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性领导媒介形象的偏差塑造对女性参政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偏差论文,媒介论文,形象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传媒覆盖一切空间的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像一双巨大的看不见的手，时时刻刻暗示着、拨弄着或者控制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的论述言简意赅地揭示出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影视、报刊、网络等大众传媒广泛普及，并以其丰富多彩、声情并茂、直观生动等特点，迅速渗透到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社会风气、社会文明。
在铺天盖地的媒介文化传播中，女性形象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女性领导作为女性群体中的佼佼者和领头人，亦成为媒体表现对象之一。媒介因其特殊功能和影响力，在为女性参政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实当中，媒介对女性形象表现刻板化，尤其是对女性领导形象塑造存在着种种偏差，且明显呈现出性别歧视倾向。这种形象宣传，潜在影响了女性参政的自我认知，亦影响了社会公众对女性参政的正确认知和评价。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塑造而成的，我们在推动女性参政的进程中，无法回避这个基本事实。媒介应如何正确反映这类女性形象，如何调整自身的话语视角，如何引导公众，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媒介对女性领导的偏差塑造
媒介对女性参政表现存在着种种偏差现象，对女性领导形象塑造表现出明显的刻板化倾向，且明显存在性别歧视。与男性角色相比，大多数的女性领导形象在媒介中的角色十分有限。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贤内助”型
传统的性别模式认为，理性、勇于探索、进取、勇敢、坚强、喜欢高技术等是男性的天性；而柔弱、温和、感性、被动等是女性的特征。由于传统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人们更习惯于从男性中心的角度来审视女性形象，大众传媒对女性的宣传缺乏社会性别意识。比如，在宣传报道中，不是注重女性应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存在价值，不是注重挖掘女性的多种潜能，而是注重她们的所谓女性特质和贤妻良母形象。20世纪70年代，乔治·格伯纳研究发现，当女性在屏幕上或广播中出现时，常常扮演着边缘的点缀的角色（诸如男主角的母亲或妻子等形象）。在美国，早期的研究发现，在电视广告所呈现的女性角色中，75％的女性被塑造为厨房和浴室用品的使用者。在中国当下的大众媒介中，女性亦通常被表现为家庭妇女、母亲等传统的家庭角色，活动范围则以家庭为主。即使是表现为职业妇女，也多以秘书、护士等服务型、辅助性职业为主，“男主内、女主外”，“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明显表现在职场中：这一类女性形象虽然身着职业套装或较正式的服饰，出现在现代化的办公室或一些正式场合，但却是男性的陪衬，往往被表现为不如她们的男性同伴有能力。她们或为男性主管端茶倒水殷勤备至，或寸步不离男性上司提醒“谈判时间到了”、“请您签字”。女性同男性的关系被界定在依顺、服从、服务、性吸引上，并以此得到男性的呵护、爱慕、供养、资助和指导。
女性领导尽管是女性群体中的佼佼者和领头人，但作为男性权利系统中的女性参政者，仍然被表现为班子里的“贤内助”。虽离开家庭角色，但在政治生活中也只能是配角，只能作为点缀，而很难成为主角。而且由于传统的“男强女弱”观念，认为女性不如男性，判断力、决断力都不如（如“妇人之仁”，“头发长见识短”等），形成对女性领导的普遍的不信任，男性领导对女性领导常存在一种偏见，很难形成配合默契的关系，女性领导常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如《国家公诉》中的检察院检察长叶子菁所承受的压力更多是来自内部的：公安局长的不配合，上级某些领导的不支持、误解，在关键时刻她冒着生命危险只身去说服犯罪分子。
虽然现代女性早已走上社会的前台，作为“半边天”与男性一样在各行各业显示身手，创下业绩，但在一般新闻报道中，女领导干部不仅多“一闪而过”地“亮一下相”，更重要的是媒体对她们的政绩、她们的智慧、她们的能力、她们的人生追求很少报道和表现。而一些妇女杂志、生活杂志在做女领导干部的人物专访时，又多侧重表现女性的传统角色。目前，在商业化浪潮冲击下，报刊杂志越来越倾向于走“柔性化路线”——侧重于描述她们的私人生活、情感、婚恋、女性味等。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曾在2003年10月20日播出《女人从商》话题。出场嘉宾是柯达集团全球副总裁叶莺女士和靳羽西集团董事长靳羽西女士。《对话》是一档以财经、经济为节目内容，着重突出思想的交锋与智慧的碰撞的谈话节目。此期节目主持人(男性)却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了两位嘉宾的女性身份上，花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嘉宾的恋爱和婚姻。显然，各级媒体“把关人”(通常是男性)的性别盲点造成对女性工作能力与政绩有意无意的“忽略”， 关注的是其女性在履行传统刻板定位的家庭角色，如为母、为妻。
（二）男性化的“女强人”
媒介传播形成既定的性别形象模式为：女性是温柔、美丽、软弱的，依赖性强；而男性则是勇敢、果断、智慧的，具有与生俱来的管理技能，比较符合人们心目中的“领导形象”，女性形象则与之相去甚远。长期以来，看孩子、做饭、操持家务被认为是女人的责任，政治领域向来被视为男性的统治空间，从唐代的武则天到清末的慈禧太后，女性在政治舞台上出现的身影屈指可数。那么，从政对妇女来说是“挑战极限”。在男性社会，女性要获得一定的权力地位，要在男性社会中获得成功，就要比男性更顽强更努力，付出更多，就要淡化或排斥自身的女性性别特征，使自己“男性化”，从而失去女性“性格本真”。
大众传媒对“主外型”的女领导形象亦有展示，如电视剧“女强人”系列：古代有武则天、慈禧太后，当下有检察长（《国家公诉》中的检察院检察长叶子菁）、海关关长（《浮华背后》中的海关关长杜欣平）、市长（《绝对权力》中的市长赵芬芳）、公司总经理（《坐庄》中的薛淑玉、《红色康乃馨》中的蓝思红、《黑金》中的滕岭）等。女性管理者的成功和干练，似乎是“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甚至其成就往往是男性所不能比的。如《国家公诉》中的检察院检察长叶子菁在坚持正义、勇敢、智慧、能力方面都超过男性。但对这一类女性领导形象的塑造，少不得要表现她的角色冲突、婚姻关系的紧张，不是灰头土脸一脸倦容就是苦兮兮地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这一刻板印象已成为公众指认女领导干部的“标签”。 这些女性领导形象有一共同特点，即没有幸福的婚姻和家庭，儿女私情，家庭生活极不正常（是样板戏中的女性的翻版，没有丈夫，没有子女，铁骨铮铮，一身正气，情感单一），往往只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工作狂。
这些与男人同样取得高成就的女性，她们在事业中的努力奋斗和取得的与男人一样的骄人成就，本来就是在男权文化生活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回归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结果，这是女性中的成功者。可是，男权社会却把这些成功的女性从成功者中分离出来，给她们冠之以“女强人”的称谓，以示这些女人是只要事业不做“女人”，是缺少女性特质的怪物，使女强人这一称谓成了特指“没有女人味的工作狂”的专有名词。女性管理者的成功和干练很少被认为是女性特质在行政管理上的卓越之处，而往往被认为是“女性雄化”、 “女强人”。显然这些封号本身就是赋予女性传统角色定位的一种性别歧视。
（三）“妖魔化”：另类女性
男性审美意识中的女性是善良、温柔、贤惠、善解人意、默默奉献的。即使对“主外”型女干部，人们特别是男性依然希望她不出风头，不抢功，符合传统女性应关怀照料他人、内敛不张扬的贤淑标准。而一旦女性表现出有自己的见解，工作积极主动、有思想有权力欲有竞争性时，就难见容于男性领导，就会受到排斥。《国家公诉》一开场，商场着火，叶检察长来到现场，某一男性领导就很不高兴“这个女检察长怎么也来了？”
在影视传媒中，执政的女性要么是男性化的，要么阴险毒辣，要么是人格不健全的、心理变态的。把女性反面形象塑造得近乎妖魔，其恶也是男性所不能及，也失去女性“性格本真”。且不说影视剧对武则天、慈禧太后这两个中国历史上能进入男权中心的另类女性，无数个版本的演绎，总少不了对其政治手段之狠毒阴险老辣的表现，比男性执政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种变态的、不正常的女性人生、心理乃至行为。在现代剧《绝对权力》中，镜州市现任市长赵芬芳人格有多重缺陷且又精于权术的女政治家。她利令智昏，勾结黑恶势力，以牺牲巨大的国有资产为代价购买官位，蜕化变质成腐败分子，而唐国强扮演的男性市委书记齐全盛廉洁奉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与赵芬芳展开了一幕幕扣人心弦的生死较量，赵芬芳最终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剧中赵芬芳俨然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她的欲望表现得那么赤裸裸，活脱脱一个政治小丑形象。而《坐庄》、《黑金》、《红色康乃馨》中女性总经理的手段都极其毒辣残忍，阴险狡诈，为私利不惜一切，比起男性执权者是更令人瞠目结舌。
对女性领导形象的这种刻画和表现，实际也是对女性领导形象的一种整体异化，一方面反映了媒介话语对女性执政的一种偏见（没头脑、简单、易上当、软弱，要么就是不顾家庭，一味盲干，坏起来比男人更坏，以印证“最毒不过妇人心”）；另一方面反映了男性对女性执政的恐惧，甚至憎恨。把女性执政者刻画得如此丑陋，这与传统的把女性执政者视为洪水猛兽同出一辙。给观众的直观感受就是女性不能当官，一当官就变态了。显而易见，男权社会更有理由拒绝女性进入权利系统，而这种拒绝甚至得到女性自身的认同，因而也更增加了现实中女性对参政的厌恶和畏惧。
二、对女性参政的负面影响
所谓“刻板印象”，如卜卫所定义的，是“指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的过分简单化的、滞后于现实变化的以及概括性的看法”，它的积极功能是有助于信息加工，使人能够利用刻板印象迅速做出角色判断。但它的消极功能更为突出，容易形成极端化的判断。
对于媒体中出现的关于女性领导的刻板印象，种种非正面化的报道，除了社会中固然存在的社会性别歧视和男权主义传统以外，媒体无意识的性别歧视观念带来的对女性价值的贬低与对女性领导形象的偏差塑造无疑起到了强化和夸大的作用，潜在影响了女性参政的勇气和信心，影响了社会公众对女性参政的正确认知和评价，一定程度上给女性参政造成阻碍。
（一）影响女性参政的自我认知
女性正确的自我认知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基本的条件。如果没有足够的自我认知，就不能对自己的追求做出理性的选择。在媒介的男性话语霸权下寻求发展的女性要形成对两性差异和自我身份乃至自我价值的正确认知，显然令人忧虑。
传媒把女性的角色定位在家庭主妇和贤内助上，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以及“男强女弱”等观念使得她们在确定自己的成就动机时，压力大，自信低，往往不能够正确认识自身的能力和价值，渴望得到男性的庇护与照顾，不愿在事业上付出太多努力，缺乏追求事业成功的成就动机，严重限制了了女性的参政意识、进取精神，限制了女性事业的发展。女性在自我认知方面普遍表现出对参政的畏惧。“天性论” (女人天生不喜欢也不适合搞政治) 使女性否定自身的从政能力，对政治敬而远之，“政治危险论”使女性视从政为畏途。众多宫廷戏特别是有关武则天、慈禧的戏、西施和貂蝉等“红粉间谍”的戏以及国内外的黑幕戏普遍渲染政治可怕、女人最好不要染指的观念。如《大明宫词》，其中武则天和上官婉儿有一段对话：“女人的野心和男人的野心是不一样的。”还有一幕是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一段戏，李在太平公主表示不想介人某件事时说：“姑姑，你很聪明，女人还是远离政治的好”。太平惊愕良久，苦笑道：“没想到母亲用了一生的智慧和努力就是为了证明这句话!”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对此深感震撼：“不管在哪个时代，想从政的女性都是孤独的，都不会被男人接受的。”由此看来，女性的政治冷漠症和恐惧症，可以从影响她们的大众传媒中寻找到部分根源。
而“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道德规范约束，使许多女性领导既要扮演自主自强的社会角色，同时又要扮演温顺重情的家庭角色。即社会要求现代女性既是事业上的强者，也是家庭生活中的强者，应该“出得厅堂，下得厨房”。按照当今的社会活动习惯，对于一个事业成功的男性，大家不会谈及他的家庭责任，有时甚至认为他为了工作而忽视了家庭是崇高的行为，是敬业精神。但是，社会上对于一个在事业上同样成功的女性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如果她因工作而减少了对家庭的照顾，那么将会引起许多人的指责，甚至导致家庭矛盾。女性既渴望事业有成，又希望成为贤妻良母，通常陷入两难的境地。传媒塑造了一个个“女强人事业成功、家庭不幸”、“疲惫不堪、顾此失彼”过着“狼狈生活”的女干部形象，事业有成的女性领导往往被描绘成家庭或个人生活不幸，而这种不幸是由于她们忽略了家庭责任而造成的。由于女性领导的职业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冲突，很多女性主动放弃职业上的追求，最终仍“回归”传统社会为女性设计的轨道之中。
（二）影响公众对女性参政的正确认知
公众的心理和舆论是女性参政环境中最基础性的因素，其核心内容是对女性参政的正确认知与否。传媒是通过生产符号和形象，影响公众对女领导干部的认同和印象来建构公众对妇女参政的认知的。一般公众直接接触女领导干部的机会不多，对女性参政的具体工作表现没有直接的经验，亦极少阅读过论述妇女参政的论文，他们对妇女参政的评价和态度主要受女领导干部的公众形象影响，且这种印象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如新闻报道、影视作品等来获得。
传统性别观念认为，女性应以家庭为主，应是贤妻良母，主要职责是相夫教子……这种传统的影响和制约是根深蒂固的。在当代中国，虽然制度和法律上承认了男女人格上的平等，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平等地接受教育，参加工作，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但是“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仍然顽固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社会心理阴影又集中表现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对“主外”的女性尤其是女性领导进行一种强烈的抵制和诋毁：在传媒中因而形成了对女性领导的刻板印象：“男性化”甚至“妖魔化”。所谓“刻板印象”，如卜卫所定义的，是“指人们对某个社会群体形成的过分简单化的、滞后于现实变化的以及概括性的看法”，它的积极功能是有助于信息加工，使人能够利用刻板印象迅速做出角色判断。但它的消极功能更为突出，容易形成极端化的判断。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媒介，在这些社会问题面前没有很好地担负起自己应有的针砭时弊的功能和责任，反而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意识加以再生产，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公众的决策与看法。媒体对女性领导的误读，进一步强化了传统文化中对女性参政的认识，影响大众的心理，误导对女性参政的认同。
通过大众媒介塑造的女性领导形象已经开始形成一种固有的偏见，社会上评价一个女性管理者时,其标准是双重的。男性成功的标准主要是事业，他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会受到赞美；对女性则不然，必须是事业家庭两不误，甚至更看重家庭，没有照顾好家庭工作再出色都不会被认可。很多传媒工作者采访女性干部时，跳不出“对您来说，事业家庭哪个重要?”“作为一个女人，您…”的窠臼。社会对女性双重角色并重要求的结果，不仅削弱了女性管理者进取的愿望和动机，而且必然带来社会对知识女性角色期望和女性个人角色能力之间的差距，诱发知识女性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女性的紧张、焦虑和恐惧，将女性领导推向尴尬的境地，使得社会上对女性领导的角色期待呈现出畸形的发展趋势。
三、对策及建议
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本身具有的传播迅速、覆盖面广、渗透力强的特点，决定了它对人们（包括女性领导）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的不可避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它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因而面对大众媒介在对女性形象的描述中存在的种种偏差及其对女性参政的负面影响， 我们在推动女性参政的进程中，必须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和对策，促使现代传媒调整自身的话语视角，正确引导公众，在为女性参政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促进妇女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增强媒介把关人的性别意识，抵制传统性别文化和媒介商业化运作的影响
按照传播学理论中把关人理论，把关人对媒介传送的信息，进行了过滤、筛选、提炼。因此，媒介工作者对媒介传递信息的内容、方式、角度，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媒介工作者无社会性别意识和弱社会性别意识，大众传媒难免落入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传统文化和惟利润至上的商业文化的巢臼当中。
要增强媒介把关人的性别意识，媒介应建立相应的行业管理机制，包括自律机制。制订专业准则和行为守则，促进两性平等地参与媒介内容的制作和决策，鼓励在媒介制作与分析中运用公正的性别描绘、使用非性别主义的语言。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性别意识培训，通过性别培训讲习班、会议和论坛，提高其性别平等观念，提高其表现平等性别关系的能力，增强媒介把关人的的性别意识。另外，可建立具有性别意识的传媒监督机制，减少大众传媒对传统性别成见的建构与影响；集合全社会的力量,建立传媒监督网络，科学设置传媒监督的指标体系,并及时把有关情况反馈给媒体工作人员,为制定传媒监控政策提供科学的调查依据,同时也监督媒体工作人员在编制工作时能够运用正确的社会性别视角，加强对媒体的监督、制约，引导媒体在男女两性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为促进女性参政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 广泛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和先进的性别文化教育，培养受众对媒介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的批判意识
先进的性别文化是传统的社会性别文化变迁和发展的产物，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有利于性别平等、公正、和谐发展的文化，是先进文化的主要内容。男女平等是先进性别文化的核心。大众传媒在传播社会性别文化的载体。但当下的现状是，透过光怪陆离的生活表象和日益先进的传播手段，我们会发现，大众传媒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积极的生活方式、进步的思想文化观念，还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打开电视看看荧屏上的形象，翻开书报杂志浏览某些内容，不难发现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偏差塑造。因此，如果缺乏足够的媒介素养和社会性别批判意识，受众受到大众传媒中对女性形象的误构的直接影响，处于各种未经过滤和选择的良莠不齐、内容繁杂、泥沙俱下的有害信息和垃圾信息中，无力判别信息的真假，无法主动地识别、选择各种信息，难以进行自觉的信息加工。这样一来，受众将被淹没于各种信息当中，乃至不知所措，只好消极被动地等待客体信息或仅仅直观地反映客体的表象，部分丧失了受众自身能动地吸收信息、充分选择信息的主体性。开展广泛的媒介素养教育和先进的性别文化教育，有助于受众较完整和较客观地评价媒介的性质、功能和局限，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从容地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学会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帮助自己成长与进步。
(三)女性领导应与媒体亲密接触，发挥传媒积极作用，打造良好的公众形象
女性参政面临着来自现代传媒的严峻挑战。现实表明，现代传媒不是在降低而是在加剧性别歧视，并直接影响到公众对女性参政的信任度。但是，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最强大、最发达的信息传播工具，世界上任何角落发生的事都可以在瞬间通过大众传媒为女性领导所获知，亦可让女性领导在瞬间通过大众传媒为世界上任何角落所获知。虽然大众传媒有消解女性参政的负面影响，但无可否认的是大众传媒也在推动着女性的参政，激发着女性的参政热情，同时担当起了女性参政的表达和宣传的渠道。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是女性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机构。因此，女性领导应与媒体亲密接触，发挥传媒积极作用，如在一些重大时政新闻报道中，女性领导可以经常成为时政问题的权威的发言者；在新闻媒体中，要使女性领导常常成为报道对象或重要的采访对象，加强对女性参政、女性发展的宣传，从而借助传媒的力量，以改变社会对女性参政的歧视和偏见。打造良好的公众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