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当代哲学研究的多维视角与问题体系——欧阳康教授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视角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阳康 ○谢俊
○欧阳老师，谢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作为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一代人，您经历了许多风雨和磨难——原本出身教育世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停课闹革命，先后当了插队知青、铁路工人、共青团干部、理论辅导员、专职宣传干部、报纸编辑等，留下了复杂的工作与生活足迹。然而，在那个狂热的时代，您不但没有迷失自我，还在艰苦的环境中接触并喜欢上哲学。您能否就此谈谈您的哲学追求历程？
●好的。与同时代人一样，我的经历也有些曲折复杂。现在想来，我成长中的一切经历都得益于“执著素朴”的处事原则和“虚壹而静”的人生信念，这既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也融会到我的哲学体验之中。
1953年6月，我出生在四川省资阳县沱江边一个温馨的家庭中。早年参加革命、后又从事教育工作的父母亲，对我的教育严格、正统而规范。我有幸在幼儿园度过童年，享受过“老三届”的全部经历。“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正规的课堂学习，较早投身到社会实践的大课堂。“大串联”开启我的社会交往，同时也体验了神圣而狂热的领袖崇拜。随着上山下乡大潮去资阳县丰玉区插队，交白山下的几度春秋使我体验到人生的艰辛。1971年，我被招工到铁道部建厂局，先后辗转四川、河南、北京、陕西等地做建筑工人，从油工、电工以及共青团干部、理论辅导员，到专职宣传干部、报纸编辑等，每一步都基于一个朴素的信念，“干什么就应像什么”。
最早接触的理论著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及《毛泽东选集》各卷。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曾令我彻夜畅读，从此与马克思及其哲学有了不解之缘。1977年，在陕西参加高考，被陕西师范大学首批录入，所幸有机会延续我的“哲学梦想”。在校期间，做过系团总支副书记等职，是校学生哲学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学士学位论文《试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都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触及当时哲学争论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硕士学位论文《论主体能力》，受到答辩委员会的好评，后获陕西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85年3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李秀林教授、夏甄陶教授指导下攻读认识论尤其社会认识论研究方向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社会认识论导论》，于1988年1月16日顺利通过肖前教授主持的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
1988年2月，我又回到陕西师范大学，在政教系工作；当年5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2月，破格晋升为教授；先后担任副系主任和系主任。1993年3月，调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并被增列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武汉大学哲学系主任、哲学学院院长、人文科学学院院长等。2000年，调到华中科技大学，担任校长助理、哲学研究所所长；2005年，任党委副书记。自1989年在全国首家招收社会认识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始，迄今已指导该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50余人。从“插队”和务工以来，在数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感悟着哲学魅力，这是一种致极性和超越性追寻。哲学体现着人类立足有限、追寻无限、超越极限的美好追求，既帮助人们寻根究底，追踪溯源，也帮助人们解疑释惑，反思自我；既表现在人们的终极性关怀与追问中，也灌注在生命的每一个场所和瞬间，具有无穷的魅力。
○从您的学术经历看，您一直在日常生活中关注着哲学现实及实践变革，并把这种理念融贯于学术思维当中。您可否就近年来您所关注的当代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哲学思维方式与问题实质、问题链等内容谈谈哲学问题的生长点？
●在我看来，当前哲学研究似乎陷入迷境，一些人缺乏把握时代性哲学问题的意识和理念，甚至对于何为哲学问题都难以作出合理定位，更不用说谈及哲学合法性问题了。搞不清楚当今哲学研究的问题之核心所在，就很难在哲学研究中有所突破。我以为，对于哲学学术而言，首要的是必须澄清当前哲学研究的时代性问题并检验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其次，要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把握住哲学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并梳理出当前哲学研究所应该珍视的问题集合——问题链。只有这样，才能在当前的哲学研究当中从思维领域真正把握住时代精神的精华，并反映当前这个瞬息万变的新时代。
因为哲学问题的实质是具有限性特征的人对于无限性的追求，但由于无限是难以达到的，而人们达到的只能是极限，于是哲学思维具有致极性和超越性特征。对于极限的不断追寻与超越体现着现实的人对于至真、至善、至美的追寻。因此，人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人性是所有哲学家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和根基，是哲学问题的细胞核，也是哲学问题集——问题链的神经中枢。抓住了这个问题链，就抓住了哲学问题的生长点。
问题链是一系列与人有关的问题集合而成，表现在人的深层心理结构、科技与人文、生活世界与理想世界、民族认同与文化冲突、人性与法制等方面的对立与互动，由之，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依存和冲突成就了哲学问题链的核心，科技与文化的融通与共建、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与互渗、民族文化的抵制与互生、个性与法制的冲突与交叉构成哲学问题域的几道亮丽的“风景线”，是当今哲学家难以摆脱的时代藩篱。
一旦抓住了哲学问题链——人性这个“牛鼻子”，哲学家们就必须在最为广阔的人类时空进行心灵的“对话”，以在最高层面上和最真意义上从哲学角度提出、设置、研究哲学问题。这就是探索哲学问题链的最终目的。
○从相关材料中得知，您之所以能在学术上不断取得进步，与您关注当今世界学术发展趋势，并经常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很大关系。近年来，您曾经多次参加欧亚国际学术交流盛会，并与越南、古巴、关国及中国台湾等地的学者进行过面对面对话，针对当今世界国际学术交往特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国学”等问题进行过直接思想交锋。请您就您所参与过的这几次世界哲学大会谈谈自己的感受。
●马克思曾经指出，真正的哲学应当是世界的哲学，并能够造就一个哲学的世界。因此，哲学研究应有足够的世界视野和国际交流。所以，中国的哲学研究一方面应当积极参与到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同时积极开展与国外学者的深层对话。自1998年以来，我先后参加了在波士顿、伊斯坦布尔和首尔召开的第20、21和22届世界哲学大会。这是目前最高级别的哲学盛会，每次会议都有数千哲学家参加，我有幸在其中发表论文，主持一些分会和圆桌会议，感受到世界哲学发展的脉动。其中最深刻的印象是当今世界哲学的性格和品质逐渐走向成熟，以问题为中心，把哲学的追求目光转向关心人、文化的方向上来，表明当代世界哲学研究的视野拓展和研究深化加深。从论坛设置来看，主要涉及对历史、地域哲学，分支、部门哲学，应用哲学和文化哲学等内容的浏览和扫描。从对于时代问题的关注度来看，哲学一直沿着“时代问题意识”轨道前行，并在反思现实问题中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用武之地，借对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前提性追问，以实现哲学通过对时代精神精华的把握来实现自己的最终目的。至今，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主办者强烈的忧患意识。第22届世界哲学的主题是“面对世界问题的哲学”（Philosophy Facing World Problems），而这不正是与哲学追求本性相符合吗？通过参加这三次国际学术会议和越南“21世纪的文化、人和人力资源研究”研讨会，我感觉到，当代世界哲学的关注重心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长期垄断哲学界的主流话语权受到挑战和冲击，区域间问题受到广泛重视，民族哲学的发展和由于全球化发展所引起的国际时代问题等广泛受到关注，呈现一种类似“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好现象，它意味着人的哲学思维意识在逐渐走向成熟。哲学不应该是象牙塔里的“时尚”，其本身就是现实生活的“写真”。
近年来，我还抓住一切机会与多国著名的哲学专家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与交流，直接探讨共同感兴趣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把国际学术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引介到中国。例如，在与古巴科学院院士、著名哲学家龚萨里兹教授的对话中，我意识到他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对于建设具有古巴原创性征的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并领悟到古、中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之基础，加深了对于古巴道路的理解；在与美国著名学者、诺亚娜大学大卫·斯克威卡特教授交流之中，我领会了他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以及构建他的“经济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积极态度。我以为，批判固然重要，反思更重要，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反思先行，才能在后来的发展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在与美国著名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小约翰·科布的对话中，我领略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恰当处理经济发展与人、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大意义及其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启示，即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保护好利于我们后代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在与中国台湾著名学者林安梧等的互动之中，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要想真正做到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融洽沟通，就必须首先摆脱西方话语权控制，自我觉醒，重塑传统中国文化之信念。近年来，中国到处兴起复兴“国学”的实践，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有力的继承和发扬。要做到马哲、中哲、西哲的合理互动，就先要自己尊重自己，自己站稳自己文化出身这个立场，才能在自我人格基础上进行公平、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显示自我的学术品质和学术地位。自我文化缺失的民族是悲哀的，缺乏自尊的文化交流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知道，现代性、现代化、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现代哲学研究和探索避不开的“节”点问题之一。您不但关心哲学的问题域，还重视哲学与文化、现代性、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并另辟蹊径地提出和阐发“文化围城”这一现象。您可否立足哲学现代性和全球化基点，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围城”概念、现代性的多维特质谈谈您的认识？
●在当代，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离不开“全球化”这个概念，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在“全球化”这块幕布背景的“基础色”上进行的，“全球化”可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色”。基于资本的推动而发展起来的全球化，是20世纪后半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成。全球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要求她面对新的时代有所作为，否则难以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承担起思想先导的重任。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资本的现代化追求，为此，全球化就与现代性有了因缘。按照我的理解，现代化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和创造活动，意味着人类对于思维理性化、生产工业化、营销市场化、生活都市化、政治民主化、司法法制化等诸要素的不懈追求，这些要素造就现代化价值取向的内核性基质，并获得了全球性特征。现代化在20世纪获得了全球性发展，造就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应当对全球化时代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例如，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不一定沿着线性方向进行，各种社会形态都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和道路走向自己的未来；当代高新技术成为全球化时代社会形态的基础；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过渡明显；世界两大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影响，竞争激烈；文明冲突不断显现，等等。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必须调整自己的价值观，才能在全球化时代有所突破，这些都要求对于阶级价值重新认定，对单体与整体价值全面分析，对生态伦理加以重视，对全球民主与法治重新审视。至于中国的现代化，已形成自己的特色且成绩斐然，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和发扬。在全球化视野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当自觉地进行视域调整与范式转换，才可在“和平与发展”主题之下，在尊重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以及保持民族化、个性化、人类化之间的张力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理论，以指导自己的行动。
“文化围城”这个概念表达了我自己的一种文化感悟与文化解读阐释。所谓“文化围城”，即异相文化之间所存在的文化隔障或壁垒。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现代化，也会产生“现代化围城”。“文化围城”的产生有多种缘由，从文化本体论上看，“文化围城”起因于文化之内聚力和扩散力的内敛与冲撞；从文化价值论来看，“文化围城”源于西方价值观与东方价值观的冲突；文化认识论视野下的文化围城，起因于跨文化之间的理解差异。至于我们能否跨越“文化围城”及其相关思想误区甚或超越它，我以为：既然现代化包含了前面所讲的“六化”，而这所有的要素又都具有价值非中立性，具有价值多重性或多样性，因此对于文化和现代化这些复杂的价值运动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与选择。如何才能超越这种“文化围城”的误区呢？从思想看要求我们拓展自己的视野，发散自己的思维，调整自己的视角，反思自己的价值选择，从实践看则涉及重新认识现代化，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审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认识中国道路，等等。
现代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对于现代性的考察，要从时间意识、价值取向、制度领域、精神气质等多种维度加以考察，方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哲学认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研究现代性，就是一要取其革命性特质，二要避免其消极的惰性，三要利用前期的成果发展未来的理想，四要整合现代性优势以解决人的最终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除此无他途。我们只有迎头赶上，多样发展，摸索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而不能步资本主义之后尘。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恐怕难以为继。
○在文化与哲学的关系方面，您曾经就“复兴国学”谈到了当代中国文化构建的资源选择与价值取向问题，也曾就“越南人学”研究谈到了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推动人与文化良性互动问题，按照您的思路，时代问题是“显”问题域，是由文化内涵决定的，那么，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究竟该怎样去筛选、鉴别、变革及利用呢？
●“文化”即人化。每个时代的建设与发展都需要明确的文化定位，也需要确定自己的文化资源。在国学的近代“涨落”之中，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对其冲击有相当大的影响。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华民族的世界文明发展视野，并把现代化核心价值理念引入中国，由此冲垮了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和精神枷锁。因此，“国学”在近代式微，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中国现代化不可能不立足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土壤，现代化的深入和快速发展需要最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国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受到今人重视是应该的和必然的，问题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化资源之中选取有效的成分以革新我们的时代。我以为，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有三类可资借鉴的资源：一是包括“国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西方先进文化资源，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结晶。这三类思想文化资源，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构建不可或缺的多元复合型文化资源，而且“国学”也只有在加入这种多元复合文化体系中，才能得到科学合理的定位和有效的开掘和发挥。为此，必须防止两种极端的实践倾向，一是搞历史虚无主义，二是走复古路线。唯此，才能合理、有效地选择文化资源，以创建有生命力的强国文化基因。同时，为了利于文化资源的选择、鉴别和吸取，在开放过程中，善学、善思、善于扬弃、善于创造，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您的学术研究经历中得知，您自1989年就开始在陕西师范大学首招社会认识论领域硕士研究生，1994年又在武汉大学首招该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可以说，社会认识论系列研究一直贯穿在您的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中，如今，以您为核心的团队，正把社会认识论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领域——社会信息论阶段，请您谈谈您的学术重心转移的理论动机并作出发展预测。
●我作社会认识论研究已有二十年了，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990年出版的《社会认识论导论》开启社会认识论研究的第一阶段；1998年主编出版的《社会认识方法论》把社会认识论研究推进到第二阶段；2001年主编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把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推进到第三个阶段，使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2006年5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社会认识论的理论研究进入到第四个阶段——兼容科学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特长的“社会信息论”阶段。在整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不断有硕士和博士生加盟并选择相关课题开展学位论文研究，使研究不断得以拓展和深化。社会信息科学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一是理论信息学向具体信息学转向之时代把握，二是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内部整合之需要，三是探寻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互渗机理，四是深化社会认识论研究的需要。
目前，对于社会信息问题的交叉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社会信息不能不引起社会认识论研究的重视。可以说，时代吁求就是社会信息论的研究动机和选题缘由。在已经成稿的《社会信息论》一书中，我们对其理论定位、研究重点、体系结构、运行机制等内容和框架作了详细的考察和学术规定，为以后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地基。我们相信，大学科群之间的交叉研究方兴未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从学术视野来看，您很关注人文与科技融通方面的问题，还在海峡两岸“人文与科技”学术研讨会上对此有所总结、深化，发表过多篇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换、创新等论文，并根据对西方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从到康德到黑格尔等的实践思想研究，指出了实践哲学思想的来源、品格、实践唯物主义等诸多观念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概念之关系，请谈一下您对这几方面的理解？
●我以为，要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内部整合和形态建构，首先必须打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的学科藩篱和思想隔阂，立足于当代哲学既分化又综合的趋势基础上，建立自觉、合理和有效的对话机制，促进分支学科的沟通和融合，最终构建起传统与当代兼蓄、民族特色明显的当代中国哲学体系和哲学形态。要从强化哲学的“爱智”特质和“致极性”本性出发，统摄哲学改革的各个方面，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传承和提升人类智慧的神圣事业。
其次，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自库恩开创“范式革命”至今，“范式”已经成为哲学研究的普遍范畴。遗憾的是，迄今仍然存在着对于“范式”概念的误用、滥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应当特别重视范式的规范与更新。我们应当保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恭敬，看到自我研究的有限性，避免以马克思名义来“讲话”，力求客观地和实事求是地解读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为此，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实践维度、民族维度、个性维度等方面，否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就会成为一句空话。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走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否则难以转化为现实力量。
同时，我也一直关注着人文与科技的分化、冲突与融合问题。我发现，建立“科技与人文”融通机制势在必行，理由有三：一是科技与人文并重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体现了社会的吁求；二是科技与人文精神交叉研究是科学研究的需要，体现了科学创新的呼唤；三是科技与人文各自单方面发展的历史证明，单独的发展必然显现为一种畸形的怪状，人文与科技的分化、对立、冲突已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当代人类文明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在深度分化的基础上高度综合，才可望“单面人”情形在现时代的日常生活中再也不要出现。
○从您的论著中发现，民族精神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发展道路方面的问题也是您关注的焦点。您是否简略谈一下这两方面的认识？
●我对民族精神的特别关注始于杨叔子院士中标国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研究”，我协助他具体负责本重大课题，也引发了我的积极思考。我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外民族精神的考察与借鉴；二是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回顾、现状调研、理论解读、对策建议等。通过对比研究，我们感悟到不同民族精神文化的特征。例如，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具有非欧非亚的独特性、二律背反交叉性、浓厚的宗教性，以及有限的前现代性等内涵；越南的民族精神具有民族意识强烈、受中国文化影响深刻、包容性强等内涵。从对海外民族精神的研究中我们感到：鉴于其民族精神的排斥性征，我们必须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前提下辩证的进行文化变革和民族精神的革新，以吸取优秀民族的优秀品质，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加强文化建设；丰富和创新民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以利于优化民族基因。至于中华民族精神，应该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奋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一定要加强民族精神之间的融通，以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和需求。
关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我基于一个基本的看法——新中国成立60年了，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应当对自己的发展道路作出反思并达到更高程度的自觉。我以为，中国道路的发展目标应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等发展目标的有机整合，中国当前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期，要坚持一元主导、多样并存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格局，处理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鼓励社会经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系，在“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之间适度张力，并随时代的发展而适时适度调整。
○最后，我想问一个与做学问有关的问题，您是靠什么力量来支撑您的哲学研究的？您多次谈到过哲学境界与人生境界的关系，能否就此谈谈您的看法。
●在我看来，哲学境界实际上是哲学家的人生境界的一种具体表现和实现。哲学的本质在于终极关怀，寻根究底，追踪溯源，不断突破人类知识和思维能力的极限，去开拓新的领域和境界。哲学的发展是由哲学家来推动的，因此哲学家的人生境界最终决定着他们在哲学上可能作出的贡献。与哲学境界一样，人生境界也应当是一个不断超越极限、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过程。在人而言，境界是标志人的道德修养、思想水平、觉悟程度、精神修炼、认识能力、行为效能等的综合范畴。境界高低既受外部条件的限定，也受内在水平的制约。由此，人生境界差异深远，恶与善、丑与美、邪与正、真与假等演绎着人生百态。在现实中，人生境界虽异，却可以通过人的自觉活动而创造变通和不断提升，因为追寻人生崇高的境界和人的高尚美德是人对于价值和意义自觉寻求的一种无止境旅途。人性之花因追寻而灿烂，人性之美因灿烂而崇高。哲学境界，是伴随着人性追求而实现的。哲学家达于完美的哲学追求，也就同时达到了自我人生的最高境界。当人把哲学当作自己生命追求的内在组成部分时，他也就不断提升着自己的哲学境界。借助于哲理的魅力与情趣，人们的精神之花将长盛常艳。
○欧阳老师，听了您的一席谈话，使我受益匪浅。占用了您的宝贵时间，不好意思。
●不客气，再见！
作者简介：
欧阳康，1953年6月生，四川省资阳县人。1978—1984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学习，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85—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国家985工程Ⅱ期华中科技大学“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主任、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民族精神研究院副院长；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通讯评委，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学部委员，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哲学学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家协会常务理事、亚太学生事务协会主席等。著有《社会认识论导论》、《哲学研究方法论》、《社会认识论》、《欧阳康自选集》、《对话与反思：当代英美哲学、文化与其他》、《大学·文化·人生》，合著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思想激荡与现实变革之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当代阐释》，主编有《社会认识方法论》、《人文社会科学哲学》、《当代英美哲学地图》、《当代英美著名哲学家学术自述》及教育部和湖北省统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等；在海外发表英文学术论文30余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学术月刊》等权威和核心期刊发表中文论文250余篇。学术研究获国家级、省级奖15项次，荣誉性奖励（省部级）6项；主持完成及在研国家级、省部级和国际合作项目16项。1991年以来，获海内外资助先后30余次出访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从事学术合作。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9年入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
谢俊，信阳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标签：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认识论论文; 范式论文; 哲学史论文; 现代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