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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专家统计，国内（不包括上海图书馆）现存家谱约18000多种，而上海图书馆就收藏家谱12000余种、近10万册，将近占全国总藏的一半。另据史料记载，我国历代编修的家谱总数约在5万种，却有三分之一散落海外，而上图却保存了全部中国家谱的五分之一强，不仅为中国之最，也是世界之最。1997年秋，回归后的香港首次举办古文献精品展，上海图书馆藏家谱随之露面。
展品有孔子、鲁迅、刘少奇、蒋介石等中国著名人物的家谱，还有李鸿章、盛宣怀、叶澄衷、何葆龄等与沪港开埠有关的名门望族的家谱，令人啧啧称奇。
其实，展出的家谱，仅是上海图书馆藏品中极少的一部分。那么，上海图书馆究竟收藏有多少家谱呢？
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肇始于老馆长顾廷龙先生。
早在30年代，顾廷龙先生与张元济老携手办合众图书馆时，就开始了对家谱的收藏和研究，至解放初，收藏家谱逾400种，已成为重要的馆藏文献之一。
而全馆大规模的收藏，则是在此之后。
1950年土改后，翻身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旧的宗法和财产关系也随之打破，维系旧宗族的“家谱”，自然难以容身。于是，几乎在一夜之间，“家谱”纷纷被请出了宗庙祠堂，成了废品站里的“弃物”。
面对“家谱”的散落，顾廷龙先生枕席难安。他，作为我国图书馆学和古文献版本学的一代宗师，最清楚家谱的价值所在。
家谱，又名族谱、宗谱、家牒、家乘谱录等，统称谱牒，追溯端绪，几乎与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同时。早在甲骨文中，就已有家族世系的记载，周代的《世本》，被认为是古籍书目著录中中国家谱的开山之作，战国时的《春秋公子血脉谱》，首开我国家族史籍之“谱名”。至宋代，修谱方“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尊祖、敬宗、收族的重要教化工具。修私谱到明清更为盛行，几乎成为华夏全民性的文化活动，其内容包括姓氏流源、家族迁徙，世系列表、人口兴替、土地沿革、人物事迹、家法族规、风土人情等等，且私印私藏，刊本极少，一旦毁殆，不复再有。眼下，“家谱”在如此大的范围内“集体沉沦”，又怎能不让顾老心头如结呢？
眼看着一捆捆“家谱”从废品站送进了造纸厂，即将化成纸浆，顾老说服文管会及有关部门，同意上海图书馆量力而行加以收购。
顾廷龙立即组织起十多人的队伍，自己亲自带队，由上海而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几乎跑遍了大大小小所有的造纸厂。在今天看来，这是一次空前的文献大抢救，收获也是空前的，直接从化浆炉边抢救出家谱5800多种、达47000多册，几乎占上海图书馆现有馆藏家谱的一半。这些省市在宋以后逐渐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家谱”也最集中、最丰富，很多“家谱”因此得以幸存。
从这次抢救行动开始，收藏家谱便成为上海图书馆的一项经常性工作。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已故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赵兴茂先生，他几十年如一日，带着部里的同志，不断四处收购，跑遍了邻近省市所有的旧书店，陆续采购家谱近3000种、27000多册，为收藏、保存中国家谱立下又一功。
此外，自“文革”以来，上图又向社会各方面进行广泛联系和宣传，先后收到各方捐赠的家谱2000余种、18000余册。这样，加上原有的馆藏，上图收藏的家谱，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堪称全国的“半壁江山”。
收藏不易，保存同样不易。为保存这些家谱，上海图书馆人又为之手足胼胝。
上海图书馆将逐年入库的家谱，分别在长乐路书库、龙吴路书库、徐家汇藏书楼辟专室封藏，可谱牒体积大、卷帙多，年代久远，纸张毛糙脆弱，早年又缺乏保护，霉变虫蛀严重，有的册页已变质变形，有的则被虫蛀得千疮百孔，不及时治理，岌岌可危。
上海图书馆党委书记、史学家王鹤鸣教授告诉笔者，多年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谱牒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禁区，成为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当然，谱牒中有许多封建糟粕，如宣传封建专制、封建迷信，商品观念淡薄等，必须加以清理。但谱牒作为我国各姓氏血亲集团记载本宗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整理研究，不仅能为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人口学、民族学、遗传学等提供宝贵资料，在民族的亲和性方面，更有着特殊的桥梁作用。
可以说，正史、方志、谱牒，构成了中国宗法社会历史大厦三大支柱，与正史、方志相比较，谱牒这座文献宝库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
1996年5月17日，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被列入上海市文化重点工程的上图馆藏家谱装封修补工作正式启动，他们从培训骨干入手，很快形成了一支专业修补队伍，经过两年努力，已让5000多册家谱焕然一新。去年初上海图书馆成立了国内首个家谱管理的专业机构——谱牒部，11月份还举办了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邀请全国专家学者数十人，就谱牒研究的现状与方向、家谱资料的价值及其开发，谱牒学与社会科学等问题进行探讨，为家谱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打下基础。
拂去尘封，对上海图书馆的馆藏家谱，我们可窥其一斑了。
在谱牒室，有南宋内府写本《仙源类谱》，有明景泰二年钞本《新安程氏族谱》、明成化四年刻本《太原孙氏宗谱》，有清写本手卷《圣祖仁皇帝十四子罗恂勤郡王宗谱》、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凌氏宗谱》等。谱牒部的同志介绍，现已整理出的明刻本、钞本已有267种，清刻本钞本还要多，其中《凌氏宗谱》，已是孤本，是明代《拍案惊奇》（也称《二拍》）的著作者凌濛初的家谱，为研究凌氏家世的仅存史料。
名人家谱也颇为宏富，且卷帙完备。如《孔子世家谱》，初集至四集共108卷，鲁地六十宗户及外省支派一并录入，为研究孔氏家族完整史料。《铙海东管乡沈郎桥叶氏宗谱》12卷，其中首一卷为叶澄衷家谱，详细记载了叶澄衷在上海开埠后的发展过程。《无锡梁溪荣氏宗谱》30卷，亦详载了荣氏家族在上海的发展。像李鸿章、左宗棠、盛宣怀、包至刚等人的家谱都很完备。
有意思的是，由名人自己撰写的家谱也不少。如清代经学大师孙星衍所纂《孙氏谱记》，晚清重臣翁同龢所纂《海虞翁氏族谱》，清首任英国大臣郭嵩焘所纂《湘阴郭氏家谱》，清末大藏书家丁丙所纂《钱塘丁氏家乘》等，皆文史并茂，为谱牒之上品。
以上管窥，仅备述一二，而上图“家谱”的不断整理开放，却实实在在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淘金”的宝地。
安徽社科院历史所，借助上图馆藏的大量徽州家谱，为“徽学”、“徽商”研究找到了大量珍贵史料。他们并在查阅家谱时发现，北宋歙县有一程姓家族，沿江置地10余万亩，绵延28个村庄，号称“程十万”，一年交公粮占全县一半，充分证明“北宋土地高度集中”一说，为研究王安石变法提供了新佐证。
华师大古籍所严佐之教授，从常熟尤氏家谱中发现一个叫“尤列”的人，此人曾与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共襄大计，被华侨首称为“孙尤”，而正史中却无记载，遂列为研究课题，被同行称之为近代人文历史的“考古发现”。
上海社科院等研究部门，则依据上图的家谱资源，先后编写出版了《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名门望族》、《上海百家姓》等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沪皖的出版界也与上图合作，并请上海的高校加盟，在原有文献的基础上，又从完备的谱牒资料中补缀书简、信札、佚文，编辑出版《李鸿章全集》、《盛宣怀全集》，被列入国家重点书目，今年起将陆续出齐。
上图党委副书记、历史文献中心主任、年轻的王世伟教授告诉笔者，对馆藏家谱资源的开发利用，目前还只是起步阶段，以后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从收藏数量来说，虽然已近全国的一半，但还不够。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不能老是流落海外，要“迎谱回国”。现在，上图已同世界上保存中国家谱最多的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该馆主要以复制成微缩胶卷形式保存，其中复制中国家谱胶卷达17099种）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已着手分批引进、交流。并加强在国内的采购和交流，尽可能地将国内外的家谱资源集中起来，目标是建设世界上最完备的中国家谱信息中心。
在科研方面，首先做好基础性工作，完成家谱的编目系统工程。现在，百万字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目录》已进入审校阶段，准备继续组织力量编写《全国家谱联合目录》、《世界中国家谱联合目录》。有了这样的工具，将来通过信息网，查找任何一部家谱都不再是难事，各项科研，也有了提供完备资料的可能。
作为上海标志性工程的上图新馆，馆藏家谱已成为对外交流和服务读者的重要特色，成为上海又一极富魅力的“文化窗口”。
不久前，党和海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乔石、荣毅仁等来上海图书馆参观，对陈列开放的家谱文献都表示了浓厚兴趣。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先生，还特地查阅了《梁溪荣氏家谱》，并查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上海市副市长左焕琛，是左宗棠第五代孙，当得知上图藏有自己的家谱，并对外开放，便邀集在北京和美国的左宗棠后裔来上图，问宗谒祖，以继先人的报国之志。
香港亿利达集团总裁刘永龄先生，是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后人；刘永龄的父亲刘体智是我国著名收藏家，殷墟出土的众多甲骨是由他收藏保存下来的。上图就曾向其提供了一部由其父亲自纂修的《庐江刘氏家谱》复印本。
82岁的退休老职工苏泰祥，在上图查到了自己的家谱，并证实自己家族确系苏东坡后代，激动得热泪盈眶，立即通知在四川等地的族人来沪，将家谱全套复印返回。
江苏句容的许氏家族，其后人也意外地在上图找到了久已失落的家谱，全族为之沸腾，老人们更是喜泪横流、彻夜难眠。在举行“家谱返家”活动之后，由散居在台湾、郑州、南京、上海等地的族人代表联名具书上图，躬致谢礼。
古人云：“参天之术，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寻根认祖，更甚于世界其他民族，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的血脉之源。
而“家谱”所维系的，正是此“根”此“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图人为之付出的努力，是应该载入史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