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制度问题——用新制度经济学解读澳门的经济绩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制度论文,经济论文,根本原因论文,绩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澳门经济增长率自1993年下半年以来，在祖国大陆和香港仍以较高速度增长的环境下开始持续下降，个中原因令人深思，这绝非一般人认为的是由于所谓房地产投机资金的撤退那么简单。纵观澳门的整个经济发展史，除了开埠后接下来的约1百年， 依靠葡萄牙的海上霸权和在一定程度上的特惠条件进行垄断的转口贸易外，澳门经济在17世纪中叶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陷于衰落、贫困和相对落后的境地。几百年来澳门本身始终未产生出发展正常产业的激励机制，本世纪60、70年代出口加工业的短暂辉煌在很大程度上是香港生产要素输入的结果。到今天，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澳门都大大落后于较其开埠晚近3 百年的由另一小岛发展起来的香港。一些论者论及的诸如地小人少、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内部市场、缺乏深水港，或者人力资源素质低、政府行政效率低等等因素，与其说是落后的原因，还不如说是落后本身或它的结果。要解释澳门经济停滞落后的原因，只能深入一层，从根本上剖析澳门的制度与制度变迁入手。美国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道格拉斯·诺思关于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与经济绩效的理论为分析澳门经济的成长提供了一个适用的模型。让我们首先简要地介绍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基本思想，然后从澳门的宗主国葡萄牙的制度开始一步一步地寻找澳门衰落的真正原因。
一、新制度学派的增长模型
在各种有关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把它作为“外生变量”，经济增长被认为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的提高。6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则视制度为经济的变量之一。道格拉斯·诺思等将制度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它由正规的成文规则和那些作为正规规则的基础和补充的典型非成文行为准则所组成。制度的目的在于约束个人或团体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的行为；制度的变迁是由行为主体追求效用的最大化推动的，其关键在于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这样，就将制度与制度变迁纳入了新古典的约束框架，建立起制度制约与个人选择的联系。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等通过考察历史得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正是通过安排和确立产权，产生出有效率的组织，对个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大小的权衡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通过改变交换与生产的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而无效的制度刚好相反，导致大量的“搭便车”行为的出现，从而扼杀了经济成长的因素。历史上世界各地经济绩效的差异根本是由于制度和产权的不同。
不仅如此，诺思还将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国家不是“中立”的，它确定、实施和分配产权、组织，获得税收，它最终要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意识形态，即证明现有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的合理性、公正性的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起着节约信息成本和减少制度实施费用的作用，意识形态的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搭便车”问题。正是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结合构成了新经济史学派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理论特别适合于从历史的宏观角度分析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衰落与停滞（注：关于新制度学派的增长理论，可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二、澳门制度的来源
16、17世纪的殖民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封建官僚集权政治。17世纪发生了一场横扫欧洲的经济收缩危机。（注：危机期间的 1581 ～1640年，葡萄牙被并入西班牙。）那场危机使得包括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内的拉丁国家与英格兰之间由于取得用于维持王室费用和军费的实施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产权变更和日后不同的发展方向。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依靠出卖经济的特许权和转让垄断权作为取得国内收入的主要来源——即以产权换收入。西班牙的“牧羊人”行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13世纪起，西班牙的卡斯第牧羊人梅斯塔荣誉理事会上交的税收就已成为王室筹措战争经费的主要收入来源。作为一种交换，牧羊人行会从国王那里获得了一系列特权，被准许可以在整个西班牙国土上来回放牧羊群。至16世纪，梅斯塔理事会更享有司法权和超越其他机构的经济特权。在几个世纪里，牧羊人行会的特权阻碍了有效的土地所有权的建立。用产权换取税收是一种有效的短期解决办法，但这种短期解决办法会产生有破坏性的长期后果。因为，那些被转让的产权使地区性、行业性的垄断变成合法，抑制了创新，降低了效率。并且由于需要一种完备的代理机构对这种用产权换收入的体制实行监控，因此产生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个官僚机构不仅会吸走一部分收入，而且也成了政治机构中的一种顽强势力。随着西班牙王权财政困难的加剧，侵占、单方面改变或终止合同的做法盛行，垄断、重赋和没收的结果便是商业、工业和农业的衰落，使人们失去了从事生产性职业的动机和刺激，不受王室影响的仅有教会、政府部门和贵族。由于全部财产所有权得不到保障，因而曾经称霸欧洲的西班牙在17世纪后很快衰落，葡萄牙的衰落甚至更早，17世纪三、四十年代，葡萄牙海外殖民地已经急剧没落。英格兰和荷兰能摆脱17世纪的那场马尔萨斯危机可以直接归因于逐渐形成的私有产权制度而导致的商业和贸易的繁荣。（注：关于西、葡两国的哀落和英、荷的兴起可详见〔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4年。）
殖民扩张使宗主国的制度和产权模式被延伸到殖民地，也奠定了殖民地后来的发展模式。今天南北美洲的巨大差异正是宗主国不同制度延伸的结果。从葡萄牙制度延伸到澳门的历史看，以1822年葡萄牙宣布澳门为其海外殖民地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此之前，在长达约270年的漫长岁月里， 在澳门葡人中适用葡国的制度和法律，而在中国籍居民中实行中国制度。不过随着时间的推延，葡萄牙制度的地位逐步上升。由于前文所述葡萄牙制度的特性，澳门在这一制度下一样不可能产生出有效的企业组织，而有效的企业组织正是创新和长期投资的行动者。澳门在开埠后的一、二百年间间断的繁荣总是与某种特惠条件或与中国的海禁相联系。一旦这些条件失去，澳门经济就会出现停滞，转而从事其他行业。鸦片走私、苦力贸易和赌博业早在18世纪就开始兴旺起来。1822年以后，中国的正规制度和法律逐渐退出澳门，葡国的官僚制度和法律被大量地延伸到澳门，且普遍适用于包括中国籍居民在内的澳门居民。其间尽管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一些法典也延伸至澳门，但葡国落后的官僚体制也强加到了澳门身上。到今天，在一个仅46万居民的小岛上，公务员的总数超过了1.75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8.5%， 这恐是世界之最了，而其行政效率的低下又是名闻遐迩。
伴随着葡萄牙正规制度移袭到澳门的还有作为正规制度基础和补充的非正规制度，包括葡萄牙人的文化、习惯和宗教观念。在西、葡两国有着重要影响和作用的著名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正是葡萄牙非正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相违背，非常不利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生长。在政治上，它强调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独裁，不欣赏个人主义，具有东方国家的特征；在管理上，不实行法制，讲求人际关系，经济活动中的成功或失败常常取决于生产者与政治当局的相互关系，亲戚、政治影响以及家庭地位往往能带来经济上的特权，致使腐败蔓延、效率低下；在对待殖民地问题上，自私自利，其出发点是掠夺，至于对殖民地的贸易、工业、教育和城市的发展不感兴趣，导致殖民地政治形成的随意性。（注：这一点仅从澳门回归前法律本地化、公务员本地化和中文语言官方化的困难和匆忙就可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时至今日，不仅在伊比利亚文化故乡的西、葡两国，而且在曾经作为它们殖民地的亚、非、拉国家和地区中，这种传统和习惯依然随处可见，澳门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三、澳门制度的实施
澳门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制度的实施。制度的实施需要一定的成本。在葡萄牙当时建立的所谓殖民帝国中，除其倾全力经营的巴西外，葡萄牙由于国力相对较弱、人口相对较少，它在东方所建立的帝国实际只是一串线形殖民据点，有些只设立了商站或要塞，比较不注意殖民统治各种管理体制的设立，也不太热衷于把本土的文化、价值和观念灌输给当地人民。（注：何芳川著：《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只有殖民时代的巴西，社会主体是土生葡人，他们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民众能够认识由葡萄牙移袭过来的一系列制度与非正规制度。而处于东方的澳门，在19世纪初期以后，华人人数开始迅速增加，数倍、数十倍于葡人而成为澳门社会的绝大多数。华人不仅在宗教、伦理、道德、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不同于葡人，而且绝大多数不识葡文。而葡人也不热心将他们的文化观念及法律制度在当地民众中传播，而且由于法律均使用葡语，律师和司法人员也以葡人为主，因而法律在一定程度上竟成为占人口少数的葡人和统治者的特权。从葡国延伸过来的制度实际上只对葡人和土生葡人有效和适用。这样，在澳门就产生了制度史上的一个少见的现象，这就是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不仅不认识这个社会的正规法律制度，而且对与正规制度相关的社会习俗和意识形态也知之甚少，并不认同。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要实行这样一种制度，其成本之高昂是可想而知的。道格拉斯·诺思等人并没有详细分析制度，特别是非正规制度与社会主体相脱节这类情形，但澳门社会的这一现象反而从另一个方面绝妙地检验了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历史的解释。
一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不认识制度、制度实施成本高昂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今天澳门社会的一系列问题都与之相关。除了腐败不可避免外，最为严重的是社会内部正常的产业难以正常发育。这基于以下两条。
其一是生产性产业和企业组织成长所需要的合约难以发生和执行。现代企业就其性质而言就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作出的比较复杂的合约。复杂的合约是现代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现代交换形式的普遍形式是由第三方来保护和实施的非人际交换，因而一个强制性的第三方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常常作为第三方来界定产权和实施契约。然而，因为澳门制度实施成本过高，大多数民众不认识制度和很多制度不适用于华人，加上葡澳政府的“夕阳心态”，导致葡澳政府在澳门治理的范围和治理的能力都十分有限。在澳门没有终审法院，上诉至葡国到作出最后裁决需要二、三年，且法庭休假期又长。作为合约最终维护者的司法体系不完备且低效率。这样的政府不可能保证长期契约的发生和执行。许多研究者把葡澳政府在澳门经济活动中的无为和无能视为葡国在澳门实行自由经济制度，实在是对“自由经济制度”的误解。澳门社会实际上处于一种不可能创造生产力的无政府状态。在一个仅有2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黑社会势力的猖獗和刑事犯罪活动的频繁已足以表明政府权威的低下。然而，另一方面，既然作为一个政府，它又必须有一定的财源。由于百业不兴，政府只能越来越依赖于博彩业。又由于政府权威和能力低下，政府就设计和保护了一种较自由竞争征税更为方便的，然而也是没有效率的产权，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博彩业的专营权。如果把它与上文提到的西班牙历史上的“牧羊人”行会在税收、权利、地位及可能引起的后果等各个主要方面作一比较，那么就会发现两者竟是如此的相似。直到今天，葡澳政府还在重复他们的先祖几百年前“以产权换收入”的行为。当然，那时的西班牙除了“牧羊人”行会的税收外，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有来自北方7省和海外殖民地的滚滚财源。
其二，正常产业的发展缺乏制度上的激励。尽管19世纪中后期，葡国根据法国、德国法典制订了本身的民法、商法，也延伸到了澳门，但社会大众并不认识这些制度、法律。一种制度如果仅仅停留在文本上，即使最好的制度也不可能激励人们从事长期计划和投资。没有制度的保护和约束，任何长期的投资和计划都会冒极大的风险而没有长远的收益保证。更何况，澳门现有的法律中还有不少不利于投资的制度。为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只能在一次性博奕中追求最短期的利益。那些短期收益高，类似一夜暴富的营生就成为很多澳门人当然的选择，而博彩业正是最佳的选择之一。那些从事长期投资得不到社会收益率的资源也只能从原行业退出，转向博彩等行业。由于正规制度的不知晓和不适用，也由于实施正规制度的成本高昂，因而在华人社会中主要是依靠华人的习俗来缔结婚姻，继承财产和从事商业活动。由于这种风俗或道德规范主要是由民间力量来协调，很少有正规法律作补充或配合（即使有也因成本过高而导致当事人可能放弃寻求正规法律的裁决），因此商业和投资活动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还由于澳门主要产业的特殊性，民间协调力量往往带有黑社会的色彩。
鉴于以上两条，可以说，今天澳门工业、科技和教育的落后是澳门民众与澳门制度之间的关系的必然产物。只要这种关系不改变，任何需要长期投资的产业和企业组织都不可能正常发展。
19世纪前，无效的产权制度、落后的伊比利亚天主教传统使葡国也使澳门无法获得现代经济增长；19世纪后，更由于澳门社会主体无法认识澳门实行的制度，产生了全社会的短视和急功近利。本世纪之末，澳门回归祖国，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为提升制度、改善制度与人民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中写道：“……1999年12月澳门回归中国，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的统治翻到了最后一页。”我们期待着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统治的结束，也期待着澳门掀开自己历史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