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辞入乐问题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府论文,辞入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茂倩将《乐府诗集》分为十二大类，前十一类为人乐的乐府诗，学界对此没有异议，但最后一类新乐府辞能否入乐，一直存在争议。人们大都认为新乐府已失去演唱功能，成为一种准歌诗，是不可歌的。如清初冯班《钝吟杂录·论乐府与钱颐仲》云：“乐府中又有灼然不可歌者，如后人赋《横吹》诸题，及用古题而自出新意，或直赋题事，及杜甫、元、白新乐府是也。”1905年，渊实在《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一文中也说：“降而及唐，李白、杜甫、白居易之徒，或以古题，或以新题，频自作之，亦名‘乐府’，其实一切不可歌，亦同为文字之诗，‘目之诗’而已。”有人在整理乐府诗集时干脆将新乐府删去。例如清人顾有孝编《乐府英华》，录自汉迄唐乐府共成十卷，自序中对唐人新乐府甚为推崇，却摒弃新乐府不录，理由就是新乐府不入乐。再如任半塘《唐声诗》说：“唐之‘新题乐府’，已不歌唱，通体离乐，名实全乖。”他还说：“白居易《新乐府序》曰：‘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所谓‘体顺而肆’，在白氏固指乐府言，若近体诗之平仄谐协，亦未尝不是一种‘体顺’，故亦宜于播入乐章歌曲。然‘新乐府’之作，白氏五十首、元稹十二首、李绅二十首，皆乐府歌行之体顺而肆，去当时直接歌辞之要求，则尚有隔，非经过有目的之改造后，不可以歌。且诸辞终唐之世，迄无播入乐章歌曲之企图，实质本非声诗，当不必因其体顺故，便妄有所指，徒滋纷扰矣”[1]（P54）。《续通志》卷一二七列唐以后“新题乐府”有《祓禊曲》。任先生认为这是错误的。理由就是“因唐之‘新题乐府’以系事述志者为限，无声”[1]（P20）。可见任半塘认为，元白新乐府不能歌，而且歌起来也有困难，且认为这个问题无须讨论。
人们否定新乐府辞入乐主要原因是郭茂倩的《新乐府辞序》说新乐府“辞实乐府，未常被于声”。但是如果对其细加分析，并不能得出新乐府绝对不入乐的结论。人们往往因为“未常被于声”一句作出判断，而忽略了序文中关键的“唐世之新歌”一语，“新歌”才是郭茂倩收录新乐府辞的依据，因此有必要对新乐府辞序作出重新解读。事实证明，有一部分新乐府诗曾入乐歌唱。新乐府并不仅仅局限于元白新乐府，《乐府诗集》中收录的新乐府辞保留了唐代诗人丰富的新乐府作品，共计429首，而元白新乐府共计76首，大约只占18％。人们对元白新乐府之外的大量新乐府辞人乐的情况并未能作出具体的分析就判定新乐府辞不入乐，是不够全面的。文献证明，在元白新乐府之外有大量的新乐府辞是曾经入乐的乐府诗。
一、《新乐府辞序》重新解读
郭茂倩的《新乐府辞序》是人们判断新乐府辞能否入乐的重要依据，其核心内容是：“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这里有两处文字需要仔细推敲。第一，“未常”。“常”字作为副词，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常”的通常意义，作“经常”讲；另一种解释是通“尝”，作“曾经”讲。不知什么原因，人们都自然而然地默认了第二个解释，即理解为“尝”的通假字，因此得出结论为（新乐府）未曾被演奏歌唱。其实，不经常被演奏歌唱与从未被演奏歌唱在意义上是不能等同的。我们姑且抛开字面上的争议不谈，郭氏既说新乐府都是唐代的“新歌”，又说“未常被于声”，虽然他想要表达的是新乐府是新的徒歌，尚未被之管弦，但是从字面上分析极易产生歧义，引起误解，以致于人们大都据此认为新乐府不可歌。因此《唐宋诗醇》引此说就将“未常”改为“未尽”，“郭茂倩曰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尽被于声，故曰新乐府。”[1]当是有见于新乐府有入乐的事实，而以此补救郭氏之语病。第二，“新歌”。郭茂倩肯定地给新乐府下了一个定义是：“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新歌”，这是至为关键的词语。郭氏给新乐府下的定义简洁明了，收录标准具体是“唐世之新歌”，只要是新歌都可以收录。从历代文献中关于“新歌”的记载可以考证，新歌大致分为有音乐伴奏和无音乐伴奏两种音乐表现形式。有音乐的分为钟鼓和管弦两种伴奏方式；无音乐伴奏，特指新歌歌辞和徒歌两种形式。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是可歌的。郭茂倩“唐世之新歌也……未常被于声”的表述，从字面上来看，既曰新歌，又云未常被于声，人们总认为有些自相矛盾。其实郭氏此语并不矛盾。“新歌”是指无音乐伴奏的一类，“未常被于声也”亦是指无音乐伴奏的意思，故新乐府应是指未及谱入乐曲的徒歌形式的歌诗，简言之，新乐府至郭氏为止，是一种在唐代可以徒歌形式演唱，但是没有音乐伴奏的歌诗形式。郭茂倩在新乐府序中所谓的新歌就理应包含上面所说的“新歌”的多种内涵：已被于声（有音乐伴奏）的新歌、未被于声（无音乐伴奏）的徒歌新歌及歌辞。
唐代本有“乐府新歌”、“乐府新辞”一类的名称。所谓新辞，就是指新的歌词，如元稹《酬乐天八月十五夜禁中独直玩月见寄》云：“宴移明处清兰路，歌待新词促翰林。”李绅《忆被牛相留醉州中时无他宾牛公夜出真珠辈数人》：“酒征旧对惭衰质，曲换新辞感上宫。”题下注云：“余有换乐曲词，时小有传于歌者。”又如初唐谢偃《乐府新歌应教》诗云：“樽中酒色恒宜满，曲里歌声不厌新。”《旧唐书·李白传》：“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辞，亟召白。”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姚合《赠张籍太祝》云：“麟台添集卷，乐府换歌词。”可见“乐府新辞”就是指朝廷的音乐机构（乐府）演唱的新的歌词。
总之，不管有无音乐伴奏，新歌是可以演唱的，郭茂倩既然称“新乐府”为“新歌”，而没有称之为“新诗”，那么可以断定，新乐府辞是当时已经入乐演唱的或是未及入乐但可以演（清）唱的乐府歌辞。所以我们不能从郭茂倩“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这一简单的表述中断定新乐府不入乐。但元白为方便入乐作了精心的准备，希望被人“选词以配乐”，虽然没有证明这些乐府诗直接入乐的证据，也不能据此全面否定整个新乐府辞是不入乐的。事实上，元白新乐府后来确实被人传唱。如《清代名人轶事·文艺类》载：“泾阳蔡春，解歌元白新乐府。”[2]（P137）
二、入乐作品的具体考察
郭茂倩依据自定的标准“唐世之新歌”，所收录的新乐府辞一共429首，其中的一部分乐府诗是入乐演唱的，有据可证的入乐诗歌具体如下：
李峤的《汾阴行》是有证据证明入乐的歌诗。据孟棨《本事诗》记载：
天宝末，玄宗尝乘月登勤政楼，命梨园弟子歌数阕，有唱李峤诗者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时上春秋已高，问是谁诗？或对曰：李峤。因凄然泣下，不终曲而起曰：“李峤真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卫岭览眺久之，又歌是词，复言李峤真才子，不胜感叹。[3]（P11）
据《本事诗》所载可知，《汾阴行》虽然只是被歌者或乐部歌诗的结尾四句，也可证明《汾阴行》唐时可歌且脍炙人口。玄宗“不终曲而起”，证明本诗是当时入乐歌唱的新乐府辞。
刘禹锡精通音乐，善为民间流行的曲调写作歌词，除了著名的《竹枝词》、《浪淘沙》、《杨柳枝》等之外，尚有《沓潮歌》、《泰娘歌》等诗，这些诗被收入到新乐府辞当中。《沓潮歌》前刘禹锡自作歌序，明确有作诗歌唱之意：“元和十年夏五月，大风驾潮，南海泛溢，南人云沓潮也，率三岁一有之，客或言其状，禹锡因歌之。”其《泰娘歌》自序云：“故日抱乐器而哭，其音燋杀以悲，雒客闻之，为歌其事，以续于乐府云。”元宋无的《泰娘》诗亦云：“太守风流宠泰娘，歌成乐府属刘郎。”[4]（P14）可见《泰娘歌》曾经被歌唱，是乐府歌词。
皮日休在《正乐府》前小序中说：“故尝有可悲可惧者，时宣于咏歌，总十篇，故命曰正乐府诗。”从诗人自序中可以得知，他所作的10篇正乐府，经常以咏歌的形式唱之。
新乐府辞还收有李益《促促曲》、王建《促促词》。关于“促促”能否歌唱，唐沈亚之的《与冯陶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促促之歌巴声夷辞，唱一而和百，赞之者千万人。南风之弦，云和之瑟，旷世莫用，乌能自唱其德于声音？虽韩娥之妙，欲谁继者？”[5]（P42）可知唐时有《促促》之歌，传唱广泛。
《捣衣曲》：唐韦庄有《捣练篇》诗云：“月华吐艳明烛烛，青楼妇唱《捣衣曲》”。可证唐时《捣衣曲》可唱。
《捉捕歌》：元稹《捉捕歌》：“客来歌捉捕，歌竟泪如雨”。可见此诗曾被歌唱。
新乐府辞中还收录了温庭筠的32首新乐府辞，郭茂倩在这些新乐府诗的前面冠以“乐府倚曲”四字，表明这些新乐府诗也是倚曲而作的入乐歌诗。具体是：《织锦词》、《汉皇迎春辞》、《夜宴谣》、《莲浦谣》、《遐水谣》、《晓仙谣》、《水仙谣》、《东峰歌》、《罩鱼歌》、《生禖屏风歌》、《湘宫人歌》、《太液池歌》、《鸡鸣埭歌》、《雉场歌》、《东郊行》、《春野行》、《吴苑行》、《塞寒行》、《台城晓朝曲》、《走马楼三更曲》、《春晓曲》、《惜春曲》、《春愁曲》、《春洲曲》、《晚归曲》、《湘东宴曲》、《照影曲》、《舞衣曲》、《故城曲》、《兰塘辞》、《碌碌古辞》、《猎骑辞》、《昆明池水战辞》。何谓“倚曲”？《乐府诗集》中，题下郭氏未作解释，我们从其它文献中可以推断：
（李）可及者，能新声，自度曲，辞调凄折，京师□薄少年争慕之，号为“拍弹”。同昌公主丧毕，帝与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为帝造曲，曰《叹百年》，教舞者数百，皆珠翠□饰，刻画鱼龙地衣，度用缯五千，倚曲作辞，哀思裴回，闻者皆涕下。舞阕，珠宝覆地，帝以为天下之至悲，愈宠之。[6]（P5351）
可见“倚曲”就是依曲作词之意。“倚”，即凭借，依靠之义，曲，就是已有的乐曲。所以我们有充分的根据认为乐府“倚曲”，就是温庭筠根据乐曲作的乐府歌辞。
综上所述，《乐府诗集》中所收新乐府辞至少有50题是曾经入乐歌唱的。那种认为新乐府不入乐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