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民族精神的危机与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中国论文,民族精神论文,重构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作为一种以经济为先导、以价值观为核心、以政治为辅成、以广义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合理化与一体化浪潮，既密切了世界联系，又导致了一系列冲突与危机。全球化在加深中国与世界联系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中国民族精神中凸现的认同危机与失范危机就是这种挑战的突出表现。
一、中国民族精神的认同危机
中国民族精神的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文化认同危机、社会认同危机、国家认同危机、政府权威认同危机和政治信仰认同危机。
（一）民族文化认同危机。文化认同，指的是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对共同文化的确认。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中的文化理念、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都体现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因此可以说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价值认同和价值观认同。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部分公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公民，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逐渐淡漠。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民族精神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文化土壤在逐步丧失。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一本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杂志说：“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是自性危机”，“中国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这种所谓的“自性危机”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民族文化提供了个体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精神家园，也提供了他赖以认同的价值理念和安身立命的东西。公民没有精神上的追求和依托，没有自己认同的文化与价值，国家就非出问题不可；失去了文化认同，任何民族精神都无从谈起。
（二）社会认同危机。社会认同理论的奠基者塔吉费尔指出，社会认同是“个人自我界定的一部分，源于个人对他在一社会群体（或一些社会群体）中成员地位的认识以及赋予这种成员地位的价值观与感情上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中国主流价值观体系的核心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在全球化语境下，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出现了主流价值观与亚价值观扭曲的现象，甚至社会提倡的主流价值观出现虚无化、边缘化、表面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社会规范形同虚设。造成社会认同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是全球化在开阔人们眼界的同时，也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社会“身份差异”，从而在社会风气中形成了一种一切向钱看的金钱图腾崇拜。受这种图腾崇拜驱使的权力寻租行为猖獗软化了社会规范，导致部分公民对社会的信心和认同危机。二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社会逐渐向多元化转变，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开始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开始下降。在社会尚不能完全满足各种精神需求时，部分公民的心灵出现了所谓“信仰真空”，诸如“法轮功”之类的邪教乘机登堂入室，毒化一些人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
（三）国家认同危机。国家的地位必然要以公民的认同为基础。对国家的认同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要求全体公民都以国家为最高的尽忠对象，二是要求公民之间必须要有同胞感，三是要求公民对自己作为国家的公民具有自信力、自尊心和自豪感。当前民族国家普遍经受着“去中心化”的全球化挑战。所谓“去中心化”就是国内子群体对国家的疏离意识及由此产生的地方复兴现象。我国也面临着“去中心化”的挑战，存在一定程度的国家认同危机。其表现：一是国内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蠢蠢欲动，新疆“东突”的活跃和“台独”的猖獗就是典型例子；二是在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中，一些公民产生了“身份自卑”，出现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国家认同危机，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人们可选择的认同方式多元化，他们以各种方式认同自己，陷入了众多权威网络之中，并在其间分配资源。国家只是日益增多的多样化政治实体中的一个，它的政治支配形式受到削弱，国家不再是认同的最终落脚点；国家在回应多元需求时感到力不从心，给各种去中心化运动提供了谋求空间和地位的可能性。
（四）政府权威认同危机。社会的存在必须要以一定的秩序为基础，秩序的维系又必然依赖于人们对政府权威的认同。在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随着传统权威基础的崩溃，公民的价值观发生很大变化，大家对建立合法政府的途径、权力的界限和行政的目标、人们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等政治上的基本问题意见纷纭，从而导致对政府权威的认同危机。同时，全球化语境下公民通过横向比较所得到的“身份差异”，也大大刺激了公民对物质与文化需求的胃口。一旦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或满足的速度缓慢、程度不够，就会出现公民对政府权威的认同危机。
我国出现的政府权威认同危机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令不畅。近年来，关于中央政府部门行政决定在地方得不到执行的事件时有发生。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地方权限扩大，这种政令不畅的现象更为突出。二是一些地方出现公民集体消解政府权威的事件。一些地方的公民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常会组织一些群体性的集体抗争活动，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采取消解政府权威的阻塞交通和群体请愿。在当前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政府权威的认同危机要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五）政治信仰认同危机。政治信仰危机在主体上表现为信仰者的信仰危机，在客体上表现为政治信仰体系的功能危机。政治信仰危机的直接结果是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既有个人与他人的冲突，也有个人与自己的冲突。
目前我国存在的政治信仰危机，从社会政治信仰方面来看，表现为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受到来自传统政治信仰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两个方面的挑战。传统政治信仰从“左”的方面对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信仰体系，即对邓小平理论构成挑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则从右的方面构成挑战。从个人政治信仰方面来看，个人政治信仰危机有两种表现：一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的政治信念呈现淡化趋势，注重眼前利益，缺乏远大理想；注重于实际技能的学习，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注重经济利益的实现，政治热情和政治参与意识减退。二是一部分人缺少明确的政治信仰或个人政治信仰不坚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缺乏信心，在社会多元政治信仰体系面前缺少鉴别力，从而使个人对社会发展的前途产生困惑。
二、中国民族精神的失范危机
中国民族精神中的“失范危机”，是在全球化冲击下出现的一系列反常现象，是在道德滑坡的情况下，个人对集体精神的一种反动和丧失。中国民族精神的失范危机主要表现四个方面。
（一）公民意识的缺失。公民意识是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公民对于社会政治系统以及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倾向、情感和价值观。公民意识同时又是一个复杂的观念形态系统，有它自身内在逻辑联系着的层次结构。中国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的现状告诉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文化心理结构中存在着奴性、愚昧、虚伪、为我、怯懦、无动、旁观、保守、自大等劣根性，，它们是阻碍培植公民意识的消极因素。现代文明的公民心理素质应具备独立与合群、利己与利他、个人与集体、自由与民主等和谐统一、相辅相成，必须具备自尊、自治、进步、向上、进取、忍耐、选择等气质。而培养和强化公民意识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应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民族文化主权的部分丧失。文化主权是指“现代民族国家将本民族的文化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意味着对本民族文化所拥有的最高的独立的权利和权威。”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和维护文化主权，培养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凝聚民心，才能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抵制外国势力的控制。而要维护文化主权，就必然要反对文化霸权。
（三）社会诚信资源的严重匮乏。诚信是公民社会的主要标志和基本要求。个人做到诚信，则足以立身于社会；国家做到诚信，则足以富强于世界。但在全球化影响下，我国却出现了严重的诚信资源匮乏状况。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金钱的魔力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金钱魔力的扩张，导致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市场中到处暗藏着欺诈，受金钱的操纵和指使，出现了诸多虚假信息和信息垃圾。由于法制尚不健全，司法、执法队伍的素质不高，执法犯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事情时有发生。本是一方净土的学术界亦受腐败之风的侵蚀，利用职权占有他人学术成果者有之，为争名利而弄虚作假者亦有之。一个没有诚信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一个没有诚信的民族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因此我国社会诚信资源严重匮乏的状况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
（四）道德失范。我国受全球化的冲击而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主要表现在：第一，社会公德失范。如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有些公民不遵守劳动纪律，不爱护公共财产，损公肥私；有些人缺少奉献精神，为人民服务观念淡薄，不择手段追名逐利；有些人不知礼义廉耻，损害人格、国格，等等。第二，职业道德失范现象。主要表现是有些人没有事业心和责任感，违反职业操守和规范。如官场中出现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任人唯亲等腐败现象；商品生产和交换中的假冒伪劣；为牟取暴利而制黄贩黄；封建迷信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借某些格调低下的文艺作品泛滥传播等等。第三，个人道德失范现象。有的人玩弄异性，不负家庭责任；有的不履行为父母、为夫妻、为子女的义务。
三、中国民族精神的重构
对中国民族精神中出现的认同危机和失范危机，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和危机责任，尽快筹划重构中国民族精神的机制。笔者认为，中国民族精神机制的建立必须重构如下综合体系。
（一）确立文化主权观念和谋划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在许多人的传统观念里，国家主权仅仅包括领土主权、领海主权、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而不包括精神文化主权。某些文化霸权主义大国正是利用了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意识不强的机会，把隐含了不良意图的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这些国家，削弱和破坏其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国家的感召力，从而达到不可示人的目的。
谋划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有四个值得重视的战略制高点。首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文化势能是特定的“文化基因”稳定性的决定力量，文化势能越大，改变该文化特性所需的外力就越大。积蓄文化势能有两个并存的有效途径，一是通过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各自的创新与传播不断积蓄文化势能；二是将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两股文化势能汇集在一起，这将大大增长总的文化势能。其次，发展先进文化，提高文化创新力。创新力是增强文化力的根本，是积蓄文化势能扩大文化传播的发动机，是改变国际文化战略力量对比的关键环节。而增强文化创新力，要害在于始终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再次，以文化建设引领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文化传播力。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看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更重要的是要作为加强文化建设、扩大文化传播的手段和途径来认识。第四，运筹国际文化战略，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在以往对国际秩序的考察中，更多关注的是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凸现，国际文化秩序理应纳入国际秩序的考察视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自然应包含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建立。
（二）培育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的生成是一个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客观条件下，在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实践中官吏和民众双向互动的过程。培育公民意识应全方位构建公民意识的生成机制。为此，必须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开展公民教育，发展公民文化。公民意识的内容包括：一是公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自信、自强意识；二是公民的自由、平等和主权在民的意识；三是公民的护宪、守法的意识；四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意识；五是公民应具备现代文化的心理素质。为了培养和增强公民意识，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竞争机制，树立新的道德风尚；加强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发挥舆论先导与群众监督作用，创造形成良好的道德环境；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加强党对道德建设的领导。
（三）重建诚信体系和道德规范。诚信观作为人们对社会活动的一种价值判断和取向的社会认同意识，在调整、改造和升华社会活动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积极构建社会诚信观，既是维系良好经济秩序的基本要求，也是弘扬良好社会道德的内在需要；既是有效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大力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当前，保护诚信资源，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已迫在眉睫。第一，从社会结构功能的互补、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层面上，为保护诚信资源，建设社会诚信体系奠定基础。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市场的力量、政府的力量、伦理和法的力量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同时在功能上又相互配合，构成社会有序的基础，否则就会造成社会生活的紊乱。第二，建立诚信信息传输系统，促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目前，我国诚信资源匮乏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在全社会建立起诚信体系，没有实现诚信信息传输和共享，没有对公民形成有力的制约。第三，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第四，发挥道德示范作用，培育市民诚实守信的思想品德。
（四）培育文化创新体系和整合文化。培育文化创新体系，首先必须要有文化观念创新。要解放思想，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确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价值、新观念、新道德、新规范，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其次，要进行文化内容的创新。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新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再其次，要推进文化传播方式的创新。在培育文化创新体系的基础上，要加大中国民族文化的整合力度。文化整合的任务有：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与世界不同文化主体的合作中，奉献民族特色，促进全球文化新体系的建设；维系民族文化，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对全球化中的文化实现平等、公正的整合目标；自觉地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换，以扬弃民族文化中不适合文化全球化的消极、落后的东西；在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中，对民族文化进行综合创新。
（五）确立和谐发展与民族精神的互动发展。作为全新发展理念的和谐发展，强调的是所有存在的和谐共进。从可持续发展到和谐发展的模式转换，必将为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塑造提供契机。因为，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和谐发展的沃土之中。和谐发展是精神再造的基础，而要顺利实现这场发展的革命，又必须弘扬和塑造顺应和谐发展潮流的民族精神。内涵和谐主线的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塑造，必定能够为和谐发展大厦提供强有力支撑。在和谐发展中实现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塑造，在弘扬和塑造民族精神中进一步实现和谐发展，二者的互动共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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