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道德教化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王 磊 车 辙
【摘 要】 王阳明认为教育应以道德教化为先务。德性是在情感、行为、理智维度表现出来的整全品质，道德教化则是在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理性维度开展的系统工程。道德情感以艺术熏陶来兴发更有效果，道德行为以习惯训练来培养更易成就，而道德理性则以理性思辨、克己实践来开显更为合适。在道德教化过程中，道德情感的兴发应该在先，之后道德行为的养成和道德理性的开发双管齐下、互相促进，如此才更易收获实效。王阳明的道德教化思想对当今的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王阳明；德育；情感；行为；理性
王阳明是深思明辨的大哲学家，也是诲人不倦的大教育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世道人心日益衰微的明代中期，王阳明提出“良知”思想并积极开展讲学，试图挽救儒家之伦理道德、扭转时代之世风人心。在极具成效的教学过程中，王阳明留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尤其是道德教化思想。本文拟从教育之先务、德育之维度、德育之方式、德育之次第等方面宏观把握王阳明的道德教化思想，以期对当代的道德教化工作提供若干启示。
一、教育之先务：古之教者，教以人伦
王阳明对于教育宗旨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开宗明义：“古之教者，教以人伦”[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所谓“人伦”，《孟子》一书有过举例，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注] 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90页。 。究其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规范，以及个人所应拥有的道德品质。王阳明的论断体现了儒家教育伦理至上的鲜明特色，即人首先应该学习如何养成健康的人格，以及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正确立足，而不是单纯学习知识、技能以追求某种功利目的。
当然，以道德教化为先的教育宗旨并不排斥知识技能。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说：“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9页。 可见，理想的儒家教育虽然“惟以成德为事”，但并不排斥“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的知识技能。归根结底，成德的实践需要知识技能的支撑。对此，阳明曾举例，人如果“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页。 ，即孝这种德性本身自然会要求人去讲求知识技能，以保证父母能冬天温暖而夏天清凉，进而实现子女自身的孝之德性。孝之成立必然要求知识技能的支撑，其余的德性亦然。此外，道德教化为先的宗旨不仅不排斥知识技能，还能促使知识技能的学习而使人“益精其能”。王阳明举例：“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0页。 。在阳明看来，良好的德性修养可以保证个体在知识技能的学习过程中，尽量少受到不良习惯、不正欲望、不当情感(如“欲速之心”“夸多斗靡之心”等)的干扰，从而提高知识技能的学习效率而使其效果更佳。总之，王阳明虽然提倡“教以人伦”，但依然给予了知识技能以适当地位。
王阳明道德教化为先的教育宗旨，可以保证知识技能的使用不会突破道德伦理之大防，也可以保证知识技能的学习不会受到不当情感、欲望之干扰。这种思想在当今知识爆炸而道德衰微的时代风气之下，显然不无启发之益。
图3(a)和图3(b)分别展现了由于环境温度改变导致的IC器件中芯片和接合层焊点中的热应力,比较了未灌装构型和灌装构型的结果。选取3个代表性器件U1,U3,U8,取各自的绝对值最大应力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芯片中的应力和焊点中的应力符号相反。温度升高时,芯片承受拉应力,焊点承受压应力,温度降低时情况相反,这主要是由于接合层的热膨胀系数大于IC器件导致的。对整体灌装构型,由于灌装聚合物的热膨胀系数大于IC器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IC器件中应力,同时略微减小了接合层中的应力。同时可看到,对于环境温度改变情形,在所研究灌装厚度下不同器件所受应力差别不大。
二、道德教化之维度：情感、行为与理智
道德教化也需在行为维度和情感维度展开。王阳明认为，“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页。 。在他看来，孝悌等德性并不只是停留在“说些孝弟的话”这种理智层面，而是必须拿出实际行动去“行孝行弟”，由此才真能谈得上是孝悌之士，从而拥有孝悌之德性。孝悌如此，其余的德性对于王阳明而言同样需要知行并进。因此，道德教化必须同时在理智和行为维度展开。除了理智、行为的维度之外，王阳明认为道德教化还应该在情感的维度展开，他说：“为学工夫有深浅。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页。 ，就是说必须有好善恶恶的道德情感产生，否则道德行为本身并没有充足的动力。他还说：“人于寻常好恶，或亦有不真切处，惟是好好色、恶恶臭，则皆是发于真心，自求快足，曾无纤假者。《大学》是就人人好恶真切易见处，指示人以好善恶恶之诚当如是耳”[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9页。 ，即不仅要有好善恶恶之情，而且其真切程度应该达到像“好好色”“恶恶臭”一般，如此才谓之诚，道德教化的效果才会更好。综上所述，在道德教化过程中，王阳明再三言及好善恶恶的情感，又屡屡强调为善去恶的行为，显然说明在其心目中，道德教化的展开领域除了传统的理智、认知之外，尚需加上情感、行为两个维度。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如何让文本上的宪法在我省“活起来”“落下去”，充分发挥国家根本法的作用，是全省各级各部门的共同责任，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更是责无旁贷。当前，深入推进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应着重把握好以下5个方面。
首先，道德情感的兴发应该在道德理性开发之前。王阳明反对在道德教化的过程中直接从理智说教层面着手。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他批评了当时“日惟督以句读课仿”、“求其聪明”[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6页。 的教育理念，即不问情感兴发与行为践履，而直接诉诸理智说教的教化理念。王阳明认为，这种空洞说教会使学生“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6页。 ，即产生强烈的厌学情绪而难收实效。在《寂李道夫》一书中，王阳明认为：“且须随机导引，因事启沃，宽心平气以熏陶之，俟其感发兴起，而后开之以其说，是故为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将有扞格不胜之患，而且为君子爱人之累”[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8-179页。 。友人李道夫试图在其管辖区域内大力推行圣贤之学，王阳明既感开心，又颇感忧虑。忧虑的原因是，不作情感铺垫而直接诉诸理论说教，往往会有“扞格不胜之患”，激起受学者在情绪、认知等层面的强烈反叛。因此，他希望李道夫能够“宽心平气以熏陶之，俟其感发兴起，而后开之以其说”，即先熏陶、兴起学生对圣贤之学的向往之情，然后再诉诸理论说教。可见，在王阳明看来，道德情感的熏陶应该先于道德理性的开发，人必须在对道德生活感兴趣之后，才好诉诸理论说教、辩论而开发其道德理性，如此才能“为力易而收效溥”。
王阳明尤为重视培养人知善知恶的道德理性。对他而言，知善知恶的道德理性就是“良知”。如何开发人人本具的“良知”呢？“良知”虽然当下即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却只是言其天然而有。天然而有并不等于天然实现，因此“良知”还需要后天人为的开发。如何开发？最为重要的方式就是理性思辨和克己实践。王阳明认为：“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0页。 作为道德理性的“良知”，必须通过精明之思的方式去充分运用它、开显它，否则，道德理性能力会有埋没之嫌。以此之故，王阳明要求“昏暗之士”要“随时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即随事随物通过理性思辨的方式来开发本有之道德理性。对于阳明而言，理性思辨除了在应事接物的过程中进行，还经常在读圣贤书与师友讲论的过程中展开。为了更好地开展理性思辨而开显道德理性，王阳明认为有必要读圣贤书，他说：“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而凡所谓学问之功者，然后可得而讲”[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6页。 ，即一定要读往圣先贤的经典著作，在此基础才能进一步讲究探讨而收获真正的学问之功，从而吸收理性智慧。读圣贤书何以能开发人的道德理性？王阳明认为：“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1页。 。因此，圣贤书其实是对纯乎天理之本心的一份面面俱到、形象生动的描述，读之就是与往圣先贤进行理性思辨，可以让人对自己的道德理性产生一种清晰的认识，使之从自为状态进入到自觉状态。而在读先贤经典的基础上，还要注意师友讲论。王阳明在《寄希渊》书中叮咛：“读《礼》之余，与明德相论否？幸以所造者示知”[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 ，既希望蔡希渊与友人季明德讲论，也要求其与阳明自己讨论，表现出了强烈的讲学讨论、深思明辨的兴趣。而讲学之目的，自然是“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即开发人人自身本有的“良知”道德理性。事实上，人在理性不自知、自觉的地方，常会被师友的一番精辟言论或疑难诘问点醒，此即 “相观砥砺之益，则友诚不可一日无者”。与之相反，则是“幸有一二笃志之士，又为无师友讲明，认气作理，冥悍自信，终身勤苦而卒无所得，斯诚可哀矣”[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 。可见，在阳明看来，若无师友相互辩明义理、开发理性，人往往容易认气作理、以恶为善。除此之外，开发“良知”道德理性的方式还有克己实践。阳明认为，在理性思辨讲明“良知”之后，就应该积极实践之，而这种实践会反过来促进道德理性的开发。他说：“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明确表达了在道德实践之中锻炼道德真知的态度。因此，对于阳明而言，理性思辨和克己实践正是开发道德理性最重要的两种方式。
对于儒家而言，道德教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积极健康的个体人格。人格事实上是一种整全性的存在，它包含了理智、情感、行为等多个维度，因而道德教化也必须在相应的领域全面展开。早在《论语》之中，孔子就认为在德性层面，“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注] 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01页。 。其中，“知之”即属理智维度，“好之”则属情感维度，而“乐之”则是身体力行而得其真乐，其实已经蕴涵了行为的维度。总之，道德教化必须涉及理智、情感、行为等多重维度，而绝非单纯理智层面的学习、认知就可了事。王阳明继承了传统儒家的这种观念，即德性是在理智、情感、行为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整全品质，而道德教化也应该是在理智、情感、行为等各方面开展下去的系统工程。
王阳明的理念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得到了系统表述，他说：“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这段话表明，道德教化应该同时“歌诗以发其志意”“习礼以肃其威仪”“读书以开其知觉”。其中，“歌诗以发其志意”与《论语》之“兴于诗”显然一脉相承，朱熹在其《论语集注》中解释“兴于诗”一句时，明确认为“诗本性情……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注] 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19页。 因此，这里的“发其志意”，其实就是兴起好善恶恶之情。其次，“习礼以肃其威仪”，因为礼对于儒家而言首先就是道德行为规范，既然已经习礼，事实上已经涉及到了道德行为的养成。最后，“读书以开其知觉”，“知觉”二字说明这里已经涉及到了人的理智维度，其目的无外乎使人获得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何以为善、何以为恶、善之当好当行、恶之当恶当止等相关的道德认知。总之，若论道德教化，情感、行为、理智三足鼎立而不可或缺，此正是王阳明的真知灼见。
三、道德教化之方式：艺术熏陶、习惯训练、理性思辨与克己实践
再次，道德情感的兴发之后，道德行为的培养与道德理性的开发应该合一并进。王阳明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6页。 。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德育自然也应该同时注重道德行为的培养与道德理性的开发。道德行为与道德理性同时开发，并不是简单并列，而是表现为两者相互促进、水乳交融。在《传习录》中，王阳明说：“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此即道德行为对道德理性的促进作用。同样，王阳明也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活”[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 ，此即道德理性对道德行为的指导作用。总之，以道德理性指导道德行为，又以道德行为促进道德理性，两者不可偏废，而应该在道德教化的过程中同时被培养开发，这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在德育领域内凸显出来的真知灼见。
王阳明重视好善恶恶的道德情感的培养，他认为“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7页。 。如何培养好善恶恶的道德情感呢？王阳明极其重视艺术熏陶的重大作用，尤其是歌诗这种艺术形式。在童蒙教育阶段，王阳明首先就强调“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即通过歌诗之法兴起初学者的好善恶恶之心。而在社会教化层面，王阳明也认为：“父子兄弟，相与按法而歌，感动一家良心，销镕大小邪念，莫切于此”[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75页。 ，明确认为为了感动一家良心、兴起好善之情，“按法而歌”是最切己有效的方式。以此之故，王阳明在其晚年归越讲学之时，“歌声彻昏旦”[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9页。 的教育场景屡见不鲜。其实，关于歌诗，孔子早有“兴于诗”之说，朱熹以为“诗本性情……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注] 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19页。 ，即诗歌本身就是人之性情的直接表达，其言易知，其韵顿挫，在吟咏反复之间最易感发人心，使人兴起向美向善之情。因此，以诗歌等艺术形式熏发人之道德情感，本就是儒家的一贯思路，王阳明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当然，除了歌诗，王阳明也注重在其他艺术形式中兴发人的向善之情、志圣之心，如其得意弟子王龙溪，就是被其以围棋、投壶等游戏方式诱入圣门。此外，他也常带学生出游山水形胜，力图在山水清幽之间涤荡人心之鄙秽、兴发向善之情感。
王阳明也重视为善去恶的道德行为的养成。如何培养笃实、持续的道德行为呢？他认为在强烈的道德情感的基础上，必须通过正确习惯的反复练习来实现。比如，在具体道德教化过程中，王阳明常常通过礼仪规范的反复训练来实现这一点。以此之故，他强调在童蒙教育阶段必须“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对于阳明而言，礼包括哪些内容呢？《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提及的“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以及在《传习录》中言必及之的“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页。 等，其实都是由儒家先贤确立并由集体智慧选择而流传千年的礼仪规范。再进一步，如何而孝，则有“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注]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页。 等礼仪细节；如何而忠，也有“视不上于袷，不下于带”[注]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 等礼仪细节。可以说，王阳明时代的道德行为，主要是在儒家礼仪规范范围内实现的。他认为，对于礼仪规范的实践必须养成一种习惯，从“困知勉行”到“学知利行”再到“生知安行”[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页。 ，即从勉强行之到有意行之，再从有意行之到自然行之，最终成为人的一种自然习惯。为了养成这种践行礼仪的行为习惯，王阳明在学校德育层面，要求教师组织学生“每间一日，则轮一班习礼”[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7页。 ，在社会教化层面，则订立《南赣乡约》等制度规章要求百姓定期集会以改过迁善。总之，在自愿的道德情感的基础上，再加上适当的外力引导，使人在内容具体的道德规范中定期、长期训练，逐渐养成一种自然的、合理的道德行为习惯。
侍酒师团队的扩大，意味着教育行业也在不断进步，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很多挑战。Joao Pires MS 认为：“挑战在于，中国的地理位置远离世界主要葡萄酒产区，如果一个人不去实地考察，与葡萄园亲密接触或者和酿酒师学习，那么对想要进步的侍酒师来说很难。但侍酒师在中国还是一个很新的职业，有无限的可能。而且已经有一位中国的侍酒师大师诞生，意味着将来肯定会有更多的亚洲MS到来。”在张聪心目中：“教育发展已经逐渐和欧美同步，需要的只是时间与付出，如同那句话‘酿造一款优秀的酒，其实很简单，只要坚持300年’中国的侍酒师行业也同样如此，没有弯道超车，只有努力追赶！”
王阳明针对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理性的不同特点，分别施以艺术熏陶、习惯训练、理性思辨和克己实践的教育方法，可谓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典范，也使道德教化方式更加丰富多样，值得后世的德育工作者研究借鉴。
四、道德教化之次序：情感在先、知行并进
道德教化需要在情感、行为、理智维度系统展开，因而必须全面培养人的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理性。在《教约》中，王阳明如此安排学生功课：“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读书，次歌诗。”[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7页。 可见在一天之中，歌诗以兴发道德情感、习礼以训练道德行为、读书以开其道德理性并行不悖，缺一不可。虽然并行不悖，但三者也有次序之不同。
道德教化需要在理智维度展开。王阳明以为，在道德教化过程中必须使人掌握相应的认知。首先，必须使人知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即应该做什么的认知。他说：“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者，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尔”，“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与，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与，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19页。 ，故知善知恶的道德认知是极其重要之事。假如“不有以明其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亦诚之，不可得而诚矣”[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18页。 ，即没有相应的应该做什么的认知，相关道德实践可谓寸步难行。其次，必须使人知如何而为善，如何而去恶，即如何去做的认知。比如，应该孝养父母，其中就有冬温夏清的要求，但如何冬温夏清则涉及到很多技术环节，这同样需要讲求，故阳明认为“温清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页。 等认知也需要扩充。总之，在阳明看来，道德教化必须在理智维度扩展应该做什么、如何去做等相应认知，此皆不可或缺之环节。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国家明确提出“坚持德育为先”，希望“创新德育形式，丰富德育内容，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事实上，王阳明的道德教化思想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启示。
道德教化是道德情感培养、道德行为养成、道德理性开显等层面的系统工程。因此，道德教化的方式应该多样而非单一。对于王阳明而言，好善恶恶的道德情感主要通过艺术熏陶培养，为善去恶的道德行为主要通过习惯训练养成，知善知恶的道德理性则主要通过理性思辨、克己实践开显。
综上所述，在道德教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王阳明认为应当以道德情感的兴发为先务，其情感越强烈，相应的道德行为的培养、道德理性的开发就越有动力、有效果。而在道德情感兴发之后，则应该双管齐下，同时培养道德行为和开发道德理性，以道德理性指导道德行为，又以道德行为深化道德理性，两者合一并进、不断扩展，最终直至圣贤境界。简单来说，情感在先、知行并进，教化过程当如此展开。
拼音作为小学阶段语文课程教育教学的基础，同时也是学生学习更高层次知识的过渡，而且关系学生的日后自主学习与生活。拼音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创新和改进拼音教学方法势在必行。
五、当代启示
其次，道德情感的兴发也必须在道德行为培养之前。王阳明重视道德行为的养成，但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学生经常反映为善去恶的道德行为难以进行下去。“一友自叹曰：‘私意萌时，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5页。 ，明知是善而不能实行，明知是恶而不能即去，可能是道德生活中遇到的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王阳明认为应以强烈的道德情感作为先行铺垫、实践动力。他教导自己的学生：“为学工夫有浅深。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页。 这说明如果没有好善恶恶的道德情感在先，为善去恶的道德行为很难获得强大的动力支撑而开展下去。因此，王阳明要求学生“为善之心真切”[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对道德的向往之情一定要真切。只有“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即真诚强烈的道德情感才能产生笃实持续的道德行为。以此之故，王阳明说：“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矣；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注]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7页。 ，俨然将道德情感的兴发放在了“无念不善”“无念及恶”的至善境界之开端。
首先，在德育内容、形式的创新和丰富层面，王阳明的基本理念能给我们一定启示。王阳明认为德性是展现于情感、行为、理性诸层面的整全品质，道德教化是在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理性等维度展开的系统工程，以及要重视艺术熏陶、习惯训练、理性思辨等多种方式，这启示我们可以从理智说教、被动接受的窠臼中跳出来而有所创新。在德育过程中，我们可能不仅需要准备若干经典教材来让学生理智学习，还应该同时准备若干艺术形式让学生主动参与进来，从而兴发健康的道德情感，并逐渐形成若干礼仪规范让学生主动操练，从而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这些都是德育创新、丰富和发展的可能方向之一。
京港澳高速公路涿州(京冀界)—石家庄段运营20 a以来，交通量迅速增长，服务水平已趋于饱和。因此，扩建本段高速公路是十分必要的。依托京港澳高速公路涿州(京冀界)—石家庄段双向四车道对称加宽为双向八车道改扩建工程，选取某典型断面进行计算，路基填高为5.0 m，路面宽度为26 m加宽至42 m，边坡斜率均为1∶1.5。根据地质勘查资料，地面以下土层分别为4.5 m粉土，5.7 m淤泥质粉质黏土，11.3 m粉质黏土。
其次，在德育工作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方面，王阳明的实践手段也值得借鉴。其实，王阳明当年也面临部分学生“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的厌学情况。为此，他采用了歌诗、习礼等耳目一新的方式。歌诗作为兼具音乐、文学要素的艺术熏陶，在抑扬顿挫的音韵之中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在无形之中兴发向美、向善的健康情感。习礼作为兼具运动、表演的习惯训练，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培养良好的气质形象和行为习惯。历史证明，王阳明的教育方式很有效果。这就启发我们在德育过程中，要采取新颖的艺术、礼仪等诸多手段，尤其让学生主动参与进来，从而激发其强烈兴趣和健康情感，如此才有可能提升德育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
再次，在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方面，王阳明的教化次第也很有启发之益。王阳明认为道德教化是一个在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理智维度展开的系统工程，而且是一个情感先行而后知行并进的次第过程。在这种系统且有次第的教化过程中，可以针对不同被教育者的具体情况而开展某个维度的教育。比如，很多学生未必没有能力理解相关理论，但其本身却对德育此事不太感兴趣，针对这种学生就该加强道德情感的熏陶；如果学生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却不知如何具体展开行动，这时候道德规范和道德礼仪的实践就是更迫切的事情；如果学生困惑于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善何以为善、恶何以为恶等诸多问题，这时就应该加强经典阅读和理性思辨。如此有针对性的德育，显然更容易收获时效性。
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进行知识探究，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有助于加强课堂互动交流，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本文从以下几方面简要阐述如何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巧妙设置疑问，希望对教育教学工作有所借鉴和帮助。
当然，王阳明的道德教化思想对当今德育工作的启示，远不止以上所述。王阳明一生教育成绩斐然，他的优秀教育资源值得我们继续发掘、借鉴。温故而知新，继往而开来，是任何时代的学问家、教育家所应秉承的正确态度。
Wang Yangming ’s Thought of Moral Educ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WANG Lei; CHE Z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Da 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 Wang Yangming believes that education should take moral education as the top priority. It may be argued that moral education should be a systematic project of moral emotion,moral behavior and moral rationality because virtue is the overall quality manifested in the dimensions of emotion,behavior and rationality. According to his opinion,it is likely to be more effective for moral emotion stimulated by aesthetic edification,for cultivating moral behavior with habit training and developing with rational thinking. In the process of moral education,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motion should come first,then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 behavio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rationality should be combined to promote each other,so as to mak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more easily. Wang Yangming’s thought of moral education has an important enlightening effect on moral education nowadays.
Keywords ： Wang Yangming,moral education,emotion,behavior,rationality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价值观变迁史”(14ZDB003)、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王阳明的格物新诠及其思想历程”(15YJC720024)、辽宁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王阳明的良知思想及其当代价值”(L16CZX00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723(2019)01-0054-08
【作者简介】 王磊，哲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讲师；车辙，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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