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环境下的族群认同
——以北爱琴海地区初中生为例

贾夫里米斯·帕纳约蒂斯¹，埃莱夫瑟拉基斯·西奥多²

(1.希腊爱琴海大学社会系，希腊，2.希腊克里特大学学前教育系，希腊)

[摘 要 ]通过调查北爱琴海地区希腊学生的“探索”和“参与”两个组成部分有关的族群认同状况，并尝试通过个体与他/她的社会和学校环境的互动方式了解其形成。调查结果表明：就希腊学生所拥有的族群认同形式而言，他们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无论处在何种认同形式，大多数学生都信任来自其家庭群体的个人；社会组织，如家庭、学校和朋友，有助于形成族群认同，家庭起主导作用。

[关键词 ]族群认同；初中；北爱琴海

一、引言

全球化是一个渐进、复杂和耗时的过程，它倾向于将世界的感知、组织和运作作为一个单一的实体，这个实体致力于强加在过去四十年中变得更加突出的全球特定利益(Albanis，2014：21-22)。朝向普遍性、技术及所带来的变化与寻求更广泛实施领域的人类趋势(Albanis，2003：25-38)一直在努力塑造这种现象。尽管全球化现象导致对人类社区和人权的知识和概念的重新定义和传播(Giddens，2011)，但它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秩序，并试图基于技术和市场自由化将这一秩序提升到民族国家之上(Sassen，2011)。民族国家的内部和外部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其影响力往往被消除，因而进一步影响了它们的解放(Chondolidou et al.，2008:267)。Wallerstein强调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心地位(Hall et al.,2003:110)。据观察，资本主义关系有所扩大(Kotzias，2003：55)，出现主权国家强加“弱者”及其自我中心化的倾向(Albanis，2003)，产生了系统的超社会化和“被构建”的风险。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排斥和不平等正在扩大(Beck，1999;Stephanou&Mitoula，2003)。

要之，陆游通过晚唐诗词的价值评骘，实际上导向了“诗词之辨体”。虽观念心态上矛盾未解，却非“忽褒忽贬”而无定见；亦非真的“渐变”至老有“悔悟”。当他从其儒家诗教重道立场出发来审视词体之时，就难免贬低词体；而当其从“缘情而高古”的抒情本体角度来看词体时，就每多肯定和揄扬。从更深层心态来说，“此身合是诗人未？”作诗人且不甘心的陆游，又岂能甘愿以“词人”自视？

“边界”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现，正如Bauman(2005)所说，在现代世界中，边界在每一次垃圾收集和处置中得到了补偿。边界引发压力和舒展神经并非自相矛盾。正如任何人试图解释它一样困难，将有用产品与“废品”分开的边界是一个灰色区域：一个由模糊的定义、不确定性和危险所支配的领域。在一个“流动性”不断增加的时代，“边界”的概念尤为重要，因为各国感到了不安全以及“瓦解”之前形式的风险。他们认为他们的领土完整被解除，他们的权力便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边界”只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或阻止这些“流动”(Iosifidis & Petrakou，2012：34)。

由于全球化的原因，产生了不平等和其中固有的快速变化，这些变化发生在人们的传记、社会化以及认同形成的动态中。与此同时，人类存在唯一性的独特性和个人赋予它的意义(Bauman，2002)得到了认可，这证实了现代世界经历了进步的和异化精神的世界(Habermas,1993:33)。由于上述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紧凑的民族国家存在认同危机。此外，创建更广泛的多元文化社会是一个现实，它检验了民族国家公民的认同，在这些多元文化社会的公民之间引发了关注、混乱和冲突。

二、认同的概念

根据经典方法，认同具有静态形式，并且代表了该人具有的更多特征。从New-Piagetan的观点来看，认同的特征在于试图将个人与他人区分开来，并将所有受社会文化影响的抽象表征整合到他/她自己的身上(Harter,2006)。根据Erikson的说法(1963;1968)，在个体人生的关键时期，其认同的形成继续以更加激烈的速度进行，在此过程中，个体有可能重新定义他/她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些元素通过个体的社会化和互动过程，尤其是与重要他人的互动过程，得到动态化的塑造和改造(De St.Aubin,McAdams,& Kim,2004;Feldman,2011:59)。在现代概念化的过程中，一个人认同的形成并不是一种仅仅表达他/她个性的一系列不可动摇特征的静态形式。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多方面的、动态的过程(Gewirtz&Cribb,2011)。后结构主义者的描述强调了个人积极选择和确认自己认同的方式，以及这些选择受个人可用资源限制的方式。这些选择对于遭受社会不平等后果的人来说更加有限，因为认同建构过程发生在权力网络和的获取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多样化路径之中(Bauman,2004:38)。因此，总是参考过去的范式已经在社会现实的所有领域中被推翻，而且认同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建构(Hogg & Abrams 1988:2)，它既是复杂的又是多维的(Rannenberg et al.,2009)。在后结构主义的取向中，我们可以说，认同的概念(个人的或社会的)是通过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建立和维持内部连续性的过程而提出来的。因此，可以理解的是，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平衡或冲突的合理性和系统结构的再生产，或者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个人自己的行动和努力，通过社会化过程的社会环境可以产生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可以最终和动态地造就个人认同。认同被视为一个“想象的对象”，自我和他者的互补性被视为其结构维度，并且它具有可以作为其基本成分的异质性组成部分，这是任何分类的社会认知系统和环境表现的一个基本要素。(Konstantopoulou et al,1999:11-12)。

认同的概念化在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中有所区分(Oyserman et al.,2004)。前者与一系列作为个人特征的属性、信仰、欲望或原则相联系，或多或少不变，是一种来自他/她自己的相对稳定的看待角色、感知和期望的视角(Fearon,1999.Kowert&Legro 1996)；后者具有集体性的特征，这是由其成员共同决定的(Georgogiannis,1996)，并且与其他集体(外群体)的特征相对(Tajfel& Turner,1979)。通过定义我们的存在，“认同带来差异”，通过“歧视，我们和他人(陌生人、对手、敌人)的情绪被激发”(Veikos,1993:15-16)。个人与集体的互动塑造了社会认同(Georgogiannis,1996:56)。社会认同包括族群认同，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变量。作为客观现实，它影响社会环境的结构，并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Barret,2000:2)。族群认同的建构不仅是关于主导群体，也关于少数民族建立其族群认同，以抵抗主导群体的过程(Kubota & Lin,2009:5)。

(一)族群认同

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出现，造就了资产阶级进行创造、发展和赋权的背景，以及一个较小但统一、紧凑、集中和自由的国家市场，在这个是市场中，城市阶级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及其进一步畅通无阻的增长将更加容易实现(Gellner,1992:19.Balibar,1991:138)。这种历史选择是族群认同形成以及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基础，以便使每个民族都能获得自己的国家和政治实体(Eleftherakis,2006:113)。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民族主义理想开始退去(Michail,1992:23)；在后现代时期，一种持久模糊的局面已经形成，其中，“正确的话语”、客观化的现实和合法化的制度、现代的价值观和观念受到强烈而持久的质疑。

个体对民族和族群认同的概念化是基于他们对作为空间及其组合的国家政治实体和土地的观念(Prokopiou-Vaxevani,2003)。族群认同是一种象征性的建构，以社会表征为依据。这些社会表征为一个族群所拥有，适用于族群自身和其他民族，并涉及共同的起源，以便在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中使该群体的形成合法化(Fragoudaki&Dragona,1997:14-15)。通过共同的语言、宗教、道德、传统和历史(Gotovos,2002)，族群认同赋予属于社会政治群体自我意识的集体描述以意义(Prokopiou-Vaxevani,2003)。

(1)加强环境规制力度。政府的环境规制举措是重污染企业最初重视环境保护的主要推动因素，其带来的激励及影响是最直接、最有力的。对于重污染企业而言，他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严格遵守政府施行的环境保护政策，避免违规和处罚，其次才会考虑自发性的环境保护措施。由此看来，政府的环境规制方案及政策的实施力度对于重污染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不可小觑，为使重污染企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生态发展达到协调共进的良好状态，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切不可放松，更不能一成不变，应根据国家发展现状不断更新调整环境保护政策及方案，同时注重政策的落实以及实施力度。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群体长期接触和共存的情况下，族群认同才有意义。实际上，在同质社会中，关于族群认同的研究被认为不必要的(Phinney，1990)。族群认同是指共同的地理—历史空间、共同的祖先传统和历史记忆、共同的文化、国家所有成员的共同义务和权利、以及在民族空间边界上基于人口和货物流动性的共同经济体系(Smith,1991:14.Hall,1997:183)。

根据青年总秘书处(2005)的调查，希腊青年对其认同感到“非常”或“相当”自豪的占多数(64.3%)。大多数年轻人(75.1%)认为古希腊文化和民间传统是建立民族意识的最重要的参与者，却排斥“欧洲”认同。在Stratoudaki(2005)的一项研究中，大多数学生为他们的国籍感到自豪。根据研究结果，四分之一的学生具有“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与此同时，家庭、学校、朋友和媒体等社会机构有助于族群认同的形成，而且往往从陈规观念和偏见中产生相反的取向。对希腊文献目录的研究突出了这些相反的趋势(Kavounidi et al，2008;Tsiganou，2010.VPRC，2007)。

族群认同不同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一种与个人特定社会化条件直接相关的路径和生活方式，例如，他/她所生活的社会中的社会、经济、语言、文化和政治条件(Damanakis， 2007：123)。族群认同更具有历时性，而文化认同更具有共时性，也就是说，文化认同主要是由个人在他/她的社会现实背景中的积极体验所创造，而他/她的族群认同可以在家庭或学校的虚拟背景内部产生。(Damanakis，2007：123)。

因此，在形成族群认同的同时，个体在参与更加广泛的社会的过程中会采用符合逻辑和却不合理的要素作为其有意识和无意识选择的结果(Arampatzis，2010)。族群认同赋予属于社会政治群体的自我意识的集体描述以意义(Prokopiou-Vaxevani，2003)。因此，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在创造自身的认同方面面临更多困难。

根据Phinney的理论模型(1989)，通过结合族群认同的两个维度——探索和承诺以及使用集群分析方法，我们根据本土学生的认同将他们划分为多个子群。使用上述方法，我们最终分成四个群组。观察通过该分析产生的中心平均值(表2)，我们发现创建的四个“集群”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个(获得认同)的特点是高度探索和对族群认同的高度承诺；第二个(延缓)的特点是高度探索和对民族认同的低度承诺；第三个“集群”的特点是对民族认同的低度探索和低度承诺；第四(排斥认同)的特点是对个人的族群认同的低度探索和高度承诺。

探究前的知识储备：教师引导学生复习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中的物质变化和能量变化的实质，重点回顾化学能贮存在有机物中的要点，点亮学生思维中关于能量和物质之间的关联，也为后面的探究埋下伏笔。

已经实施的关于在童年时期塑造民族认同的研究，突出了作为关键因素的经验性的经历和表征。然而在童年早期，儿童仍然没有意识到认同的概念。与此同时，受其施加压力的家庭、课程教育和社会文化环境的象征性资本有助于认同的形成(Warikoo，2005)。

(二)希腊人的族群认同

接下来，我们检验了学生的认同(获得、排斥、延缓、扩散)的相关性，这种认同与“我来自这个国家并拥有这种文化背景感觉良好”这一问题的答案有关。从结果分析发现，不同形式的学生认同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性[χ2(12)=92.195，p=0.000]，这些学生认同与理解他们对其起源和文化背景的感受有关(表4)。

民族意识与长期存在的希腊精神直接相关，希腊精神需要保存和同质化，同时希腊认同的特征是“封闭”或“无弹性”(Stratoudaki，2005)，作为一种防御形式写进了学校书籍之中(Vamvakidou et al.，2010)。希腊人民族认同梗概的区别在于“他者”，并且属于少数群体的范畴(Tsoukalas，1998)。有些作者说像多利安人和爱奥尼亚人这样具有希腊特征的群体不应该被视为希腊人的范畴，因为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群体与某种希腊陶器、衣服、墓葬仪式或方言之间具有排他性关系，除了文学资料来源之外，也没有值得信赖的历史资料来源表明这种关系，文学资料来源又往往是不可靠的。(Hall，1997：182)。Hall(1997：184)也想知道是否整个希腊民族意识所依据的多利安血统真正发生了，或者是否遥远城市之间的血缘关系存在着，从而可以证明他们是对希腊种族出身的削减。然而，他指出多利安神话是来自不同家园的一系列不同的、最初独立的祖先。

族群认同具有鲜明的特征—要素，例如：种族和出身、共同的地域/领土、语言、文化、文学、宗教、传统、神话、传说、共同的历史、国家等，这些特征和要素对于持有它的人来说，仍然具有时效性并是共同的(Epstein，1978：123;Pistoi，1991：28;Veikos，1993;28-44;Gotovos，2002;Damanakis，2007：123)，它们通过交流和文化元素得以建立和增强(Hall，1997：184)。根据Phinney(1993：66-71)，认同的构建包括三个阶段：以缺乏种族探索为特征的未开发的族群认同，处于探索认同概念初始阶段的Moratorium的族群认同，以及具有明确和令人满意的国籍感的实现了的族群认同。

总之，希腊民族认同包括了国家—政治因素，这些因素在动态建构民族认同时，与全球化环境相接触，同时也考虑到了希腊社会的特点和需求(Triandafyllidou&Veikou，2002)。

此外，就使用原籍国的数据而言，个体的分布似乎与学生对其原籍国的感受相同：(1)大多数学生(85.8%)使用来自其原籍国的数据(希腊)；(2)有一小部分不使用其原籍国数据的学生(2.4%)；(3)11.3%的学生对使用其原籍国的数据感到矛盾。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北爱琴海希腊学生的民族认同的各个方面，涉及其两个组成部分，即“探索”和“参与”，并试图通过人与他/她的社交和学校环境的互动。全球化现象，希腊经济危机和移民现象，一直在创造一种动态的社会政治环境，影响新社会主体的社会化和民族认同的形成。关于希腊国家的移民问题，特别是北爱琴海岛屿的移民问题，移民和难民的涌入是当今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它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但也意味着难以检验社会的优势和边界。(Poulopoulou，2007)。根据研究(Demetis，2016;Ipsos MORI，2016)，近年来移民流量的数量有所增加，而移民和难民的临时设施结构也是控制机制(首次接收移民的中心)(Trubeta，2012：15)在学生群体中形成了不同的背景。

三、方法

(一)样本

本研究中的参考人群是北爱琴海教育区中学在学学生的总数。选择了以下特征：(1)岛国特性和地理上的不连续性造成了更加明显的社会经济和教育不平等；(2)希腊缺乏关于岛屿和边境地区民族认同的研究；以及(3)北爱琴海岛屿是欧盟、移民和调解大门的外部边界。

样本由415名学生组成，其中145名(34.94%)来自初中一年级，132名(31.81%)来自二年级，138名(33.25%)来自初中三年级。就性别而言，203名(48.9%)男孩和212名(51.1%)女孩参加。对于样本选择，采用了分层采样。

(二)研究工具

在本研究中，使用了Phinney问卷(1992)，该问卷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要求进行了适当地修订，并被用作本研究的基础。Phinney问卷(1992)(多族群体认同测量[MEIM])由12个问题组成。创建MEIM是为了衡量民族认同在青少年(12岁及以上)和年轻人中的发展过程。它已被用于数十项研究，并在各种族群和各个年龄段中表现出高可靠性(Cronbacha>0.80)。

Roberts等(1999)在大型的青少年样本中使用MEIM中的因子分析，强调了两个因素：(1)族群认同的探索(发展认知过程)由五个问题组成。在不同族群认同中的“探索”的可靠性(Cronbach a)在0.55-0.70之间变化，总样本为0.70。族群认同探索的五个问题的平均评级只能用于评估族群认同的这一方面；(2)认同承诺(一种情感的、行为的过程)包括七个问题。各族群在这一方面的可靠性在0.81-0.88之间，总样本为0.85。“承诺”子量表更多地对应于对术语“族群认同”的共同使用。与该子量表对应的七个问题仅可用于评估对该群体的“归属感”。这两个子量表可以在研究领域中独立使用。

本研究中使用的问卷调查问题分为三个主题：(1)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年龄、班级、学校表现、父母的教育水平)；(2)MEIM调查问卷问题。MEIM调查问卷的问题被翻译和重写，以便被我们研究的学生所理解；(3)有关学生社会文化背景的问题。在分发给学校以便学生完成之前，调查问卷已经在30名目标年龄的学生中进行了试测，以发现缺点和误解。

四、研究结果

为了调查问卷(认同的探索和承诺)中的两个核心组成部分，根据Phinney的范式因子分析模型(1989,1992)进行分组，每个组成部分对应12个问卷问题。两份MEIM样品的可靠性是Cronbach探索因子a=0.608，Cronbach承诺因子a=0.741。

地下水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填土层空隙潜水，另一类为基岩裂隙水，主要赋存于强、中等风化带及断裂构造裂隙中，具有承压性。

表1 族群认同维度的平均值 ，标准差和象限

1=强烈反对,2=反对,3=既不赞成也不反对,4=赞成,5=强烈赞成

通过观察表1中的平均值、中位数和象限，我们可以说：(1)我们样本中的大多数学生正在探索他们的认同，而他们倾向于承诺他们的族群认同；(2)在探索和承诺过程中，至少有25%比例的学生；(3)25%的学生对探索和承诺其族群认同感到矛盾。

与此同时，在后现代时代，全球化及其理想化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扩张的完美理由，这有助于其技术辅助创造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同的文化、宗教团体在一个既是社会的、个体的又是民族的、种族的或后族群的认同的模糊环境中频繁接触和互动(Psarrou，2005：206)。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谈及一个族群的分散(多层次)的认同，因此谈及种族特点，谈及后族群认同和后种族性(Damanakis 2007：16-19)。

各组所有样本学生的分类如下：获得认同：177人(42.65%)，延缓：20人(4.82%)，扩散：50人(12.05%)和排斥认同：168人(40.48%)。整体样本中的大多数人都处于排斥认同和成就认同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大多数学生(83.13%)对族群认同有着强烈的承诺，但其他人通过其高度探索的性别认同被引导到族群认同中，而其他人则通过与其族群认同的低度探索—搜索与族群认同的联系。然而，其余学生对民族认同的承诺(16.87%)仍然创造性地或被动地保持低水平。

表2 集群中心

(一)对原籍国的感受和对其数据的使用

表3显示：(1)大多数学生(82.9%)积极倾向于原籍国(希腊)，并对自己的文化背景感到满意；(2)只有一小部分学生(2.4%)；(3)大约1/6的学生(14.7%)对他们原籍国和文化背景的看法犹豫不决。

目前采用的提取污水能量的方式大部分是以间接式为主[4]，也就是在机组前面设置一个换热器，污水和水或其它介质先交换热冷量，然后再由介质进入进组[5].这主要是考虑到污水的水质容易造成堵塞、腐蚀、结垢等，壁面造成对机组的损害，导致系统无法工作[6].因此.在间接式的系统中，污水换热器的性能就显得尤为重要[7].污水换热器中，管壳式换热器应用较为普遍[8].而有些工程中，则采用板式换热器.

表3 对原籍国和文化背景的态度以及原籍国数据的使用

希腊人的族群认同与共同起源、文化遗产、宗教(Triandafyllidou，1998：490)以及连续性、同质性、优越性、爱国主义和勇敢有关(Avdela，1997)。根据Gropas&Triandafyllidou(2009：13-14)，希腊人的族群认同在20世纪形成，已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关系的网格：(1)民族和欧洲认同的建构和认知；(2)在意识形态上导致“希腊—基督教”术语意义混淆的现代性和传统性；(3)从地理和文化角度看，东西方之间处于十字路口的国家位置以及(4)与土耳其的分野。此外，社会政治、教育和法律制度的建立、民族军队的存在和领土特征影响了希腊族群认同的性质(Triandafyllidou&Veikou，2002)。在国际文献中，希腊族群认同被分为两个相互矛盾或有时相互补充的模式、将现代希腊认同和古代城邦文化联系起来的古典主义以及以君士坦丁堡和“伟大思想”的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拜占庭模式(Mock，2011：3)。

更具体地说，调研表明：(1)大约16%的具有“排斥认同”态度的学生似乎是犹疑的；(2)在“延缓”组中，有1/3的人似乎在他们对原籍国和文化背景的感情上是犹疑的，而其他人似乎对自己的出身感到满意；(3)在“扩散”组中，12%的人对自己的出身感到不满意，36%的人感到犹疑，其余的学生往往对自己的出身和文化背景感到满意；(4)约95%具有“获得认同”的人强调他们对其出身和文化背景感到绝对满意。

根据高水分小麦热风干燥试验数据，分别绘制出不同热风温度、不同风速及不同物料薄层厚度下-lnMR——t曲线和ln(-lnMR)——lnt曲线，如图7和图8所示。

研究发现，认同(获得、排斥、延缓、扩散)与“我喜欢使用我的原籍国数据”这一问题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2)=106.05，p=0.000](表5)的相关性。研究像往常一样指出：(1)大多数具有“获得认同”(89.9%)和“延缓认同”(90%)的人喜欢使用其原籍国的数据；(2)在“扩散”组中，16%的人不喜欢使用其原籍国的数据，34%的犹豫不决，而具有此认同的学生群体的另一半倾向于使用他们所在原籍国的数据；(3)估计有15.5%“排斥认同”的学生似乎犹豫不决，而其余学生可能喜欢使用他们原籍国的数据。

表4 对原籍国和文化背景的认同和感受

表5 原籍国数据的认同和使用

(二)认同、网络和信任

表6显示具有不同认同(获得、排斥、延缓、扩散)的学生对他们所信任的人具有不同取向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χ2(3)=59.346，p=0.000]。因此，具有“获得”认同和“延缓”认同的个体信任其原籍国国内群体中的人，而只有约2/3具有“扩散”认同的人和88.7%具有“排斥”认同的个体拥有与第一个相同的信心(即“获得”和“延缓”认同)。此外，40%具有“扩散”认同的个体和11.3%具有“排斥”认同的个体信任不同出身的人。

表6 信任和认同的人

研究发现，在我们的样本中，认同(获得、排斥、延缓、扩散)与学生群体构成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χ2(6)=27.152，p=0.000](表7)。

考虑子信道pp′,qq′,根据式(17)可得到信道时变互相关性.图6和7分别是t=0和2 s时的归一化信道互相关性.图6和7表明,信道互相关性随时间发生变化,因此具有时变特性.当发射天线阵间隔固定时,随着接收天线阵间隔增加,信道互相关性下降.而当接收天线阵间隔固定时,随着发射天线阵间隔增加,信道互相关性呈现波动特性.

表7 公司的组成和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1)一半(49.2%)具有“获得认同”的学生和43.5%具有“排斥”认同的学生只与当地学生保持一致，而两个群组的其他学生却同时拥有由本地和移民学生组成的混合群体的认同；(2)在由具有“扩散”和“排斥”认同的个体组成的群体中，大多数学生同时结交了本地和移民学生；(3)没有学生只有移民学生朋友。

“逻辑”一词源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是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我国扶贫历史进程为背景，分析和认清土地扶贫的逻辑，是进一步了解赫章县乃至贵州省国土系统扶贫政策，取得扶贫成效，提炼扶贫工作经验，服务全国扶贫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厕所革命”中，该村大力宣传改厕的重要意义，让群众从思想上认识到改厕带来的诸多好处，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改厕，逐步实现全村改厕全覆盖。同时，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让村干部带头改、党员带头改、村民代表带头改。

研究发现，学生的认同(获得、排斥、延缓、扩散)与支持网络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χ2(6)=47.004，p=0.000](表8)。它表明：(1)在所有形式的认同中，大多数人都得到父母和亲属的支持；(2)在由具有“获得认同”和“排斥认同”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中，大多数人转向父母和亲属寻求支持；(3)朋友似乎对具有“扩散”认同的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情况发生了，并且有1/5的人具有“排斥”认同；(4)只有少数人(1.4%)转而寻求教师的支持。

表8 支持网络和认同

五、讨论和建议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希腊学生族群认同的各个方面，涉及其“探索”和“承诺”两个组成部分，并尝试理解认同是如何通过个体与他/她的社会、教育、多元文化环境的互动来形成的。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1)就希腊学生所拥有的族群认同形式而言，他们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2)我们样本中的大多数学生正在探索他们的认同，并倾向于承诺他们的族群认同；(3)1/4的学生对探索和承诺族群认同感到矛盾；(4)大约1/6学生对其族群认同的承诺程度，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仍然很低。

一个团队的好坏，几乎50%是由这个团队的互动决定。谷歌还有其他巨头的开放式办公楼，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都使得组织各个层级的人员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办公，为员工提供分享各自信息的机会，这是在打破物理空间布局促进组织内共享意识形成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百度金融大脑联合实验室模式赋能农业银行，阿里巴巴赋能中小企业，使之融入全球化市场等都是“外部共享”的典型例子，即将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与其他产业共享，开放于这个社会。作为赋能型组织的一大基本特征——共享，则鼓励内部共享与外部共享的并举。

考虑到个人谈判和建立其族群民族认同的动态方式，我们可以声称：在既与教育系统——课程、教师、学生和家长相关联，也与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信任与否的人相关联的过程中，北爱琴海的学生建立起各种形式的认同，并根据个体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资源对其加以区分。

此外，具有获得和排斥认同的学生在其认同创造的后期阶段，已经明确了他们对环境的各种文化元素的态度，他们的观点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当然，在一个“流动”的、模糊的时代和社会相互依存性中，从地方到全球环境，在社会主体间的谈判中日常生活得以重建，不可避免要通过展示建立族群认同的动态部分，反思他们(即那些具有获得或排斥认同的人)。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1)大多数学生都积极倾向于他们的原籍国(希腊)，使用数据并对其文化背景感到满意；(2)大约1/6的学生对自己的出身和文化背景感到不满意，或者不使用希腊元素，或者对他们的原籍国及其文化背景或数据的使用感到犹豫不决；(3)1/6具有“排斥认同”的学生和1/3的具有“延缓认同”和“扩散认同”的学生似乎对其原籍国和文化背景的感受存在矛盾，而大约12-16%拥有“弥漫认同”的学生不熟悉其出身或不喜欢使用其原籍国的数据；(4)不论他们的认同如何，所有其他个体对其出身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并喜欢使用其原籍国的数据；(5)大多数具有“延缓”认同的学生喜欢使用其原籍国的数据。希腊学生似乎通过他们的环境元素塑造了其族群认同的维度，人们与这一环境接触，并环境影响着对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解释。

从运营投入指标来看，机构16、机构15、机构18的运营投入冗余率皆超过了10%，其中机构16冗余率最高，为21.95%，运营投入冗余率最低的为机构1，运营投入冗余率为6.5%。

作为一个复杂和多方面的过程，认同的形成是在一个持续的和动态的发展过程中的(Gewirtz&Cribb，2011)，它伴随着一定的背景，对个体的社会化和重新社会化(Nikolaou，2009a：19-54)。大多数人接受对其环境因素的使用和情感接近，这在其他希腊研究中也很明显(Stratoudaki，2005)，并构建了族群认同的想象对象，无论是获得认同还是排斥认同，并且这有助于对环境的呈现进行分类(Konstantopoulou，et al.，1999)。其余的个体处于等待、扩散或否认认同的状态，影响着个体与文化和社会环境元素的相互作用。小型和大型的“学生抵抗策略”可以表明更多有助于解放的和多元的互动和族群认同的形成。

无论大多数个体的认同形式如何，他们都信任来自其家庭群体的个体，而2/5具有“扩散认同”的个体信任不同出身的个体。同时，我们观察到：(1)1/2具有“获得认同”的学生和约2/5具有“排斥认同”的学生仅与当地学生做朋友，而两个认同群体的其他学生都既与本土学生又与移民学生做朋友；(2)在具有“扩散认同”和“延缓”的个体组成的群体中，大多数学生都结交本地和移民学生；(3)没有学生只有来自移民学生的朋友。此外，在所有形式的认同中，大多数人都得到父母和亲属的支持，这在具有“获得认同”和“排斥认同”的人群中更为明显，却很少有人寻求教师的支持。朋友似乎也对具有“扩散认同”和1/5具有“延缓认同”的个人发挥重要作用。

族群认同赋予“属于”社会政治群体的自我意识的集体描述以意义(Prokopiou-Vaxevani，2003)，这是从学生与其友好环境的互动中产生的。他们的互动通过增强其获得认同或正在形成中的认同的印象来促进多样性。处于构建或质疑其族群认同的过渡阶段的学生，在理解他们自己的认同与更广泛社会的相关性方面面临更多困难。学生非正式地发展以应对其日常生活的团结实践和合作网络塑造了构建族群认同的框架。

与此同时，家庭、学校和朋友等社会组织有助于族群认同的形成，家庭发挥着主导作用。一方面，Bourdieu提出通过雕刻和同化，父母的文化资本被纳入到个体中，他们把自己的偏好系统、判断和歧视原则以及认知结构和社会行为的系统“传承”给他们的孩子，以致新的社会主体通过回顾“嵌入”或“镌刻”的文化形式，通过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结构中的现状，引导他/她自身并由此理解社会情境(Panagiotopoulos，1993：7-33.Nikolaou，2009a：45-48)。另一方面，Bernstein(1971)认为，家庭的语言代码在塑造个人的个性和认同方面非常重要。此外，对希腊文学的研究(Kavounidis等，2008 Tsiganou，2010。VPRC，2007)经常指向相反的方向，这从家庭成员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中产生，从而影响个体如朋友和教师。与此同时，一个人认同的形成遵循个人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过程(Nikolaou，2009a：19-54)。根据功能主义理论家Parsons(1964)的观点，社会化的过程是由于个体生活的社会中更广泛文化的价值观和规则的内化而实现的(Nikolaou，2009a：36-41)，Freud称之为“超级自我”和Durkheim称之为集体意识(Zavalloni& Louis-Guerin,1996:34)。

影响均宫内发育情况、窒息情况等窒息患儿体格、智能及运动发育，导致窒息患儿发育落后，所以科学合理的早期干预及运动训练，使其各方面发育接近甚至达到正常婴幼儿的水平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支持。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努力，认真跟踪，指导训练这样的窒息患儿，使这些儿童得以健康的成长。

总之，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希腊扩大有关希腊学生族群认同问题的研究。此外，通过定性方法(与学生、家长、研究行动等的访谈)进行探索，以深化在获得族群认同过程中的具体要点(理由、起因)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族群认同的融合和形成。与此同时，希腊学校需要普遍加强跨文化主义和多样性的接受度，也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和转变，因为保守的社会信仰仍然非常强大，并且众所周知难以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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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Tak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egean Area as Examples

Giavrimis Panagiotis¹,Eleftherakis Theodore²

(1.Department of Sociology,University of the Aegean,Greece；2.Depart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University of Crete,Greece)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exploration”and“participation”related ethnic identity of Greek students in the northern Aegean area,and probe how the individual students’ ethnic identity is form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with social and school environments.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the Greek students are heterogeneous in terms of their ethnic identity;most students trust individuals in their family groupswhatever forms of ethnic identity the students have;such social organizations as family,school and friend conduce to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ethnic identities,among which family plays a leading role.

[Key words ]ethnic identity;junior high school;northern Aegean

[中图分类号 ]G 40-052.4；G 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779(2019)02-0014-11

[收稿日期 ]2019-01-25

[作者简介 ]贾夫里米斯·帕纳约蒂斯(Giavrimis Panagiotis)，希腊爱琴海大学社会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埃莱夫瑟拉基斯·西奥多(Eleftherakis Theodore)，希腊克里特大学学前教育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 王鉴/校对 王明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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