民间办学，促使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尤其是增加学费比重，自1975～1985年，公立高等学校学费年均增长率14%，私立高等学校的学费年均增长率达到15%以上。到1995年，美国高等学校全部经费收入中，政府拨款仅占38.4%，学杂费占27.2%，销售与服务占22.8%，捐赠占7.8%，其它占3.7%。
日本高教情况与美国相似，不同的是政府对私立高校的支持采取的是补助金制度，政府对高教投入资金量不足及对私立大学资金拨付量远不如资助公立大学的资金，而日本私立高等教育无论从数量、招生规模到学科设置都超过了国立、公立高等教育。1994年，私立院校的学校数和在校生数均占日本高教系统中的75%以上，但其获得的政府资助都不及国立、公立院校的1/3。由此不难见日本政府对私立院校的歧视性政策，其高校经费占GNP的比例不及英美等发达国家同类指标的一半，也说明了号称世界经济第二强国在高校发展的功利性特点。相应日本政府也采取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辅以间接性支持。如1995年，日本私学振兴财团贷款的900亿日元，以适应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高等院校的发展需求，政府对私立院校的校舍、体育馆等用于教育的财产免征固定资产税；免收私立院校的法人税、事业税等；减轻其收益事业所得部分税率，而且收益若转入学校法人会计帐目，其中50%可以作为亏损金处理；政府及个人对学校法人捐赠也有免税优惠。
综合来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高教由精英培养型过渡到大众化教育型的历史过程中，政府的资金支持始终都是第一位的，体现在政府岁入的绝大部分投入教育事业。如98年美国北卡罗纳州，60%的税收用于教育事业，政府拨款占学校资金来源第一位。从而保证了高等教育基础性和国民性的实现；鼓励资助私立大学。通过税收优惠，低息贷款等配套措施给予进一步支持；肯定高等教育的智力投资关系，落实高等教育产生的社会分配公平合理性，对学生实行有差别的收费制度，从而体现了高等教育的非义务性特征。
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体制是在这些国家完成了向工业化经济过渡的情况下，经过漫长持续的发展才逐步形成和完善的。由于他们都具有丰富的物资积累，因而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实行政府为主的办学模式。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摊子大、底子薄，长期实行国家公费办学。大学教育经费的投入虽然就绝对值而言是逐步增长的，但是由于学校数量、规模以及在校学生人数的迅猛增长，所以生均教育经费还是没有增长甚至逐年下降。从而导致我国大学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的状况。随着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主要分为政府拨款、学生学费两大块，这样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紧张状况才略有好转，从总体上来说改革还需深化。
演化的目标显然应该是建立国立、省属院校为核心，以国有民办及私立大学为拓展的高校体系，确立以国家为主驱动社会办学模式，尽快完成高等教育由培养精英型向大众化教育型的转变。
二、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深化过程的分析
目前，围绕高等教育的产业化讨论广泛而热烈，一种观点认为，按照已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有关法律条文，高等教育是公益性的事业，因此，高等教育产业不能按其它产业发展方式发展，说得明白点，就是不能讲盈利。
如果要把高等教育事业真正当成公共服务事业来办，比如象美国高教产业发展历程模式，以保证基础性、国民性和非义务性真正实现。而对我国10亿农民和并不富裕的大多数城镇居民，要逐渐实现大众化教育，不但国家必须要有庞大的财政拨款为保证，同时，收费标准还不能定得太高，并且还得在国家财政资金和优惠政策的驱使下，有更大的社会资金加盟高等教育产业。我们大致测算，我国若要在未来10年里将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毛入学率由目前的10%提升至年均15%，学生仍按现生均1.2万元培养成本核算，缺口由学生学费补足，则政府年均支付费用大致为：14（亿人口）×1/70（岁）×15%×1.2=360（亿元）。而按有关专家测算2000年中央财政高教支出额240亿元为起点，则年均高教可支出额为380亿元（按GDP年均增长10%，中央财政收入同步增长，高教财政支出亦同步增长测算），如按每年毛入学率增长1%的进程发展，维持与目前一样的办学条件，中央财政基本上能满足其资金要求。相应，各类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通过扩招收费及争取少许捐赠，逐渐改善办学条件。由于这种高教办学模式是以政府出资为主运行的，为了使政府教育为主投资的社会效益最大化。面对条块分割和重复建设时代留下的大量地域上均匀分布的各类教育专向性很强的资产和人员（如中专、干部管理学院、进修校等），以及可能出现的民间办学机构，政府必须要制订各类院校的评估标准，明确准入和升级的标准，并配套制订给各类院校的拨款制度。在此基础上，对上述的低质量资产和人员进行重组和重构，以适应社会再教育和服务社区的需要。
在这种高教办学模式下，地方院校可以在确保教学质量的基础上，通过扩大招生规模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教师收入。政府在拨款构成中可将教学经费与科研拨款分开，并规定高校必须有工商企业参与的课题才能享受科研补助，这样，地方院校除办好教育之外，还可发挥其科研及人才优势服务地方经济。
显然，我们通过研究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按这种办学模式渐进发展更合适，大量地方院校在持续形成的教育需求中获得持续发展的资金支持，从而担当起大众化教育的主力军。
另一种高教办学模式就是已启动的高教体制方案，其框架是将大量原中央部属院校下放地方，对高校采取分类评估和拨款制度，即形成国立、省立、综合大学和一般院校。国家主要给国立大学拨款，地方政府主要给省立、综合大学等部分拨款的高教财政制度。
这种办学模式的优点是有利于国家集中财力搞好国民9年义务教育和国际一流水平的国立大学。其值得讨论处是很多的，其一是下放地方的原部属院校及原地方院校本来就办学困难，急需经费改善办学的物资条件；其二地方政府普遍都是“吃饭财政”，原有的地方院校都养得不好，现又多添这么多嘴，地方财政根本就无力承担；其三是我国有10亿农民，由于生产水平不高，收入水平低下，即使是3亿多城镇居民，也因在转轨期社会分配不公的影响下，整体收入并未大幅提高。我国城乡居民银行储蓄虽已逾6万亿元，其中究竟有多少是想读书的学生家庭，可动用又不影响其它的钱，从一些分析结果看并不理想。
鉴于以上三个原因，若政府依据《高等教育法》，坚持由精英型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过渡的较快步伐，政府硬性制订低收费标准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则地方院校只有依托扩大规模，广种薄收式地获取收入改善办学条件，这在发达国家是没有先例的。而再按原来地方院校不得在外办分校的规定行事的话，前面就已分析，在去年扩招之后，地方院校师生比迅速上升，已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经和组织国）平均水平1:16，但生均资产值、场地、教室面积、藏书等不用论证就可知远远没有达到经合组织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大量资产与人员闲置，在这种资源配置高度紧张，严重扭曲的状况下，要提高办学质量，办好大众化高等教育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应该象日本一样，政府在不给足额的钱的情况下就只有给政策。相应，地方院校就要积极应对，以摆脱被动局面。
三、地方院校的必然选择：请进来与走出去
从国外高等院校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州立、私立这类性质的大学对大众化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国家教委对我国高校的分类管理，也展现了对地方院校的定位—执行大众化教育的主体。而地方院校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参与程度较深与地方社会经济关系更密切。因此，“以教育为主，科研开发为辅，服务地方经济是必然的选择。
地方院校竞争更激烈，属背水一战。因此，不论条件如何困难，开拓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培养素质能力很高的人才，是服务社会的根本体现，也只有在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中才能创造更大的需求。
1998年8月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对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它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它社会组织和个人向高等教育投资。高教法的这一原则规定为地方院校低成本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也揭示了其迫切性。地方高校是执行这一规定的载体之一。因此，就前者而言，只要发挥了高校在吸纳社会投资中的主体地位，则就体现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渠道筹资为辅的内在要求，相应，就是用“股份制”吸引投资，只要不改变主体地位，应该说这是符合高教法的。闲置的教育专用性资产，本来就是国家财政投资的产物，对这些低效、重复建设的资产进行重组，则有利于改变地方院校实物资产紧张的被动局面，还盘活了国家过去投资的资产，减轻失业压力。
就后者而言，在《高等教育法》的推动下，民间投资办学必然形成热潮，在前有国立、省属院校堵塞，后有民营大学追赶的态势下，地方院校若不抓住时机，走低成本扩张之路，则未来的发展十分艰难。
1.请进来的几种途径
(1)从银行获得授信权。在过去20年的经济发展中，由于重复建设及企业改制艰难，我国经济增长热潮已经过去，在未来若干年，控制经济疲软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由于多年社会分配积累的收入结构不尽合理，在改革步伐加快效应下，居民银行储蓄意愿增强，在过去三年里，银行存款利率连续下调7次，再加上储蓄利率征税措施，仍挡不住城乡居民银行储蓄在去年突破6万亿元大关。而银行体系在“三性”的要求下，谨慎放贷成为必然，银行体系处于“存差”的不利状态。鉴于高等教育需求闸门被政府打开，高教产业升温可能要维持几年。因此，银行向高校普遍敞开了大门。地方高校正是因为硬件较差难以消化“扩招”压力，在这几年容易获得低息贷款的大好时光，应迅速完成硬件建设，奠定本部的正常办学基础，从银行获得授信权是双方都接受的最佳融资方式。但是这种融资方式对于高校，从短期来看是求之不得的。然而，从宏观和长期来看还有隐忧，一是银行部门若不统筹规划，推动低水平重复建设，在高校领域里复制制造业的恶性竞争并非杞人忧天。值得一提的是，若产生这种投资风险又将完全转嫁给国家，这与高等教育法的初衷是相背的。二是地方院校培养学生年均成本1.2万元，只要学费不超过年生均教育成本与生均财政拨款的差额，院校办教育就要亏损，即使银行给高校无息贷款，地方院校也是在“透支”未来，还款压力绝不轻松，学校资产质量和教师待遇仍无法在发展中提高。
(2)以高校为主体，进行制度创新，导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社会资金。地方院校目前不仅存量不足，而且存量中又有相当部分属于劣质资产，如陈旧的教学楼，过时的教学实验设备等等。因此，以部分资产的出让有选择地吸引增量资金壮大或盘活这些存量资产，是体现高教法的最佳融资方式。而增量资金显然是以盈利为第一目的的，若是庞大的校有存量资产共同分享总收益，产生“摊薄”效应而抑制社会投资主体的股权投资热。因此，融、投资双方的最佳结合点就是将学校的部分资产与增量资本相结合。具体来说，学校可将部分师资和资产及增量资本都划归一个二级学院，学校对二级学院控股，二级学院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行管理，双方按股份多少获取收益。从微观来看，这种由高校人才+高校资产（含品牌无形资产）+社会股权资本形成的“三合一”融资方式是有效吸引社会资金的最佳方式，由于建立在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上，有利于加强管理，提高办学的社会经济效益，这种融资方式更有活力。从宏观来看，这种融资方式有利于引导社会资金首先参与对已有高校存量资产的充实与改造，从而避免因另起炉灶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的恶性竞争；这种融资方式把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充分分解，不会象从银行获得授信权那样，将投资风险集中在银行再转移给国家。因此，我们的研究结论是，以高校为主体，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施用股权融资是一种最佳选择。
(3)施行兼并重组策略，有选择地吸收已有的院校加盟。
对国家投资形成的院校资产，从政府到各类院校，都知道对其重组的意义，操作也比较简单。目前在政府组织实施下，全国高校正轰轰烈烈地掀起合并热潮。在合并热潮中，地方院校切忌简单地通过合并来扩张，而应该有选择地进行合并。在合并中形成互补，在互补的整合中产生差别。
(4)加强向社会募捐活动，也可为地方院校发展起一定作用。从国外的募捐方法来看，给募捐者以投资资产的冠名权，是提高社会资金投入大学热情的重要手段，我们可以借鉴。相应，政府对损赠资产的税收优惠也应明确。
2.走出去的涵义及意义
地方院校定位在以教育为主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但高等教育有层次性，如本科与专科，在现代社会再教育的意义越来越重要，再加上我国乡村人口还很多，减少他们的学习负担，创造高教需求显得尤其重要。因此，地方院校在通过本部办好教育基础上，要获得办学的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地方院校应充分发挥其品牌资产价值，即将无形资产有形化，施行资产运用的营销策略，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和影响，相应也降低办学成本。具体来说，在组织运作上，可借用连锁经营的商业经营方式，结合办学特点，地方院校在数省范围内有选择地给一些低层次院校冠名权，并给予冠名院校毕业生升入学院深造更高学历时，单向承认其学分的待遇；在教学手段上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实施远程教育，这样既可以使地方院校从资产管理中出效益，也通过品牌盘活壮大低质国有专用资产。三是减少了边远穷地区学生求学压力，有利于创造需求。
只要在高教法规定范围内，政府在法规和政策上支持地方院校走出去与请进来，地方院校自身也努力运作，可以“突出重围”而开创明日的辉煌。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理论分析，我们认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包括省教委），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办好实事，推动地方院校发展：
一是地方政府在完成政府机构改革之后，应将其财政收入的绝大比重投入教育事业，其中要有相当比重投入到地方高等教育事业。
二是地方政府应制订有关法规和税收优惠政策，推动社会资金以股权方式投入高校，尤其是地方院校。法规的意义在于政府能对高校的股份化运作进行规范管理和监督，以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税收优惠的意义不必再说，税收优惠方式很多，但主要应在投资收益及其分配上实施税收优惠，则会起到很好效果，如降低其经营税率，通过税率优惠鼓励再投资等等。
三是政府在税收优惠上鼓励社会损资办学，可借鉴的是美国政府的有关税制安排，在美国一些州，对工商企业捐赠采取足额抵扣企业应纳税款的方式鼓励工商企业捐资助学。而对民间非盈利团体及个人的捐款一般不征捐赠税，特别是前一种税制安排实际上是政府将应征税款通过工商企业捐赠方式投入高等教育，这表面上看，工商企业并未直接出钱，但对形成社会捐资办学的氛围不无裨益。所以，地方政府完全可借鉴这种税制安排，提高我国社会捐资办学热情。
四是省教委应审时度势，争取国家教委认可，在对高校分类管理基础上，通过制订评估标准和加强考核为保证，允许部分地方院校在导地办分校和实施冠名权策略，有利于地方院校快速发展。
五是地方政府组织教委、物价、计经委等部门，早日制订出各类院校的学费标准和动态调整原则计算方法，充分体制优质优价的法则，刺激高校努力办学的愿望和冲动，切实体现我国高校从精英培养型向大众教育型过渡的历史阶段特点，让“精英”为明日的发展而投资，让“大众”出钱不太困难就能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广泛实惠，从而形成持续旺盛的高教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