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当代文学（之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尼亚论文,当代文学论文,之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工业题材小说比较薄弱。50年代较为突出的作品是纳吉·伊斯特万的《最高度》（1952）和弗朗契斯科·蒙特亚努的《穆列什河畔的城》（1954），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内容涉及生产资料国有化、工人阶级忘我劳动、阶级敌人蓄意破坏等。60年代后，纯粹工业题材小说相当罕见，偶尔有一些这类作品出现，艺术价值也不突出。例如达尼耶尔·德勒干和科尔内留·斯特凡纳克的小说基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如此，这一阶段此类题材的小说仍有自己的特点，即突出生产过程中的革新精神和领导层的责任感与原则性，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放在首要地位。此外，有些小说虽以工厂或工地为依托，但真正的内容是探讨人的命运和遭遇，因而获得成功，例如普雷达的《不速之客》和布祖拉的《夜之声》。工业题材的政治化也是这一阶段的一种倾向。
幽默讽刺从另一侧面反映现实。它通过轻松的艺术形式展现人世百态，鞭挞社会丑恶，从平凡人物和日常琐事中揭示生活真谛，从而取得严肃题材和其他类型作品所无法达到的艺术效果。在这方面，扬·勃耶舒（1933—1992）是一位成就较为突出的作家。他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表现出机灵幽默的天赋，大学毕业后凭着他对生活的敏锐的洞察力，创作了大量讽刺小品、小说、话剧、电视剧和体育评论，赢得读者好评。他对创作执著追求，有一股坚韧不拔的毅力。尽管有时他意识到辛辣的笔锋可能为他惹来麻烦，但他义无反顾，依旧写下去。他写的东西很多，多得无人统计得清。就小说而言，50年代比较突出的作品就有《女拖拉机手伊丽亚娜》、《苦恼与欢乐》等，60年代后发表了《爱情之夜》（1962）、《有幽默感的人们》（1964）、《一起痛苦》（1966）、《爱情是件大事》（1967）和《天平》（1985），其中以后三部较为著名。同样，以言辞刻薄、无情剖析的艺术手法见长的蒂奥多尔·马季鲁（1930—1980）也以创作讽刺小说而著称，主要作品有《扯闲话的人们》（1957）、《讽刺小说集》（1969）等。
这一阶段的怪异、象征类小说大多以民俗、神话和各种传说为底蕴，在精心设计的虚幻、离奇的艺术氛围中使其与现实和历史接轨，在迷离恍惚的交错中揭示政治、社会、道德、哲理等方面的有关含义。50年代有些小说部分地尝试了这类手法，例如普雷达的《大地相遇》、巴尔布的《坑》、克林内斯库的《可怜的约阿尼德》等。而60年代后，大量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按照这类手法设计的。由于作家的文学观念、艺术素养和创作风格因人而异，所以小说的表现形式相当繁杂，各有各的特色。
乔治·勃勒依察（1935—）用隐喻、象征手法创作了几部小说。《关于约内斯科的对话》（1966）和《牛奶太阳之夜发生的事情》（1968）把读者引向一个怪诞的梦幻世界，那里充斥着恐怖、焦虑、憎恨和愤怒。《两天的世界》（1975）是他的一部代表作，小说情节在主人公安提帕的两场梦中展开。一场是清醒中的梦，一场是睡眠中的梦。第一天，12月21日，一年中黑夜最长的一天，法官、证人和主人公围绕一桩案子，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交错重叠的时空里穿梭出现。第二天，6 月21日，白昼最长的一天，以往的隐秘逐步明朗化，揭示了小说的哲理、道德含义。《不听话的门徒》（1977）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两天的世界》的续篇。
弗努什·尼亚古（1932—）的作品以古朴多彩的民俗启示为依托，用生动语言描述了罗马尼亚南部和多瑙河下游地区梦幻式的传奇故事。中篇小说《沙丘的那边》（1962）在令人压抑的旱灾气氛中，讲述一群人对水源的近似颠疯的追求。《天使的呼唤》（1968）是一部板块式长篇小说。1934年，亚历山德鲁亲王为建造飞机场征用土地，强迫布勒依拉平原上13户农民迁往多布罗加地区。搬迁途中，几家小店铺被抢。遭到拘押的嫌疑犯、搬迁农之一尼古拉·莫赫里亚努试图逃跑时被枪杀。他的儿子扬知道谁是案犯，可他未能替父伸冤，因为那个布勒依拉的惯盗在一次赛马中死于非命。20年后，由于他人造谣中伤，扬也在劳动营中被一个陌生人杀害，又是一起不明不白的冤案。通过这个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故事，作者揭示了当权者和司法机关任何微小的差错都可能给人们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他的作品还有《勃勒干的雪》（1959）、《发昏的夏天》（1967）、《布加勒斯特的白马》（1967）、《大城市的可爱的疯子》（1976）等。
斯特凡·勃努列斯库（1929—）是一位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善于从神话和史前传奇中挖掘深奥的象征含义，作品风格与米尔恰·埃里亚德、瓦西列·沃依古列斯库的小说一脉相承。小说集《男人的冬天》（1965）是他成名之作。尽管这部集子含多个短篇，但却具有和谐的统一性。时间是朦胧的现代，可现代中又包含着远古乃至原始。历史层面也是现代，使人联想到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农村生活、战后数年的社会萧条、武装起义、50年代的社会变革等，但接触这段历史的却是一群仍然保留部落遗风或具有神秘色彩的粗犷的人。传奇遮住了历史，赋予它新的含义。面对急剧扩张的现代，封闭的人群力求保持古风，突出其永恒含义。大鸨、公鸡、柳树、槐树、祈雨泥人或裸体妇女在水、旱、酷热、战乱所造成的迷幻情景中成为载有某种含义的特殊象征。在这部小说集中，较为突出的是《驯服的野猪》、《大鸨》、《镜台》等。他的作品不是很多，1968年发表的组诗《平原之歌》是对他魔幻、怪异小说的一种补充。70年代的散文作品有《外省信札》（1976）和《百万富翁传》（1977）。
对象征、怪异类小说做出贡献的还有：洛连丘·富尔加（《奇怪的天堂》）、洛姆卢斯·古加（《疯人和花》）、米尔恰·乔班努（《历史》）、彼特·塞尔库迪亚努（《亚历山大图书馆》）、保尔·杰奥尔杰斯库（《除夕》、《巴洛克之夏》）、索林·蒂特尔（《飞速的时刻》、《女人，这是你的儿子》）等。
70年代，罗马尼亚小说界出现一种重形式轻内容，崇尚“纯艺术”的特尔戈维什蒂派，代表人物有米尔恰·霍里亚·西苗内斯库（《有节制的技巧》）、拉杜·佩特雷斯库（《马泰·伊利耶斯库》）、彼特、克雷奇亚（《云》）等，他们倾向创作没有实质内容的准小说和创作笔记式作品。80年代，后现代主义小说兴起。以布加勒斯特大学语文系为中心的“青年社”的一批年轻人，于1983年推出小说集《登陆》，揭开这一潮流的序幕。他们大多创作短篇，艺术上强调作品的自我参照系。他们自称是80年代作家，但并没有得到读者的真正认同。对于作品内容的晦涩，他们解释为对现实的一种腻烦。突出代表有米尔恰·内德尔丘、索林·普雷达、扬·勒库斯特、尼古拉·伊利耶斯库等。
第三节 诗歌
1944年后的罗马尼亚诗歌随着社会体制和文学导向的巨变，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这一时期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新时代气息，题材和表现手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它同战前的诗歌仍然保持着内在的联系。
迎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有两代诗人。老一代诗人是图多尔·阿尔盖齐、卢契安·布拉加、扬·巴尔布、乔治·巴科维亚、瓦西列·沃依古列斯库、亚历山德鲁·菲利皮德等，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名扬诗苑。在二战前夕或二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中包括欧金·热贝利亚努、米隆·拉杜·帕拉斯基维斯库、马丽亚·巴努什、米哈依·贝纽克、乔·杜米特雷斯库、扬·卡拉扬、康斯坦特·托内加鲁、斯特凡·奥古斯丁·多依纳什等。由于社会境遇、文学观点和写作风格的不同，他们在诗歌发展的各个阶段有不同表现。
前一时期，即1919至1944年间，是罗马尼亚诗歌发展最辉煌的历史时期之一，诗苑花木竟生，传统派、浪漫派、象征派、现代派、先锋派以及为数不多的革命诗歌争奇斗艳。传统的田园牧歌题材被彻底突破，诗歌向更为广阔的领域扩展，工业和城市文明逐步变成写诗的热点。表现手法从单一的描绘、叙事、写景向主体情感的抒发转化，诗歌语言在不同流派中也几经创新。
1944至1947年，战前延续下来的诗歌活动仍有明显表现，其一是锡比乌文学社，其二是信天翁文学小组，其三是超现实主义新浪潮，它们的主体都是年轻人。
锡比乌文学社成立于1942—1943年间，主要成员有拉杜·斯坦卡、扬·内戈依采斯库、斯特凡·奥古斯丁·多依纳什等，他们均为克卢日大学的学生（战时，该大学迁于锡比乌市）。1945年，拉杜·斯坦卡在《文学社杂志》上发表纲领性文章，题为《民谣体诗歌的兴起》。他们反对超现实主义诗人取消诗的情节和内容、蔑视诗的格律、抽象表白内心世界的做法。他们主张抒情诗价值的多元化，使古老的民谣体诗歌获得新生，为当前的时代服务。斯特凡·奥古斯丁·多依纳什的《生着银牙的野猪》（1945）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
《信天翁》杂志创刊于1941年，以该杂志为核心形成了布加勒斯特的信天翁文学小组，核心人物是现代派诗人乔·杜米特雷斯库、扬·卡拉扬、康斯坦特·托内加鲁等。这批出身下层的年轻人对法西斯战争和官方文化持敌对态度，在诗歌中用苛刻的言辞抨击时政和陈腐的文学艺术，主张诗歌的非诗化，成为一代反叛诗人。这一期间，上述三位诗人分别发表了诗集《开枪的自由》（1946）、《映在天上的人影》（1945）和《种植园》（1945）。
超现实主义新浪潮试图把辩证唯物主义融入诗歌创作，盖拉西姆·卢卡、D·特洛斯特于1945年发表了《辩证法的辩证》， 表白他们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信念。杰鲁·诺木和维尔吉尔·特奥多雷斯库批驳了旧的先锋派，要求对梦幻派诗歌进行革新，把布加勒斯特变成超现实主义的国际中心。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急剧兴起，他们的愿望没能实现，继而大部分超现实主义诗人接纳了新的创作方法。
1944年后的三年中，老一代有名望的诗人受到重视。1946年举行了图多尔·阿尔盖齐文学创作50周年庆祝会，向他颁发了国家诗歌奖。次年他又出版了《诗歌一百零一首》。扬·巴尔布也在友人之中组织文学社，开展活动。当时尽管文艺当局已经准备清理“旧文人”和“旧文学”，但文坛总的气氛还是相当活跃的。可是自1948年起，由于文艺界全面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加之“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出台，文艺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文坛气氛骤然严峻了。一些老诗人受到批判压制，不准他们创作和出版作品，更有一些“历史不甚清白”的文人被投入监牢。1948年，卢契安·布拉加失掉他在克卢日大学的文化哲学教授位置。同年，二流记者索林·托马在罗共机关报《火花报》上抛出题为《腐烂的诗歌或诗歌的腐烂》的文章，指责图多尔·阿尔盖齐陷入“腐朽资产阶级的思想泥潭”，一年前还是诗苑主将的阿尔盖齐被逐出文坛。扬·巴尔布也退出诗歌园地，潜心研究数学。老一代诗人遭到清理，被迫沉默了20年左右。这对经受了各种磨难，终于迎来新时代的一批进步文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劫难，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曾经繁盛的诗苑出现了革命诗歌一花独放的局面，战前的其他流派消声灭迹了。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学，诗歌最能体现时代的脉搏，及时地、形象地表达民众的心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工人作家杜米特鲁·内库卢察曾通过他的革命诗歌为贫苦农民和无产者呼唤正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米隆·拉杜·帕拉斯基维斯库、维尔吉尔·特奥多雷斯库、杜米特鲁·柯尔比亚等左翼诗人的部分作品也渗透了社会主义思想。1944年后，以反法西斯胜利、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为主旋律的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祖国、歌颂英雄的新诗大量出现和传播，形成一股压倒一切的主流。一些成功的作品再现了工农光辉形象，反映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真实期望和感情，起到了鼓动民众、教育民众的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后果深远的偏差。
1948年至50年代末是罗马尼亚诗歌“叙事化”、“史诗化”的阶段，这是指用新韵文体叙述英雄事迹和重大的社会变革，民谣诗、英雄传奇诗和史诗把具有优良传统的抒情诗，诸如爱情诗、景物诗、哲理诗等完全逐出诗歌园地。丹·德什里乌（1927—1992）的作品最为典型，他用民谣体写成的英雄颂歌《卢斯卡的拉泽尔》（1949）和《马拉穆雷什的矿工》（1951）均获当时的文学奖。尽管这两部长诗具有突出的革命性和热烈的鼓动性，但概念化的构思、虚假的情节和口号式的诗句只能使它们名噪一时，过后就渐渐被人们忘记了。对那个时期的过错，丹·德什里乌于60年代曾在作协做过诚恳检讨，声明在以后的岁月里，要把正直和真理做为处世和创作的准则。他信守诺言，直至辞世。
这一阶段的诗坛主将是米哈依·贝纽克（1907—1988）。他曾就读于克卢日大学哲学系，后到汉堡主修动物心理学。毕业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并为杂志撰稿。他在30年代参加革命活动，出版了谴责法西斯侵略战争、呼唤新时代的诗集《灾难之歌》（1938）、《新诗》、《陷落的城市》（1943）。战后曾任克卢日大学心理学副教授，1946年推出新作《等待日出的人》。同年，他出任罗驻苏大使馆文化参赞，两年后回国，活跃在当时的文学界，发表了《诗选》（1949）、《旗帜》（1951）、《向前，共产党人》（1954）、《党教导我》（1954）等。与前期作品相比，这些诗歌显得拘泥平谈，没有突出的特色。为了反映历史巨变和歌颂人民革命后的新生活，他极力调整自己的琴弦，放弃了青年时期那种狂放、抗争、无所顾忌的风格。遵循特定的创作模式，他加入并且指挥了适合新时期需要的诗歌大联唱。他的这类诗歌通俗明快，号召力强，但在艺术方面过于简单化。他把艺术概括为：“当你抡起板斧，／劈开石崖，／就会有一股清泉喷涌而出，／青年人，这就是艺术！”。在题材方面，颂诗、颂歌过多过滥。为了紧跟形势，突出政治标准和教育功能，许多政治口号变成了诗句，意境的雷同和平庸，更是一大弊病。党经常被比喻为解放人民的“大道”，跨越险阻的“大桥”，茫茫黑夜中的“灯光”，打击敌人的“利剑”，迷途中的“指针和向导”，关怀人民的“父亲”。但是，这一阶段也不乏优秀之作，《路边的苹果树》（1954）就很具有代表性。祖国不是概念化的祖国，他写道：“我是路边一株不设围栏的苹果树，／火红的果实在绿叶丛中闪现。／过路的行人啊，请你随意摘取，／不必担心有人把你阻拦。／假如你想致谢，／你就感谢我植根的大地。／她是抚养我们的祖国，／她用乳汁把你哺育。”由于他属于战前左翼作家，战后又迅速吸收了新的文艺理论并付诸实践，所以他在当时的文坛占有特殊地位。1949年至1965年他连续担任作家协会书记、第一书记和主席的职务。主持作协工作期间他功过兼有，主要过失表现在不顾国情，按照苏联模式强制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也伤害了一些作家。1965年后他到布加勒斯特大学任动物心理学教授，但仍孜孜不倦从事创作。这位“新时代的鼓手”和“乐观的革命者”，1944年后共发表了32本诗集，3部小说， 两部剧作及其他一些作品，内容涉及战后罗马尼亚经历的各个重要阶段。除后期的部分诗歌外，他的作品一直以歌颂社会为主调，保持着火热的革命气息，这在他的同代人中是比较常见的。
同属战前成长起来的左翼作家欧金·热贝利亚努（1911—）却沿着另一条轨迹发展。他生于职员家庭，读中学时就开始创作和发表诗歌。在布加勒斯特攻读法律时，一边学习一边为报刊供稿，大学毕业后继续为当时的反法西斯刊物撰写文章。他在新闻界很活跃，积极保卫正义事业，为罗马尼亚民族文学和文化的生存同右翼极端势力抗争。1937年小说家米哈依尔·萨多维亚努被列入黑名单时，他站在保卫进步文学的立场，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抗议》。1944年后曾任《胜利》、《农民阵线》、《罗马尼亚生活》等刊物的编辑，作家协会领导成员，科学院院士。他的第一部诗集出版于1929年，但是他的成名之作则是1930年发表的《刀剑下的心》。这部诗集充满了时代感和激情，表达了对社会不公的抗议情绪，也是他的参与精神的初步表露。1944年，反法西斯诗集《不能忘记》问世，他的诗再一次同被伤害的世界连在一起，与之共鸣。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盛行的那些年里，他是顺应形势，按照特定模式写了一些作品，如《和平盾牌》（1949）、《和平与战争诗》（1950）、《在萨希亚的故乡》（1952）等，但这些诗集有违他的人品和诗品，在他艺术成就的天平上只占微小的分量。对他来说，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回顾人类经历的重大劫难，有义务通过诗歌表达民众的心声。当时，反帝反战是世界范围内流行的题材，这既顺应民心又不受太多的模式限制，更适合他多年来倾向揭示人类苦难和遭遇的创作特点，因此他把美军在日本的原子屠杀作为素材，创作了长诗《广岛的微笑》（1958）。该诗一出版就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热烈欢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一些和平组织也把它视为反战宣言。《广岛的微笑》这部大型交响诗通过凝炼的诗句、迷幻的意境、撼人肺腑的比喻，再现了原子浩劫的悲惨景象：大地化为一片火海，整个空间形成一口大棺木，河水奔涌，大海咆哮，城镇死寂。突然，随着节律的急骤转折，多音部的生物、山川的悲吼和抗议此起彼伏，构成了悲壮的主旋律。进入尾声时，希望压倒了死亡，给人们希望。从《哀歌献给凋谢的花》（1967）到《汉尼拔》（1973）问世，他的诗歌转入内向化，围绕自身的遭遇，尤其是妻子去世给他带来的痛苦，他开始探讨时间、死亡、孤寂等题材。但是他没有沉浸在永久的回忆和求索中，从《汉尼拔》中的第二组诗歌《公民寓言》起，这位严厉、孤独的歌手用清醒冷漠的目光注视人生，对社会上各种丑恶予以猛烈抨击，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由衷义愤。他在《自然》这首诗中写道：“很清楚，我们许多人都希望幸福，／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民。／可有些人也想过上舒适的日子，／出门乘坐豪华轿车，／一切为了个人私利。／……／既然一切都显得这么自然，／我还有什么必要再写诗？”。这类诗歌短小精焊，不注重过多修饰，矛头直指普通百姓欲言又止的那些“司空见惯”的现象。《汉尼拔》是这一阶段的一篇精品，历史上不可一世的迦太基统帅汉尼拔曾数次战胜罗马军队，后来率领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半岛。但这位气势汹汹的常胜将军最终还是一个失败者。作者借古讽今，揭示了一条真理：权力征服不了民心，武力压不倒自由。从《广岛的微笑》到《汉尼拔》，以及1980年发表的《秘密武器》，诗人全面揭示了残害人类的战争、暴政、权力欲、饥饿、贫穷、贪婪、妒忌等社会毒瘤。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的那样，他的许多诗不是写在纸上，而是用硫酸刻在木板上。诗人的这种品格难能可贵。
女诗人马丽亚·尼努什（1914—）1944年后立即投身革命，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那个年代表发了《喜悦》（1949）、《大地》（1954）、《美国，我对你说》（1955）、《显现的世界》（1956）、《天堂入口》（1957）、《洪流》（1959）等诗集，表达了她对新时代的由衷支持。但是，创作新诗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她的诗一向以隽永、清新著称，得到批评界好评的第一本诗集《女儿国》（1936）充满了少女的纯真无邪。诗歌的内向化、抒情化是她的创作特点，这与高亢的革命诗不相协调。为此，1951—1952 年间她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1967年是她诗歌创作的另一个转折点，《刚刚退出竞技场》（1967）、《法尤姆的肖像》（1969）、《人与物》（1972）、《纯净的十一月》（1981）等诗集说明作者已回归自我，作品在揭示情感方面又上了一个台阶，更细腻、更深遂、更真实。前后对比，50年代发表的作品就显得有些拘泥，内在的真诚似乎没有完全表达出来。
米隆·拉杜·帕拉斯基维斯库（1911—1971）是另一种类型的新诗歌的代表。他30年代同先锋派和工人运动有密切联系，为左翼报刊撰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回声》报为基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1941年出版《吉卜赛歌谣》，暗含对法西斯的抗议。1944年后投身各种社会活动，出任《文学报》主编，陆续发表了《歌颂罗马尼亚》（1951）、《颂歌》（1953）、《热烈声明》（1960）等。这些诗作同他的报告文学、回忆录和散文一样，没有过多的修饰，语言力求平淡通俗，但却具有马雅可夫斯基的强烈的鼓动性和革命气势。对于战后罗马尼亚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他是完全地投入，不懈地讴歌。《悲哀》（1968）是他的晚期作品，透过这本诗集可以发现他想摆脱动荡的现实，平静地对一些往事进行反思。
50年代后期兴起的诗歌革新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种反动，对诗歌创作的僵化模式普遍感到不满的作家们以抒情诗的回归作为突破口，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讨、争论和尝试。这一过程从一开始就面临来自多方面的阻力，不无风险，因此它的演化时而隐蔽，时而公开，因时因人而异。概括地说，促使革新健康发展的有三股力量，即重返文坛的老诗人、战前成长起来的反叛作家和50年代的部分年轻人。
老诗人图多尔·阿尔盖齐（1880—1967）于1948年受到批判，无限期停止他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这对年近70高龄的老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为了不致断送终生从事的文学事业，唯一的办法是适应新环境，使自己的作品既符合文学大方向，又可保持个人的艺术风格。
他拥护新制度，却又不能像有些诗人那样紧跟形势。为此，他首先选定了历史上的1907年农民大起义作为创作题材，这符合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对剥削者和权贵怀有的由衷憎恶。组诗《1907—小景》（1955）问世后立即受到热烈欢迎，电台、报刊争相介绍。的确，这是一篇成功的上乘之作，是一幅再现农民斗争的历史画卷。组诗共含40首，集叙事、抒情为一体。开篇诗对农民大起义的时间、地点做过介绍后，立即通过不同画面对农民、工匠的奴隶境地和官府、豪绅的残酷无情做了描述。有压迫就有反抗，为了后代的生存，为了替父辈复仇，农民手持铁叉和棍棒造反了。“冲上去！咬死他，烧死他！”“抓住这个二地主，像削辣根一样把他削成碎片！”郁积的愤怒如同火山爆发，不可遏制。起义遭到武装镇压，景象是悲惨的，但它却含有一丝希望。“死难兄弟静静卧在村子里，但他们的眼中／依旧残留一线微弱的光，仿佛一种声音。”《人的颂歌》（1956）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新文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成功原因是从辩证角度用诗的形象语言，描述了人类从蒙昧时期到理性的自我认识的演化过程，突出了人在宇宙和历史中的地位。它内含深邃，30首相对独立的诗歌从不同方面、各种视角勾勒了人的形象，尤其是对人类制造工具的智能描写得生动入微。但从整体来看，诗的气氛有些凝滞，某些段落强行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观点，难免有牵强之嫌。此后，老诗人开始了第二个创作青春，连续发表了《杂咏》（1957）、《诗集》（1959）、《叶》（1961）、《新诗》（1963）、《韵律》（1964）、《节奏》（1966）、《你的叶片》（1968 ）、 《树枝》（1970）等。上述作品大多摆脱了政治和宣传内容，诗人的艺术风格得以恢复和发展，作品显得自然、明快，活泼多了。鉴于他在艺术上的成就，1967年逝世时，政府为这位科学院院士、作协名誉主席、国家文学奖获得者举行了国葬。
在罗马尼亚文学发展史上以《光明诗》（1919）享誉文坛的哲理诗人卢契安·布拉加（1895—1961），于1948年被调离大学课堂到历史研究所工作，他的全部诗作也被归入禁书之列，直至1959年开禁后，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才真正领略到他的诗歌的魅力。这期间他创作了许多诗歌，分为四组，即《1940—1944铁的年龄》、《火之歌》、《载着灰烬的航船》、《独角兽所闻》，这些诗稿于1961年作者逝世后才收入集子正式出版。其中的部分诗篇，如《神奇的种子》等比较有名。他的作品，尤其是战前的诗歌，对这一阶段诗坛出现的革新浪潮起了促进的作用。
象征派诗人乔治·巴科维亚（1881—1957）也是罗马尼亚现代诗歌的先行者。他解放前几十年过着困苦生活，经常是贫病交加。由于处境凄凉，心情郁闷，暗淡的秋色、酷暑、严冬、连绵夜雨、枯树老鸦、荒废的田园、贫民窟、疯人院等都成了他在诗歌中抒发悲愤的主题。颜色是他经常使用的一种表达感情的艺术手法。黄色象征疾病、绝望和死亡，黑色是衰竭、焦化的表现，白色代表空虚，黑白两色则是墓地、丧葬的象征，紫色引起人们的幻觉，铅色意味着沉闷和压抑。在他的笔下，线条、形状、运动、静止、嘈杂、沉寂以及诗的韵律都是表意符号。他不仅是秋雨、孤寂、忧思的诗人，也是旧制度的反抗者，这在《工人小夜曲》中有所反映。他认为应该痛斥这个“病人膏肓的世纪”，作为一个孤独的诗人，只能通过诗歌表达他的愤怒。他写道：“我全身的神经都要爆裂……／噢，来吧，伟大的时代。”为此，他把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1944年终于迎来了解放。他在《我思》中是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的：“所有的预言／政治预言／均已实现。／我感到幸福。”他的主要作品《铅》（1916）、《黄色的火花》（1926）等都是战前发表的，解放后只出版了《资产者组诗》（1946）。此后，大约中断了十年时间，他的作品才被允许再版、促进了50年代诗歌的革新。
亚历山德鲁·菲利皮德（1900—1979）出身学者家庭，年轻时在西欧受过良好教育，文学造诣很深，属于洁身自好类型的诗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年代，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也没有出版诗集。可能是为了避嫌，也可能是不愿赶时髦、追潮流，他躲在书房中潜心翻译世界名家的作品。1962和1965年文坛气氛好转后，他的前期作品曾经选编再版，1967年推出诗集《巴比伦独白》，1979年发表《梦想与追求》。菲利皮德是位浪漫主义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孜孜不倦的真理追求者。他的诗歌题材差不多总是同探索和认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弄情某些问题，他在诗歌中不得不孤单单地在时间和空间中漫游，向古代英雄和希腊诸神求助。他也善于描写梦幻的境界，让读者寻求梦的真谛。梦幻是第二生活，是现实生活的补充。他曾说：“我接受我得以生存的这个时代，就像树木接受它植根的土地，但是我的想象却飞往另外的时代。”他总是在寻求，不停地寻求，直至去世。
老一代中，以创作隐秘诗著称的扬·巴尔布（1895—1961）于1944年后基本没有发表作品，但他对诗歌园地的影响却一直存在。瓦西列·沃依古列斯库（1884—1963）于1958年被捕入狱前曾创作《莎士比亚14行诗》，在莎翁的154首之后续写90首。这些诗格言性强， 摆脱了时间与历史的限制，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遗憾的是这部手稿在作者去世后的1964年才得以出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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