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外交官学历背景之量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官论文,民国论文,学历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5)01-0062-06
外交官的选拔任用，向来与一个国家外交整体水准发生直接联系，因之备受各国政府 重视。然而，外交官究竟应具备何种素质或知识结构，这是中国近代外交产生以来一直 争论不止的主题。总理衙门成立初始，恭亲王奕就意识到掌握外国语言似乎是办理外交的必备条件。他指出：“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 辩，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 资料丛刊)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5页。)为此，1862年设立学习西方语 言的京师同文馆，奏定对同文馆学生考试授官制度。随着中国对外遣使设领，此问题之 讨论亦走向深入。光绪三年，两广总督刘坤一奏请慎选洋务人才折指出：“夫洋务人才 固在学有体用，识达经权，洞悉夫各国强弱离合之情形，深明夫朝廷操纵刚柔之机要， 而将之以忠信，导之以协和，使其仰我皇风，遵我盛规，而非仅于一材一艺之末，与各 国击短竞长也。”(注：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奏(1877年11月29日)，王彦威等辑：《 清季外交史料》，第11、13页。)之后，薛福成保荐使才疏则曰：“使才之选，宜识形 势，揣事情，谙公法，究约章”，有“大猷”而固“大本”(注：薛福成：《庸庵海外 文编》第3卷，第37页。)。宣统三年，出使美国钦差大臣张荫棠疏论使才又进一步提出 ，担任外交使职者“皆须有法律专门之学业，明达于国际公法，娴习于外交辞令，千数 百年之外交历史，百数十国之政俗民风，粲然于胸中”(注：宣统三年九月四日奏(1911 年10月25日)，王彦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第23卷，第16页。)。这些思想与主张表 明，近代中国在与西方各国交涉与交往的经历中，逐步体认到了外交官在知识结构等方 面的要求，而真正付诸实践，则在传统科举制度正式废止之后。1907年，外务部修订出 使章程，规定充任外交官者，须为“通晓外国语言文字及政治、法律、商务、理财等科 研究有得人员”(注：《东方杂志》第4年第2期，外交。)，将外交官选录标准置于西学 一边，并对其知识体系或专业门类做出了明确限定。
民国建立之后，中国外交乃于国际接轨，外交官领事官之选拔任用通过有序的任职资 格审查或考试等制度，保障了其在知识结构等方面的高标准、严要求(注：有关外交官 领事官之资格审查与考试制度的叙述，参见拙著《民国外交官之人事机制研究》，东方 出版社2003年版。注：因中国近代以来，外交官与领事官属于一个人事制度体系，二者 未有明确区分，故本文之讨论亦不作细分，并将其视为一个系统。)。例如，1915年北 京政府颁布的《外交官领事官考试令》规定应试外交官领事官考试者，须为国内国立大 学或高等专门学校、教育部认可之国内私立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教育部指定之国外大 学或专门学校毕业生，且修习政治、经济、法律学科或各国语言文字并有证书者，等等 (注：《外交官领事官考试令》，《政府公报》命令第1221号，1915年10月1日。)。193 6年国民政府在设置驻外使领馆人员资格审查委员会时，外交部则以部令第361号指出， 驻外使领人员须“严密审查，品学务期优良，语文力求精熟，容体重在端健，人地尤贵 相”(注：(国民政府)外交部部令第361号，《外交部公报》第4期，1936年4月10日。) 。正是基于此，民国时期外交部为当时整个官僚行政机构中专业化和职业化以及学历层 次最高的几个部门之一，整个外交官群体呈现出精英化的建构特征。本文拟从北京政府 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抽取一个样本，作一实证性的检视，以大致描述其基本的历史图 像或变化曲线。
一、北京政府时期外交官之学历状况
北京政府外交官领事官之学历出身背景，因缺乏完整而详细的统计资料(注：笔者多次 翻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未发现这方面完整的资料。)，难以 做出精确的估算，但笔者仍拟依据1919年第二届文官高等考试外交官领事官考试《报考 诸生在各学校肄业一览表》、《外交官领事官甄录试验及格各生名册》两份资料，画出 一幅大致可视的素描。
1、1919年外交官领事官考试报考诸生肄业学校及人数统计(注：《报考诸生在各学校 肄业一览表》，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全宗号1039(2)，卷宗号2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藏。)
学校名称
人数 学校名称人数 北京大学17(含预科4人)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1
北京高等法文学校1
北京私立育才学校 1
京师译学馆 3
天津北洋大学 7
上海圣约翰大学 4
上海尚贤堂私立法政专科学校 1
上海麦伦书院1
上海同济学校 2
上海留学高等预备学校1(该生曾留学日本)
上海德华实业高等专科学校1
江苏高等学堂2
南京南洋方言学校 1
济南高等学校1
山东公立商业学校 1
杭州中学堂 1
湖南高等师范学校 2
湖南公立高等学校1
湖南同文学校 1
湖北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 11 广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1
奉天公立法政专门学校2
奉天警官补习学校
1
河南汉法文中学堂(校)1
汲县法文学校
1
福建高等学校1
山西大学 1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1
香港大学
1
日本明治大学11 日本大学 3
日本东京私立中央大学1
日本第八高等学堂
1
日本中央大学2
日本法政专门学校 1
日本东京私立法政大学1
日本东京私立早稻田大学 1
日本法政大学1
日本私立法政大学 1
美国华盛顿大学 1
俄国阿拉木图高等俄文专门学校
1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
总计 97
2、1919年外交官领事官考试甄录试验及格各生肄业学校及人数统计①
学校名称 人数学校名称人数
北京大学 5(含法科预科1人)京师译学馆
1
京师大学堂*
1(法政预科) 北京高等法文学校 1
天津北洋大学 4
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 1
上海圣约翰大学3
上海留学高等预备学校 1(曾留日)
南京南洋方言学校 1
香港大学1
日本东京私立法政大学
1 日本明治大学 4
日本私立法政大学 1
日本法政大学 1
日本大学 1(政治经济科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1
总计 28
*注：与原报考诸生肄业学校统计结果不符，原表中未有该学校。
(注：《报考诸生在各学校肄业一览表》、《外交官领事官甄录试验及格各生名册》， 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全宗号1039(2)，卷宗号2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从两项统 计结果观之，此次外交官领事官考试，符合外交官领事官考试法规定之应试资格报考诸 生97人，涉及国内外43所学校，其中大学15所53人，占总人数的54.6%；各种专门学校2 8所44人，占总人数的45.4%。而经甄录考试后，及格人数28人涉及16所学校，其中大学 11所23人，约占及格总人数的82.1%；专门学校5所5人，约占及格总人数的17.9%。在报 考诸生中留学生28人(注：因毕业于上海留学高等预备学校的陈以益，同时又为日本早 稻田大学校外生，故其亦具备留学经历。参见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全宗号1039(2)，卷 宗号2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约占其总人数的28.9%，其中具有大学肄业或毕 业出身者24人，约占留学出身人数的85.7%(注：及格考生陈以益虽具有留学日本早稻田 大学的经历，但其为该校“校外生”，故本项计算不将其作为具有大学出身者对待。下 文亦同。)；国内学校毕业或肄业者69人，约占其总人数的71.1%，其中具有大学肄业或 毕业出身者29人，约占国内学校出身人数的42%。在甄录试验及格诸生中留学生11人， 约占其总人数的39.3%，其中具有大学肄业或毕业出身者10人，约占留学出身人数的90.9%；国内学校毕业或肄业者17人，约占及格总人数的60.7%，其中具有大学肄业或毕业 出身者13人，约占国内学校出身人数的76.5%。由此识之，北京政府本届外交官领事官 考试，其选任率留学生高于国内学校出身者，大学出身者高于其它出身者，而高等教育 中的大学出身比率为82.14%。也就是说，国内外大学毕业生在民初已经构成中国外交官 选录的主要资源。
从两项统计的专业分布观之，主要是法政和外国语言两大类，其中专门修习语言文字 者占有一定的数量。
另外，依据本届考试报考诸生及其最终选录情况来看，具有留学经历者显然以日本为 主体。例如，报考诸生中留学生28人，而留学日本者就达24人，留学欧美及香港者仅4 人。及格人员中有留学生11人，而留日者竟占9人。这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出了民初中国官僚政治结构的基本面貌以及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畸形化发展 。
二、国民政府时期外交官之学历状况
国民政府外交官领事官之学历背景，则以1935年《中国外交年鉴》所载86名重要外交 官领事官为样本(注：薛代强：《中国外交年鉴》(1935年)，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版， 第482—499页。)，进行统计分析，其具体情形见下表。
1、1935年国民政府重要外交官领事官学历结构背景统计
学历/人数
国外大学 国内大学
国外专门学校国内专门学校 不详者
博士人数 22— — — —
硕士人数 12— — — —
毕业肄业人数 34 3
5 7
3
合计 68 3
5 7
3
(注：本项统计在人数上以其最高学历为准，不重复计算；若国内外学校毕就读者以留 学计算。)
2、1935年国民政府重要外交官领事官留学国别统计
国别/专业(人数) 政治经济法律类其他哲学社科类
理工军类 总计(人次)
美国19 16 1 36
日本12 2 3 17
英国 5 510
法国 8 311
俄国 1 1 2
德国 1 1 1 3
比利时
11
加拿大 1 1
总计47 3481
(注：留学两国者8人，重复计算。)
观察上表，并结合1935年《中国外交年鉴》所载各员之履历介绍，我们对国民政府重 要外交官领事官之学历结构与专业背景形成了这样的认识：
第一，国民政府重要外交官领事官全部受过新式教育，而3名不明身份者从其年龄层次 考量自不例外。如，王广圻虽已年届六十，但其身为职业外交官，不应有何疑虑(注： 经有关资料说明：王广圻，江苏南汇人(今属上海市)，1881年生，北京同文馆毕业，后 留学美国。因之亦应计入具有留学资历人数之内，但因本目所考察之资料未载明这一事 实，故在具体计算时将其与另两人一并归入未详栏目内。资料来源：参见石源华：《中 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在所考察的86名外交官 领事官中，国外留学者73人，约占总数的84.88%，其中具有博士学历者约占25.6%、硕 士学历者约占14%；国内学校毕业者为10人，仅占总数的11.63%，其余不明身份者3人， 可能留学与国内学校毕业二者兼而有之。又，留学生中以留学欧美者构成主体，约占总 人次的80%，其中留美者约占44.44%，而留学日本者约占总人次的20%。这同样体现了南 京国民政府官僚机构组成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国民政府重要外交官领事官专业化程度极高，其人员基本上以治理法律、政治 、经济、商业以及外国语言文字者为主体，相当多的人还具有水平较高的专门著作。内 中出身其它专业系列者，诸如士官学校、工业大学等等，亦不过寥寥若干人而已，所占 比例极小，这或许还与使领馆对必要技术人员的需求有关。
又，考诸86人，出自著名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有14人，约占16.3%，另有1人曾充任前 清翰林院编修(以留学英国圜桥大学文科学士、法律学士资格考取进士)，实际亦可与大 学教授相比附，若是，即可占到近17.5%。拥有大学教授和研究员资历或身份者如此之 众，一方面展示了当时外交界的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亦说明当时大学教授或研究员资 格可能相当随便，不甚严谨。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的一份报告明确表达了这一点，该 报告书称：中国“不论国立或省立大学聘请教授之条件，政府既无规定，而一般习惯又 无可遵循，故实际上各大学彼此互异……教授与其他各级大学教师之分别，意义常欠分 明……中国所谓‘教授’二字，除使人联想其荣誉及较高之薪金外，常不易确定其正确 的意义。”(注：转引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版，第275页。)鉴于这种情形，许多具有较高学历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归国留学生，便 首先以大学或科研机构作为进身之阶，在获得一定之资历或“资本积累”之后转而从政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尤其在抗日军兴之后)，大量 吸收那些学有所成、学有所专的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授或学界名流，直接以“ 学人”身份由校园或科学研究机构介入外交事务，充任驻外使节或重要外交官，借助于 他们的学术影响学术头衔及社会威望，办理外交和整合时局。像人们所熟悉的胡适、蒋 廷黻、王世杰、罗家伦、叶公超、张忠绂、陈之迈等人即属于此类。
第三，国民政府重要外交官领事官具有大学毕业或肄业或修业出身者，人数甚巨，86 人中有71人，约占总数的82.56%。其余除不明身份的12人外，所受教育为专科或专门学 校毕业(含军警学校等)，两者合计则占总数的96.5%。说明这一群体基本上为高等教育 出身，而高等教育中的大学教育则是这一时期外交官领事官学历出身的主途。
1931年外交部的报告亦证实了上述情形。该报告统计了外交部全部职员317人，其中留 学生占25.6%，受过大学教育者占65.3%，其余9%则多为录事雇员之类(注：(国民政府) 《外交部公报》(民国19年)第3卷第2期，第57页。)。再据1939年12月的一份调查，外 交部简任职9人中，留学外国者7人，国内专门或大学者2人；荐任职30人中，留学外国 者7人，国内专门学校或大学者23人；委任职59人中，留学外国者1人，国内专门学校或 大学28人，中等学校28人，余2人不详(注：陈钟浩：《外交行政制度研究》，重庆独立 出版社1942年版，第74页。)。说明国民政府的中高级外交人员基本上接受过国内外大 学训练，其中高级外交人员大半由国外大学培养。曾有四十余年外交生涯的何风山在其 回忆录中写道：“在五、六十年以前，外交官被认为是一件高不可攀的职业。因为当外 交官，除了必须对中国事务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之外，还须具有国际事务的知识，尤其 在外国语文方面，更是需要有精湛的研究与造诣。因此一般普通中等学校毕业的人是没 有资格参加外交工作的。所以，要进入外交界就必定要具有大学毕业资格，同时参加特 种考试，或是大学毕业后，到外国留几年学，这样进入外交界的机会可能就多一点。” 又载：“外交部对于资格审查奇严……一位国内大学毕业生出国，大约只能当甲种学习 员或乙种学习员。外国的大学毕业生的做随员，在外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大学教书多 年或当系主任的，可能斟酌当三等秘书或二等秘书……李维果在美国获了博士学位，在 中央大学教书兼任政治系系主任，派往德国使馆当二等秘书。”王某清华大学及留美毕 业，做过八年教授，进入外交界只能做三等秘书；李某留学法国，拥有二十余年的外交 经历，不过一名二等秘书；另一位李某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精通六国外国语言，也不过 为一名主事。而“沪江、复旦等大学毕业的四位，分别为甲种与乙种学习员而已”(注 ：何风山：《外交生涯四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42页。)。 国民政府外交官领事官学历规格之高，由此知之。
三、比较、分析与结论
将上述两节内容比照，北京政府1919年外交官领事官考试选录人员，其高等教育中大 学出身比率占82.14%，与1935年《中国外交年鉴》所载86名国民政府重要外交官领事官 之学历出身比率82.56%基本一致，这说明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以及大学教育中的留 学生，乃至大学教授、研究员等，构成了民国外交官学历出身之主途，呈现出外交集团 精英化的建构特征。惟不同者乃在于留学出身人数在地域分布上变化甚大，北京政府的 日本特色明显(仅是前后比较之相对而言)，国民政府则完全以欧美为主，尤其是美国， 此与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发展的历史变迁以及两个时期的官僚政治格局等因素有关(注： 在民国各个时期个别阶段，外交人事网络体系亦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但这些变数主要 是因外交政策的暂时调整而引起的，是微调而并非整体上的结构性改组。例如，1933年 至1935年汪精卫(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任外交部长时，对日实行“敦睦邦交”， 与汪氏同为留日出身的唐有壬、李圣五等人出任外交部重要职务，而随着汪遇刺与下野 以及外交政策的重新调整，唐、李之类亦与外交部绝缘。)。至于留学生人数比率不象 后者高昂，且学历程度两者大相悬殊，因讨论对象之层次不同，局限了其可比性。关于 所受教育之新旧、所修专业之门类等项内容，其检视结果在整体上两个时期无分轩轾或 悬殊不大。但从报考资格和最终录取情况等看，前者修习外国语言文字者占了一定的比 例，而政治经济商业法律等专业化色彩似乎没有后者突出。从这一迹象可以发现中国近 代或民国外交官文化变迁或知识结构变迁的某些脉络。
从民国外交官领事官的整体学历背景看，留学生占有相当的比例，特别是国民政府时 期的重要外交官领事官基本上取资于外国大学。留学生人数在外交部门所形成的这种格 局，甚至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一则因外交机构从民初以来，一直为整个官僚制度体系 中行政效率和职业化程度最高的部门之一，对留学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便于其发挥专 业所长；二则因近代留学生具有相当强的历史使命感，而“外交”正是谋求改善中国国 际地位，以及废除近百年来列强强加给中华民族诸多不平等条约的一种正常途径，外交 界自然成为他们中间许多人学成归国后职业选择的理想空间。如，顾维钧早年在上海圣 约翰书院读书时，就朦胧地体认“中国每次和列强打交道，都以失败告终”，感受到“ 这是令人最厌恶、最沮丧的”事，以致他在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选择国际法学和外 交学为其研究方向，以适应中国未来“处理外交关系方面”的需要，并在那时产生了将 “国际法原则坚定地应用于国家间关系”的外交理念，确立了自己最终献身于外交事业 的职业理想(注：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27页 ；《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01页。)。当然，当时国内给予 留学生的待遇远远超出国外之上，其所得大大超过自身应该得到的，这也是留学生纷纷 归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留学生充斥外交领域之因果关系及这一现象所产生之利与弊，30年代就有人对之进行 了分析，其指出：中国当时“国内既乏培养外交人才之专门学校，遂不得不在国外学校 中求之，于是留学生乃应运而起!”“以外国学校培植外交人才之所，为过渡时期必有 之现象，亦不足为怪。惟毕业于国外教育者，对于国外情形，以及国外之经济政治法律 等等，因有相当了解，而对国内情形，则大多数人甚尚隔膜……利用外国学校以培养外 交人才，历来事实告诉我们，尚有其他弊病。因为从此方面取得的人才，往往以留学国 家之不同，有亲甲袒乙之嫌。于是外交上种种措施因人而异，因外长之更迭，而忽也亲 甲以抵乙，忽也联乙以制丙。措置不常，举棋不定，其结果往往反使外交形成孤立。此 为九一八前吾国外交常有之事实，虽谓空前国难之来，半由于此，亦非过甚。以外国学 校培植外交人才之所，本为过渡时期不得已之事。近年来国内大学亦设立外交专系者， 甚望能于此中教育健全之人才，以谋补救。惟因国内大学程度之低，又为不可掩饰之事 实，故目前欲于此中求得人才，诚非易事。”(注：徐景薇：《外交人材之训练与培养 》，外交评论社：《外交之基本知识》，南京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106—108页。)留 学既是一种文化的传播过程，亦是一种“意识”的塑造过程，且这种过程对人之思维模 式、价值取向、人生信仰与行为范式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足可使其对留学之国的文化 产生亲和感，并将此反映到政治层面上。反观民国外交史及其外交政策的走向，我们不 能说上述分析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外交人才资源主要源自外国学校，这些 人充任外交官固然有其专业和学识上的优势，便于发挥其一技之长，但亦暴露出了中国 近代外交教育的缺陷或弊端，民国外交长时间难以调适且处于不断的摇摆之中，不能不 说与此没有一点瓜葛。透过此种现象，我们可以体察到两代政府外交政策之重心所在以 及影响这种外交发展取向的深层因素；亦可以观察民国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中，中、日 、欧美三者关系互动的历史轨迹，因为外交人事机制的变动，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列强对 中国外交主导权或政治控制权的渗透与争夺。
最后，我们还须验证本文前言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民国外交部是当时官僚政治机 构中学历层次最高的若干部门之一。这里以国民政府重要外交官领事官学历层次与整个 中央简任职文官学历层次等为例进行说明。依据考试院铨叙部1933年6月30日调制的《 中央甄别合格公务员学历统计表》，中央简任职中国内外大学出身者约为64.05%，国内 外专门学校出身者约为12.77%，两者合计为76.82%；简任荐任委任职中大学出身者约占 总数的23.51%，专门学校出身者约占14.85%，两者合计38.36%(未将学历不详者计算入 内)(注：依据考试院铨叙部秘书处第三科1933年6月30日调制的《中央甄别合格公务员 学历统计表》核算所得，见考试院铨叙部秘书处第三科编《铨叙年鉴》续编(民国20年 至22年)，南京大陆印书馆1934年版，附表。)。而前列1935年国民政府86名重要外交官 领事官，皆为简任职及简任职以上人员，其大学出身者约占82.56%，加上专门学校毕业 者占到总数的96.5%。1931年外交部317名职员中(包括雇员和录事等)，留学生和大学出 身者约为91%。外交官领事官在学历或素质上优于中央其它各部门文官，至少说远远高 于其平均值，这一方面因其选任向来比其它文官严格，高等考试标准亦与其它文官不同 ；另一方面其人选之精既有历史的原因，亦因他们被派驻国外而不得不从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