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格义”与中国地理学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王庸应商务印书馆的“盛意”邀请，编写了《中国地理学史》一书。这是现代学者首次撰写这个题目的著作。① 不过，王庸对在这个题目下写作颇感困惑，因为他认为，“而明清以前，除地图地志以外，实在没有多少系统的地理学可讲”（第1页），但是，“这是题目的限制，没有办法！否则，我宁愿把本书的末一章除去，把前三章尽量扩充，而把书名改称为《中国地理图籍史》，或是《中国地图地志史》。”（第2页）按书的末一章是“近代地理学之进步”，而前三章都是关于地图与地志的。
王庸是第一个撰写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也是第一个因此而感到困惑的。不过，在20多年以后，当其他学者也来研究这同一个题目时，王庸式的困惑却丝毫不见了。自1962年始，中国学者陆续出版了多种关于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著作。他们大都认为，中国至少在两千多年前便出现了成熟的地理学。有的学者甚至说：“我国的地理学既是起源特早，而绵延不断，具有长达三千年之久的光荣史。”② 这些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信心与王庸的困惑形成鲜明对照，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正由此而引发。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识别、界定、评述中国古代的地理学？
刘笑敢先生近年提出“反向格义”的问题，意指自觉地以西方学术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③ 我颇有同感。本文即结合对几家地理学史著作的检读，加入这一问题的讨论。
三部地理学史各立体系
继王庸之后，自20世纪60年代始，又有侯仁之、王成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下文简称地学史组）等编撰的多种中国地理学史著作陆续面世。④ 这些编撰虽属同一题目，但各具特点。总的比较下来，王庸、侯仁之、地学史组所著的三部书之间，体例内容差别最大，因此各自的典型性也最强。比较三书的章目：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一章，原始地理图志及其流变；第二章，地图史；第三章，地志史；第四章，近代地理学之进步。
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一章，原始公社和奴隶社会时期的地理学；第二章，封建社会时期的地理学（秦至唐）；第三章，封建社会时期的地理学（宋、元）；第四章，封建社会时期的地理学（明至鸦片战争）。
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一章，概论；第二章，地形；第三章，气候；第四章，陆地水文地理；第五章，生物地理；第六章，土壤地理；第七章，海洋地理；第八章，测量与制图；第九章，方志的发展概况与地理价值；第十章，边疆和域外地理的考察研究。
三部地理学史的章目内容有如此重大的差异，说明各书的作者对于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理解与再现各有判断，各怀宗旨。
王庸的书，名为《中国地理学史》，但实际上关于古代部分的研究，只有地图、地志两目。地图，属于地理学范畴，没有问题。而地志，王庸认为不能算作真正的地理学，他说：“严格地说，除掉地图和西方科学输入以后的地学之外，在中国学术史上实在是很少可以称为地理学的。所谓地志，在分量上虽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但论其内容，却多半是历史性质。即如所记山水、地域、物产、人口之类，亦不过地理事迹的记载，仿佛不定期的年鉴，不能认为真正的地学。”（第1页）王庸说了，他是勉强使用《中国地理学史》这个书名的。在他的内心，并不认为中国古代有“真正的”地理学。
国学功底深厚的王庸并非不了解那些人们熟知的古代地理典籍，如《山经》、《禹贡》、《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等，只是他认为，“严格地说”，它们不是真正的地理著作。所以王庸在自己的书中，对这些文献基本没有进行讨论，没有用它们去复原或建构一套古代“系统的地理学”。而正因为此，有评论者指出，书中“讲到地理知识与地理学说的发展的地方较少”。⑤
王庸为什么没有肯定《禹贡》、《汉志》等古代地理文献的地位？我们从第四章中看到王庸对于地理学的界定：自然地理学不必多说，“所谓人文地理学，应建立于人地关系之观点上。而近今所谓人文地理学，多有仅言人文而与地理环境无关者，是皆承古来地志之旧习，实不足为真正之人文地理学也。”（第255页）王庸这是在批评当时的某些现代学者，但同时道出了对于古代“地志之旧习”的看法。充分、系统的人地关系论述，被王庸看作真正的人文地理学的标准、特征。这里，王庸虽然点名的只是“地志”，而没有直指《禹贡》、《汉志》等典籍，但从他所强调的标准来判断，王庸对这些古代地理典籍也会抱有类似看法。只要没有鲜明的、系统的人地关系叙述，便“不足为真正之人文地理学也”。
王庸甚至没有用多少现代地理学术语去叙述古代地图和地志的内容。“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今人研究古代问题时常用的方式，为的是把古代的含义讲的更容易令今天的人理解。在大多数古代地理学史研究中，学者们都是这样做的。但王庸没有。王庸并非不知道那些现代地理学的词汇，在书中关于近代地理学的第四章中，现代观念词汇是叙述的主要语言。王庸的做法是，用古代的词汇叙述古代，用现代的词汇叙述现代。古今两学，泾渭分明，这是王庸的立场。我们在阅读王庸书的古代部分时，看到大量古文古语，便很容易把王庸的写作看作很传统。其实，在表面上十分“传统”的叙述背后，原来有一个非常机械的现代立场，即不承认古代存在真正的地理学。这个看法王庸在书中曾多次表达。
与王庸相反，在侯仁之的地理学史研究中，从《山经》、《禹贡》开始，按照时代顺序，对古代主要地理文献进行了评述，展示了古代地理文献创立传承的脉络，补上了王庸舍掉的大量内容，而关于地图、地志的讨论仅为其中的一小部分。中国古代存在地理学对侯仁之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我国的历史悠久，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和自然界进行着斗争：开辟了这样广大的土地，改变了这样复杂的大地面貌，利用了这样众多的物产资源，从而推动了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和创造，并且获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在这一情况下，如果说我国地理学没有获得什么发展，显然是完全错误的。”（第iii页）
侯仁之的研究，首次对我国古代的基本地理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地理著作体例的源流变化也进行了考察研究。在对古代地理学的成就进行评价时，侯仁之就一些基本地理学问题，如分区观念、区域地理知识记录、地理特征认识、自然地理考察等，都进行了讨论，使我们对古代地理文本记叙的面貌获得了概观认识。应该说，这一地理学史考察研究，是继王庸开创此题目研究之后的一步关键进展。
在评述历代地理文献的时候，侯仁之自有新的评价角度，在指明它们在内容上的特点后，又对一些从今天来看意义更大的文献做了特别的推荐。如《管子·地员》、《史记·货殖列传》、《徐霞客游记》、刘继庄《广阳杂记》等。概括起来，侯仁之在评价古代地理学成就时，大约有四条标准，或曰“四重”：重野外考察、重自然地理、重地理意识、重经世致用。这几个特点都是现代地理学所倡导的东西。侯仁之本人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时，其学术特色也在这四点。
侯仁之在对古代地理文献做基本叙述时，因新荐推举符合现代地理学标准的书和人，而重新构建了古代地理学的重心。具有上述四点特征的地理文献（及其作者），成为古代地理学发展的亮点，这与古人原有的评价体系有很大的差异。超越古人的认识范畴，这是学术史研究的必要尝试。侯仁之在做如此尝试时，并未打乱原有的历史线索，而只是调整其学术价值的重心，这可能是比较合理可行的做法。例如，侯仁之在《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的价值比较时，一反倚重《汉志》的传统，而把《货殖列传》的地位抬高。他认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基于实地考察的材料，论证了各地方的地理条件与天然资源，以开发地利为着眼点。而《汉志》所做，仅为书斋之内的文字资料编纂。故而“《汉志》虽以‘地理’名篇，反倒不如《货殖列传》更富有地理学的意义。”（第16页）
很可能是受了当时所流行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的影响，侯仁之在编写《简史》时，是以正面价值的肯定为主，所进行的地理学史的研究，主要是去挖掘历史中地理之学的正面成就，只写“精华”的部分，而不著错误荒诞之处。这一做法，不仅是地理学史的写作特点，当时很多文化史、科学史的写作都是如此。⑥
王庸与侯仁之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研究，虽然两者内容有很大差异，但他们均没有脱离历史文献的原有系统，所以没有去古代原来的体系太远。而地学史组的研究，则完全打破传统文献系统的限制，在创新地理学史研究的框架上，跨出了一大步。地学组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没有遵循历史文献的传承顺序，其主体部分（即第2－7章）的叙述结构完全以新设的自然地理学的类目为纲，属于彻底的重构。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在中国至少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第vii页）此书前言的这第一句话便反映了作者很强的科学意识，他们准备做的，就是从科学的意义上审视这门知识体系的历史。
因为目标是寻求古代“科学”的地理之学，“我们写的这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是以中国古代自然地理知识的发展为主。……这种写法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们希望它有助于读者从更多的方面了解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的特点及其成就。”（第vii页）如果说古代地理学有某种科学性的话，那么自然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实际情况是，在古代文献中，具有科学含量并集中讲述自然地理知识的专门文献几乎没有，所以欲考察并总结古代自然地理知识，就必须从浩瀚古代文献中广泛搜罗自然地理知识的片断记录，然后分类排比，建立系统，进行评价。作者们认为，“我国古代不少史书中，往往包括有地理方面的内容。它们虽然多是零星片断的，但却非常宝贵，有些甚至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第8页）
因为该书的宗旨在于尝试再现古代自然地理知识的体系，所以在涉及一些古代地理文献时，便往往从这一立场出发，做出与古人缺乏科学意识之成见的不同的评价。例如关于《汉书·地理志》：“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汉书·地理志》对于我国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一方面它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这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它的影响下，地理学的研究忽视了对于地理环境本身的形态及其变化规律的探索，而比较侧重于地理沿革的考订和社会历史的记述。后来地理学著作较多地涉及历史学方面的内容，这与《汉书·地理志》为地理学研究所开创的模式有一定关系。”（第13页）这实际上是在批评《汉书·地理志》缺乏对自然环境的关注，责怪在其影响下的古代地理学的重人文轻自然的倾向。
王庸、侯仁之、地学史组关于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研究，代表了三个阶段、三种观察、三类价值。王庸认为，古人自己称为地理的东西不是“真正”的地理学。侯仁之认为，古人自己称为“地理”的东西大体上是地理学，但其间的高下之别，要另论。地学史组认为，古人自己称为“地理”的东西是较简单的地理学，许多仅可算作“沿革地理”。⑦ 而古人讲到的——只是尚未做系统整理的——某些自然地理知识，是古代地理学最精华的东西。由于立义不同，三部著作所依据的资料也不同。王庸重地图、地志，侯仁之重古代地理专著，而地学史组则遍采历史文献中的零星片断。
古代地理知识中包括经验知识与想象知识，在二者之间的“宽度”内，包含着多种属性的知识类型，可供人做不同的解读，构建不同的体系，而关键在于选择什么样的解读框架。上述三部著作之间的差异，产生于对“什么是古代的地理学”的理解的不同。概念、理论、宗旨、文本是学术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考察古代地理学的体系，须从这些内容下手。就地理学来说，这些东西在古代的学术源流中是存在的，在古代学者的认识里，其内容与意义也没有大的异说。那么，为什么到了现代学者手里，竟有如此大的歧见呢？这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反向格义”的问题。
反向格义：没有自然，不成地理
在王庸与地学史组编写的地理学史中，都有一些东西被省略掉了，而这些东西，在传统的认识中，是地道的地理学的内容。这就是古代人文地理。王庸否定的是“与地理环境没有关系”的“人文”。而所谓的“与地理环境没有关系”，主要是指与自然环境没有关系。王庸对于自己的“古代没有真正地理学”的观点没有做更多的解释，但从强调自然环境这一点来推断，王庸是接受了当时流行的无自然内容不成地理之学的现代观念。
地学史组对自己的立场有明确阐述，“地理学是关于地理环境的系统知识。”（第9页）这一界定对于现代地理学来说是基本正确的，⑧ 但是，当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时，却很难找到系统论述这一内容的专门著作，这是王庸找不到古代地理学的原因。而地学史组也基于这一立场，对古代人文地理的东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否定。
例如对于古代地理名著《汉书·地理志》，他们认为，其“第三部分转录了刘向所论的‘域分’和朱赣所写的‘风俗’，其内容主要是讲分野和历史情况，地理意义不大。”（第12页）按“域分”与“风俗”是讲分野理论下的区域观念和文化风俗的地域差异，这些都是很典型的古代文化地理内容，班固将其置于“地理”篇目之内，并非随意为之。地学史组对于文化地理内容的轻视，称其“地理意义不大”，表现出一种自然地理至上的立场。而实际上，在王朝历史中，考察各地文化风俗，进而推行“移风易俗”的政策，对于一统王朝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战略，在地理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人文地理意义。地学史组否定这些内容，显然是从现代“科学的”重视自然的地理学概念出发的。他们选择自然地理内容作地理学史的主体，已经反映了这一认识。
中国的现代地理学的全套概念、理论、方法是学自西方。在西方，现代地理学的诞生正是以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重新解释为重要特征的。西方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李特尔（Karl Ritter）都曾顷毕生精力对大自然进行全新的系统性的解释。在先行发展的现代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生物学所提供的知识与技术的支持下，这些早期地理学者采用现代测量手段，获取大量自然环境的数据，从而进行科学分析，变古代的记叙之学为解释之学，变经验实学为理性科学，推进了地理学的现代化、科学化。
生物学的分类法，启发了地理学者对于自然地理要素的科学分类。气象学的三大现象观察：气温、降水、风向，为地理学者的地带划分提供了准确的说明。洪堡做世界考察，给欧洲人带回了没见过的六万种植物标本。洪堡称地理学为“地球的描述”。的确，随着科学思维的进展，一个新的具有自然体系的地球被描述出来。⑨
在深入认识自然地理面貌的基础上，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联系，建立了新的以人地关系为特征的人文地理学，自然环境成为解释人类行为特征的新的重要原因。在这一条路线上，发展出了影响甚大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尽管“决定论”后来受到了批判，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影响”，从未被忽略。
对自然环境的考察研究，是现代地理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自然，不成地理。这样一种对地理学的认识，在研究地理学史时，遂成为学者们考察的重要出发点。
然而，中国古代地理学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的系统记录，许多古典地理著作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天下观念、王朝秩序、行政区划、人口变迁、水利兴衰的记录，而没有多少对于自然地理要素（地貌、土壤、植被等）的专门全面的记载。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是发达的社会人文地理学。当然，作为经验知识的重要部分，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不可能缺席。但关于这些自然知识的记载主要是以三种情况出现：一种是零星片断的经验记录；第二种是阴阳五行说的材料；第三种是作为哲理讲解的比喻素材。在这种状况下，它们很难形成可以被现代人认可的自然地理知识体系。
阴阳五行说虽然具有唯物主义的味道，但其解释体系是十分有限的，有些是神秘的、甚至荒诞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常举自然例证作为比喻来说明他们的抽象道理，虽然有时表现出敏锐的观察力，但论证的最终对象不在自然物，而在形而上的哲理。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现象本身的道理并不能被独立的重视。道家讲述的自然界具有道家属性，儒家讲述的自然界具有儒家的属性。徐光台讨论过“自然知识儒学化”的问题，认为有些儒家思想家（如朱熹）借助自然知识来类比道德行为的“自然性”，并通过格物穷理将对自然知识的探究纳入儒学的追求道德理想之中，使得“自然知识儒学化”了。⑩
零星片断的经验知识记载具有朴素的、客观的、真实的属性，从古代自然知识素材的意义来讲，最具有价值。可惜，它们是零星片断而不成体系的。尽管如此，地学史组的作者们认为：“我国古代不少史书中，往往包括有地理方面的内容。它们虽然多是零星片断的，但却非常宝贵，有些甚至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第8页）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搜寻汇集了大量古代自然地理知识的片断，将其归类排比，展现为一套系统的“古代地理学史”。
王庸认为不存在的“真正”的古代地理学，被地学史组的作者们以这种形式做“尝试”而找到了。不过，王庸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类片断记载的地理知识，但他认为：“至于其他片断学说，间有与现代地理学相合者，如朱子有类乎地质学之学说（见《朱子语类》）。沈括知指南针有磁差（《科学》第十一卷第六期竺可桢《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记述》）之类，则或出一二天才之敏悟，或不过于尝试错误（try and error）中，偶然推想而得，皆未足以成系统之科学。”（第217页）王庸强调的是“系统之科学”。这里，我们同意王庸的看法。知识的零碎状态与系统状态，其意义、价值毕竟不同。从原始的零碎状态，“升级”为系统状态，是今人以西方科学意识解决了中国古人未曾解决的问题，这是反向格义的一个典型例子。汇集整理古代自然地理知识不是没有意义，但须注意到体系性的地理学与零散的地理知识是本质不同的，将汇总起来的零星地理知识毫无保留地冠以“地理学史”的名义，是过于提高了这些零星知识的学术地位。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中国古代，这些零星片断的自然地理知识为什么没有被汇集整理起来？这些零星记载是科学地理学的早期形态吗？它们可以自然地、独立地、逐步地“进化”为成熟的科学地理学吗？如果不是，那么还缺乏什么条件？这些都是研究地理学史的时候应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学术体系与零散的知识不同，学术体系应包含理论。劳思光谈到理论是在“浅显性”（triviality）与“荒谬性”（absurdity）之间寻找意义的。(11) 讲荒诞当然不是理论，讲浅显常识也不构成理论。在地学史组编写的《中国古代地理学》中，在某些地方，将普通浅显的常识，在未做理论内涵揭示的情况下，径直作为具有学术价值的例证，便显得草率。例如关于瀑布，“而北魏时《水经赣水注》所引《卢山记》中，已用了‘瀑布’一词。它写道：‘瀑布也，水出山腹，挂流三四百丈，飞湍林表，望若悬素，注处悉成巨井’。郦道元又将它定义为：河流‘乘岩’而‘注壑’。这已是十分生动的科学概括。”（第128页）按水从山岩上流下来，“飞湍林表，望若悬素”，这只是对瀑布的普通常识的文学描述，郦道元关于瀑布水流与岩体的因果互动关系并无察觉，谈不上是“科学概括”。此外，书中所讲西周时期人们对于“寒泉”与“温泉”差异的识别（第129页），也只停留在对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的识别，并不构成理论意义。
常识加年表当然不是真正的学术史。地学史组在尝试汇集具有原始科学素材意义的自然地理知识时，其实是以现代地理科学为核心线索贯穿始终，有如用一根现代的绳子串起古代的分散的铜钱。作为个体的铜钱是真实的，而作为整串的形态，则是现代的构建。以现在的系统意识对古代零散的事例进行整体化构建，在学术史研究中并不少见。在对古代“生态学”的讨论中，也有这种情况。古代文献中存在具有生态意义的片断言论与事迹，如《孟子·梁惠王上》讲的“斧斤以时入山林”，但不能说那就是生态学。在这类情况下，“学”字的使用必须谨慎，学乃是代表着一个学术体系。不错，古人在讲人与环境（姑且用“环境”这个词）的“合一”时，的确有一套思想体系，但其实质性内涵往往不是物质的逻辑功能关系，而是抽象的“道”的合一，与今天的生态学完全不同。这里，没有人对环境的依存，而只有人与环境共同的对“道”的依存。况且，在论说“合一”观念的鼻祖老庄那里，并没有环境危机意识。在古代，人们的基本认识是，自然环境的存在是自在永恒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环境是不可能被破坏掉的。
中国古代地理学的成就，人文方面远远大于自然方面。因为就基本世界观来说，古代中国人认为自己是生活在“天下”、“华夏”、“中国”、“九州”、“四海”之内，其本质是一个人文世界。中国古代地理学在论证这个人文世界上，有一整套的作为。对于这个地理学体系，可称之为“王朝地理学”(12)，在古代王朝地理体系中，自然环境的地位不高，而人文原则却是决定性的。古代学者对于人文地理探讨的程度大大深于对自然环境的探讨。
古、今地理学重心的不相对应，使今天的学者在进行古今贯通的努力时，感到很大的困惑。王庸、地学史组各代表一个极端，王庸干脆否定古代地理学的存在，而地学史组则另起炉灶，重新搜集文献材料，重新建构一个闪着科学光芒的古代自然地理学。侯仁之的研究，基本保留古代地理文献的脉络体系，但为强调自然研究的重要性，在某些地方转变重心，推出新的典范。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对徐霞客的高度评价。（关于徐霞客的问题后面还要讨论）
在以自然现象研究为主导的观念下，一些地理学的研究者把“脱离地理环境本身”的单纯的人文地理内容看作“人事”，归为历史研究的范畴。行政区划建设是我国古代社会具有特色的人文地理内容，且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在一般地理学史的讲述中，往往不受重视，或换以“沿革地理”一名，表示与正宗的地理问题不同。其实，政区设置问题牵涉自然地理基础、文化布局、民族地理、军事形势、权力空间等多方地理事物，是综合性很强的历史地理专题。围绕政区问题，古代形成了很成熟的人文地理体系。当然，关于政区问题，古代的许多文本只记录它们的沿革变化，而很少分析变化的原因。但我们如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进行综合研究，完全可以揭示政区背后复杂的人文格局以及古人的利害考量与选择意图。这会是一项内容丰富、含义深刻的人文地理学研究。
反向格义：科学史的纯粹性
科学性是现代地理学的核心属性，在西方现代地理学发展的早期，比较极端的学者曾认为人文内容妨碍了科学性的发展，是地理科学之船上超载的东西，应把它们扔到水里去。(13) 在现代科学地理学脱胎而出的时候，地理学原本携带的社会文化内容被有意识地淘汰。地理学发展的目标是纯粹的科学。
科学的纯粹性表现在科学自身的严谨性、逻辑性、正确性，这种正确性不需要其他外在的证明。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科学自身的历史便不再需要做过多的社会环境的联构，而只须将科学研究的成果材料按照科学自身的逻辑加以排列，科学成果在时间序列中的累积过程，就是科学史。带着这样的概念来回顾古代的学术，自然会寻找学术的纯粹的自身的历史。社会只是作为学术服务的对象，而不是学术根本属性的决定者。
当地理学被视为科学以后，地理学的历史就应该是一部纯粹的科学史。其表现是削减古代地理观念、地理知识、地理学说体系中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成分，因为地理学应该是关于客观地面的事实的知识体系。地学史组在解释《易经》中的“地理”概念时，就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地理’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大约是春秋战国时候，从封建社会前期的史籍中，可以看出当时‘地理’一词的含义是指地表的形态而言，并且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因地制宜，发展生产，解决最根本的衣食问题。”（第11页）按“地理”一词在我国现存史籍中的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易经》等文献中的“地理”概念不是简单地指“地表形态”，它的含义还包括宇宙观、阴阳理论等。关于地，《易经·系辞上》还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还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地理”一词原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出现的，地理的“理”，在本质上是“地道”。作为地理学史的研究，不能略去这些内容不谈。
就其他“封建社会早期”（应指战国至西汉初年）文献中所讲的地理之学来说，其内含当然包括地表形态，但其服务的对象（社会功能）已不止是经济活动，它更包括“体国经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战略。战国末年张仪讲过：“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14) 在刘邦大军攻破咸阳之后，萧何抢收秦朝图籍，“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疆弱之处，民所疾苦者。”(15) 显然，这都是讲地理之学的政治作用。
我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与王朝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王朝理念、王朝价值渗透在地理学思想之中，而王朝疆域构建，更是地理学的重要使命。《汉志》实际上是王朝地理学的总括文本，展现了严谨的王朝政治地理秩序。今天，若甩掉了作为学术土壤的王朝背景，把地理知识纯粹化，在范式上打通古今，以现在的学术概念，即以自然一科学为地理学术轴心，来总结古代地理学体系，会失掉古代地理学原来的复杂内涵。
在古代地理学中，许多地理观念具有文化观、道德观的成分。对于这些观念，只靠经验知识是冲击不动的。我们在近代史中看到，中国传统地理观念在西方科学事实面前，仍坚守了很长的时间，直至传统文化观解体之后，新的地理知识才在社会上畅行无阻。
李约瑟在考察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时，注意到社会文化背景的重要影响，他的研究，不止是古代科技知识本身，还包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连带反思，所以他将自己书定名为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16) 大陆中文译者不知出于怎样的考虑，将中文版的名字只称为《中国科学技术史》，(17) 省去Civilisation一词的翻译，这反映了译者对于社会文明与科学技术关系的轻视，对科学技术自身价值的强调。台湾出的中译本保留了原来书名的特点，作《中国之科学与文明》。(18)
当知识被赋予单纯的科学性，则知识便具备了超越时空的永恒性，这一立场导致了科学术语的普适性。科学术语普适古今，是多数学术史研究的特点。侯仁之、地学史组的地理学史研究，都有这个特点。使用现代术语的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地理解古人学术的某种属性，但现代术语在解释的同时又具有提升凿枘的作用，有意无意之间，古代学术在现代术语的表述下被提炼成为现代型的知识，于是脱离了古代原本的大系统，却更容易合入现代的科学体系。在术语问题上，我们往往处于两难的困境。其存在的问题，如上面所述。但完全不使用现代术语，似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完全停留在古人的叙述词汇中。
科学方法是获得纯粹、可靠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其特点之一是排除各种干扰，尽可能直接地面对研究对象，获得第一手证据。就地理学来说，获得科学的地理知识的方法是野外考察。西方现代地理学的奠基人洪堡，曾做世界考察，涉足无人区，直接面对大自然，获取大量标本数据，树立了现代地理学者工作的典范。侯仁之评述道：“从青年时代就已经开始的旅行考察，是洪堡德在科学上前进的重要道路。从此出发，经过艰苦的野外工作和长期不懈的室内钻研，他终于踏进了研究自然地理基本规律的宏伟殿堂。”(19)
“地理发现”曾是西方现代地理学最具代表性、最吸引人的成就，继承这一传统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至今仍是畅销世界的读物。不用说，地理发现来源于野外考察。在地理学家中，具有野外考察精神的人向来受到尊敬。于是在反思中国古代地理学时，这种尊敬也被施用到中国古代学者的身上。在侯仁之的地理学史研究中，具有野外考察特征的古代学者，受到特别的推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徐霞客。侯仁之在评价徐霞客时说：“他初期的遨游，也许偏重于搜奇访胜，但是到了后来，特别是在西南地区，很明显的他已经进入了对自然观察和研究的阶段。反复细读他所记述的和描绘的，深深使人感觉到他已经不能满足于表面现象的观察，在蒐集大量资料的过程中，好像他已经开始作更加深入的探讨。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他很可能已经在追寻着西南一带奇异地貌的发展规律。由于他的时代以及相关科学的水平的限制，还不能使他作出更科学的理论上的总结，但是他已经十分明确地在这个方向上前进了。”（第66页）
徐霞客在野外的观察与思索，隐约有现代自然地理学工作的特点。可惜，徐霞客的成就仅具有个人意义，而缺乏时代意义。徐霞客进行的是个人的探索，而没有引领具有时代整体学术意义的新进展。这就与欧洲的洪堡在本质上不同了。现代地理科学的创立不是单凭个人的意识与智慧，西方现代自然地理学的形成，除了需要洪堡这样的杰出人物，还需要相关知识条件、技术条件的支持，需要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测量学等其他现代学科的配合。所以，科学地理学的创立，是一个时代的整体进步的产物。
我们仍须注意到，科学的野外考察与一般的旅行考察不同。每一个古老民族都不乏旅行家，不乏旅行记录。但经验观察与科学观察有本质的区别。经验观察是偶然的、随机的、零散的，科学观察是系统的、有目的的。洪堡是带着各种测量仪器出发的。将观察现象记录下来，特别是将那些异常的现象记录下来，并不难。单纯地观察到并记录下地震、日食、洪水一类的现象，还不是“科学发现”。客观现象本身不是科学，只有进行科学解释才属于科学。经验解释虽然也有正确性，但不能说正确的东西都是科学，科学的解释具有深刻性、系统性、规律性。我们今天具备了用科学解释古人发现的能力，但那是我们的解释，而不是古人的解释。
现象是中性的，但在历史文本中，中性的现象往往存在于一个反映古人理解方式的解释框架中（比如阴阳五行说）。今天我们若把那些现象脱离原来文本框架，而放入科学框架，以为它们是科学记录、科学现象，显然是离开了问题的时代面貌和历史属性。从事实判断不能直接推出价值判断。几百千年，苹果年年掉落，而只有牛顿提出解释，才使苹果落地成为科学现象。
什么人是地理学家？严格说来，在讲述中包含地理知识（即使是大量地理知识）的人，不一定是地理学家，只有地理知识的整理者（包括汇集、识别、讨论）才是地理学家。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有大量地理知识，但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这位在欧洲历史上第一个使用“地理学”一词并被尊为“地理学之父”的人——不认为荷马是地理学者，而只是一位关于“好玩的”地理事物的讲述者。(20) 就这一意义来说，《山经》、《禹贡》、《汉志》的作者们，其古代地理学家的身份，并不逊于徐霞客，他们是地理知识的专门的汇集者和整理者。汇集者、整理者可以不是旅行者，但地理学家的属性更明确。
总之，单纯的地理知识不能“自动”构成地理学，而单纯的地理知识的自然积累，也不可能自行“进化”为地理学。时间不是学科发展的充分保证条件，学术的进展必然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多因素具体存在方式的推动或制约。在没有自觉的科学意识的古代，更是如此。
结语
以上所述是在中国地理学史研究中出现的“反向格义”的情形。在具有强大科学意识的今人反观古人没有科学意识的实践时，表现出高于古人的“解读”是必然的。我们站在现代，以回溯的方式“反向”解读古代，总会受到我们自己的学术价值观的驱动和左右。在这一意义上，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仿佛不是为了证明过去，而是为了证明现在。
在这里，“反向格义”的问题，不仅存在中外学术之间，类似的“反向”“逆向”解读也存于古今之间。在西方自身的地理学史研究中，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就曾提醒人们注意这类情况：“如果带着地理学应当如何如何的先入之见来进行研究，并按此在过去的作者中寻找与我们意见相投的人，然后又把他们置于与似乎持有不同地理学观点的人相对立的地位，那就无法取得我们这两个历史研究的目的了。（两个历史研究的目的指认识地理学的性质和了解过去人们的经验）确实，在方法论的论争中，人们总会寻求支持自己的论点的，只要找得到，不论过去现在，他们都会去找；但这样一种描述，却不能与旨在客观地描述过去的历史研究相混淆。相反，这却容易歪曲地理学过去的发展和先辈地理学家的思想，以求切合于（今天）论争的目的。”(21)
为了今天而研究历史，可以是为了今天信奉的观念甚至是今天凝聚的情感。20世纪是中国人重建民族自信的时代，于是学术史研究，成为对民族历史精华的总结。我们看到侯仁之与地学史组撰写的地理学史，主要是叙述中国古代地理学的正面成就。而正面成就当然要符合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等当代价值标准。在学术品格上，科学性是地理学最光辉的属性，于是在考察古代地理学时也希望在其中找到这个科学性的雏形。出于同样的情感，中国人感谢李约瑟撰写了赞扬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著作。(22)
就学术意义来说，挖掘古代地理学中的科学要素，可以认识地理学的固有价值，这是值得尝试的。另外，在中国古代存在着技术层面的传承、积累、提高的历史，与技术成就相关联，会有科学（即实事求是）的认识特点，这个由技术传承所形成的历史是被儒家知识分子所忽略的，我们今天整理这些经验无疑具有价值。中国古代在农业活动的带动下，对于与农田土地、水利建设、物候气象有关的地理问题有系统认识。在这个方面进行总结，会获得宝贵的历史经验，也会发现历史上另一层面的地理知识的存在。就这个方向上说，地学史组的尝试应该是具有探索意义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主题的范围与性质。
在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之间的交流活动中，“格义”、“反向格义”的情况每有发生，就地理学来说，在明清时代，以中国词汇术语解说西方地理学的做法并不少见。但中国现代地理学却不是从这些“格义”里面诞生的。中国现代地理学的诞生是一个大换血，基本上是全盘西化。
在文化、思想、学术交流中，无论是“格义”还是“反向格义”，其实都是很难避免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指出诸种偏离，意在讨论这类思想学术交流的一种典型特点，而不在求全责备。“反向格义”在本文中是当作一类问题（problem）来讨论的，如果观察中西思想学术交流的全局，我们又必须承认，在中西之间仍具有兼容性的方面。我们讨论“反向格义”的偏离现象，就是为了自觉地、恰当地吸收并运用西方丰富的思想学术资源，来真正推进中国的学术。
注释：
①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
②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页。
③ 参见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收入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6页。“格义”本指北朝时期中土僧人以老庄术语解释外来佛教教义，“反向格义”即指用西方术语解释中国学术。
④ 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此外，进行中国古代地理学史著述的还有赵荣、于希贤等。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对中国古代的地图学亦有系统考察。
⑤ 谭其骧：《悼念王庸先生》，《地理学报》第22卷第3期，1956年，第261－266页，引文见第264页。
⑥ 王成组1982年出版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对此倾向有所纠正。
⑦ 历史地理及地理学史学界一般称古代记述和考察地名变化与政区消长的学术为“沿革地理”。
⑧ 目前在我国，地理学仍属于自然科学。不过，在美国，地理学属于社会科学。当代地理学的许多研究已经可以不涉及自然环境，例如对于城市社会地理的研究。
⑨ 参见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李旭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盛叙功：《西洋地理学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⑩ 徐光台：《“自然知识儒学化”：通过自然知识在“格物穷理”中的地位来看朱熹与利玛窦的历史关连》，钟彩钧主编：《朱子学的开展——学术篇》，汉学研究中心从刊·论著类第8种，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编印，2002年，第161－195页。
(11) 参见劳思光：《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一辑），第1－9页。
(12) 参见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述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8月号，第82－91页。
(13) 参见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叶光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14) 《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15) 《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
(16)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The University Press,1954.
(1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年。
(18) 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陈立夫主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1976年。
(19) 侯仁之：《洪堡德评传》，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7页。按洪堡德是洪堡的早期译名，侯仁之此文作于1965年。
(20) 参见波德纳尔斯基编：《古代的地理学》，梁昭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21) 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叶光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7页。括号中的文字为笔者附加。
(22) 不过，单纯的总结正面成就，不做负面的反思，还不能算完整的历史研究。当年，北京某大学里的人们批判杜甫的诗《兵车行》，指责杜甫不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华君武不满这种做法，画了一幅漫画《杜甫检讨》，画上的杜甫在纸卷上写着一行自我检查的字“兵车行乃和平主义思想”。过分指责古人的问题，我们已经意识到，而过分表扬古人的问题，我们尚注意的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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