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性论文,学术性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喜忧参半
李文阁(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我们 之所以提出这个话题，就是源于我们对马哲研究现状的估计。我对现状的总体评价是目 前马哲的研究基本上脱离了现实。这种状况大致是从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的：在那之 前，马哲与现实的关系是“密切”的(当然有时是扭曲的)，起码大家都没有觉得马哲与 现实脱节了，但在那之后，马哲与现实的关系却解体了。表现在几个方面：(1)马哲圈 内或圈外人士都觉得马哲远离现实了。当然在这种感觉里面，不排除由于马哲被边缘化 而产生的失落感，以及由于哲学家的贫困而产生的愤世嫉俗心理。正是由于有这种感觉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哲学家主张要回归生活世界：越是没有的越要呼吁。(2)从论著 看，则要么仍然是传统的空洞的“宏大叙事”；要么就故弄玄虚，成为西方哲学术语的 “堆积”，把本来清楚的问题弄模糊了；要么是把马哲化解为毫无锋芒的技术性问题， 热衷于版本的考证、人物的介绍、流派的考据，满足于小圈子里相濡以沫，再也没有人 关注这些文章。(3)在现实问题面前的失语。如果哲学家不能对自己身边、自己时代所 发生的重大事变发表看法，这只能说明他没有把握住自己的时代。
孙伟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当前马哲界面向时代、面对现实时，一个十分常见 的问题是“非哲学化”或“伪学术化”。表现多种多样：(1)有些人误以为哲学像自然 科学一样，是可以简单实证、积累传承的一系列“知识”的集合，只有符合可实证性原 则、可以纳入人类知识大厦的普遍性的理论知识(因而可以用“教科书”、教学大纲细 化和讲授的“原理体系”)，才是哲学。(2)有些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根本不理会生活 、实践的要求和呼声，把马哲“思辨化”，表述为玄而又玄、莫测高深的所谓“纯粹学 术”，特别是把西方学者的时髦概念、命题生搬硬套，让人感到云山雾罩、不知所云。 (3)还有些人混淆或故意模糊学术研究与政治宣传的界限，把领导讲话的诠释、政治文 献和口号的注解、配合形势的经验总结、“语录 + 口号”式的论证、甚至打棍子扣帽 子等，也说成是马哲的学术进展。
杨学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90年代以来，哲学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单从 数量上看，应该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时期；从质量上看，是否可以说是最好的时期 ，恐怕很难说。但有一点是大家普遍承认的，就是哲学研究的学术性更强了，活做得更 细了，口号化的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明显少了。怎样描述和评价这种变化呢?有一种流 传很广的说法——“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包括马哲研究在内，也出现了所谓“学院 派”的研究取向。“学院派”研究范式的形成，对于提升马哲研究的学术性功不可没， 但与此同时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关注现实的东西不多，能够真正把握时代精神，从哲学 的高度透视和回应时代重大问题的著述寥若晨星。在急剧变动的生活现实面前，哲学基 本上游离其外或漂浮其上。对现实的疏离也导致哲学研究自身的贫乏，“边缘化”就是 疏离生活后被生活所冷落的一个后果，其实所谓边缘化并不是哲学被社会所抛弃，而是 哲学“自我放逐”了。
张立波(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哲在1978年至1992年的表现是众所周知的，它积极地参 与和引导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启蒙，它发挥的是宏大叙事的作用。90年代后，中国 的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对现代思想和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开始凸显在我们面 前。尽管也有学者论证马克思那里就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萌芽，但无论如何，马克思 对市场经济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感觉到的学术性和现实性的背离 或者说脱节，是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所不可避免的。
崔新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说到现状，我以为是繁荣和危机并存。繁 荣主要是经费上的投入明显增加，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增多，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上都大 有提高。危机主要是指繁荣当中有虚假，发展当中有“泡沫”。比如，真正信仰马哲和 把它作为事业来对待的人为数并不多，而把它当作工具的人仍不少。再有就是，马哲屡 遭误解，并多方受到“不是学问”的苛责，以致研究者自己都有一种自卑感，自觉或不 自觉地希望向其他哲学学科靠，通过借用别的学科的问题、方法来“提升”马哲的“学 术性”。还有，马哲在许多人那里还是两张皮：理论和实践、思想与行动不一致。更重 要的是，马哲的“中国学派”还未显端倪。无论在上世纪80年代前还是80年代，马哲与 现实的关系都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80年代前是把马哲当作现实的“标签”或“装饰” ，80年代则是时代或现实推着理论、哲学走，是现实逼着哲学反省自己。从90年代开始 ，本来二者的关系应回归常态，但由于“矫枉过正”效应，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冲击，哲 学包括马哲又出现远离现实、被边缘化(有时是自我边缘化)的状态。
仰海峰(北京大学哲学系)：20年来，国内马哲研究在总体上处于逻辑思路的推进状态 ，最近两年呈现出个性化趋势，马哲与本体论问题、马哲与形而上学问题、生活世界理 论、价值论、认识论、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理解、马克思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西方马克思 主义研究、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等问题，都呈现出来。但问题仍然存在：一是成果数 量大大增加，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多。二是制造马克思，将自己的或西方哲学中的思 想，加到马克思身上，而不作理论上的区分。三是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还主要停留于哲 学层面，从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角度的展开不够。四是如何在提高学术性的同时 ，有效地透视“现实”，这依然是一个重大的难题。
孙美堂(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我不认为90年代哲学家失去了80年代那种社会使命 感。80年代是“解冻”的时代，问题很多，并且朝野有共识。但那时对现实的把握是否 抓住了内在的历史逻辑?是否达到了“本质的直观”?我表示怀疑。90年代学术有几个特 点，一是哲学家的独立性更强，而哲学家的独立性是哲学繁荣的前提；二是问题、话语 、立场和角度多样化；三是向文本深入。这个大趋势应该肯定。
李文阁：马哲研究的学术性虽然有所增强，但并不能说另一种倾向就不存在。所谓“ 学术凸显，思想淡出”，实际是“现实”的“淡出”。学界有一种很古典的“贵族化” 倾向，似乎现实关注与肤浅等同，特别是在强调学术性的学者那里。这种倾向不仅在马 哲界存在，在西哲和中哲界也存在。不论马哲研究目前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有一 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大家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是不满意的。问题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是什么?
二、学术性与现实性：真问题还是假问题?
鉴传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当前马哲研究的范式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成果毋 庸讳言，但问题很大。目前所谓哲学的“边缘化”，实际只是马哲的边缘化。这是谁也 不想捅破的那张纸。边缘化，不论原因何在和结果好坏，其实都是“危机”的反映，既 有现实方面的危机，也包括理论自身的危机。这恰是需要面对的东西，只可惜许多人都 背过脸去。从马哲研究的“症候”看，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恐怕是：从政治层面看，以往 一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却一度被标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这种不白之冤极大地 伤害了马哲的名声；而现实中马哲被象征化、权宜化地悬置起来，也成了一种无孔不入 的治学导向。从学术层面上看，思想对现实沉默不语，却对无关宏旨的枝节大发议论。 “学术性”因此成为一种迫切的和必需的要求了。如果不有意回避，可以说边缘化与学 术化是同一个过程。“学术性”胜利了，“现实性”却被谋杀了。这似乎是“学术化” 要求产生的一个结果，然而这是“学术化”要求的一个目标吗?如果仍以学术性打压现 实性，马哲研究的边缘化将是用“马克思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
杨学功：这里恐怕是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出了问题。学术性与现实性不是互相对立 的。在二者的关系上，实际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类型。我以为，学术性与现实性齐头并进 ，是最好的类型。这是哲学研究正当的类型，甚至可以说，一切真正的哲学研究，都属 于这种类型。
鉴传今：理论上是这样，但实践中可就难说了。一讲现实性，就马上“不学术”甚至 庸俗了。有多少人是这样想的呢?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让关注现实、解决现 实问题的要求登上所谓学术殿堂呢?“学术”就是冬烘遗老不食人间烟火的私语吗?
孙伟平：学术性与现实性是哲学的永恒问题。任何理论、学说都存在着学术性与现实 性的矛盾，只是以抽象性为主要特征的哲学更为突出而已。哲学处理学术性与现实性的 矛盾之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它对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的把握是否准确，能否对时代重大 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能否提炼出相应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刘文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术性与现实性是两个概念，如果它们之间有问题 ，那么极可能是学术性自身出现了问题。
杨学功：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与哲学自身的特点有关。恩格斯曾说，哲学是 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就是说，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是非直接性的，不 能在哲学研究中追求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往往是间接的和曲折 的，不是可以直观地把握到的，但这种联系并未中断。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晦涩人所共知 ，其与现实生活的非直接联系甚至引起了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 ，但海涅却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现实品格，认为黑格尔哲学比刽子手的屠刀还厉害。因 此在我看来，不能离开哲学的特点强调其与现实生活的直接关联，否则会导致哲学的异 己化。
仰海峰：的确如此。学术的生长点并不是从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抽象地进入到另一位哲 学家的思想，而真实的学术总是关注着现实。黑格尔是抽象的，但又是具体的。透过他 的思辨，我们能看到他对德国现实的关注。也正是这样一种关注，才能形成他的精神现 象学与逻辑学。讨论学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 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完成精深的理论建构；如果仅仅停留于某个现实问题层面， 恰恰又不是哲学的方式。
孙美堂：有些学院式哲学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把握现实，有些与生活结合紧密的做法 反而糟踏了哲学。因此，我想学术性与现实性的话题是否应该转换为另一话题：哲学如 何把现实问题转化为哲学思考?如何达到普遍性和深刻性?
鉴传今：但是这样的转换可能会“遮蔽”问题的要害，同时我也担心，“把现实问题 转化为哲学思考”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是否会成为新的“陷阱”?
崔新建：作为一个真问题，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与 现实之间应当保持怎样的距离?二是学术如何关注现实?学术之为学术，首先是对现实的 抽象和剥离，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抽象和剥离的程度，是衡量一个理论学术性的重要 标准。常识之所以不能称为学术，就在于它与现实太近似了。因此，学术与现实保持适 当的距离是必需的。这个距离表现为二者不同步，学术往往或落后或超前于现实；也表 现为学术总包含着对现实的某种批判和超越。有了这种距离，才会有学术与现实的互动 。当然，这种距离如果过大，学术就可能脱离现实，成为经院哲学式的“伪学术”。学 术对现实的关注或关怀，不是图解现实或贴标签，也不是为理论找论据，而是把现实中 的问题提炼为学术问题。
李文阁：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不能抽象地谈论。抽象地看，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 也许是一个伪问题，因为真正具有学术性的思想必然具有现实性，反之亦然。但若对某 一具体时代的学术研究而言，它可能就成为了一个真问题。就目前的马哲研究来说，学 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就值得讨论。
鉴传今：在我看来，这本来是个伪问题，因为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不是问题。思想 与现实总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但由于不是问题的东西成了问题，意义就产生了。这可能 与对意识形态全面渗透的反叛有关，但可能矫枉过正了，所以学术与现实的关系成了问 题。我以为，学术关注现实是它的天职，离开现实来谈论学术，无论学术多么精妙绝伦 ，也很难设想它有什么实际意义。大家都强调哲学处理现实的独特方式，这至少有两点 是共同的：其一是，学术与现实不可能没有联系；其二是，学术不能像“政策说明”那 样关注现实。这二者是自明的。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还要在这种常识性、自明性的问题 上浪费智力，我确实感到一种难言的悲哀。
三、哲学研究是一种职业吗?
李文阁：我认为导致马哲目前状况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体系主义情结和功利主义倾 向，二者都与“职业化”相关。目前的马哲研究有点像恩格斯所批判的19世纪70年代的 德国，“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实 践唯物主义、人学、应用哲学等等，都要求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体系化的结局就是 形式化，便是为了体系而不得不在没有联系的地方强硬建立起牵强附会的联系，便不得 不脱离现实，如阿多诺所说，“哲学只能被当作一个体系来追求。这种命题像经验主义 一样已经严重瘫痪了哲学”。可以说，实践唯物主义之所以深入不下去，就是因为最后 陷入体系主义的陷阱，试图建构一个能够取代原有教科书体系的新体系。后来的各门分 支哲学之所以离开现实，也是因为它们不再研究问题，而是把精力用于建构体系。
崔新建：“建构体系”是每个人都有的创作冲动，也是推动理论发展的一个动力。研 究“个性化”如果能够导致不同学派、不同研究模式的形成，未尝不是好事。令人担忧 的恐怕是某些人为炒作、包装出来的那些所谓体系或虚假“学术共同体”。
鉴传今：我不太佩服这种“冲动”。哲学史上有过许多体系，在我看来，那只是一些 化石，尘封于哲学史家暗淡的记忆里。就我自己的哲学经验而言，我从哲学家那里看到 只是一些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从没有想到过什么体系。我不敢说这种经验是否普 遍，但我敢说这种经验在许多哲学家对于体系化努力的批评中得到了印证。我接触过不 少初学者和爱好者，他们对于体系大多具有一种近乎迷狂的激情，似乎只有最终成型的 体系，才足以证明他找到了一把解开宇宙秘密的万能钥匙。哲学非得具有一个体系外壳 才行吗?马克思打破了一切体系，这已经宣告了体系的历史性终结，但马哲研究中现有 一种倾向却是决心要重拾体系的旧梦。种种体系化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体系 冲动背后的冲动恐怕更需要关注。
李文阁：建构体系的背后隐含的是某种功利主义，某种占山头、插大旗的思想。为了 争取国家拨款和社会支持，为了满足个人或单位的成名欲，刻意标榜学派特征、“为特 色而特色”，哗众取宠，以便垄断学术界的优势资源，导致了研究方向和项目设置方面 的混乱，劳民伤财。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种现象。由此就产生了哲学研究的 手段性和目的性问题，即哲学到底是哲学家的职业即谋生手段，还是他的存在方式或目 的。我认为在现阶段，哲学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兼有工具性和目的性两重性。一方面，在 商业社会或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哲学家完全“脱俗”过于理想主义、不现实，但如果 哲学研究完全被功利所左右，把手段变成目的本身，哲学家的崇高感、神圣感、责任感 、使命感、献身精神和独立意识荡然无存，则哲学就会堕落为功利的奴隶和权势的附庸 ，就不会有真正的哲学。
孙伟平：对于所谓“体系建构”、“个性(特色)化”、“功利化”，我认为这是曲解 问题，谁也没有简单指责。在市场的冲击下，囿于目前的体制和依旧贫困的国情，哲学 研究的生存状况还比较恶劣，哲学工作者自身还面临许多现实问题，因而在遵守相关法 规和学术伦理的前提下，绞尽脑汁求新求变求发展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我国哲学 研究的水平还较低，哲学研究的模式、方法有待创新，因而哲学研究不应只有一种模式 ，即使大家都走那条“崇高”的学术之路，也难说一定会终成正果。我觉得，哲学、特 别是马哲研究，今天特别需要创新的意识、入世的态度、宽容的精神。在探索过程中， 没有共同的主题时就主题多元化，没有统一的模式时就“走自己的路”，无法作出结论 时就不要匆忙地作结论。也许，这其中恰恰蕴藏着哲学的进步。
鉴传今：哲学工作者的生存问题的确是一个尖锐问题。无论怎样具备宽容精神，我们 都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哲学家生存的前提是哲学自身的生存。对职业化的批评，并不是 说哲学家不能以此为生，而是提醒人们关注职业化对独立批判精神可能带来的伤害，或 者说职业化对于哲学家个人使命感的消蚀。哲学既是一种职业。具有与职业化同生的功 利性，但它同时也具有一种超越功能。正是执著于这种超越，使得斯宾诺莎以磨镜片终 生；而迷恋职业化的丰厚收益，使得黑格尔的批判精神不得不罩上了浓厚的谀媚色彩。 这大约就是恩格斯批评的“庸人”色彩吧。当前，职业化自身的功利性，正在并且还要 继续消蚀哲学家的使命感，使其在现实面前背过脸去。少数人不择手段、不讲职业道德 ，为骗取个人利益而不惜制造伪问题和学术垃圾。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但若对此熟 视无睹，使之渐成风气，这就不是什么宽容的问题了。
仰海峰：这里有一个学术体制的问题。在一个全面市场化的时代，在一切以量化为标 准的时代，形成的是以数字统计为中心的体制，思想也难逃用数字衡量的命运。虽然哲 学工作者需要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与学术理念，但如果整个学术体制没有改变，问题难 以解决。
杨学功：我的基本判断是：把哲学研究当作一种职业来看待，并不意味着哲学的庸俗 化，而是对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这首先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遵守相应的学术规范； 其次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担当社会责任。即使有人主观上只是把哲学研究当作“谋生” 的手段，也必须在客观上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和社会的接受，才能 达到目的。
刘文旋：职业化是现代学术的必然趋势。所谓“学者”就是“学术的从业者”，它跟 一个“行业”有关，跟学术或者做学问作为一个行业出现有关。目前中国的学术实际上 正处于一个职业化的过程当中，但由于还没有完全职业化，所以表现为一种游离状态， 而所谓“学者”也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生存境地。这是就“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就某 种学术或者个体的学者而言的。在学术没有成为一种职业以前，中国并不存在“学者” 这样一个阶层。所谓“知识分子”大概相当于可以从政治活动中得到利益的读书人。进 入独立化过程以后，学术(学者)一方面不能、或者说不应该再从政治之中得到好处，另 一方面又不能跟新的市场机制很好地融合，因此也没能从经济之中得到好处。知识分子 脱离“御用文人”这个身份以后，还没有找到自己与市场经济的恰当关系；学者作为一 个阶层，也还没有在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稳固的一席之地。因此造成这些现 象的原因不在于学术的职业化，而在于职业化不足。职业化的完成会带来一套相应的机 制，使学术作为一个具有自身规范和伦理标准的行业或职业确立起来。另外，哲学职业 化并不意味着哲学就是谋生手段。哲学作为一种思想活动也许有它传统上的特点，但作 为一种职业它既不庸俗也不崇高，它就是一种工作而已。每一个人的精神都可以很崇高 ，但这完全不必和他的职业相关。
孙美堂：哲学的职业化，不仅是一个谋生的方式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群体的培养问题 。形成我国的职业哲学家群体，应是一个趋势，也是哲学繁荣的条件。从社会角度说， 他们应像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家那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有自己独立的道统、 范式和尺度，当然也包括独立的经济生活；从个人角度说，他们应具有哲学家的基本素 质：独立的人格、智慧的头脑、批判的眼光、执着的精神、身体力行的行为方式等。
崔新建：我也是在工具、谋生的手段的意义上来理解职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 是一种职业。不过，哲学似乎还应该是一种事业。可否这样理解：作为事业，简单地说 ，就是“为哲学而哲学”；作为职业，就是“为生活而哲学”。哲学家大都是兼而有之 吧。
李文阁：我们的分歧可能就在于对职业的理解不同，我所说的职业就是指谋生手段。 如果把哲学当作谋生手段来追求，而忘记了这些手段之上的超手段的目的本身，那就伤 害了哲学相对独立的批判精神，成为一种智能的兜售者。这里已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是以什么身份来从事马哲研究的?
四、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孙美堂：我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哲”与“我的哲学”究竟是 什么关系?在目前很多学者的眼中，“马哲”只是一个符号，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虚 无化”的概念。
鉴传今：马哲只是一个“符号”，还是一种哲学?这本是自明的，但现在也成了问题， 并且是一个极具现实性的问题。就目前来看，马哲的形态可真是五花八门，外延无限广 ，代价是内涵无限浅。马哲成为了无所不包的东西，而什么是马哲却反而模糊不清，似 是而非了。我觉得这不是在抬高马哲，而是在贬低它。如果马克思活到今天，他会再一 次地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仰海峰：在目前的研究中，许多东西都被套上马克思哲学的牌子，其实有的与马克思 哲学已没有关系。这样说并不是要回到一个原初的马克思哲学那里去，并以之面对一切 。真实的问题在于，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划界，这样才能找到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精神走 向当代的理论逻辑，而不是笼统地谈论问题。
鉴传今：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马哲的基本精神。作为变革世界的哲学，马哲有 其独特的问题和方法，有其鲜明的理论目的。马克思不仅把变革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和人的解放确立为自己哲学的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为实现这个目的找到了现 实力量。
仰海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我认为是对现实的批判。但在这里又要进行区分， 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其他批判有没有区别?如果有，这种区别是什么?我们 今天如何承袭这种精神?如果说马克思哲学在当时寻求的批判主体是无产阶级，那么面 对资本的全球化，今天批判的主体又是谁?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既需要研究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的发展史，还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史，从中揭示马克思哲学批判精 神在当代的生长空间。在我看来，这些也是西方那些自认为是马克思精神继承者的人至 今没有解决的问题。
张立波：什么是马哲的真精神?人道主义、主体性还是历史主义、实践?以返本的姿态 来谈意义不大。问题还在于，应当清理人道、主体、历史、实践之类概念的谱系，看看 这些语汇在现代思想的各个环节中是怎么回事，在马克思那里是怎么用的。我们的很多 概念都是转道日本过来的，也应清楚在日语中是怎么回事?我们又是怎么用这个概念的?
孙美堂：我看这里有一个以谁为主体的问题，是以马克思为主体还是以我为主体?“马 哲”在今天至少充当了四种角色：意识形态话语、哲学学派、哲学史上的文本以及一般 哲学理论。“发展马哲”的立足点站在哪里?是以弘扬一个学派为旨趣，还是以廓清我 们自己的哲学思想为旨趣?换言之，我们的身份是定位于马克思的信徒、继承人，还是 定位于借鉴、吸收马克思的智慧而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独立的哲学家?定位不清，既 扰乱了“马哲”阵营，也束缚了我们自己。马克思的哲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批 判精神。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凡属对现实、时代产生震撼性效果的，都有强 烈的批判和否定精神。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现实性与批判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因 为批判地反思时代的问题、人类的命运，马克思哲学才有现实的生命力。因此，没有批 判精神的哲学不是马哲，不配拥有马哲的身份。
张立波：要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泛泛而谈，当然是要坚持马哲的本真精神或 方法，但必须注意，这种本真精神或方法是需要不断重新阐释和体认的。身份认同是面 向未来的。我们应当对马哲和其他哲学流派的差异保持清醒的态度，既要承认差异的存 在，又不能把差异看作凝固不变的东西。差异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敌意和对抗，并不意味 着拒绝借鉴其他流派中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基本态度我想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具体的 操作中，可能还是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作为这个学科的从业者，要非常自觉地寻求和 遵守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式，但一种研究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可能需要若干 年后回顾与反思的时候才能看得明白。对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重要的是自己 有能力提出问题，积极地介入生活。
杨学功：一个研究者在何种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不取决于他是否运用马克思 的现成概念和话语，而取决于他是否掌握了马克思的真精神。马克思的真精神就是马克 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它不是现成在手的东西，它需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和理解才能 弄明白。一个研究者即使不直接谈论马克思，只要他事实上(而非言辞上)是按照马克思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思考问题的，也可以是非常正当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反，即使成 天谈论马克思的人，如果把马克思的学说当作教条，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本人就不止一次把那些不顾历史条件变化、只知道简单“复述”他的“原话”的 人，看作自己的不肖子孙。
李文阁：我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基本精神，我称之为一种思 维方式——生成性思维，它有三个特点：(1)人文性，即把人作为根本目的和出发点， 这里的人既不是近代哲学中的抽象的单子，也不是现代西方一些哲学家所说的个人，而 是人类的大多数。(2)现实性，即通常所说的实事求是。(3)生成性，即把人及其生活世 界视为一种关系、过程、具体的存在。这三个方面都蕴涵着一种批判精神。第二个层次 是一些具体策略性理论，包括哲学的、经济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等等。这两个层 次在马克思那里是统一的，没有后者，前者就失去了载体。但对今天的学者而言，解读 第二层面的东西，目的不在于固守某些明显过时的结论，而在于从它和当时现实的应对 关系中把握第一层次的东西。
孙伟平：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追求真理的认识体系，更是一种立足于实际 活动的人，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反思、批判、解构、治疗，创造一个合乎人性和人的目的 、促进人与社会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价值体系。
刘文旋：我以为这些理解都需要进一步解释。谈论马克思，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 者，也不一定非要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与其列出几个条目来说明什么 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倒不如像德里达那样采取一种隐喻的说法，也是 一种更谦虚的说法，把马克思看作是一种幽灵式的存在。马克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 是一种幽灵式的存在，因为“马克思”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幽灵。我们每一个人都“分 有”了他的一部分、他的某种精神，而不是占有他的全部。
崔新建：愿意打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本身就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不过，马 克思主义者不应当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成了符号，就不可能 有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了。只有以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人，才可以称为马克思 主义者。但主观上声称继承与发展，并不等于真的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有真 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判断的标准，就是看是否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 精神、基本方法。因此，不能否认这些基本立场、精神、方法的存在。同时，大家对这 些基本立场、精神、方法又确实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所以不应以“唯我独马”自居。 是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要由历史来检验。
鉴传今：看来问题还是相当复杂的，求同至少是困难了。这似乎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幽灵”只是一个机智的说法，单纯用来揭示某种影响是可以的。但是如何看待“影 响”呢?比如，我说希特勒改变了我对人性的看法，这是不是一种影响呢?即使是，那也 绝对不能据此断定我是纳粹主义者。例子虽然极端，但并非不能说明问题。因此，要说 某某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单从影响而论是不行的。在我看来，无论何种意义上的马 克思主义，都必须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方法为前提的，是为着最广大人民 利益而不是少数人利益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又何必称作马克思主义呢?况且世界上又 不是只有这一种主义。
五、不要落入文本研究和现实回归的“陷阱”
张立波：以往我们把马哲看作指导性的东西，今天实际是在一个平台上看中西马。与 中西哲比较的话，马哲目前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中哲是本土化的路子，西哲是“ 世界视野”，是“理论的”或“学术化”路子，马哲处于夹缝，既要本土化，又要世界 化、学术化。在当前，不论是主张文本研究还是要求回归现实，其实都是摆脱马哲尴尬 处境的努力。但是，这两种研究方式都存在圈套和陷阱。就其作为一种思想训练而言， 文本研究是必要的，但也容易为自己研习的文本所诱惑。就现实回归来说，从现实的人 出发是马克思哲学的最基本要求，但一方面，若是没有学术底蕴，现实回归就失去了哲 学味和深度，就会混同于具体学科；另一方面，现实并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黑格尔以 来，包括马克思都提示我们，现实总是某种理论框架中的“现实”，现实并不是自明的 东西，要求回归现实或有回归的意识并不一定能够回到现实。
鉴传今：“陷阱”是什么意思?如果说回归现实而导致非学术和平庸化——这的确是一 个陷阱，但这是可以避免的。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握“现实”。阶层的分化，资本对社 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侵入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人的全面发展造成的异化关系及其伤害，也是 马克思关注并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西方当年的这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正在 成为我们今天的语境。我们既要看到这些阶段的不可避免性，同时也应当看到，这恰恰 是马克思哲学之批判和建设的策源地。从回归文本看也是如此。回归文本，单纯学术化 ，虽然难免技术化的皮相之论，但如果把这种“回归”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就不会行 鸵鸟之道而丧失马克思哲学的灵魂。此外，我提请大家注意一个现象，即马克思主义是 否有一个单纯的纯理论的文本?比如，如果不了解马克思时代原始积累的野蛮和残酷， 不了解当时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血腥剥削和镇压，谁能理解马克思唯物 史观中有关阶级、国家与革命的文本?因此，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内在地要求解读 与之相对应的历史中的现实。
孙伟平：对于文本研究，有人主张“回到马克思”，似乎“回到马克思”就达到了马 哲的当代制高点。这是值得怀疑的。姑且不论“回到马克思”是否可能，即便可能，由 于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哲，也理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 创新，“回到”是不够的。重要的是，承认马哲与现时代生活、实践的差距，真诚地面 对现时代生活实践提出问题，虚心地从中提炼、升华马哲。一方面，可以从马哲与社会 主义具体实践过程有机结合的角度，分析马哲中哪些仅仅停留在“信条”、“口号”、 “理想”的层面，哪些是教条化、形式化、庸俗化、甚至别有用心地理解和运用的，哪 些是真正进入了实践操作层面、并起到了良好的现实指导作用的，对失败教训与成功实 践的清理、提炼，就肯定孕育着马哲的精髓；另一方面，深入生活、实践，“像生活、 实践那样思考”，是马哲创新、并重新赢得关于现实的发言权的正确途径。
仰海峰：对理论文本的学习，可以锻炼发现“现实”的“眼光”。文本研究不是为了 钻故纸堆，也不是为了要成为“某某专家”，然后标明自己是“某某二世”。如果文本 研究变成了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那是一种悲哀。文本阅读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需要将 理论及产生理论的现实与思想前提、阅读者的理论视域及其历史视域等全部融合起来， 实现文本的再创造，并将之指向现实，在文本的再创造中透视现实。因此，文本研究并 不是理论的最终目的，这只是我们建构自己思想的一个中介。在这个意义上，“回到马 克思”是为了更好地透视现实生活过程。
杨学功：没有“纯粹”的现实，我们所谈论的“现实”是被概念“污染”的，但问题 是：不能沉陷于这些“污染”，而要穿透概念的密林，抵达现实的彼岸。正如马克思所 说，只有具有现实性的思维才有力量，才有真理性。概念也是如此：概念只是我们把握 现实的脚手架，如果它阻碍了我们对现实的穿透，就应该无情地撇在一边。
孙美堂：什么是现实?马克思所分析的现实不是中国的现实，西方哲学分析的现实也不 是中国的现实，我们的现实不是资本、市场的异化，而是权力的异化。我有一个大胆的 设想：西方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所批判的现实主要是神权的异化，马克思批判的现实主 要是资本(商品、金钱)的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现实主要是西方社会技术、知识 的异化，而我们要批判的现实则是世俗权力的异化。
刘文旋：学术发现现实，也就是发现事情的真相。这有点儿像破案，事情就在那儿， 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发现。但只要是试图发现事情的真相，你就是在破案，而不是在编造 事实。据此我们也可以区分学术和伪学术。伪学术没有“真相”的概念，即使有，也只 是为了游戏的方便。但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又比破案远为复杂，原因在于学术所要“发现 ”的“现实”并不是某一个事实，并不是某一件事情的真相，而是一个“具体的总体” ，学术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本身就包含在这种“具体的总体”中。因此学术并不能简 单地“发现”“现实”，它还要不断地自我发现，也就是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学术是 干什么的呢?就是不断地发现事实，不断地把现实作为问题揭示出来。至于什么是现实 ，这可能取决于某种学术愿意或者打算把什么样的东西称为现实。所以问题不在于不同 的学术大概发现的是不同的现实，而在于如果一种“学术”之中没有任何人的现实，它 就不是任何学术。
李文阁：应区分现实和哲学的现实。哲学关注的现实首先是人的现实，即人的存在和 命运，是哲学家对人的存在和命运的感觉，不是对具体问题的感觉，而是对整个存在或 生活世界的感觉，是一种“生活感”，哲学实际就是哲学家的生活感的表达。这并不是 说哲学家不关注其他具体问题，但哲学家对其他问题的关注都是围绕他的生活感展开的 。当海德格尔问“为什么在者在而在却不在”时，他就是要通过这个问题来表达他对现 代世界的感受，即物欲主义、技术主义对人的压制。我们目前的哲学就不是在表达我们 的生活感。
仰海峰：马克思哲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但并不是简单地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使理论变成一个套子，变成一个随机应变的话语体系，变成无条件地论证现实合法性 的外在逻辑。这里所谓的哲学与现实的关系，是将现实提到哲学的高度，将哲学中介性 回归到现实世界中，或者说这是哲学与现实的一种互文关系。
李文阁：马哲研究中的学术性与现实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群，而不是单个问题。因其宽 阔而深刻，争论是难免的。我们有所交锋，有所批评，但交锋与批评本身并不是目的。 我们是希望通过交锋与批评进行清理和检讨。这既指向我们自己，同时也指向理论自身 。这不仅是理论自身的要求，也是现实发展的要求，同时更是我们能够取得进步的一种 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