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事求是与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事求是论文,民族论文,思想论文,工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是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个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贡献。在中国的认识史上，毛泽东第一次对“实事求是”这个古老的概念赋予了科学的哲理，把它从原来是一种治学态度提到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在科技革命和改革的年代，邓小平对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作了充分的论证和发挥，把实事求是上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认为无论是反对实事求是还是违反实事求是，“实质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从而把实事求是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概括，认为坚持了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蕴含着异常丰富的内容，它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也包含了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性和无产阶级价值观的统一。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基础。在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中，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四个显著特点。
一、解放思想、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从大局着眼
实事求是，要解放思想。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人们的意识和观念往往落后于现实。因此，邓小平同志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解放思想看作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逻辑起点。在邓小平看来，解放思想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9页。）解放思想就是要人们“开动脑筋”、“换脑筋”，使人们的头脑从原有的框框、条条、本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跟上时代的步伐，如实地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因此，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完全一致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归宿。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在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中，始终贯彻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结合的原则。在新时期民族工作中，邓小平大胆地抛弃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观点，实事求是地处理了民族地区和民族工作中一系列的历史遗留问题，开创了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趋势的论述中，他既抛弃了过去在民族问题上“左”的错误，又从实际出发，高度概括了新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的性质和总的发展趋势，是现阶段处理我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实事求是，要尊重事实。邓小平总是把弄清客观事实的真相，准确地把握客观事实，作为自己观察问题以及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础。他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民族工作要按照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办。解放初期，领导西南地区全面工作期间，邓小平根据当时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影响还很大这一客观事实，强调我们所有工作都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68页。）邓小平的论述虽然是40多年前讲的，其精神实质对今天的民族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事求是，要尊重历史。现实和历史是不可分割的，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当前我国的民族问题，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正确观察和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就要尊重现实、尊重历史。在解放初期主持西南地区全面工作期间，邓小平指出了少数民族和汉族隔阂很深这一事实，又指出这种隔阂主要是历史上汉族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统治造成的，是“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是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实行大民族主义的政策”的结果。因此，不尊重历史，我们就不能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认识目前的民族关系。即使对少数民族内部关系问题，邓小平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仍然采取一种严肃的历史主义的态度。他说：“有的少数民族过去打冤家，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主要是过去推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挑起来的，是大民族主义统治弱小民族的手段，但是他们内部也有很多利害关系，我们应该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使他们团结起来，不要再打冤家。”（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66页。）总之，在民族工作中，无论是对民族之间的关系而言，还是对民族地区经济的落后现状而言，乃至于对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汉族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差而言，我们都不应该割断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要着眼于大局。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事物和问题都是一个系统。任何一个系统都存在着局部和整体的关系。邓小平作为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总是要求我们从全局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社会总问题的解决。在我们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之后，邓小平从党和国家全局和所面临的共同任务出发，明确指出了新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的性质和发展趋势。他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6页。）如果没有对我们国家全局和各民族人民所面临的共同任务的正确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对新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的性质和发展趋势作出正确的判断。从民族工作本身来讲，邓小平始终将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看成是民族工作的大局和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求我们从多方面做好民族团结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区和地区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从而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大量增加。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乃至各民族内部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邓小平从大局着眼，作了原则性的指导。邓小平认为，“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因此，要允许条件较好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靠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事关全局的政策。这样，东西部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富裕程度上的差距，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会存在。同时，邓小平又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的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这就是说，共同富裕也是大局，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课题。因此，我们只有从这两个相互联系的大局出发，才能实事求是地观察和处理新时期出现的各种民族问题、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各种矛盾。做到既保证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能把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发展速度和富裕程度上的差距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做到既保证发达地区的持续发展，同时又能加大对落后地区和民族地区的投入和开发，缩小东西部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否则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加深民族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矛盾。
二、要照辩证法办事，坚持矛盾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原则
在邓小平哲学思想中，实事求是是辩证法思想的核心；堡法是贯彻实事求是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毛泽东说过，“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1页。）而照辩证法办事，关键要正确坚持矛盾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原则，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和途径。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所谓共性，是同类事物所具有的普遍性；所谓个性，是指一切事物区别于其它事物的特殊性质。就事物的存在来说，其共性和个性是不可分的。世界上没有只有共性而无个性，或者只有个性而无共性的事物。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因其有共性而相互联系，形成统一整体；因其有个性而相互区别，异彩纷呈。从辩证法的角度讲，实事求是就是要找出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出事物的特殊规律，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矛盾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原理，是我们党一贯遵循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的哲学基础。在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第二次飞跃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领导各族人民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两次飞跃都是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按照辩证法办事，正确处理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
在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中，充分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相结合的辩证原理。1987年邓小平在谈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时候说：“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国情。”（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7页。）这就是说，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充分保证和实现各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这是共性。但采取哪一种形式，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这又是个性。根据我国的历史和现状，我们没有采取原苏联等国家联邦制的形式，而是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好的，毛主席是英明的，没有搞什么民族自治共和国。
在制定有关民族地区的方针政策方面，邓小平主张要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政策。1950年他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说：“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67页。）在具体执行政策方面，邓小平也主张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解放初期在西南地区的土改问题上，邓小平主张：凡种汉族地主的地就实行减租、土改，而种本民族地主的地，就不实行减租、土改，至于如何做，由本民族内部协商解决。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比较妥善地解决了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问题。
在民族地区的工作态度问题上，邓小平主张“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不能盲动。由于民族地区比汉族地区复杂，我们的工作一定要稳妥，不能操之过急。建国初期，西南和其它新解放区一样，面临着土地改革和其它社会改革的任务。邓小平认为，“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64页。）但是，邓小平同时又指出，在改革问题上，要十分稳妥，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的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改革，“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1950年9月5日，邓小平在为西南局起草的《关于民族杂居区不要急于搞减租退押》中指出，只在汉人部分实行，凡涉及少数民族人民的部分则一般不应实行，只有在少数民族要求实行时（这往往是对少数民族有利的）才可以在经过专署以上政府批准的条件下酌情加以执行。如果在这种地区实行时，某一少数民族人民又不愿意实行时，也可以不实行。在《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一文中，邓小平认为在解决少数民族武装的问题上，尤其要防止过急的毛病。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上，邓小平主张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西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地区，邓小平认为，“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业，发展牧业”。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6页。）要思想解放，不要按框框办事。
三、注重实干，反对空谈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重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且更重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因此，邓小平十分强调在干中学，在实践中去求得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同时，只有在干中，在实践中才能够把头脑中的“目的”、“方案”等变成现实。他主张要有一种敢于试验、敢于闯、敢于“冒”的精神，提倡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8页。）在这样的情况下，实事求是的态度只能是“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他看来，人的正确认识只能来自实践。因此，对任何问题都不要做空洞的议论，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是抓住机遇、勇于实践，在干中学，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完善理论、统一认识，干出新事业。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干出来的，要埋头苦干，切忌空谈。在视察深圳时，他认为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干出来的，不是靠讲出来的。他严肃指出：那种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
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是有风险的。在这种形势下，要大胆地试验、大胆地闯，又要担风险，怎么办？邓小平回答说：“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8页。）如何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辩证地结合起来呢？邓小平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和策略。“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说明，一事当前，首先是干，是行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事业，马列主义本本上没有，又没有历史上的可以借鉴的经验，因此，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同时又要边干边总结经验，从实践中寻找答案，逐步取得在工作中的主动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是运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工作方法，既坚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又强调小心谨慎，步子要稳，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善于修正错误，从而使我们在工作中赢得了主动，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邓小平反对坐而论道。邓小平认为，我们的方针政策只要制定了就要执行。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他说：“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63页。）比如，我们宣布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要兑现，半年、一年不兑现，少数民族就会不相信我们的政策。他主张急群众之所急，要为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又如，他认为，贵州少数民族大多住在山上，如果解决了他们的吃盐问题，就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拥护；现在西康不通汽车，怎么在经济上同内地沟通，从内地进什么货，他们的货怎么运出来，价格如何，怎样使他们有利可得，这些都要妥善解决。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应在少数民族地区多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办学校。还提出要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总之，“所有这些事情，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现在都要开始去做”。（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68页。）
四、讲“管用”、讲“实效”
邓小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坚持从实际出发和从广大群众利益出发的统一，反对不讲效果、不讲效益的形式主义。如果说解放思想、尊重事实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前提或逻辑起点的话，那么讲实效、讲管用就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目的、归宿和逻辑终点。可以说，实效和管用也是衡量实事求是的标准。邓小平是国内外公认的务实派。这不仅在于他一贯强调要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更在于他一贯坚持我们的方针政策及一切工作都要有实效，要管用，要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际利益。邓小平十分重视“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所谓“精”，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精髓——实事求是，并要相信实事求是，在实践中运用实事求是。所谓“管用”，就是经过实践检验，能在现实生活中行得通，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能给人民带来利益。邓小平认为，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这里只有求实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丝毫没有本本主义的味道和形式主义的东西。
邓小平认为，能否“解决问题”，是否“管用”，是否“有效果”，要“看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要“拿事实来说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理论、方针、政策是否正确，能否解决问题，是否管用，不是靠讲道理来回答，而是只能由实践来检验，“拿事实来说话”。这就是说，要用实践检验结果，用事实去评判一切，拿事实去鉴别是非对错。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判断我们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邓小平将群众观点融于实事求是的思想之中，并将无产阶级的价值取向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融为一体。他始终强调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给人民群众以实惠，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邓小平还将实践标准和群众观点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我们的工作是否有成效，我们的方针政策是否管用，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反复论述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强调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其中一个就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中，实事求是和无产阶级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在邓小平民族工作思想中，同样体现出这种重实效的精神。解放初期在主持西南地区工作期间，他认为，西南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消除民族隔阂，搞好民族团结。因此，他主张一定要做好对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这样，在他们的帮助下来推进工作，就要顺当得多”。当时有的同志有顾虑，以为这样做会丧失阶级立场。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是正确的阶级立场。这就是说，在民族工作中正确的无产阶级立场，是由无产阶级现阶段在民族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和民族工作的根本目的所决定的，是以民族工作的实践结果来判断的。因此，在民族工作中，我们不能脱离开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和根本目的，不能脱离开民族工作的实际效果抽象地谈论阶级立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认为，评价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也不能脱离开民族政策及民族工作在民族地区的具体成效，抽象地进行议论。1987年6月邓小平在《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一文中指出：“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目前西藏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西藏人民生活有了不小的改变……。如果在那里的汉人多一点，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不是坏事。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眼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6-247页。）
邓小平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回顾解放以来党的民族工作风雨坎坷的历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当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实事求是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时候，各民族人民就团结友爱，边防就巩固，社会就稳定，各族人民的生活就会不断地得到改善；如果我们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就会增加，边防就会不巩固，社会就会不安定，各民族人民就会受苦。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学习、全面贯彻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思想，把民族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