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史记学的发展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发展道路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 8444（2000）01—0040—07
对《史记》的研究历代相继不绝，迄今为止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不同时代的《史记》研究都有其特点，汉魏六朝人对《史记》的发现、介绍和传播，唐人以注释方面的贡献为大，宋明以议论品评见长，清人又以考据取胜，所谓各有千秋，各擅其长。但《史记》研究的真正辉煌却在20世纪。本文拟将20世纪的《史记》研究分为五个时期，依次探讨其特点。
一、承前启后时期
这一时期从20世纪初开始，下限以新中国成立为界。此期的《史记》研究，大都还是沿袭“乾嘉之学”，研究者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校勘、考证、训诂意义、评注诸方面，但此时的史学界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梁启超“史界革命”，顾颉刚等的“古史辨派”都对封建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在这一背景下，《史记》研究取得了多方面成果，如崔适《史记探源》，魏元旷《史记达旨》、李笠《史记订补》、杨启高《史记通论》、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齐树楷《史记意》、李景星《史记评议》、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靳德峻《史记释例》、张鹏一《太史公年谱》、郑鹤声《史汉研究》、《司马迁年谱》、施章《史记新论》、朱东润《史记考索》、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都是有影响的著作。其他如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鲁迅、范文澜、吕思勉、余嘉锡、罗根泽、郭沫若、翦伯赞、周谷城、郑振铎等著名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程度不同地论述了《史记》。此期的《史记》研究特点是：
1.深化传统课题。多数学者认为，司马迁创作《史记》，是对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文化的全面系统清理总结，其气魄之宏伟，识力之超人，态度之严谨，罕有其匹。同时，《史记》构成一种范式，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业，后世丰厚著述，沿波讨源，莫不宗于此。梁启超称司马迁为“史界太祖”，鲁迅认为《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除从整体肯定《史记》的价值之外，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也比前人有了进步。就纪传体体例而言，梁启超、蔡尚思等不仅充分肯定了《史记》创造纪传体通史这一贡献，而且初步挖掘了《史记》体例的丰富内涵及其五体结构在社会史等角度上的结构意义。关于《史记》的成因，徐浩、杨启高、李长之等从司马谈遗命，司马迁壮游各地，李陵之祸影响，司马迁个人素质，汉代大一统的时代背景各个方面进行考察，比前代更为周全细致。至于《史记》文章风格，李长之从司马迁人格入手进行探讨，使这一问题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2.考证又上一层楼。王国维对司马迁的生卒年的考证，顾颉刚、李长之对司马谈作史的探究，余嘉锡对太史公书亡篇的考释，鲁实先对《史记会注考证》的驳议，朱东润对《史记》断限、伪窜等问题的考索等，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关于司马迁生卒年的考证以王国维贡献为大。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给司马迁制定了一个年谱，经过严密的系统考证，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至于卒年， 认为“绝不可考”、“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另外，李长之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 此两种观点影响甚大，波及后世，至今也还是不易推翻的“一家之言”。
3.西学东渐为研究输入新观念。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国外的先进学术学说为一些先进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产生了新思想、新观念，它们直接反映到学术研究。如直接导致了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在《史记》研究中，西学东渐的新思想、新观念也被引入用来阐释和分析《史记》的潜在意义。如潘吟阁的《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第一次用近代资产阶级的新观点和新话语系统的诠释《货殖列传》所体现的经济思想。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联系国际国内经济事例对《货殖列传》作了新的评论。“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在评论《史记》时也渗透着这种新思想。
4.开拓一些新的领域。这个时期的《史记》研究，除了对一些传统课题进一步深化研究外，还注意开拓一些新的领域，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和考察《史记》。如关于司马迁的思想的探讨。程金造的《司马迁崇尚道家说》和张鹏一的《史记本于公羊考》，都注意到了司马迁思想的复杂性，从多个侧面论述了司马迁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很有新意。齐树楷《史记意》用“势”来阐释《史记》意旨和司马迁的进步思想，发前人所未发。这些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史记》的研究已逐渐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开始注意探寻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层规律。前面已叙及的潘吟阁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探讨，证明了西学东渐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对《史记》研究有着拓展领域的功效。
另外，此期的《史记》普及工作也有较大成就。梁启超对《史记》读法的论述、指导，也有积极的意义。
20世纪前半叶的《史记》研究，无论是对传统课题的深入研究，抑或是对新领域的开拓和发掘，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成就为新中国的《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初见成效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跨入了新的时代。这给学术研究带来全新的思想观念。《史记》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5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史记》研究的初见成效时期，显示出截然不同于前代的许多新特点。
1.广大文史工作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使《史记》研究焕然一新。人们不仅从《史记》本身出发来研究《史记》，而且把《史记》放在西汉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环境中去分析，放在整个史学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乃至于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背景上去认识。这样，对司马迁史学的伟大功绩和《史记》的杰出价值，作出了高度评价。如翦伯赞《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中国青年》总57期）一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一全新思想、全新方法研究《史记》，分析了司马迁“不朽”的原因，充分肯定了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卢南乔《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文史哲》1955年11期）、《司马迁在祖国文化遗产上的伟大贡献》（《文史哲》1956年1期）等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司马迁的编纂学进行评价， 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另外像对司马迁哲学思想等问题的研究，都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的体现。
2.许多学者在宣传普及方面作出了努力，他们的文章深入浅出，语言平易明快，对司马迁的思想、生平以及《史记》的价值等进行了全面的介绍。荣孟源、尚钺、李长之等人都撰写了通俗性的评价论文，从而形成了一股普及《史记》、宣传司马迁的热潮。《文史哲》杂志发表了大量研究《史记》的论文，尤其是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本《史记》，为《史记》爱好者提供了完善的本子。
3.本阶段学术空气活跃，围绕司马迁的生卒年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郭沫若首先发难，他的《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对王国维考证的太史公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提出异议， 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 郭沫若的文章如一石击起千层浪，在当时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王达津完全赞同“建元六年”说，并列举一些事实，进行了具体的论证。程金造《从史记三家注商榷司马迁的生年》（《文史哲》1957年第2期）一文，则列举大量例证，反驳郭沫若“建元六年”说， 认为司马迁生年应为汉景帝中元五年。郑鹤声《司马迁年谱》书后附有《司马迁生年问题的商榷》一文，也坚持“司马迁生于中元五年”说。
4.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许多学者已经运用历史比较法对《史记》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把《史记》与先秦史学进行对比，与《史记》以后的史书作对比，与希腊史书作对比等，提高了对《史记》价值的认识。如齐思和的《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地位》（《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一文，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通过历史比较认为，“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5.研究工作全面展开，重点向思想性、人民性、艺术性等方面倾斜。不仅有传统课题，如校勘、考证、评注等，更为重要的是，广大文史工作者开始对司马迁的思想进行比较深入的多方面研究，《史记》研究重点向思想性、人民性、艺术性等诸多全新的方面倾斜。如许多学者对司马迁的哲学思想进行探讨，侯外庐《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1日）和任继愈《司马迁的哲学思想》（《新建设》1956年6期）是其中的佼佼者和代表作。侯氏认为， 司马迁的自然观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观，这种唯物观直接反对指斥天人感应的世界观，司马迁的社会历史观也包含着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的因素，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伟大思想家之一。”该文同时认为，司马迁重视普能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和极大作用。《史记》大量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反映了司马迁把普通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进步观念，这是史无前例的。对于《史记》的艺术成就，本时期开始用新的文学理论思想进行评论。如季镇淮《司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传记的——从“实录”到典型化》，从“实录”和典型化的角度对《史记》人物传记进行分析。这种对传记人物的文学艺术特征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开掘认识《史记》的艺术价值。冯其庸、任访秋、高亨、苏仲翔等，都对《史记》的思想性、艺术性进行探讨。其外，许多学者注意到了《史记》的语言艺术特征。如殷孟伦《略谈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文史哲》1955年第12期）其中有一节专论《史记》的语言艺术，卫仲潘《司马迁的讽刺语言艺术》（《文史哲》1958年第2 期）专门探究了《史记》的讽刺语言。
另外，陈直对《史记》名称及《史角》早期传播情况的研究，程金造对《史记》三家注的研究，贺次君对《史记》版本的研究，也都颇有成就。
由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引入，这一阶段的《史记》研究呈现出全新的繁荣景象，拓宽了《史记》的研究领域，在诸多方面都具有开拓性的探索和贡献，提出了许多新颖见解，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是20世纪《史记》研究的一大新变。这一新变的主要成就不仅仅在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更主要的在于它的草创初功，在全新的视角下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它标示了自此而后《史记》研究进程的方向，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史记》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入研究。本时期的许多学者由于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史记》时出现了过分拔高、美化的倾向，有人认为司马迁的著作“充满了人民性，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人认为司马迁是“人民的歌手”，“人民历史的创造者”，这些都是用今人的思想改造司马迁，有待进一步反拨。
三、逐步深入时期
60年代前半期为建国后《史记》研究的逐步深入时期。在这个阶段，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深入研究司马迁思想；二是对《史记·游侠列传》中的游侠问题进行探讨。这一时期《史记》研究开始向纵深层面发展，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综而论之，此阶段的《史记》研究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学术空气依然活跃，学术研究向深入方向发展，尤其是司马迁思想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60年代前半期继续保持着活跃的学术氛围，就游侠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冉昭德、吴汝煜、唐赞功、李庆善等都专门探讨了游侠问题。概括起来，讨论的焦点在三个问题上。一，关于游侠及其游侠行为的阶级属性划分。冉昭德、李庆善、施锡才等多数学者认为游侠不应该归属于下层人物。而吴汝煜则认为，从郭解、剧孟等的具体出身来看，这些“布衣之侠”确实是下层人物。两种观点针锋相对。由于对游侠阶级属性看法不同，他们对游侠行为的看法也完全相对，这是一个前因后果的连带关系。二，关于游侠的来源。王启兴、李庆善等多数学者认为，汉初的游侠由战国时“士”这一特殊阶层发展演变而来。而郭沫若与吴汝煜则认为大抵由战国市井细民衍变而来。三，如何评价司司迁写《游侠列传》。关于这个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司马迁没有超出封建道德标准，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说话。
对司马迁思想的研究是本阶段的一个重点，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前所述，50年代许多学者已涉及到了司马迁的思想，但拔高美化了司马迁思想。本时期研究更进一步，对拔高、美化司马迁进行了反拨。白寿彝做出了显著成绩，他对司马迁的评价较为公允。他的《司马迁与班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4 期）一文系统论述了司马迁思想，精辟分析了《史记》的人民性，认为《史记》“是一部有丰富的人民性的著作。”并对传统课题的班马优劣做出了深入的对比研究，对传统的马班并举表示异议，提出了独到的见地。认为班固的《汉书》是把西汉历史妥贴的实录下来，“答复如何维持目前局面”，而司马迁的《史记》却是形成自己独特见解的“一家之言”，“答复历史怎样变化发展”，两者不可同斤两等同论之。此外，陈可青、王启兴、施锡才等也较深入地研究了司马迁思想。此外，本时期金德建《司马迂所见书考》一书，对《史记》所凭借的各种典籍加以探讨成就卓异。程金造对《史记》三家注做进一步研究，颇有新意。
2.受政治环境影响，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出现不同程度的偏颇。就阶级分析法来说，其本身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它本身要求结合历史的观点和辩证的思维对具体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而决不是抓住只言片语和问题的某一方面简单地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的划分和定性。而这一时期的《史记》研究，受政治环境影响，阶级分析法流于形式，许多人机械地给司马迁及《史记》人物贴上标签。有些文章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武断缺陷，它们以今人的思想苛求司马迁，从而贬低甚至否定司马迁及其创作的《史记》。这种唯阶级论的方法与50年代的拔高、美化司马迁一样，都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前半期为《史记》研究的停顿深寂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学术研究被政治斗争风暴完全吞没，司马迁被贴上儒家标签而打入冷宫，《史记》研究全面停顿沉寂。学术必须与政治保持着适当的独立性，而一旦学术沦为政治的附庸，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本质根据，失去了活跃而多元的生命力。
四、全面丰收时期
70年代后期至今20年来为全面丰收时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学术研究重新步入正轨。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国外新观念，新方法的输入，使《史记》研究日益焕发出勃勃生机。《史记》的地位被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经济史、美学史等领域都被列为专章进行探讨。《史记》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本时期出版著作130多部，发表论文1800多篇。 是以往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其主要特征有：
1.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史记》问世后，历代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和文学两大领域，在这两大领域建树颇高取得了很大成就。本阶段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充分挖掘《史记》这本大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开拓了许多新领域，形成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将《史记》研究导入一个全面、立体研究的新时代。对司马迁的天文学思想、学术思想、民族思想、法律思想、医学思想、地理思想、人才观、价值观、生死观、荣辱观、战争观等进行了探讨，其外还从人口学、卫生学、养身学、档案学等角度研究《史记》，并对历代《史记》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梳理。从政治到经济，从文艺术到人学，从历史到地理，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学者们都在进行努力而全新的探讨，为《史记》研究打开了新局面，使《史记》蕴藏的丰富宝藏逐步得到充分开掘。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力图多角度研究《史记》。已经出版的有：张大可等《司马迁一家言》、徐兴海《司马迁的创造思维》、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池万兴《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杨生枝《司马迁教育思想述略》、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霍有光《司马迁与地学文化》、张强《司马迁与宗教神话》、陈桐生《史记与今古文经学》、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程世和《史记——伟大人格的凝聚》。即将出版的还有《史记》与中国史学、农学、医学、天学、地理学、法学、兵学等。许多著作都在新的领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2.研究问题逐步深入。近20年来的《史记》研究，在不断积极开拓新领域的同时，对一些传统课题不但没有忽视，相反进行了更深入的重新研究，许多课题研究都提出了一些新颖、深刻、中肯、而又不失于公允的见解。综而观之，其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司马迁行年、司马迁精神、司马迁与先秦诸子、司马迁经济思想、《史记》的文学成就、史学成就、《史记》与《汉书》比较、《史记》在中外文化史上的地位、《史记》三家注、《史记》疑案研究（续补、断限、书名、司马谈谈作史、太史公释名）、《史记》研究史的总结等十多个方面，研究都很深入， 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从而推进《史记》研究整体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仅专题论著就有：肖黎《司马迁评传》、黄新亚《司马迁评传》、张大可《司马迁评传》、许凌云《司马迁评传》、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陈直《史记新注》、白寿彝《史记新论》、陆永品《司马迁研究》、徐朔方《史记论稿》、程金造《史记管窥》、郭双城《史记人物传记论稿》、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张大可《史记研究》、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宋嗣廉《史记艺术美研究》、吴汝煜《史记论稿》、聂石樵《司马迁论稿》、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施丁等《司马迁研究新论》、周经《司马迁、史记与档案》、周一平《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俞樟华《史记新探》、赵生群《太史公书研究》、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王子今《史记的文化发掘》、刘永康《史记与现代文明》、陈雪良《司马迁人格论》、齐效斌《史记文化符号论》、程生田等《司马迁的人才观》、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覃启勋《史记与日本文化》等等。还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及多部论文集，与专题著作相得益彰。
这些研究从三个层面切入。一，在传统大课题的范围之内，从微观角度将研究细致化，小问题大深入，并引发一些新的视角，新的领域，从而以内涵的横向增长促进研究的深入。如关于《史记》文学成就这个热点问题，从微观的视角出现了大量的专题研究，如关于《史记》的讽刺艺术，心理描写、浪漫主义、抒情特征、民间文学色彩，深入挖掘了各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二，研究层面的深化。前代研究，由于各方面理论的欠缺，易趋于表面叙述的研究，缺乏足够的深度和力度。而改革开放后，西方的学术理论大量介绍到中国，研究者自身理论素养不断提高，《史记》研究开始理性和理论化。研究问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抓住问题的关键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层面，而非隔靴搔痒式的泛泛而谈和一般性的叙述话语。如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论著中从“宣汉”角度入手，对《史记》的创作主旨进行了新的深入分析；还从“构建独立学说体系的著述宗旨”、“从多元文化格局到独尊儒术的历史转折”、“平民阶层政治要求的反映”、“拥抱全民族文化的胸怀”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史记》久远生命力的奥蕴。杨燕起将马司迁的历史思想概括为通、变、理、势四个方面，并认为“势”是其核心，这一指向事物发展的带有规律必然性的总趋势，一指向某些历史人物在其活动其限内作为历史背景的具体时势。“势”就是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三，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促进了研究的深入。一元化易导致中心话语的话语霸权，从而使研究局限在少数人和小领域，研究问题易趋于单调和片面。而改革开放后，充分的解放思想，多元化的研究格局逐渐深入人们的内心深层，思想活跃。多元化要求多元的各方面都彼此尊重和承认，对其它方的存在给予一种包容，而非一元化的侵略和占领，允许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且它们在生存地位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史记》研究的多元化，使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大胆探索创新，各种观点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它们相互对话和交流。这种对话和交流，可以充分认识到研究问题的各个侧面，从而推进对问题的认识，以研究的丰富性和立体性使研究走向深入。
3.研究方法日益改进和多样化。从两千年来的《史记》研究整个历程来看，方法论是一个重要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引入《史记》研究，广大研究者以之作为指导思想，使《史记》研究走上了科学化道路。但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司马迁作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评价，却成为人们长期探索的一个问题。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断章取义的曲解和肤浅的机械运用，其中也走了很大的弯路。本时期在方法论方面取得了以下成就。
（1）纵横比较的方法。将《史记》放在整个汉代文化， 中国文化，乃至于世界文化的背景上进行考察，在此大背景下纵横比较。其要有三：一，将《史记》本身篇目进行比较，如将《儒林列传》与《游侠列传》作比较；二，将《史记》与前代史书、后代史书作比较，与文学著作如《离骚》、《三国演义》、《儒林外史》以及唐传奇、诗歌、戏曲比较；三，将《史记》与国外史学作比较。如将司马迁与古希腊史学家、悲剧家比较。
（2）艺术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 这种普遍真理在《史记》研究中广泛运用。用艺术辩法探讨《史记》的实录与想象，丰富性和整一性、共性与个性、虚与实、疏与密、奇与正等二律背反却又相反相成的艺术特征，既全面又深刻。
（3）国外新方法的借鉴和运用。系统论、符号学、 价值论等国外新方法引入《史记》研究，注入了全新的活力。由于使用的是国外新观点和新方法，从事的是开创性的研究，许多观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当然，这决不是将国外的新术语、新名词、新理论简单地嫁接到《史记》研究上，也决不是堆砌大堆新学术话语，自命创新。
（4）表论结合，文献与考古结合。表论结合， 将复杂的论述化为简单的表格形式，再结合表格进行论证，既简明扼要，又清晰可观。如张大可《史记研究》一书，多处运用这种方法，使复杂的史据和考辩得到集中简明的反映。陈直《史记新证》则是把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相结合。由于考古文物的真实性和文献材料的可信度，使该书论证准确、精当，许多结论无可争辩。
（5）积极利用现代化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史记》研究变得更为便利。将《史记》全文、注释及其相关研究输入电脑，可以对其进行迅速的检索。李晓光、李波《史记索引》就是典型一例。现代化的研究手段，使近年来的研究者能避免盲目研究和重复研究。
4.研究成果丰富多样。除了专题论著外，本时期还有大量考证性资料性成果，如钱钟书《管锥编》、刘操南《史记春秋十二诸侯史事辑证》、徐仁甫《史记注解辩证》、张家英《史记十二本纪疑诂》、李人鉴《太史公书校读记》等。有资料整理成果，如杨燕起等《历代名家评史记》、杨燕起等《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徐兴海主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嵇超等《史记地名索引》、张克等《史记人物辞典》、仓修良主编《史记辞典》等；有些成果还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如徐谦夫《司马迁的传说》、吉春等《司马迁与太史祠》、李国维等《司马迁祠碑石录》、党丕经《司马迁与韩城民俗》等。
5.学术交流频繁。继1987年5 月在北京首次召开全国性《史记》研讨座谈会之后，又在陕西、吉林、北京、安徽、河南等地举办了多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议。1995年8月， 在西安举行了“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首次开创了《史记》研究中外学术交流的先例，推动《史记》研究走向世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还与日本名古屋大学合作出版了《史记》研究论文集。在学术交流频繁的大背景下，陕西省建立了两个《史记》研究基地，即韩城市司马迁学会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发挥集团作战的整体优势，加强相互协作攻关，取得了不少成果。
6.普及工作进一步加强。在普及读物方面，许多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各种普及性的注释读本和通俗性的评价小册子。如王利器主编的《史记注译》，杨钟贤等主编的《文白对照全译史记》，都将《史记》进行了全文注译，翻译，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外，还有许多选注本、导读本、赏析本。如韩兆琦的《史记选注集说》及其主编的《史记赏析集》，张大可的《史记全本新注》、《史记选注讲》，杨燕起等人的《史记精华导读》等。电视也成了《史记》宣传的媒介，许多《史记》内容被后拍成电视片，更为广泛的普及《史记》。
台湾的《史记》研究在五十年间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影响的专著如：杨家骆《史记今释》、徐文珊《史记评介》、施之勉《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郑梁生《司马迁的世界》、马持盈《史记今注》、赖明德《司马迁之学术思想》、王叔岷《史记斠证》、范文芳《司马迁的创作意识与写作技巧》、钱穆《史记地名考》、吴福助《史汉关系》、施人豪《史记论赞研究》、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等，另外像阮芝生、李伟泰、张高评等人也都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结语
20世纪的《史记》研究，阵容庞大，研究问题全面深刻，著述丰厚多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果。概而论之，20世纪的《史记》研究，出现了两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1.新中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立，使《史记》研究从思想、观念到研究方法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开创了《史记》研究的新时代；2.自1977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史记》研究走上了健康而全新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20世纪《史记》研究走过了一个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延伸，在观点和方法上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突破的漫长历程。1.完成了由旧史学向新史学、新理论、新思想的转化过程。20世纪中国史学最为显著的一大特征，是打破了支配古老的旧史学两千多年的传统循环史观，接受了从现代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旧史学向进化史观乃至唯物史观的史学转变。2.完成了由“史料学”向“史记学”的转化过程。传统的《史记》研究，重在搜集史料，考证史料，是文章考据方面的功夫，20世纪的研究，逐渐地重在将《史记》视为一本大百科全书，从政治、经济、文学、史学、地理等多个领域多个层面研究。当然，史料的搜集、考证并非没有价值，它在研究中仍然需要。3.研究领域向史学、文学以外的范围不断拓展。这在上文已作为重点提及。4.研究方法由单一向多样发展。多样、恰当的研究方法一直是20世纪《史记》研究的不懈追求，也是20世纪《史记》研究不断深入、成果多样、日益繁兴的一种内驱力。相反，20世纪前的《史记》研究，研究方法的单一直接局限了研究视角，使之仅仅地停留在“史料学”的狭隘领域。5.由散兵作战向集体协作发展。单个个体的研究，毕竟时间精力有限，而且研究课题容易重复，具有盲目性。20世纪的《史记》研究，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不断举行学术交流会议，而且建立了《史记》研究机构，可以发挥集团优势，集中解决一些学术难题，快出成果。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组织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就是一例。另外，在20世纪结束时，《史记》研究的集大成工作也即将完成，它们是：张大可等人《史记研究集成》、陕西司马迁研究会《史记汇校汇注汇评》等。这都是集体攻关的成果。6.由纯学术到与现实结合。学术总是要在生活中找寻到某一契合点，那它才会真正的生根和繁兴。传统的《史记》研究，重在“史料”考据这些纯学术领域。20世纪《史记》研究开始注重与现实结合，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人们探讨司马迁精神，探讨《史记》中的经济思想，人口思想等，就很富有启发意义。《史记》研究与现实的充分结合，也是20世纪《史记》研究焕发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当然，《史记》研究要保持相对的独立精神，它不能变成政治的侍婢。也不能牵强附会于现实生活的某一现象。7.由自我封闭到与世界对话。20世纪以来，国外的《史记》研究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尤其是日本，在某些方面走在国内的前面，如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其收集资料之详，考证之细之确，国内还没有同类巨著。这就要求《史记》研究摆脱自我封闭的传统态度，多进行国际交流。近年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开展，《史记》研究已开始逐步走向国际化。日本学者池田英雄《史记学50 年——日中史记研究的动向》一书评价1945至1995上日中《史记》研究成果及其特点，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韩国学者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20世纪的《史记》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些研究课题重复与老化，理论深度欠缺等。其遗留问题则有待于21世纪《史记》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不懈努力。但瑕不掩瑜，20世纪的《史记》研究功勋至伟，它为21世纪的《史记》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199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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