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1978-2007)：一个引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中国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十年管窥三十年：问题与方法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学术发展，主要成就在自然科学。“两弹一星”、“结晶牛胰岛素”和“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那个时代的学术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的醒目变化在于人文学科的逐步恢复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兴起。不仅费孝通、钱钟书等老一辈学人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而且一大批年轻学者迅速填补了文革之后留下的学术断层。从“真理标准”到“市场经济”，从“民主法制”到“人权宪政”，从“民族国家”到“儒家传统”，从“经史子集”到“古今中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一次次将关系社会发展和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牢牢引领了这三十年来的社会想象和公共议题。可以说，随着媒体和网络的兴起，人文社会科学塑造了我们整个时代的话语模式和心智结构。
但是总体印象不能代替具体研究，不能代替对“史实”的细致梳理和小心求证。并非不言自明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究竟取得了怎样的学术成就，贡献了哪些学界公认的重要著作乃至学术精品和理论经典？这些成就是来自官方的政治作品，还是学界的学术作品？是古代经典还是当代前沿？主要是中国学者的原创作品，还是译介西学和重刊旧作？主要表现在哪些领域和哪些学科，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是文史哲还是政经法？一句话，究竟“谁在影响中国心智”(Who controls the Chinese mind)?要理解和评价这三十年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离不开对上述“史实”的基本把握。唯有基于翔实坚固的“史实”，才能做出富有见地的“史论”，才能对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的传承、发展与更替、兴衰，做出恰如其分的理解、反思与评价。
要发现这个“史实”并不容易。三十年，对人类历史只是沧海一粟，但对个人而言可能意味着全部的学术人生。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在零散的人生回忆与局部的掌故梳理之外另辟蹊径，总览三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变迁，这恰恰是中国学术给我们提出的一个不折不扣的难题。三十年的学术变迁涵盖了太多的人和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而历史的长河还没有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大浪淘沙，筛选出真正能够代表这三十年学术成就的学人和作品。因此无论是“史实”还是“史论”，都对研究方法提出了严肃挑战。寻求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也是探索和反思这段学术史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将通过定量研究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学术结构及其变迁加以探索。研究的数据基础来自于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CSSCI“采取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两千七百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①最新确定的期刊范围包含了来自25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528种刊物，②可以说基本代表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迄今为止，CSSCI已经发布了1998至2007年十年的数据，并且提供了“来源作品”和“被引作品”两种独立数据库。其中“被引作品”数据库带有“被引作品年代”这一检索选项，因而提供了一个“窗口”，使我们可以通过1998至2007年十年间中国主流学术期刊的作品引证，“十年管窥三十年”，了解和评价1978至2007年三十年间各年发表的作品在当代的学术影响，由此看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历史与现状的一些重要侧面。
当然，十年引证的丰富数据，三十年发表的漫长跨度，五百多种期刊，两百余万篇作品，不可能也没必要一一考察。CSSCI引证的1978到2007年三十年间的作品，总计两百余万篇，被引三百余万次，平均每篇作品被引约1.5次。这意味着，大量作品只是过一到两次。但是莫说在十年之间、五百余种人文社会科学刊物上仅仅被引证过一两次，就是十次八次，也还算不上“影响”，只能说是被偶然“提及”。因此，在确定数据分析范围时势必要遵循一定的取舍标准。真正称得上对中国学术产生了实质影响因而构成了中国学界基本知识结构的作品，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应当是，平均每年至少被引用两次。③即使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作品，由于作品绝版而导致引用受到客观影响，也至少应当是平均每年被引不少于一次。否则，实在难以确定究竟这种引用是碰巧拿来凑数，还是真的对引者及其作品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有些作品的被引次数很高，也应当加以特别重视，以考察众多影响之中的“主导影响”。平均每年被引10次以上的作品，虽然篇数仅占各年引文总数的0.8%，但是被引次数则占各年引证总数的12%，引证次数均值约为23次，远远超过了1.5次的平均水平，已经明显能够看到与其他被引作品的影响差异。因此本文将发表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平均每年被引两次以上的作品，称为影响学界的“主要作品”；一类是平均每年被引10次以上的，称为主导学界的“重要作品”。进而，为了提供足够鲜明的例证，以避免数字本身的枯燥乏味，本文也列出了三十年来影响排序前50名的作品，作为“核心作品”加以探讨。
还需要提醒的是，基于引证数据和定量分析的学术史研究，反映的只是学术史的一个侧面，并且有其固有的局限。一方面，数据本身能够涵盖的范围决定了研究所能触及的学术史的深度和广度。数据本身不能显示学术水平，而只能通过学术影响间接反映；同时，引证研究所能反映的学术影响，也只是众多影响方式中的一种。比如李泽厚先生作品的影响在1980年代无人能及，但是未能在引证影响上得到同样的反映（被引最多的作品是《美的历程》和《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但都没有超过300次）。④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其他作者和作品上。尽管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映”，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学术现象和文化现象，但无疑是引证本身难以发现的，需要借助其他经验和洞见。另一方面，引证研究方法和引证数据提取本身是否足够科学，也影响到这一研究所能说明的问题。CSSCI收录的刊物是否合理，⑤数据的采集和整理是否存在错误，都制约着这一研究所得结论的适用范围。本文将在后文进一步在方法论上作出讨论。
总之，本文将表明，基于CSSCI引证数据的定量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学术作品在当代主流学界的学术影响，能够丰富我们对三十年学术发展的理解，提供给我们通过其他途径难以获得的角度与结论，但也不应被过分夸大。
二、三十年中国学术史：基本分类与核心作品
引证反映的学术“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正向的启迪和支持，也可能有反向的误解和批评；不仅是思想上和方法上的，也可能是材料性和辅助性的。因为，反对也是影响的方式，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就是抗拒或背弃……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仍然和它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⑥而材料同样制约作品。没有《史记》和《中国统计年鉴》，很多当代的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就没法进行。学术不是简单的思想表达，没有佐证的思想虽然仍是思想，但并不是学术。因此，就这些作品形成的约束性“话语秩序”而言，不论影响的方向和方式如何，它们都构成了三十年来中国学界心智所及的大致边界，如杜牧所说的“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⑦
为了更为明晰地勾画这一中国学术“走而不能出”的“心智之盘”，本文将从“学术与政治”、“中国与西方”、“古典与现代”、“人文与社会”和“原创与继受”五个方面探讨三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作品分布和中国当代学人的整体知识结构。进而，通过考察这一作品分布和知识结构在三十年间的“逐年”演进和“合年”变化，为我们了解风云激荡、大浪淘沙的中国学术变迁，努力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学术背景。下文将首先以CSSCI收录的三十年来发表的全部作品中“卅年合计影响排序”前100名的部分作品为例，说明上述结构划分的依据与理由，并借此对影响排序前50名的“核心作品”加以梳理和介绍。
以“学术与政治”为标准，本文首先要区分学界引证的两类作品：学术作品和政治作品。政治作品是指由官方正式发布的出版作品，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年谱、回忆录和官方发布或认定的法规、年鉴、工具书等。非官方的同类作品，比如领导人的非官方传记、领袖著作的研究专著等，仍作为学术作品。这样处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作品在我国的独特地位，使得其学术影响与通常作品往往有所不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类作品往往无法归入某一具体学科或者领域，而是遍布各个学科。比如表2.1中，位列“卅年合计影响排序”前5名的都是政治文献，⑧这些作品很难被归为“人文”或“社科”，哲学、历史或政治、经济，因此本文予以单独分类。
其他进入“影响排序”前50名的领袖著作还有10部作品（见表2.2）。领袖著作在前10位中占了8位，前50位中占了15位，充分体现了其在中国学术界的绝对影响。
还应留意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在中国学术界的突出影响。虽然词典是否应当列入“政治作品”还可以争议，但是这两部作品的高度影响本身，恐怕也已经是世界罕见，的确反映了当代中国学术某种独特状况。此外，《中国统计年鉴》在当代学术影响中的突出位置，也反映了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近年来的发展趋势。
以下，出于研究目的，本文将分析对象限于学术作品，以更为细致地分析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结构。
“中国与西方”是对学界援引作品的原初发表国别的区分。学界引证的“国外作品”包括外文原作和外文著作的中文译作。但是如果是作者本人将此前以外文发表的作品翻译为中文重新发表，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本文仍将其视为中国作品。
学界援引的外文作品中位列前5位的均为经济学作品，其中排入前50名的只有一部作品。与中文著作不同的是，这些外文原作大都为期刊论文。尽管这些作品并非中国学界自产自销的学术著作，但是从其引证次数和影响排序还是可以看出其对中国学界产生的不可忽略的影响。
当然，国外作品对中国学界的学术影响，更多的还是通过翻译作品。影响排序位列前50位的就有24部译著。与前述一部原文作品合在一起，共计25部，恰为一半。其中多半为社科作品：经济学著作最多，共计10部。其次是政治学著作4部，教育学著作2部，法学和社会学各1部。虽然《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收录了张五常和林毅夫等中国学者的论文，但是由于并非作者本人译为中文后重新发表，因此仍然归入翻译国外作品之列。
后文将会进一步看到，西方社会科学作品在中国学界的主导影响，是三十年来中国学术发展最为醒目的特点。不难发现，除了卢梭、斯密和韦伯这些经典大师以及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上述社科作品的作者几乎全部来自美国，来自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这类美国名校。如果结合下文关于西方人文作品对中国学界的重要影响，很容易得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中国学术心智的社会科学半区基本被美国大学所支配，而人文学科半区则为德国大学所主导。因此本文在进行结构分类时，没有用更为中性的“外国”与中国相对，而是径直书以“西方”。因为在这三十年中，亚非拉乃至前苏联，比起欧美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了。
人文作品也有7部，并且都是哲学著作。如果把作品性质会有争议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算入，也占了译著的大约三分之一。应当强调的是，所有这些翻译作品均为启蒙时期或者启蒙之后的现代作品。
这就涉及本文的第三个结构划分：古典与现代。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和现代的学术划分，对于各个国家是不同的，不同学者也有不同意见。从主流观点来看，中国的古今界限是1840年鸦片战争，而对于欧美传统来说，则要推进到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出于操作的必要，本文仍以上述分期为中外的古今划分操作，尽管我们知道，这两个分期在学界都颇有争议，并且两者之间相差了近三个半世纪。
列入前50位的古代作品中，中国古代作品只有以上两部。其他引证在300次以上的作品依次是：黎靖德编著的《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425次），脱脱的《宋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425次），许慎著、段玉裁注的《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390次），王溥的《唐会要》（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354次），房玄龄的《晋书》（中华书局1995年版）（348次）。前四史中的《汉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294次）、《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274次）和《后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238次）引证也相对较多。
总的来说，影响较大的中国古代作品大多为历史典籍和资料，较少经、子、集部的作品。我们颇有预期的“四书五经”、《老子》、《庄子》、《韩非子》和《楚辞》，由于散见于各种版本，在引证上并不突出，只有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238次）差强人意。这也反映出人文学科的不同引证习惯和作品特点，使之易被引证评价所低估。
在影响排序的前50名作品中，没有一部国外古典著作。被引最多的外国古代作品是柏拉图的《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292次），已经排到了100名之外。其他引证100次以上的作品依次是亚里士多德的四部著作：《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222次），《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69次），《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108次）和《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卷）（107次）。与中国古典著作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历史作品不同，西方古典著作清一色是哲学著作。而像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罗马作家塔西陀的著作、中世纪作家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著作，引证都相对较少。
从“人文与社会”的区分来看，古典作品无疑全都属于“人文作品”，因为社会科学只是现代晚近的知识产物。总的来说，人文作品中进入影响排序前50名的全都是翻译作品和重刊旧作，中国本土创作的现代人文作品只有《鲁迅全集》。同时，《鲁迅全集》也是学术作品中影响排序第一的作品。其余3部作品均为社科类作品，并且都是经济学著作。
当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模糊，尤其是在近年交叉学科广泛兴起之后。比如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另有《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两书共计784次），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464次），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350次），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336次）以及波斯纳的《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292次），都很难说是纯粹的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只是为了操作的必要，本文按照大的学科分类来划分人文和社科，将文史哲划分为人文学科，而将以政经法为代表的其他学科归入社会科学。需要提醒的是，如此划分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CSSCI中的选刊规模会有不同。按照这一标准，CSSCI选择的社会科学期刊大约要比人文学科多一倍。
《鲁迅全集》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正式出版，但是其中收录的文章则全部是解放前的作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关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文社科学界的自主学术创造，还需要从“原创与继受”的角度进一步加以区分。继受作品既来自对中国古代典籍和改革开放前出版的学术作品的重印，也来自于对国外作品的翻译。但是介绍和评论国外作品的中国作品，如果发表在改革开放之后，仍应作为原创作品。此外，一些作品的创作积累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比如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但是因为正式出版是在文革之后，也仍然归入原创作品。
改革开放以后发表的原创作品中，进入影响排序前50名的“核心作品”只有表2.8中3部经济学著作。但是，如果将考察范围扩大到学界影响排序的前100名（引证次数大约300次以上），中国学者改革开放以来的原创作品便会增加到15部。这些著作大都为社会科学研究作品，其中法学最多，共7部；其次经济学3部，社会学和心理学各1部。
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中国学界影响排序位列前100名的原创人文作品中，只有钱钟书先生和杨伯峻先生的两部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前积累和创作的作品。
当然，有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来形成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过程，因研究者的目的不同，还可以有无穷无尽的划分标准。本文只是集中在这5个方面，算是抛砖引玉，为以数据定量分析为基础的学术史研究，做一个初步的尝试。
三、主导中国学界的重要作品：结构与变迁
接下来，本文将从更为广阔的引证数据出发，进一步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学术结构和变迁过程加以分析。首先，本文选取平均每年被引10次以上的作品，作为主导中国学界的“重要作品”，从以上5个方面分析其代表的“中国心智”的“结构与变迁”。
（一）学术与政治
总体来说，不论以十年还是三十年为时间单位，⑨学术作品始终在重要作品中占有绝对优势，并且所占比例基本稳定。由表3.1可知，以十年为一个研究时间单位，主导学界的重要作品分别计150篇、266篇和526篇，其中学术作品分别为134篇、242篇和472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89%、91%和90%，呈小幅上升又下降的稳定趋势；政治作品分别为16篇、24篇和54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11%、9%和10%，呈小幅下降又上升的稳定趋势。纵观整个三十年间，主导学界的重要作品共计855篇，其中学术作品778篇，约占被引作品篇数的91%，政治作品77篇，约占被引篇数的9%。不过，具体检索这些作品的单篇引证数量可知，政治作品大都高于学术作品，而且往往是在排序中占据榜首。一如上节所示，如果进一步提高引证次数，政治作品的数量基本不会变化，而其所占比例则会大幅提高。
以下将集中分析学术作品，以更为细致地分析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结构。
（二）中国与西方
很明显，在主导学界的重要学术作品中，国外作品的引证数量始终高于本国作品。但从趋势来看，相比改革开放之初，在对近些年发表作品的援引中，本国作品有逐年升高的趋势，尤其是在最近十年间，已经与国外作品大体持平。由表3.2可知，主导学界的重要学术作品，按照中外作品类型划分，以十年为一个研究时间单位，中国作品分别为55篇、78篇和234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41%、32%和50%，比例呈先小幅下降后大幅上升的趋势；国外作品分别为79篇、164篇和238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59%、68%和50%，呈先上升后又大幅下降的趋势。整个三十年间，中国作品339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44%，国外作品439篇，约占被引总数的56%。在中外作品比上，无论人文学科(82/88)还是社会科学(257/351)，国外作品的学术影响都高于本国作品。
（三）古典与现代
有关中国学界心智结构的一个热点话题是“古今中西之争”。⑩考察中外之间古今作品的影响差异可以看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有意义的“古今之争”，更多体现为“中西之别”。无论是中国古代作品还是西方古代作品，实际能对学界产生主导影响的总量微小，特别是西方古代作品。学界引证最多的国外作品全部为资本主义发展和启蒙运动以后的作品，并且绝对数量始终占全部古今中西被引作品的一半以上。其次是中国现代作品，虽然还不到一半，但不论是以十年还是三十年为计，被引用的数量和比例都呈明显上升趋势。由表3.3可知，以十年为一个研究时间单位，中国古代作品分别为16篇、11篇和8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12%、4.5%和2%，比例呈急剧下降趋势；中国现代作品分别为39篇、67篇和226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29%、27.7%和48%，呈先小幅下降后急剧上升趋势；国外古代作品分别为1篇、4篇和2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0.7%、1.7%和0.4%，在较低的引证率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小幅波动趋势；国外现代作品在三个十年中分别为78篇、160篇和236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58%、66.1%和50%，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整个三十年间，中国古代作品28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3.6%，中国现代作品311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40%，国外古代作品6篇，约占被引总数的0.8%，国外现代作品433篇，约占被引总数的55.7%。
（四）人文与社会
仅从学术引证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是社会科学不断发展壮大、人文学科不断衰落萎缩的三十年。不论是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上看都是如此。由表3.4可知，在主导学界的重要学术作品中，按照学科类型划分，以十年为一个研究时间单位，人文作品分别为80篇、56篇和61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60%、23%和13%，呈大幅下降的趋势；社科作品分别为54篇、186篇和411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40%、77%和87%，呈大幅上升的趋势。整个三十年间主导学界的重要作品共计778篇，其中人文作品170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22%，社科作品608篇，约占被引总数的78%。
比较中外人文作品的不同影响，以十年为一个研究时间单位，中国人文作品分别为48篇、21篇和26篇，约占被引人文作品总数的60%、37.5%和43%，呈总体下降的趋势；国外人文作品分别为32篇、35篇和35篇，约占被引人文作品总数的40%、62.5%和57%，呈总体上升的趋势。整个三十年间主导学界的重要作品中的人文作品共计170篇，其中中国人文作品82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48%，国外人文作品88篇，约占被引总数的52%。
比较中外社科作品的不同影响，以十年为一个研究时间单位，中国社科作品分别为7篇、57篇和208篇，约占被引社科作品总数的13%、31%和51%，呈大幅上升趋势；国外社科作品分别为47篇、129篇和203篇，约占被引社科作品总数的87%、69%和49%，呈大幅下降趋势。整个三十年间主导学界的重要作品中的社科作品共计608篇，其中中国社科作品257篇，约占被引作品篇数的42%，国外社科作品351篇，约占被引篇数的58%。
（五）原创与继受
由表3.5可知，以十年为一个研究时间单位，原创作品分别为19篇、57篇和218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14%、24%和46%，呈快速上升趋势；继受作品分别为115篇、185篇和254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86%、76%和54%，呈急剧下降趋势。整个三十年间影响学界的原创作品计279篇，约占36%，继受作品499篇，约占64%。
比较原创和继受作品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不同影响，由表3.5可知，在主导学界的重要学术作品中，以十年为一个研究时间单位，原创人文作品分别为15篇、3篇和14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11%、1%和3%，呈大幅下降又小幅回升的趋势；原创社科作品分别为4篇、54篇和204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3%、22%和43.2%，呈大幅上升趋势；继受中国作品分别为36篇、21篇和16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27%、9%和3.4%，明显呈逐渐下降趋势；继受西方作品分别为79篇、164篇和238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59%、68%和50.4%，呈先小幅上升后大幅下降的趋势。整个三十年间，中国本土的原创人文作品30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4%，原创社科作品249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32%；继受中国传统典籍和改革开放之前学术作品共计60篇，约占被引总数的8%，继受西方作品439篇，约占被引总数的56%。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当代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学术作品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基本是西方现代学术名著，并且主要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著作（与人文学科的比是351/88）。其次是中国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的原创作品，再次是重印的中国古代典籍和再版的改革开放前发表的作品，最后是中国当代人文学科领域的原创作品。
四、影响中国学界的主要作品：结构与变迁
进而，我们选取平均每年被引两次以上的作品，作为影响中国学界的“主要作品”，进一步对三十年来的人文社科作品加以全面的分析和探讨。
（一）学术与政治
与主导学界的重要作品相比，影响学界的主要作品中学术作品在数量和比例上占有的绝对优势更大，但变化趋势基本相同。由表4.1可知，以十年为一个研究时间单位，影响学界的作品分别计1612篇、3105篇和4768篇，其中学术作品分别为1528篇、2995篇和4562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95%、96%和96%，总体呈小幅上升趋势；政治作品分别为84篇、110篇和206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5%、4%和4%，总体呈小幅下降趋势。纵观整个三十年间，影响学界的各类作品共计9398篇，其中学术作品9016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96%，政治作品382篇，约占被引总数的4%。
以下，本文同样将分析对象限于学术作品，以更为细致地分析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结构。
（二）中国与西方
与主导学界的重要作品相反，影响学界的主要作品中，中国学界对本国作品的引证始终高于国外作品，并且在比例和数量上都呈上升趋势。由表4.2可知，以十年为单位，中国作品分别为869篇、1714篇和3059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57%、57%和67%，比例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国外作品分别为659篇、1281篇和1503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43%、43%和33%，呈逐渐下降的趋势。整个三十年间，中国作品5617篇，约占被引作品篇数的62%，国外作品3399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38%。具体来看，人文学科中的中外作品比(1870/957)和社会科学的中外作品比(3747/2 442)，都与整个学界情况一致，对本国作品的引证要高于国外作品。
（三）古典与现代
与主导学界的重要作品类似，无论是中国古代作品还是西方古代作品，实际对学界的整体影响在数量和比例上都呈急剧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国外古代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比例，都少得惊人。这也进一步反映了整个中国学界对西方古典传统的直接学术了解还非常欠缺，更遑论西方以外的其他国外历史传统了。我们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古代历史的了解，还主要是通过西方现代学术，而不是直接诉诸其“原点”和“原典”。学界广泛引用的国外作品全部为资本主义发展和启蒙运动以后的作品，并且绝对数量始终占全部古今中西被引作品的三分之一以上。
同时，与主导学界的重要作品不同的是，影响学界的主要作品中，中国现代作品超过了一半，不论是以十年还是三十年为计，其被引用的数量和比例都呈明显上升趋势。这多少意味着“中国”学术界的确在日益变得“中国”，尽管我们还并不知道，这是由于最近十年来我们已经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西方学术，因而越来越少需要对其加以援引，还是我们的确开始形成了本国的学术脉络。
由表4.3可知，以十年为一个研究时间单位，古代作品分别为250篇、151篇、63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16%、5%、1%，呈急剧下降趋势，而现代作品分别为1278篇、2851篇、4499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84%、95%、99%，急速升高。其中，中国古代作品分别为240篇、129篇和55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16%、4%和1%，不论是数量还是比例都始终呈下降趋势；中国现代作品分别为629篇、1592篇和3004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41%、53%和66%，数量和比例都呈上升趋势；国外古代作品分别为10篇、22篇和8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0.6%、0.7%和0.2%，在较低的比例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国外现代作品在三个十年中分别为649篇、1259篇和1495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42%、42%和33%，呈下降的趋势。整个三十年间影响学界的古代学术作品456篇，占5%，现代学术作品8560篇，占95%。其中，中国古代作品417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5%；中国现代作品5200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58%；国外古代作品39篇，约占被引总数的0.4%；国外现代作品3360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37%。
（四）人文与社会
与主导学界的重要作品类似，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人文作品，对学界的整体影响在数量和比例上都大体呈下降趋势。由表4.4可知，以十年为一个研究时间单位，人文作品在三个十年中分别为983篇、1 057篇和813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64%、35%和18%，比例上呈大幅下降趋势；社科作品分别为545篇、1 938篇和3 749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36%、65%和82%，比例上呈大幅上升趋势。整个三十年间影响学界的人文作品2 827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31%，社科作品6189篇，约占被引总数的69%。
就中外的人文社科作品之间的影响差异来看，上升最多和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作品，而中外人文作品以及国外社科作品都有下降的趋势。以十年为一个研究时间单位，中国人文作品在三个十年中分别为715篇、687篇和480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46.8%、23%和10.5%，比例呈大幅下降趋势；国外人文作品分别为268篇、370篇和333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17.5%、12.4%和7.3%，呈下降趋势；中国社科作品分别为154篇、1027篇和2579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10.1%、34.3%和56.6%，呈快速上升趋势；国外社科作品分别为391篇、911篇和1 170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25.6%、30.4%和25.6%，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三十年间，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社科作品3747篇，约占被引作品篇数的42%；其次是国外社科作品2442篇，约占被引总数的27%；再次是中国人文作品1870篇，约占被引作品篇数的21%；最后是国外人文作品957篇，约占被引篇数的11%。
（五）原创与继受
整体说来，与主导学界的重要作品不同，影响学界的主要作品中原创作品高于继受作品；但相同的是，原创作品的数量和比例也都在上升。由表4.5可知，以十年为一个研究时间单位，原创作品分别为442篇、1481篇和2917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29%、49%和64%，呈快速上升趋势；继受作品分别为1086篇、1514篇和1 645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71%、51%和36%，呈急剧下降趋势。整个三十年间影响学界的原创作品计4828篇，约占54%，继受作品4188篇，约占46%。
比较原创与继受作品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不同影响，与主导学界的重要作品类似，原创人文作品和继受中国作品、继受国外作品三者的数量和比例都大致呈下降趋势，而原创社科作品的数量和比例则急剧上升。由表4.5可知，以十年为一个研究时间单位，原创人文作品分别为311篇、468篇和357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20%、15.6%和8%，呈持续下降趋势；原创社科作品分别为131篇、1013篇和2560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9%、33.8%和56%，呈大幅上升趋势；继受中国作品分别为427篇、233篇和142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28%、7.8%和3%，呈急剧下降趋势；继受国外作品分别为659篇、1281篇和1503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43%、42.8%和33%，呈下降趋势。
但与主导学界的重要作品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当代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学术作品是中国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的原创作品，其次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再次是中国当代人文学科领域的原创作品，最后是重印的中国古代典籍和再版的改革开放以前发表的作品。由表4.5可知，纵观三十年，中国本土的原创人文作品1 135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12.6%，原创社科作品3 693篇，约占被引作品总数的41%；继受中国传统典籍和改革开放之前学术作品共计789篇，约占被引总数的8.7%，继受西方作品3 399篇，约占被引总数的37.7%。
五、走向开放的“中国心智”
二十年前，以《走向封闭的美国心智》闻名于世的思想家布鲁姆在检讨美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时，将“美国心智”和盘托出，进而反思批判。(11)那么，三十年来，究竟是怎样的“中国心智”塑造了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呢？如果我们关切和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学术的原因，并非只是要纪念一段已经逝去的黄金岁月，而是为了反省过去和面向将来，那就必然要托出这个“走而不能出”的中国心智之“盘”。
与布鲁姆对美国学术界的诊断截然相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是中国心智走向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学术全面“对外开放”的三十年。三十年来塑造中国心智的人文社会科学成就，主要不是对传统典籍的传承和研习，也并非立足本国的当代研究，而是表现为西学译介，表现为对西方学术名著经久不息的翻译、学习、研究和传授。而这种成就具体来讲基本是汉译西方现代学术名著，尤其是汉译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著作（是西方人文学科作品的近四倍）。尽管主要作品中的原创作品在发表数量和比例上高于继受作品，但从引证数量和比例上看仍未改观。而且，如果我们对那些计算在“原创作品”名下的作品仔细检审，会发现相当多的作品其实都是在介绍西方学术，很多是研究型的教科书，甚至径直以“西方X X研究”为题。没有哪个文明大国会像中国学界这样，开放到三十年间对国外作品的重视始终远远超过本国。可以说，改革开放十年来形成的“中国心智”的基本特点，突出表现为“外向型心智”。
虽然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究竟反映的是改革开放真正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开放”自信的心态全面学习西方，还是我们的确已在文化上脱亚入欧、洗心革面，在“改革”中悄然间皈依了西方学统。但这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的一个客观状况。至少，对于“谁在影响中国心智”这一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除了马恩毛邓，就是德［亚里士多德、康德、萨义德、庞德、赫尔德、柯林伍德］尔［海德格尔、卡西尔、黑格尔、托克维尔、韦伯（尔）、贝尔、波斯纳（尔）］克［哈耶克、洛克、诺奇克、克拉克、布莱克、拉塞克］斯［诺思、科斯、霍布斯、罗尔斯、哈贝马斯、吉登斯］。这就是三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为当代奠定的阅读和研究语境，是我们思考和回答“中国问题”的起点和归宿。
中国心智开放的另一个显著成就是，不论从数量还是比例上，中国社会科学的原创作品都在急速上升。而且经过了最近二十年的迅速发展，如今，我们已经不能将社会科学完全贴上“西学”标签。在现代登峰造极的德国人文学术和美国社会科学，都首先是学习和继受国外传统，而后反客为主。相反，尽管我们率先发明了火药、活字、指南针和造纸术，一样会被造出了大炮、普及了教育、环游了地球和传播了宗教因而“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西方学生后来居上。(12)所谓“汉学在海外”是一个例证，最近十年社会科学在当代学界产生的广泛影响和获得的普遍承认则是另一个例证。
本文呈现的中国心智和布鲁姆揭示的美国心智走向相反，但实际上开放和封闭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外开放往往意味着对内封闭，对现代的开放则意味着对古典的封闭，对国外作品和作者的推崇多半潜藏着对本国作品和作者的低估，改革之初的人文经典走红和当代的社会科学新作走俏，背景里形影相吊的是当代的人文研究和早年的社科探索。如果我们能够对三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准有所判别，那么中西方古典作品在中国心智中尴尬的位置、当代人文作品渐弱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短暂的生命，都意味着“古今中西之争”和“人文社科之争”的问题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尽管“心智开放”(open-minded)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语汇中无疑是个褒义词，但充其量只能表明政治正确，而丝毫不意味着学术发展和进步。一些作品之所以被广泛引证，也许恰恰反映了中国学术自身的流弊。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尽人皆知而鲜有例外的状况是，由于资料和信息极度匮乏，学者们的阅读和研究水平往往取决于碰巧邂逅的是那本外国著作。对于翻译作品，特别是翻译的国外教科书尤其如此。博登海默《法理学》便是一个典型例证。这本在中国大陆法学界引证率第一的作品在美国法学院影响甚微，只是因为碰巧被访问美国的沈宗灵先生带回北京大学，又碰巧被邓正来、姬敬武两位先生看到并译为中文，于是在当时大多数学者都不善外文的大陆法学界，成为了几乎唯一可以看到的西方法理学教科书。1990年代以来，包括沈宗灵、邓正来先生在内的大陆学者翻译了更多更好的法理学著作和教科书，其中有霍姆斯、萨维尼、凯尔森、卡多佐、庞德、拉德布鲁赫、波斯纳、德沃金这些法理学顶尖学者的作品；也有很多中国学者，比如沈宗灵、张文显和苏力教授，其法理学作品广为引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能够超越甚至靠近博登海默《法理学》的影响。看来法律学者的阅读界限往往也和产权界限的划定一样，遵循“先占”原则。其他学科，又何尝不是如此。书架容量决定心智空间。这是三十年来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走而不能出”的中国心智之盘。
而究竟如何理解和评价这一中国心智之盘，我们能否在未来的新三十年中产生更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从而使中国心智变得更为成熟和明智，显然都是比开放与否更为重要的问题。
六、结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检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学术发展，我们看到的是改革开放对中国学术的深刻影响。或者说，这三十年间中国学人肩负的首要历史使命，也许和其他领域一样，是改革开放。
“改革”逐步打破了政府力量对社会的直接干预和经济的全面计划，代之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而对政策科学产生了广泛需求，也为应用学科的人才培养提供了广阔市场。而且对改革本身以及每项重大改革措施的论辩与反思，也大大激发了人们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这些领域中具体问题和实践效果的兴趣。社会科学的全面兴起就是对这一社会需求的积极回应。这正如中国自然科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技术应用，而不是理论创新，我们记住的名字是王选和袁隆平。
“开放”则激发了中国学术界新文化运动以来又一轮引进西学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从欧美日到亚非拉的翻译和留学，使得丰富多样的学术资源被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国学界，不仅在材料和方法上，而且在眼界和观念上，重新塑造着中国学人的文风、方法和论证前提。几乎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如今的主流学者都有留学或访问西方国家的经历。(13)对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三十年而言，也许最重要的学术使命之一就是尽可能开放中国的学术心智，尽可能广泛引进和消化外来的思想文化，从而解放思想，鼓励创新。这正如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初发展，得益于在资金、技术和人力各个方面的“引进”。
改革开放进而重塑了中国学界乃至日常生活的论说方式。冯象先生对此讲得透彻：政治的表现方式从前是文学，现在是法学。(14)以前政治家要谈《红楼梦》、《水浒传》和《海瑞罢官》，现在知识分子要讨论法治、宪政和金融改革。以前“老三篇”是宪法，现在的宪法也要“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按照冯先生的看法，也许三十年来人文学科在主流学界的影响降低未必是精神上的衰落，而社会科学影响的蒸蒸日上也并非知识上的飞跃，一切都只是修辞技巧和表达策略的变化。尽管言说的方式不同，也许每一代人关切的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都是那些人类永恒面对而亘古长存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古中国熔铸于经史，在古希腊表现为哲学，在现代社会则是“大隐隐于朝”，化身于成本收益和统计数字之中。这样看来，如今严重分裂的古今中西和人文社科，也许会随着中国在全球多极一体进程中的角色日益重要而重归一炉。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巨变，也带来了中国学术和学人的兴衰浮沉。一方面，学术的流变与跃迁是残酷的。正如诗人臧克家所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正是如此。只要想想三十年来发表了多少专著、论文、教科书，又有多少真正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构成了“中国心智”的一部分，便会感到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惊心动魄。同时，学术的流变与发展又是漫长的。正如尼采所说，“有的人死后方生”。那些当代被忽略的作品和作者，在未来的学术发展中未必不会重新焕发青春活力。许多在最近十年尚未显赫的人文社科著作，也许将俘获未来三十年的中国心智。
学术诚然是悲剧性的事业，但学人完全不必有悲剧英雄的心态。学人的贡献终将由社会和历史决定，前辈学人的贡献终将取决于后辈学人的传承与选择。不论一个学者怀有多么广阔的宏图大志和多么崇高的学术抱负，都只能研究自己这代人面对的问题，从自己的处境来回答这些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工作和使命。正因为如此，评价一代人的贡献，也离不开这个时代的问题与语境。三十年不过是历史的白驹过隙，一个人对社会、民族乃至人类的贡献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真正有学术贡献的作品，不是像炒股票一样靠投机未来走势所能做出的。真正有鸿鹄之志的学人，绝不会仅仅关切自己的个人得失，他追求的必定是某种超越个人生命的伟大事业。
中国人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是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现在究竟是在河东还是河西。也许是尚在“河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这三十年历程，始终是历史洪流裹挟中的坚守与求索。但不论身在何处，不论未来如何评价三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成就和学人贡献，我们如今便能够确知，这绝不是一段平庸的历史。这三十年，不论作为风范还是警示，不论伟大崇高还是平凡渺小，都已经在三代学人的心血浇注下，凝固为中国学术上下求索、守先待后的三十年。三十年来形成的中国心智不论开放还是封闭，始终朝向的、始终坚守的、始终传承的，是对民族命运和苍生福祉的深深关切与无畏担当。正是这种关切与担当，使这三代学人与这三十年学术一起，汇入了九州华夏三千年文明生生不息的恢弘历史。也正是这种关切与担当，终将超越有朽的功业，赢得未来的真诚尊重与持久追随。
这是一段尚未完结而仍在创造的历史。让我们纪念、记录并记住这段历史，因此和以此加入创造历史的行列。
余论：学术史定量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三十年学术史浩如烟海，本文只是管窥蠡测。鉴于定量方法在本文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本文还想再对于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做一个引申。
本文从“史实”和“史论”两个方面，努力揭示和检讨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晚近三十年的历史。“史论”方面着笔不多。学术史的理解与评价，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未必清。学术故事犹如家庭纠纷，清官难断，当事人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最后只能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乐山见仁，乐水见智。但无论公理婆理，见仁见智，毕竟还有高下之分，深浅之别。因此就“史论”而言，本文只能算是抛砖引玉。究竟如何“评价”走向开放的中国心智，还要留待读者和学界的公论。更重要的是，未来会审判历史——千秋功过，后人评说。也许再过三十年，人们会由衷惊叹这一代学人的卓绝努力和天才创造，会感佩和追念他们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中国学术复兴与发展过程中的伟大与不朽，会将这三十年的学术成就作为一座“永远的丰碑”，一段“纪念的历史”。(15)也有可能，这些作品的广泛影响，恰恰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来尚未成熟的一个缩影，记录了中国学术的任重道远。而那些在当代学术影响排序中高居榜首的作品，究竟是不是真有学术品质，也还没有盖棺定论。引证只能测度影响，不能说明水平。因为学术造诣的深浅高低与自由民主的分配机制并不相同，中国心智的成熟与否也并不取决于开放程度。用引证“投票”选出这些作品的中国学界自身究竟水平如何，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本文着力的内容，是“史实”部分。因此之故，本文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所积累的学术史的定量研究方法，也许还可以再做一些引申与探讨。一方面帮助读者理解本文的结论何以得出，另一方面也借此表明，除了数据结果的整理和描述，本文的意义还在于提出并且运用了一种较为新颖的学术史研究的社会科学方法，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简明的三十年断代史。
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大致是两种。一种是“口述史”、“自传体”的经历自述和人生自省。结合个人经历与记忆。或发举大端，提纲挈领，纵论天下大事和大势所趋，或察微知著，以小见大，洞悉学术更替与学人传承背后的规律与要义。这种研究方法无疑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质，与学人个体的阅历、眼光、感悟、关注点密不可分。我们不妨称之为“自述式学术史”。
自述式学术史的优点，借用希拉里的书名，是“亲历历史”(living history)。比如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16)大师写大师，折射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风采，那是非亲历而不能为的字字透着深情厚宜的人生记忆，但缺点也非常明显。一是作者范围上的局限：通常这类文章只有大学者写了才有压住读者心神令其屏气读完的分量，否则除非是娱记一样的学术“爆料”，大抵是白费笔墨。二是作者经验上的局限。毕竟，一个人再博闻强记，一个人的经历再刻骨铭心，比起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千回百转、万紫千红，都只能是沧海一粟，全豹一斑。固然一叶也可知秋，但这里需要的眼力恐怕不是常人可有。记忆的模糊性与选择性，个人经历的有限与偶然，人性中不可避免的自恋与偏见，知识分子的过度反思和批判，学术圈里的恩恩怨怨，都是这一研究必然需要却又常常难以逾越的障碍。当然，这也是中国学术三十年的一部分。但很可能是经过了作者主观意识扭曲的一部分，写来写去不过是——再借用克林顿的书名——“我的生活”(my life)。即使带有强烈反思和自我批评色彩的追忆，同样可能因为过度自省和过度自恋一样让作品变味。简而言之，自述式学术史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个人品味，因此只有饱经学术风雨才写得出，只有独具学术慧眼才写得好。
另一种是“重构式学术史”。比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库恩对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研究。(17)黄宗羲与他写的“明儒”，比如方孝孺和曹端，大都虽有师承但并未亲见，只能心会神交，而库恩就更不可能有任何哥白尼、伽利略时代的经历。但他们依然可以根据文献记载复原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历史因素，做出杰出的学术史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缺点都与上一方法正相反。缺点是容易变得相对枯燥乏味，没有那么鲜活、动人和风云激荡。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并非血肉相连，非要格外的移情与投入，有司马迁一般的学养才情，才能从冰冷和沉默的资料中体会前人的人格特点与历史背景。优点则是不再受制于研究者本人的阅历与眼光。只要有足够的作品记录，只要肯下苦功夫检索爬梳，即便不是人人都可以写出黄宗羲和库恩那样的典范之作，但人人都可以有所发现。而且，由于不必以研究者经历中的重要年份和事件为线索，研究者完全可以以“编年体”而不是“自传体”的方式，以超越于人生偶在的自然时间为经，超越于个人兴趣的社会主题为纬，建构基本的学术史实。可以说，恰是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没有任何个人联系，这种研究也相对更“客观”，也更“中立”。
但重构式并不比自述式的学术史研究简单。相对于我们处理文献的能力，史料的多寡远远不像记忆的深浅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司马迁时代的问题在于史料太少，但到了司马光的时代，就已经是苦于史料太多。后世的国史官修，除了政治因素，史料太多，独力难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时至今日，已经是出版业高度发达和教育广泛普及的现代社会，与自述史式研究面临的亲历者人数和阅历有限的困境相反，重构式研究面临的问题是学人灿若星河，作品多如牛毛，没办法一一过目。如何做当代的“两司马”，恐怕是给历史研究本身提出了一个难题。
定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有益方法。尽管定量研究永远不会替代定性研究，但是从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定性研究不能替代的重要信息。特别是关于学术史整体结构与变迁的研究，几乎很难只凭借研究者的主观定性，而是必定需要相关的定量考察。同时，现代社会的信息记录和处理要远远比古代更为形式化，这本身也大大便利了定量研究。CSSCI数据库就是一个现代社会形式化信息处理的产物。而西方学术界的SCI、SSCI、ISI以及Westlaw、Lexis Nexis等数据库的建立，也促成了通过引证进行学术史定量研究的兴起。(18)只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为作品、作者、大学和刊物排座次、争位置，只是做了本文第二部分的工作，揭示的只是整个学术冰山的微小一角。更有意义的研究工作，也就是对学术史的整体综述，还没有出现。本文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把定量研究方法扩展和应用到了对学术史基本结构和总体变迁的理论梳理。
当然，一个好的学术史研究，完全可以甚至应当是定量与定性研究的适当混合。比如前文提到的“李泽厚现象”在改革开放前十年和后十年的鲜明对比，正是来自于数据结果和个人经验之间的明显差异。通过定量研究的普查和筛选，可以用客观而有说服力的证据，提炼和凸显作为学术影响“核心”的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进而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定性研究和进一步的“史论”，也就更能有的放矢。另一方面，具有深湛眼光和广阔视野的学者也可以从定性的角度出发，识别出具有“学术酵母”的作家作品，再对之加以集中的定量研究，考察这一作品在整个学术界的位置及其流变。
回到本文，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首先，本文定量研究的基本方式，是从当代回看历史，以1998到2007这十年的引证情况反观1978到2007三十年间的人文社会科学变迁。这多少会令一些读者怀疑，这种研究是否过于强调了当代最近十年的学术意义。人们会说，毕竟学术沉浮有时要比王朝兴衰还要漫长，短短的十年记录比起学者的个人记忆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算不得有说服力的证据。更何况引证究竟能否反映真实的学术评价，历来争议颇多，也尚无定论。(19)其次，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很可能情况各异，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未免有失公允。一些人文学科，如文史哲，引证习惯明显不同于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再如，中国古代作品的引证不足，也许只是因为学者采取的仍然是较为传统的文中注释方法，而不是脚注或尾注式的现代学术注释体例，这和对西方古典著作的引证稀少虽然结论类似，但原因可能迥异。此外，人文学科的学术规模也相对较小，放在一起评价，并不妥当。还有的学科，主要援引的都是国外作品，国内学者之间的互相参考和批评不多，或者支配本领域研究的仍然是更早时候的学术作品，因此徒然从最近十年的引证情况看不出三十年来的学术流变。最后，数据本身是否值得相信，数据处理是否科学和正确，也都是问题。如此等等，都是对这一研究方法不足与缺陷的审慎意见。
本文认同并且在研究中始终牢记这些怀疑与批评。但是仍然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与缺陷只是表明其研究结论需要小心对待，而并没有彻底否认这一研究的意义。
首先，不论研究方法如何，我们都必定只能从当代回顾历史。人们为什么回忆以及回忆什么，关心哪些问题和如何研究，都取决于当下的心态和处境。不论我们对历史抱着多么大的诚意和敬意，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时代的影响带入其中。这是自述式和重构式研究都无法避免的。这甚至不能算一种缺陷，因为启迪当代是所有历史研究的真正目的。不论是“好古的历史”、“纪念的历史”还是“批判的历史”，最终指向的和影响的都只能是当代“人生的利弊”。(20)事实上，纪念、回顾、反思和评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的初衷，只能是“立足当代中国的立场，面向中国和世界的未来”。
其次，引证研究的自身局限以及不同学科的差异值得小心警惕，却不应因噎废食。所有科学研究，由于必然要以确定的标准对事实加以剪裁，因此都只能体现一种视角，不可能指望一种上帝式的一览无遗。基于引证的定量研究毕竟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视角，并且提供了一些确实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不全面，可能有误导，但毕竟已经形成了一些可供批判和讨论的事实基础。除了我们借助于个人经验的片段回忆和作品数据的宏观梳理，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呈现这三十年的雪泥鸿爪？基于CSSCI的引证研究，至少是目前可能想到的一种可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最后，应当承认，数据本身的确会存在错误，数据处理过程也可能出现偏差，加重这种错误。从CSSCI记录的数据来看，由于录入产生的错误，出现了“同文异名”和“同名异文”的情况。要以此为基础进行定量研究，对这些数据加以校正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由于数据录入的错误不能归入随机误差，因此直接使用CSSCI原始数据得出的结论的确在学术上经不起推敲。也是由于这一原因，本项研究先后聘请了几十名同学，历时四个月，进行了三遍数据校对和进一步整理。(21)即便如此，也还是要承认，错误在所难免。毕竟几百万的数据要一一核对，并且要在核对后加以校正，并对引证数字加以修改，这一过程本身不可能保证万无一失。甚至可以说，在具体数字上必然会有所错漏。但是，这都不是否定而只是改进这一方法的理由。毕竟自述式的定性研究和重构式的定量研究都会有其自身可能出现的错误。这些错误都源自于人性的弱点，比如手动工作中的操作偏差，记忆的不精确和衰退，主观评价的傲慢与偏见，以及懒惰和不负责任。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在激励我们朝向更好的方向不懈努力。本文只是这一努力中的千里跬步。(22)
注释：
①《“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简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网站，http://www.cssci.com.cn/introduce.htm,2008年6月15日。
②参见《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网站，http://www.cssci.com.cn/CSSCIlyqk2008.htm，2008年6月15日。
③需要说明的是，由于1999年以来发文的作品，其引证年份均不足十年，因此每年均值的计算并非“除以10”这样的简单做法。以下同。
④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考察的是“作品”而非“作者”。对影响学界的主流作者的研究同样很有意思，比如李先生本人全部作品总的被引次数仍然位居学林前列，许多未能列于后文表单的学人也是如此。限于篇幅，这只能另做研究。
⑤参见杨玉圣：《学术期刊与学术规范》，《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⑥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⑦杜牧：《樊川文集》卷七，《四库全书》本。
⑧本文所列的引证数字和从CSSCI直接检索的数据可能会有不同。一是笔者检索过程的疏漏；二是由于CSSCI录入时的拼写错误，会将一些原本是同一作品的数据误列为不同作品，或者相反，因此必须在作出校对后才能使用；三是笔者校对过程中的失误；四是可能读者的检索时间与本文不同。本文数据检索的最后时间为2008年6月22日。只要数据来源均为同一时间，即可保证文献比较基于相同标准，因而不会因具体检索时间不同导致引证数字差异，影响本文结论。此外，由于作品往往多次再版，为了节省篇幅，本文只列出最初出版年份。最后，还请读者宽容与谅解本文在具体数据处理上的疏漏与错误。
⑨二十年和三十年合计的作品数量并非十年作品数量的简单加总，因为跨年的情况下常会遇到再版的相同作品，必须予以合并。下同。此外，限于篇幅，本文将定量比较的范围限于被引篇数。尽管考察各类作品的被引次数将会同样富于启发，但这只能留待今后的研究了。
⑩参见甘阳：《古今中西之争》，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11)Allan Bloom.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7.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7页。
(13)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69页。
(14)参见冯象：《木腿正义》（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32页。
(15)参见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姚可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页。
(1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17)参见Thomas Kuhn.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Planetary Astr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hough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7;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18)比如一组主题论文：Deborah Jones Merrit,Melanie Putnam.Judges and Scholars:Do Courts and Scholarly Journals Cite the Same Law Review Articles? Chi.-Kent L.Rev.Vol.71 (1996),p.871; Fred R.Shapiro.The Most-Cited Law Review Articles Revisited,Chi.-Kent L.Rev.Vol.71 (1996),p.751; James Lindgren,Daniel Seltzer.The Most Prolific Law Professors and Faculties,Chi.-Kent L.Rev.Vol.71 (1996),p.781。
(19)J M.Balkin,Sanford Levinson.How to Win Cites and Influence People,Chi.-Kent L.Rev.Vol.71 (1996),p.843; William M.Landes,Richard A.Posner.Heavily Cited Articles in Law,Chi.-Kent LRev.Vol.71 (1996),p.825,827; Fred R.Shapiro.The Most-Cited Legal Scholars,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29,Ho.1,(Jan.2000),p.409.
(20)参见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姚可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21)感谢李洁、姜婷婷、陆利平、冀业、罗吉刚、马煜、焦姗、何海峰、李一笑、曹晶、唐文烨、洪晨叶、安思源、刘丹、张敏、许翀、富琪、龙羽婧、李冠宇、程涵、杨扬荣、程晓博、曹青青、张霁爽、叶桐、朱荣芳、梁日、何旭、师瑾、何小锋、马文彬、余峰、张银中、彭蕴希、刘洋、廖芳、易军、耿协阳等同学在数据采集、校对、整理和描述过程中给予的研究帮助。同时，感谢苏力、冯象、甘阳、李学军、赵晓力、强世功、舒炜等师友对本文的坦诚批评和宝贵建议。感谢第四届“中国文化论坛”各位与会者的提问与讨论。感谢陆利平、冀业、李洁和罗吉刚出色的研究助理。当然，一如成例，文责自负。
(22)经《清华大学学报》和《读书》两刊编辑部同意，《清华大学学报》发表全文，文章的第一、五、六节部分内容同时发表于《读书》2009年第1期，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