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看唐代的知识、道德与政治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写本论文,类书论文,唐代论文,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6)02-0022-11
在历经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和隋王朝的短暂统一之后，作为新的大一统帝国，如何建设和稳定新的统治秩序，是唐王朝所面临的紧迫任务。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秩序十分混乱，儒学南北两分，对经典的解释歧异甚多，人们无所适从。初唐的学者们认为通过对儒家文化传统的重新整合，建立统一的经典与解释系统，能为大一统的政治统治秩序提供必要的典范。关于经典的秩序与政治的秩序同一，唐初的学者在编纂《五代史志·经籍志》(后并入《隋书》，称《隋书·经籍志》)时进行了充分的表述：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1] 卷32，909
这里的“斯道”指的是儒家经典所确立的文化传统，是传统累积起来的道德文化遗产，是实现统治秩序稳定的重要内容。政治统治与道德行为方面的规范都包含在历代积累的文化传统之中。
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1] 卷32，909
因此，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不仅具有非常现实的实用价值和意义，也是政治统一必不可少的内容。于是，在唐朝初期，朝廷诏令学者们对过去的经典、礼制、历史等进行重新考察，以便为现实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必要的典范。在朝廷的倡导之下，官方学者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先后修撰了《五经正义》、《贞观礼》、《显庆礼》、《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南史》、《北史》等著作，构建并叙述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新的制度规范以及新的历史。统一的国家有了统一的思想与文化[2] 卷2，72-79。
与此同时，为了强化这样的思想观念，上至帝王，下至臣僚百姓，纷纷从典籍中采寻关于国家与历史的知识，关于自然与社会的知识，关于道德与秩序的知识，甚至一般生活的知识，编纂各种教育读本。唐太宗以九五至尊，“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而亲撰《帝范》[3] 序，2407，同时又命魏征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集成《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教诫诸王太子[4] 卷4。太宗后宫之中，长孙皇后“矜尚礼法”，时常“视古善恶以自鉴”，采集古妇人事写成《女则》十篇，垂诫后宫[5] 卷76，3471。武则天因“群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规”，遂“游心策府，聊因炜管，用写虚襟，故缀叙所闻”而御制《臣轨》，“以发挥德行，镕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6] 序。
上之所行，下必效之，一时之间，以齐家治国、明德修身为教诫的纂述蔚然成风，如魏征撰“昭德塞违，劝善惩恶”、“为纲为纪”、“弘奖名教”、“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群书治要》[7] 序；吴兢辑录君臣间“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者”、“举其宏纲，词兼文质，义在惩劝，备人伦之纪，存军国之政”的《贞观政要》[4] 序。私家之作则更是蔚为大观，如杜正伦《百行章》、杜嗣先《兔园策府》、李若立《籝金》、王伯玙《励忠节钞》、于立政《类林》、佚名《语对》、《杂钞》、《新集文词九经抄》、《勤读书钞》等。对于唐王朝如此宏伟的建设，笔者无力详细论说，在此仅对唐代的道德教育与知识结构作一简要的分析，进而考察唐代在道德伦理秩序方面的建构。
(一)《励忠节钞》的内容及引书
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是敦煌文献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部类书。《励忠节钞》原书共10卷，今仅残存大约有3卷之多，共37部(其中第1～10部为第1卷，第11～21为第2卷，第22～37部卷次不明)，是敦煌写本类书中保存写卷和部类较多的类书之一，所援引典籍极其繁富，经、史、子、集四部无不涉及，而其中许多典籍都是已经遗佚的珍籍秘本，故本写本的重要性不是其他一般敦煌类书所能比拟的。《励忠节钞》内容和分类体系着眼于人间社会等级秩序中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特别突显了人间社会秩序中“帝王”与“臣民”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标准“忠节”。为了便于讨论，今特录其编次部类及引书目录如下：
(1)分类目录。S.1810+S.1441(复写本P.3657，P.5615，P.4059)包括序、忠臣部、道德部、恃德部、德行部、贤行部、言行部、亲贤部、任贤部、简贤部、荐贤部、将帅部、安国部、政教部、善政部、字养部、清贞部、公正部、俊爽部、恩义部、智信部、立身部等部类；P.2711号包括诫慎部、谦卑部、推让部、家诫部等部类；P.4026+P.5033包括谏诤部、梗直部、刑法部、品藻部、交友部、言志部、嘲谑部、阴德部等部类；Дx.10698V+Дx.10838V+P.3871+P.2980+P.2549包括孝行部、人物部、志节部、贞烈部等部类。
(2)主要征引书目。经部有《易》、《毛诗》、《尚书》、《礼记》、《大戴礼》、《春秋左传》、《孟子》、《论语》、《孝经》等；史部有《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等；子部有《孔子家语》、《曾子》、《荀子》、《吕氏春秋》、《老子》、《庄子》、《列子》、《淮南子》、《管子》、《文子》等；集部有《文苑》、《广连珠》、《庾子山集》、《曹子建集》等。
据笔者统计，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共700多则，其中经部67则，约占十分之一，征引典籍以《尚书》、《诗》、《礼记》等九经为主，兼及《孝经》、《论语》；史部183则，约占四分之一，征引典籍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史为主，兼及《晋书》、《宋书》等史籍；子部246则，约占三分之一，征引典籍以《老子》、《庄子》、《列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为主；集部66则，约占十分之一，征引典籍以家诫类为主；此外还有140余则不可确考出处，其内容以史部和子部为多[8] 90-99。
从残存的序文“……若能师识前□□□□□□□□，今将遗尔子孙，非敢闻诸达者。勉之哉！勉之哉！”可以推知，编纂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以忠孝节义之气节，高德贤能之景行，作为激励后人和教诫子孙之用，使子孙后辈通过对本书的学习，能够师法先贤往行，以修身齐家，治国安邦，训俗化众为己任。这与教诫子孙之《帝范》、《珠玉抄》，训俗安邦之《臣轨》、《新集文词九经抄》等道德伦理教育读本极为相近。我们虽然不能尽知当时社会的详细细节，但从《励忠节钞》这样一个残存的部类编次和内容概括的名目及引用书目，我们可以大致略窥当时的社会观念、思想意识和知识结构。
在这个总结了奉君行事和修身立命的知识和观念体系中，君臣之间关系和义务的道德标准“忠”被放置在最优先的地位，忠臣们的事迹被视为激励后人的榜样，这显示着古代中国的一个社会政治观念，即帝王是人间的主宰，其统治下的“人”(臣民)对帝王的义务与准则是不言自明的且具有天然合理性的绝对“忠诚”。接下来就是社会存在的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德才贤能”、“安邦定国”、“公平善政”、“恩义智信”等道德品格和政事行为，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对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看法，即个人价值的评判是以他在社会上的道德品格和功业成就为标准，个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取决于个人的独立存在和自我情感，而是取决于个人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等级秩序和位置，集体的意识对个人的行为起到决定性的支配作用。再接下来排列了作为个人社会生活行为规范的“敬慎”、“谦让”、“耿直”等准则，显示了古代中国对个人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规范的重视，也表明了个人生活行为与社会规范的高度一致，即个人的行为、道德、价值及意义等必须符合儒学传统所认同的“圣、贤、忠、孝、德、让、智”等基准，同时这也是社会道德伦理教育的核心。
这样的分类体系清楚地表明了古代中国人基本的道德和伦理的等秩先后，也表明了古代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即政治权力超越个人权力，社会集体意识高于个人意识，社会秩序优先于个人自由，社会价值高于个人成就。由此可以看出，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突显了人间秩序中君臣关系的道德标准是以“忠”为核心，以儒家的“圣忠贤孝、德让智信、勤学修身、诚意正心”等道德原则为重要内容，对广大臣民进行道德伦理教育，从而达到教化世人，维护“立身行事、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人间秩序的伦理规范，稳定社会政治统治的目的，这无疑对唐代建立政治秩序与典籍秩序相统一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二)《励忠节钞》与《帝范》及《臣轨》之比较
唐王朝统治者为宣扬传统的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稳定政治秩序，采取了许多措施，编纂了大量垂训教诫类的通俗读物，如《帝范》、《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天训》、《女则》、《臣轨》、《百僚新诫》、《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政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兆人本业》、《开元训诫》等书，在这些通俗读物中，以唐太宗御制的《帝范》和武则天御撰的《臣轨》最具有代表性且有传世存本。
1.《帝范》。《帝范》在《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均著录为4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为2卷，《崇文总目》、《直斋书录题解》著录为1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为20篇，仅存6篇。此书在宋代已经散佚，现存四库全书本《帝范》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除《四库全书》本外，还有日本宽文八年(1668)本、日本大正四年(1915)三色印本、《知不足斋丛书》本、《粤雅堂丛书》三编本等，而日本宽文本较《四库全书》本为善，故本文在此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6编第6册载1924年东方学会据日本宽文本所影印之《帝范》为据。
《帝范》分为上、下两卷，有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12篇。该书御制序云：
余闻大德曰生，大宝曰位，辨其上下，树之君臣，所以抚育黎元，陶均庶类，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安可以滥握灵图，叨临神器。是以翠妫荐唐尧之德，玄珪赐夏禹之功。丹鸟呈样，周开七百之祚；素灵表庆，汉启重世之基。由此而观，帝王之业，非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者矣。昔隋季版荡，海内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当经纶之会，斩灵蛇而定王业，启金镜而握天枢。然犹五岳含气，三光戢曜，豺狼尚梗，风尘未宁。余以弱冠之年，怀慷慨之志，思静大难，以济苍生，躬擐甲胄，亲当矢石，夕对鱼丽之陈，朝临鹤翼之围，敌无大而必摧，兵何坚而不碎，剪长鲸而清四海，扫欃枪而廓八纮。既而承庆天潢，滥登琁极，袭重光之永业，继宝箓之隆基，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汝以幼年，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余每[思]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已降，迄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篡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
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唐太宗叙说了创业的艰难和对太子所处环境的忧虑，表明博采史籍要言撰写《帝范》的目的，是要太子了解和思考历史上的圣明之君和淫乱之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出现的治乱兴衰和存亡得失的历史事实，引以为戒，作为将来治理好国家的龟鉴。
《帝范》一书所引典籍主要有《诗》、《尚书》、《礼记》、《易》、《论语》、《左传》、《史记》、《汉书》、《魏志》、《帝王世纪》、《吴越春秋》、《春秋后语》、《吕氏春秋》、《说苑》、《物理论》、《鬻子》等，从该书所存篇目及援引内容来看，其宗旨在于崇为君之体，辨君臣上下之礼，审安邦治国之术，明治乱得失之道，以为帝王宗室之训诫。全书从安国、治乱、昏明、荣辱、制俗、国用六个方面对帝王的政治行为规范进行了全面阐述。(1)“君体”和“建亲”是“安国之基”，指出民为国先，国为君本，“威德致远”、“慈厚怀民”、“抚亲以仁”、“接臣以礼”、“奉先思孝”、“处后思恭”、“以行德义”是为君之体，“众建宗亲而少其力”是为封建之鉴。有德之君，“无以奸破义，无以疏间亲，察之以明，抚之以德”，则可以达到“邦家俱泰，骨肉为虞”的太平盛世。(2)“求贤”和“审官”是“治乱之源”，指出忠良贤士是治国之本，所以求贤为贵。明君察职审贤，量能授官，随才任使，择才分禄，任使得其人，则不劳而化，天下自治。(3)“纳谏”和“去谗”是“昏明之本”，指出明主善于纳谏，去谗佞之徒，则“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从而形成“遍照于下”，“病就苦而消”的政治局面；而昏主拒谏从谀，则“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最终至于“身亡国灭”。有鉴于纳谏去谗与拒谏从谀所造成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前途如此分明，为君者不可不慎。(4)“诫盈”和“崇俭”是“荣辱之端”，指出骄奢为忌，节俭为德。去骄奢，崇节俭，减轻赋税，不劳民，不扰民，才能免于人神愤怨，祸乱倾危。(5)“赏罚”和“务农”是“制俗之机”，指出明君要以仁爱为心，以农为政本，做到赏罚公正廉明，无偏无党，重本轻末，劝穑务农，才能劝善化人，使百姓怀仁义之心。(6)“阅武”和“崇文”两者“遞为国用”，指出武以安邦，文以治国，文武两途，与时优劣，各有其宜，缺一不可；乱世重武而轻文，治世修武而笃文，是为用兵之机，崇文之术。
以上十二篇所论，以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为基础，将历史的经验和现实政治的体验结合在一起，全面阐述了国家君主的行为规范。
2.《臣轨》。《臣轨》又作《臣范》、《臣规》，《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2卷，《玉海·艺文》、《通志·艺文略》、《崇文总目》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录为10篇(缺下5篇)，《宋史·艺文志》不著录。现存《臣轨》系阮元、杨守敬、罗振玉等从日本访求所得并影印而成[9]，本文所据为《罗雪堂先生全集》第6编第6册载东方学会据日本宽文本所影(该书上卷五篇为罗氏据弘安十年古写卷校改)。
《臣轨》分为上、下两卷，共有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等十章，该书御撰序云：
盖闻惟天著象，庶品同于照临；惟地含章，群生等于亭育。朕以庸昧忝位坤元，思齐厚载之仁，式罄普覃之惠。乃中乃外，思养之志靡殊；惟予惟臣，慈诱之情无隔。常愿甫殚微恳，上翊紫机；爰须众僚，聿匡玄化。伏以天皇明逾则哲，志切旁求，簪裾总川岳之灵，珩珮聚星辰之秀，群英莅职，众彦分司，足以广扇淳风，长隆宝祚。但母之于子，慈爱特深，虽复已积忠良，犹且思垂劝励。昔文伯既达，仍加喻轴之言；孟轲已贤，更益断机之诲。良以情隆抚字，心欲助成。比者太子及王已撰修身之训，群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规，近以暇辰，游心策府，聊因炜管，用写虚襟，故缀叙所闻，以为《臣轨》一部。想周朝之十乱，爰著十章；思殷室之两臣，分为两卷。所以发挥言行，镕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若乃遐想绵载，眇鉴前修，莫不元首居尊，股肱宣力，资栋梁而成大厦，凭舟楫而济巨川，唱和相依，同功共体。然则君亲既立，忠孝形焉，奉国奉家，率由之道宁二，事君事父，资敬之途斯一，臣主之义其至矣乎！休戚是均，可不深鉴。夫丽容虽丽，犹待镜以端形；明德虽明，终假言而荣行。今故以兹所撰，普锡具僚，诚非笔削之工，贵申裨导之益，何则正言斯重，玄珠比而尚轻，巽语为珍，苍璧喻而非宝，是知赠人以财者，唯申即目之欢，赠人以言者，能致终身之福。若使佩兹箴戒，同彼韦弦，修己必顾其规，立行每观其则，自然荣随岁积，庆与时新，家将国而共安，下与上而俱泰。察微之士，宜所三思，庶照鄙诚，敬终高德，凡诸章目，列于后云。
这篇序言阐明了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指出撰写《臣轨》一书的目的是为了给大臣们事君奉上、修身立行确立基本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该书援引的典籍主要有《诗》、《尚书》、《礼记》、《易》、《春秋左传》、《论语》、《汉名臣奏》、《孔子家语》、《晏子》、《贾子》、《老子》、《庄子》、《列子》、《尸子》、《管子》、《文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世要论》、《体论》、《傅子》、《孙子兵法》、《陆景典语》等。从该书所存篇目及序言来看，其宗旨是为了“发挥言行，镕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从而达到“广扇淳风，长隆宝祚”、“荣随岁积，庆与时新，家将国而共安，下与上而俱泰”目的。《臣轨》全书十章，从十个方面提出了作为臣下的准则：
(1)“同体章”阐述了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同体合用，臣以君为心，君以臣为体，臣主同体，上下协心，是为君臣之道。虽然父子至亲，也不如君臣同体重要，将君臣关系凌驾于传统儒家父子亲情关系之上。(2)“至忠章”阐述了君臣之间的道德标准是至忠至正，即臣事君以忠正，要先国而后家，先君而后亲，强调事君竭忠尽节，宠任加敬，见忘无怨，勤劳不倦，是臣的本分。不仅如此，还要不以安危险易改变心志，见君有善则宣之四海，见君有过则潜谏，推善于君，引过于己，如此才是至忠之臣。(3)“守道章”以老庄学说的“道”来阐述人间君臣的关系，指出“道”是身为臣子的人必须遵循的原则，“道者，无为无形，内可以修身，外可以治人”，只有先“知道”才能“立忠”，“知道”则达于理，达于理则明于权，明于权则不以外物而伤害自己，“有道”则事君忠，事父孝，言行合宜，忠孝得节，所以“道”是臣所必须遵循的准则。这样，宇宙自然秩序的“道”在被赋予儒家的道德伦理之后，便成了君臣、父子等人间秩序的准则。(4)“公正章”首先解释了“公”是源自于天地之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四时无私，忍所私而行大义，可谓公矣”，所以公正是身为人臣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即“理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党”，指出为臣不仅要行公正废私情，同时还要行六正(即圣臣、大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之道，去六邪之术(即臭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才能使“上安而下理”。(5)“匡谏章”指出纳谏与任贤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措施，所谓“谏”，即是“匡君于正”，“纳君于道，矫枉正非，求上之谬”，身为人臣，能谏君之过，匡君之失，不畏死罪，不避斧锧，以谏为忠，方为至忠之臣。(6)“诚信章”指出，诚信是君子事君怀民之本，臣以信忠其君，以信孝其父，以信亲于百姓，则上下通诚，信而不疑。(7)“慎密章”，指出人臣要慎言慎行，谋虑机权要保密，非所言勿言，非所为勿为。(8)“廉洁章”指出，清静无为，恭廉守节是天地之德，人臣以廉平为德，行廉守清，奉法以利人，不枉法以侵人，不求非其所有，则可以全真保身。(9)“良将章”指出，武将为臣之道不仅要“爱兵”，懂御众之术，而且要“善谋”，明攻守之法，同时还要有五材四义(即“知不可乱，明不可蔽，信不可欺，廉不可货，直不可曲五材；受命之日忘家，出门之日忘亲，张军鼓宿忘主，援桴合战忘身四义)。(10)“利人章”指出，“衣食者，人之本；人者，国之本”，因而作为忠臣事君奉上的主要职责在于利民，利民即兴利除害，劝农抑末，省徭轻赋，不夺民时，以足民用。最后指出，“忠者，致福之本；戒慎者，集庆之源”，为人臣只有“心归大道，情切至忠，务守公平，贵敦诚信，抱廉洁而为行，怀慎密以修身，奉上崇匡谏之规，恤下思利人之术”，才能达到“名实兼茂，禄位俱延，荣不召而自来，辱不遗而斯去”。
以上十章所论，以儒家传统“正心、诚意、爱国、忠君”的道德伦理观念为基础，全面阐述了作为忠臣的道德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即每个臣子都要求是忠君爱民，德才兼备的人物。
《帝范》、《臣轨》、《励忠节钞》三部书就其编排体例和援引内容而言，都是以九经三史以及诸子等传统典籍为共同资源，以儒家道德伦理规范为核心，以道德评判为体用，以勤学修身、慎行齐家、立德行政、安邦治国为目的。我们从这三部书的序言可知，这三部书是作为社会秩序结构中的帝王、大臣、百姓三种不同等级的社会阶层的日常道德伦理教育读本，若将这三部书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则可以发现，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是维系中国古代“帝王——臣僚——百姓”这样一个社会等级秩序构成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臣轨》和《励忠节钞》两部书中，突显和强化了君与臣民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忠”，如《励忠节钞》与《臣轨》两部书都将有关“忠”的内容置于首部，且《励忠节钞》引《臣轨》的《至忠章》5则，《守道章》4则，《公正章》2则，《诚信章》2则，《慎密章》5则，反复申述了“至忠至正”是为臣之道，反映了唐代“移孝就忠”的道德伦理建设和观念的变化。由此，也可以看出，作为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忠孝仁义、诚信友智、勤学修身、敬德礼让、尊贤尚能、齐家治国等准则，在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和提倡下，通过自上而下的道德教育，不仅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性，而且拥有了不言自明的合理性，是人人都必须遵循的普遍准则，成了维护政治秩序的纽带，在教化世人和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中起到了不可限量的作用。
(三)《励忠节钞》与《珠玉抄》及《新集文词九经抄》之比较
初唐统治者采取了尊圣崇儒的文教政策，以儒家经典知识为典范，建立了统一的思想与文化秩序，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强化和复述这种思想观念和经典知识，编纂了大量以识字、道德伦理、常用知识为主要内容的通俗读物，如《太公家教》、《武王家教》、《辩才家教》、《新集严父教》、《百行章》、《珠玉抄》、《应机抄》、《古贤集》、《新集文词九经抄》、《兔园策府》、《蒙求》。这些通俗读物的共同特征是以凸显儒家道德伦理的忠孝仁义、诚信礼智、尊贤尚能、勤学修身、齐家治国等立身处世的道理和行为规范为宗旨，就其体制而言多以韵语形式编纂而成。然究其内容而言，按部类编纂的《励忠节钞》与杂言散文体《新集文词九经抄》、问答体《珠玉抄》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
1.《珠玉抄》。《珠玉抄》又名《杂抄》、《益智文》、《随身宝》，是唐五代时期普遍流行于敦煌地区的通俗读物，敦煌遗书中主要保存有S.4663，S.5658，S.5755，S.9491，P.2721，P.3393，P.3662，P.3649，P.3671，P.3769，P.3683，P.3906等多个写卷[10]。最完整的P.2721号，首题“《杂抄》一卷，一名《珠玉抄》，二名《益字文》，三名《随身宝》，并序”，尾题有“《珠玉新抄》一卷”，但未著明编纂者。考郑樵《通志·二十略》卷7《艺文略》著录有张九龄撰《珠玉抄》一卷[11] 卷7，1735，《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2《类书类》著录有张九龄撰《珠玉抄》一卷[12]。最早提及敦煌写卷《杂抄》的是我国旅法学者刘复[13] 中辑，第4册，313-315，关于《珠玉抄》的研究，主要有日本人那波利贞[14] 卷10，1-91、周一良[15] 214-222、张政烺[16] 251-257、朱凤玉[17] 120-138、王三庆[18] 研究篇，123-126、周丕显[19] 123-126、吴枫[20] 214-221、王喆[21] 57-59等。那波利贞认为该书为中晚唐时期作品，后来学者对此多不认同。周一良认为该书所依据资料之时代必上去开元(713～741)不远，而迥在长庆(821～824)之前。张政烺则疑其为唐宋人之所谓《何论》。朱凤玉认为其成书当在中宗神龙三年(707)之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之前。王三庆则仅论及写卷年代而未考定其成书年代。周丕显认为该书的纂集成书年代约当高宗永淳经武周至开元之间，即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之间，而开元间可能性尤大。吴枫、郑显文、王喆则认为该书成书年代的上限应为唐中宗神龙三年(707)，下限为唐肃宗宝应元年(762)。综合上述诸家考证，《珠玉抄》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似为合理。
敦煌残写卷《杂抄》残存共一卷，约5千余字，该书以抄名书，显系抄录要言，辑略要义，拾掇而成。至于又称之为《珠玉抄》、《益智文》、《随身宝》，顾名思义，当是学得此书，如获珠玉，增益智慧，是日常生活随身携带的宝物，故被日本学者那波利贞誉为“学海遗珠”、“天壤间的瑰宝”[14] 221。该书内容极为丰富，是迄今为止发现较为完整的唐代庶民的通俗读物。同时该书是将所述知识分门别类地连掇起来，采用问答形式为主，杂以“论”、“辩”及格言警句等形式，以便于记诵和流传，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影响，是唐以降在庶民中间广为流传的通俗读物，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取向，对于研究唐代社会史和唐代社会的知识结构以及思想信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该书序言即可知其要旨，该书序文云：
盖闻天地开辟已来，日月星辰，人民种类，阴阳寒暑，四时八节，三皇五帝，宫商角徵羽，金木水火土。九州八音，山川道迳，受形之物，贵贱贤愚，帝代相承，生死不及，周而复始。天地之囗(道)，宗祖之源，人事之矣(宜)，并皆幽玄，莫能照察。余因瑕日，披览经书，略述数言，以传后代云耳。
该书的标题主要有：“论三皇五帝”、论三川八水五岳四渎、论九州九经三史三才、论六国六艺五味、论五谷五果五射五德、论五姓五行三老三备、论三光六暗三农元正三朝、论始欲学之事、论妇人四德三从等。概括起来，《珠玉抄》的内容大致有关于历史地理、天文历法、伦理道德、典章制度、年节时令起源、事物起源、名物典故和行为处世准则等各个方面的知识。综观该书序言与内容可知，该书主要目的是抄录天地万物、古往今来、政治道德、艺术文章等有关日常生活的基本知识与常识，以为庶民教育之资。在中国传统文献典籍中，有关唐代社会上层的文化道德教育的资料文献记载极为丰富，但关于社会下层庶民大众的文化道德教育资料则史书无载，而该书所论的经籍图书，则为我们考察当时的知识结构和文化教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线索且意义重大。现将其所论书目及基础教育内容附列于下：
经：虞夏商周作、孔安国注《尚书》，孔子修、杜预注《春秋》，孔子修、郑玄注《三礼》，王弼注《周易》，孔子作、郑玄注《论语》、《毛诗》、《孝经》，郭璞注《尔雅》，陆法言《切韵》。
史：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陈寿《三国志》。
子：河上公注《老子》、郭象注《庄子》、刘勰《刘子》。
集：屈原《离骚》、孟宪子《文场秀句》、昭明太子《文选》、李德林《典言》、杜嗣先《兔园策府》、马仁寿《开蒙要训》、史游撰《急就章》以及钟繇撰、李暹注、周兴嗣次韵《千字文》。
九经：《尚书》、《毛诗》、《周易》、《礼记》、《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左传》。
三史：前汉、后汉、东观汉[记]。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五射：宾射、太射、礼射、乡射、燕射。
五德：仁、义、礼、智、信。
妇人四德：一妇德贞顺、二妇言辞令、三妇容婉娩、四妇功丝麻。
妇人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没从子。
上列经、史、子、集四部书目，以九经、三史、老庄为主要内容，这与唐代的科举考试以经学、史学、道学等为主要科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唐代科举考试，其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明经之别则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科等。所考试书目：经类有《礼记》、《春秋左氏传》、《诗》、《周礼》、《仪礼》、《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此外还要兼通《孝经》、《论语》[5] 卷44，1159。《珠玉抄》经学类共列举孔安国注《尚书》、杜预注《春秋》、郑玄注《三礼》、王弼注《周易》、郑玄注《论语》、《毛诗》、《孝经》九经，这与明经考试所要求的内容相一致。《珠玉抄》史类列举有《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四史，“三史”条则列有《前汉》、《后汉》、《东观汉[记]》。自魏晋至唐开元之际以《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据《唐六典》卷4《礼部尚书》条弘文、崇文馆学生下注云：
弘、崇生习一大经、一小经、两中经者，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汉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试十道，取粗解注义，经通六，史通三。[22] 卷4，110
是当时三史一科考试以《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主要内容。至穆宗长庆三年(823)谏议大夫殷侑奏礼部贡举置三史科[23] 卷16，502，《唐会要》卷76《贡举中》三传附三史条载殷侑奏文云：
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宏文馆宏文生，并试《史记》、两《汉书》、《三国志》。[24] 卷76，1398
又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载：
凡弘文、崇文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各一。[5] 卷44，1162
与《唐六典》注文不同，是长庆以后，三史科考试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为主要内容，而宏文、崇文馆学生考试则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史为主要内容。《珠玉抄》三史所列为《前汉》、《后汉》、《东观汉[记]》，史书修撰则列《史记》、《汉书》、《三国志》，与当时的科举考试内容不完全一致，这可能是因袭传统而又适应科举考试变革所致，但《珠玉抄》所列史学书目均是当时士子必须学习的内容则是十分肯定的。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载：
唐高宗上元二年加试贡士《老子》策。
唐玄宗开元七年诏贡举人减《尚书》、《论语》策，加试《老子》；开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曰道举。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官秩、荫第同国子，举选、课试如明经。[5] 卷44，1163-1164
可知子类所列有《老子》、《庄子》、《列子》等是道举所试科目。集部所列书目虽非科举考试之必需书目，但与科举考试不无直接关系，《千字文》、《急就章》为学子启蒙识字、书法训练课本，是当时读书人学习入门的必备课本。《典言》、《文场秀句》、《开蒙要训》、《兔园策府》为当时学子启蒙、科场试策应对必读之书，是唐代社会和民间极为流行的书籍。《离骚》、《文选》两书是文学诗赋的典范佳作，是古代读书人，特别是唐代读书人所必修课程，因为唐代科举考试的进士科，诗、赋是必考课目。在高宗、武后时期，重文章选士，自此之后，天下学子以文章进达，渐成风气。虽然在德宗建中二年(781)以箴、论、表、赞代诗、赋，但据《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先是，进士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太和八年，礼部复罢进士议论，而试诗、赋。”[5] 卷44，1168则在文宗太和八年(834)又议论罢废箴、论、表、赞而试诗、赋，到了唐代晚期，进士之科尤为浮薄，为世所共患。由此可知，唐代进士科的科考极重诗、赋，在这样的风气下，天下士子攻读《离骚》和《文选》，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此外《珠玉抄》所列三才、六艺、五射、五德、五姓、五色、五声、五行、妇人三从四德、十种札室之事、十无去就、五不达时宜以及用大量篇幅提倡“忠君”、“孝亲”、“礼仪”、“廉耻”、“信义”、“谦恭”、“勤学”、“悌敬”、“忍让”、“节俭”以及有关礼仪常识等内容，当是由于玄宗以来非常重视礼仪教育和与唐朝统治主张的以儒学宋弘扬教化的思想相一致，同时也是一般民众所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和临事应对注意的事项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处事准则。由是可知，唐代的社会教育和庶民的基础文化教育内容，是以侧重德行礼乐和修身立行之道德教育为主，同时还包括科举应试之必需知识和生活节仪之基本知识，这反映了唐代的广大庶民阶层不仅普遍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知识，而且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
2.《新集文词九经抄》。《新集文词九经抄》是唐五代时期广泛流行于敦煌地区的通俗读物，是以搜辑九经诸子与史书典籍中的嘉言粹语编纂而成，书中所援引的圣贤要言，均一一标举书名或者人名。《新集文词九经抄》的研究，首推台湾的郑阿财先生，其成果有《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校录》等论文和专著《敦煌写卷〈新集文词九经抄〉研究》[25] 271-290，109-126，另有李丹禾《敦煌残〈新集文词九经钞〉初探》一文发表[26] 166-179。郑阿财《新集文词九经抄》一书共叙录了P.2557，P.2598，P.3169，P.3368，P.3469，P.3615，P.3621，P.3990，P.4525，P.4971，S.5754，L1247Дx247，L1429Дx1368，L2816Дx2153等14个卷号(其中L1247Дx247号有误，应为Ф247号)。据郑阿财研究，P.2557，P.3621，P.2598三卷可拼接成有首题、尾题，且内容完整的《新集文词九经抄》一卷并序。而S.5754，P.4525，P.4971，L1247Дx247(Ф247)，L1429Дx1368，L2816Дx2153a所存之内容与拼合后之写卷内容重复；P.3169，P.3469，P.3615三卷为可缀合之同一写卷，但内容均与各写卷不同，P.3990性质和形式与《新集文词九经抄》同，所存27则中4则不见于《新集文词九经抄》，P.3368所存78则中见于《新集文词九经抄》的有60则，故郑阿财认为P.2557，P.3621，P.2598，(P.4525)，P.4971，S.5754，L1247Дx247(Ф247)，L1429Дx1368，L2816Дx2153a等8卷(按：当为9卷，郑文少计P.4525一卷)系确知属于《新集文词九经抄》的写卷。而P.3990系同系之异抄，P.3368则可能为《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同系而不同编纂之抄本，P.3169，P.3469，P.3615三卷因不可确考而视为与《新集文词九经抄》同一编纂体例的通俗读物。另外，郑阿财在《敦煌蒙书研·新集文词九经抄》一节中又增收了S.8836V和上图030(812408)两个写卷[27] 287-314。同时郑阿财还考定《新集文词九经抄》一书的成书时代上限大约在公元755～800年前后，即中晚唐之间，下限不晚于唐僖宗中和三年(883)。
上述学者主要对英藏、法藏敦煌文献中《新集文词九经抄》写卷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而对俄藏敦煌文献中的《新集文词九经抄》写本的考察却显得不够。虽然郑阿财的论著中提到了俄藏敦煌文献中的3个残卷写本，并著录了这3个残卷的图版，但是并没有注意这些残卷之间的拼接关系，更没有深入研究。郑炳林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8] 9-19，首先考定了《俄藏敦煌文献》第四册和第九册中被定名为《百行章》、但实际上应为《新集文词九经抄》的6个残写卷，即Дx2153，Ф247，Дx2197，Дx1368，Дx2752，Дx2842。其次是从《俄藏敦煌文献》第十二册搜寻到了Дx06059，Дx06019两个未定名的残卷。最后将从《俄藏敦煌文献》中搜寻到的《新集文词九经抄》8个残写卷进行拼接，其缀合的顺序为：Дx1368，Дx2752+Дx2842，Дx06059+Дx06019+Дx2153+Ф247+Дx2197。其中Дx1368存8行，为《新集文词九经抄》第17条至第22条内容；Дx2752+Дx2842存22行，为《新集文词九经抄》第66条至第86条内容。Дx06059+Дx06019+Дx2153+Ф247+Дx2197存78行，为《新集文词九经抄》第105条至164条内容(本文所据比勘的《新集文词九经抄》为郑阿财录文本)。缀合后的俄藏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共为三部分，因间有残缺，不能完全直接拼接缀合，但三部分抄写字体的书法文风相同，显然是出自一人之手。从残片的书法风格与结构来看，当为另外一种比较完整的写本，敦煌文书中应当还有其余残片留存，完整写本的缀合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据郑炳林研究，俄藏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残卷与英、法藏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有一定的出入，其中相异部分52处，俄藏敦煌写本《新集文词九经抄》完全正确的部分有23处，英藏法藏正确而俄藏敦煌写本错的有15处，两者全部错的有8处，互有错对的有2处，不可判定错对的有4处。由此我们得知，俄藏和英藏、法藏《新集文词九经抄》写本可能均抄自同一底本，而俄藏写本要比英藏、法藏写本精准。
《新集文词九经抄》一书以“文词”和“九经”为题，表明了本书是以古今圣贤之言词和儒家九种经书为主要内容，该书序云：
包括九经，罗含内外，通阐三史，是要无遗，今古参详，礼仪咸备，忠臣孝子从此而生，节妇义夫亦因此起。若夫天地一指，阴阳二仪，人无异形，善恶分像。故足以运身，词能利人；步有进退，词有善恶。恶词如众草，不植而自生；善言如百谷，非力而自媚。口虽一也，开则香臭异闻；人之一焉，量则有深浅。视深窥浅，咸由恳学而成；以贤测愚，莫不因学而成智。昔偷光慕道，善自前闻；刺股悬头，传之往典。孔子曰：“未有不法而自正，不教而自为。”《淮南子》曰：“未有舍舟楫而涉江海，弃衔勒而御马者也。”故典籍于人，亦犹是矣。《礼记》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刘通曰：“茧质含丝而出，人性怀智，须学乃成。”老子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论语》云：“修饰以成人，至如小人君子，向背不同，取舍由身，易于反掌。”周公曰：“善自作福，恶自作灾。”孔子曰：“吉凶由人，祸福由身，行善则吉，行恶则凶，为人由己，岂由人乎？”是知道德礼仪，可修不可废，可法不可违。行之则君子见焉，违之则小人露矣。故以群书纂义，且济时须，删简繁文，通阐内外，援今引古，是要无遗，训俗安邦，号名家教，题标举目，示之云尔。夫屋破者，恒畏风雨；心邪者，常忧祸患。若补得屋则风雨不入其室，心得意则祸患不入其门，世人悉补屋以却风雨，不知正心以除祸患，何其愚惑者矣。
这篇序言首先阐释了传统文化积累的知识经典“九经”、“三史”等，强调了“忠臣孝子”、“节妇义夫”得以产生的价值基础和源泉，并进而强调只有通过学习典籍中有关道德伦理的知识，才能使人成为君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从该书的序言可知，该书是以抄录“九经”与“三史”等经典的道德礼仪规范之要言为主，以“且济时须”、“训俗安邦”为目的。该书援引典籍主要有《毛诗》、《尚书》、《礼记》、《易》、《孟子》、《论语》、《孝经》、《左传》、《史记》、《汉书》、《汉记》、《孝子传》、《贤士传》、《孔子家语》、《曾子》、《贾子》、《文子》、《管子》、《盐铁论》、《韩诗外传》、《风俗通》、《九谏》、《妇诫》、《老子》、《庄子》、《淮南子》、《抱朴子》、《神仙传》、《列仙传》、《六韬》、《离骚》、《西京赋》、《西都赋》、《长笛赋》、《神女赋》、《笙歌赋》、《真言要决》以及周公、颜渊、子贡、子夏、子游、邹衍、宋玉、张良、扬雄、严君平、蔡邕、曹大家、宋弘、诸葛武侯、郭象、王良、王阳、张成、刘会、赵平、鲍子、卫伯儒等典籍和个人言论。综观《新集文词九经抄》所援引之书，就数量而言，经部书籍最多，几乎占全书半数之多，其中《论语》约占四分之一，《尚书》约占十分之一，其次为老、庄等家典籍，《老子》(含注)约占十分之一，再次为《太公家教》、《史记》等[29] 28-30。从引书形式来看，既合乎唐代“九经三史”之规范，也与唐代教育实际情况相符。
我们若将《珠玉抄》、《新集文词九经抄》与《励忠节钞》三部书相互比较，可以发现，三部书虽然体例不同，但用实相资。唐代科举考试下的教育主要有经学、史学、道学、书学、算学等，其中以经学、史学、道学最为重要。经学考试主要以九经为主，兼及《孝经》、《论语》。考唐代对九经内容的划分主要有三：(1)徐坚《初学记》卷21《文部·经典》所列举：《三礼》、《三传》、《易》、《书》、《诗》；(2)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所列举：《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春秋》、《孝经》、《论语》；(3)开元八年(720)李元瓘奏定以《三礼》、《三传》、《毛诗》、《尚书》、《周易》为九经。而《珠玉抄》所论九经为《尚书》、《毛诗》、《周易》、《礼记》、《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左传》，与开元时期所定九经合。九经中又分为大、中、小三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5] 卷44，1160。史学则以《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后汉书》为主要内容。道学则以《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为主要内容。从《珠玉抄》的书目，《励忠节钞》与《新集文词九经抄》所援引的典籍来看，均以九经三史为主，兼及老庄及诸子文章诗赋。同时，《励忠节钞》、《珠玉抄》、《新集文词九经抄》三书还是当时民间普遍流行的通行读物，重在宣扬儒家忠孝礼义、德贤智让、勤学修身、行为处事、齐家治国等道德伦理规范和日常生活处事准则，全面体现了当社会道德伦理基础教育的风尚。这样的知识体系和伦理道德基础教育，既合乎唐代科举教育现状，也合乎唐代道德教育风气。由此可以看出，以文、行、忠、信为主要内容，以成人之道为核心，以道德伦理为准则，以“成人、成贤、成圣”为教育目的，以发展“人性”为教育要务，以培养“人格”为教育功能的儒家教育，是一个合才智培养与道德培养为一体的教育体系。这种以知识为纲，以道德为本的教育体系，在教化风俗的同时，也维持了社会统治秩序的稳定。
(四)结论
综上所述，唐王朝以文化知识和道德伦理教育为核心，建立起了自帝王至臣僚、百姓等级森严的政治秩序与典籍秩序统一的新国家，在官员的选拔上，以德行和学识作为最基本的依据，这从《贞观政要》载：“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可见一斑[4] 卷7。因而德行和学识成了为官行政的必要修养，学识、德行和政事也就成了唐代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三个方面，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实现其个人价值的文化、家族和政治三个领域[30] 导言，16。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之中，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要有广博的知识，擅长文辞与雄辩，在家庭和社会中接人待物、立身行事要有德行，在仕途中要有良好的声誉和政绩。于是知识典籍成了道德与政治的基础，对文化传统的延续成了建立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关键，而道德伦理规范的确立则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纽带，反过来，政治权力则又有效地维护着知识与道德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