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学科发展与修辞学研究的三大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三大论文,学科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中国修辞学在世纪之交特别要树立“学科发展”的观念，强化“学科进步”的意识。为此，应该确立修辞学研究的三大原则：“发展”的观念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历史原则；“问题”的意识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理论原则；“操作”的要求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实践原则。
关键词 修辞学 学科发展 学科问题 可操作性
我在《21世纪的学科结构与中国修辞学的发展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修辞学在世纪之交特别要树立“学科发展”的观念，强化“学科进步”的意识。就当前来讲，修辞学面临的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是直接研究学科发展问题，是开拓未来，而不再是历史总结、评价现状。“面向未来”是修辞学学科发展应确立的一个新观念。文章从中国修辞学在21世纪可能所处于的学科结构分析了三大学科任务，并就学科发展的三个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此文1994年10月在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年会上大会宣读，引起讨论，得到许多先生朋友的指教与鼓励。有一些问题觉得要深入一议，现写下来，以求得指教。
一、“发展”的观念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历史原则
确立“发展”的观念，不仅是转变学科观念，调整学科方向，从历史研究、现状评价中转向把握未来的一个重要措施，实际上，就是历史研究、现状评价中，“发展”也是一个重要原则。
学科的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树立“发展”的观念。陈望道研究是中国修辞学理论研究中的一项基础课题。现在对陈望道修辞理论的研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陈望道修辞思想的评价不是高了，而是浅了。修辞学杂志应该开辟“陈望道修辞理论研究”专栏；出版社如果出一部“陈望道修辞学思想研究”专著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论文集是早就出了，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放到历史的进程中，将它看作是中国修辞学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的极其重要一环，以学科发展的观念去加以研究。陈望道的修辞学理论与思想，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它承续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伟大的学术传统，开辟了中国修辞学研究的一个新纪元，同时，它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它是一个有待后人发展，事实上也被后人发展了的伟大的理论体系。以这种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陈望道，才能更深入地阐发陈望道对中国现代修辞学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我们只有讲清了《发凡》产生以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代背景，外国修辞学思想的传入与影响，中国古代修辞理论的扬弃与继承，二三十年代修辞研究的盛况，才能讲清陈望道的理论与事业所具有的深厚的学术根基和时代精神；同样，我们只有讲清了《发凡》的哪些思想、哪些观点被后来的哪位学者的哪部论著修正、完善或发展了，才能讲清陈望道的哪些思想对我们现在的修辞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才能讲清楚陈望道对一个新时代的昭示，才能讲清陈望道在修辞研究这块园地上所开创的科学事业是一个后继有人的事业，是一个前途光明的事业。那种认为陈望道是“在一片荒原上筑构辉煌灿烂的修辞学大厦”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是对《发凡》的赞美，但是，“过犹不及”，这种赞美实际上是对《发凡》的一种曲解，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漫画式的效果，是非常不严肃的。
学科的现状研究也要树立“发展”的观念。学科的现状研究有两大内容：一是学科形势的分析与学科任务的确定。人们常说在修辞学研究中要注重基础课题，要找到前沿课题，要占领学科发展的制高点，要寻找学科发展的新的生长点。但什么是修辞学学科的基础课题、前沿课题？什么是修辞学学科发展的制高点、生长点？修辞学学科当前应该研究什么，不应该研究什么？这都应该以学科发展的规律、学科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和社会需要，而不能以学者个人的兴趣、擅长来决定。
修辞学现状研究的另一内容是学科现状的评价。80年代是中国修辞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年代。要评价这个时代的学术成就，也要将它放到学科的发展中去考察。基于学科的历史是一部学科发展史，所以有几点应该特别阐明：
发展不等于规模的扩大。不能说原来是“辞格中心论”盛行，而在80年代修辞学研究了篇章、研究了广告，拓展了研究范围，这就必然带来学科的发展。80年代的修辞学大发展有更深刻的原因。
发展不等于数量的增加。不能光看出版了几部书、发表了多少文章。学术成果是反映学科发展的一个指标，但不是唯一的指标，一份成果目录清单不能完全说明学科的发展。朱德熙先生的一篇《说“的”》论文，就能标志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而有的时候，某些学科出了许多书也不能说明学科向前发展了一步。正象有“泡沫经济”一样，缺乏学术思想、缺乏科学精神、缺乏理论思考的“学术”书籍也时有出现，形成一种“盛况”。但这种“泡沫学术”并不能说明学科的发展。经济学中的没有发展的增长在修辞学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存在。
发展也不等于学科历史的自然进程。不能认为将修辞学史排个年表，注明去年干了什么，今年干了什么，就能说明学科的发展。也许人们干了好多年的工作，但学科并没多大的发展，也许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人们只是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学科就取得了突破性发展。
所以，当前中国修辞学的现状分析应该具体分析80年代的修辞学在哪几点上取得了学科发展，对前，它有哪几点突破；对后，它留下了哪几个有待发展的问题。我们在评价现状时，既要列举各种论著、论文的数量，但更要看其它的发展指标。以发展的眼光去研究历史、评价现状或把握未来，都要注意以下几点：
1、这一阶段的修辞观和修辞学观、基础课题和前沿课题有何特点，与以前相比，有何变化与发展？
2、这一阶段修辞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在研究方向、课题选择、学术观点上有何新的发展、深化或变化，即修辞学学科的研究主体（作为一个群体）想了什么、干了什么，与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和意义？
3、这一阶段出没出现新的修辞学范畴、新的修辞学理论、新的修辞学学说，或者原有的修辞学范畴、修辞学理论和修辞学学说有没有新的发展？
4、这一阶段建立或研究修辞学范畴、修辞学理论和修辞学对象的方法有无新的变化与发展？
5、修辞学的学科发展在几个阶段之间是否保持一种连贯、深化与超越？
如果我们在研究中国修辞学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和分析21世纪的发展前景时，思索一下上述问题，就会对中国修辞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充满自信，而又实事求是的看法。
二、“问题”的意识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理论原则
基础理论研究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要增强学科发展的这一内部动力，就要特别强化学科研究的问题意识。科学的进步、学科的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解决问题，就是不断地将反常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转变成已解决的问题。如果要对任何一个理论作出评价，就应该看这个理论已经解决了多少问题，还面临着多少反常问题和留下了多少个未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看出这个理论在学科发展中的位置，从而更准确、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内容与价值。
无论是历史研究，是现状评价，还是未来分析，都要强调问题意识。要分析学科问题在学科发展中的出现情况。例如汉字研究中，在上个世纪末至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汉字要不要、能不能和怎么样拼音化是现代汉字学的一个基本的学科问题，后来，随着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运用，汉字能不能、怎么样编码与电脑化成了汉字研究的一个学科问题。学科问题的变化构成了学科发展进程的轨迹。现在，我们应该认真分析修辞学研究的学科问题，理一理修辞学有哪些学科问题，看一看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情况，是在某一个时期出现，还是在学科发展的几个不同时期都出现？现在，中国修辞学在世纪之交又遇到了哪些学科问题？寻找这种学科问题，就是描述学科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方法，就是寻找学科今后发展动力的一个实际步骤。20世纪中国修辞学思想的发展最值得注意的是修辞观的发展变化。正象“世界是什么”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一样，“修辞是什么”也是修辞学的最基本的学科问题。中国现代修辞学围绕着这一问题，相继提出“修辞是一种对文辞的加工、修饰”（“文辞修饰说”）；“修辞是对语言的一种美化”（“美辞说”）；“修辞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语辞调整说”）；“修辞主要是一些特定的辞格，修辞研究以研究辞格为主”（“辞格中心说”）；“修辞是在几种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言语表达形式中选择一种效果最佳的形式来表达思想内容”（“同义选择说”）；“修辞是一种为解决统一于特定语境中言语形式与思想内容矛盾所进行的最佳言语组合”（“言语形式组合说”）。人们不断地在这一问题上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形成了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上修辞观的发展线索。所以，我们在评述各位修辞学家的修辞观时，不但要揭示其全部内容、还要揭示出他的修辞观对原先的修辞有何超越，又被后来的修辞观作了哪些发展与更新。研究其他学科问题也一样。
确立科研课题也要注意它是否成其为一个学科问题。比如修辞的分类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虽然修辞学研究中人人都在分类，时时都在分类，可分类始终没有成为修辞学的学科问题而得到大家的讨论。修辞学研究中的常见分类一是随机举例性，象“人有工人、农民和教师三种”似的分类在修辞研究中到处可见。人确实有“工人”、“农民”、“教师”这些类别，但这样的分类没有讲出这些类别之外还有哪些类，这些类别是如何划分出来的，因此，这种分类的意义也就大大降低了；二是主观随意性，不论是辞格的分类，还是语境的分类，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个人的分类。这样的分类都不能象词类问题一样成为学科问题来讨论，对学科的发展产生不了推动。现在我们应将分类当作修辞学的一个重要的学科问题来研究。比如，修辞的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类：（一）是完全性分类，还是举例性分类？是开放性的类，还是封闭性的类？（二）修辞类与类之间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关系。是平面性的？层次性的？网状性的？还是立体性的？（三）修辞学研究分类的角度、目的，特别是标准应该如何确定。我们认为，修辞学研究在作任何一个分类时，要特别注重讨论分类标准。每一位研究者拿出一个分类系统时，要陈述自己的分类标准是什么，而不能仅仅展示一个分类结果。汉语词类讨论中，与其说是讨论了各家的词类分类结果，还不如说是讨论了汉语词类的分类标准。
三、“操作”的要求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实践原则
满足社会需要，自觉地将语言实践问题转化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是修辞学获得发展的外部动力之一。但在这类应用研究中，应特别强调可操作性的要求。当前，广告的语言研究日益见多。这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变化在语言实践中的反应，是人们的语言实践在修辞研究中的反应。这种研究有其必然性，更有其必要性。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将社会问题转化成自己的科研课题，不断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成人们的实践指南，满足人们的社会实践需求。
问题在于修辞学应该如何研究广告？现在广告研究有三种导向：
一是兴趣导向。即对那些感染人吸引人的广告妙语进行分析和赏析，也就是从有趣感人的例子出发去研究广告。这种研究能“抓”人、有“看”头，阅读效果不错，也有研究必要。它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语言文化素养。
二是知识导向。用现有的既定的修辞学知识框架和范畴体系去分析广告，如广告中的××辞格（如广告中的比喻、广告中的仿拟格）、广告中的××风格（如广告中的幽默风格等）。
这两种方法都是先搜集广告语言的实例，再就这些例子举例式地或主观式地分一下类，每一个类下面举一两个例子，然后分析和赏析一番，最后就此稍加概括，得出这个类的特点。但是，这两种研究思路在语言实践中都遇到了挑战与质疑。消费者在接受甚至欣赏（何况广告主要是实用性的，而不是美学性的）一则广告时，关心的并不是辞格。修辞学者讲广告有这种风格，有那种风格，每一种风格有什么特点，讲得非常透彻，但不解决问题，人们在语言实践中关心的是如何做到这些风格。
三是需求导向。从社会需要的角度，以广告制作者的操作要求来研究广告。或从广告消费者的角度，如何帮助消费者掌握广告规律和汉语规律，通过广告捕捉有关信息；或从广告制作者的角度，如何操作语言和修辞方式，才能制作一个好广告。理论研究必须回答人们的实践问题，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这是当代各门学科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修辞研究就要把人们在广告制作、广告阅读、作文说话等等修辞活动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转化为自己的研究课题。特别是要注重修辞教学的程序性、操作性和科学性。
强调应用研究的操作性，强调修辞能力可以通过一定的训练程序而有所提高，并不是否定应用研究的学术性。相反，修辞学研究面向社会需求，强调操作要求，正是提高其学术性的一种努力，它强调的是在“学”、“术”之间建立一种转化机制。是对学科性质与任务的一种深刻的理论思考。在这一问题上也许存在着一个认识误区。尽管许多人都认识到修辞教学的重要性，尽管许多人也都在从事语言教学的活动，但同样也有许多人认为修辞艺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只可欣赏，不可传授。正象文学家、诗人不是教出来的一样，修辞家也是不可教的。语言训练、修辞教学只是凭语感、凭经验进行的。这种看法与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修辞活动是一种调动各种能力的语言综合活动，需要有极大的创造力。这种特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语言艺术、修辞艺术的不可传授性，造成了我们很难按一定的训练程序与教学模式把所有的小、中、大学生都培养成文学家、修辞家、演说家、广告制作商等等。但是，这丝毫不能取消修辞训练的操作性要求，取消语言训练的必要性，不能降低语言训练的科学性、程序化，放弃我们修辞研究工作者在指导人们修辞实践中的责任。正象音乐演唱、器乐演奏、体操表演都是一门艺术，人们从事音乐事业和体育要有一定的先天基础和后天条件，但是音乐教师、体育教练可以而且必须通过一定的音乐和体育训练程序提高人们的音乐能力和体育能力，这种训练程序必须是可以操作的、是科学的。同样，语言活动和修辞活动、包括作文说话、广告制作、文学创作都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有一定的“规定动作”，人们学修辞和教修辞的过程都可以分解，人们的修辞能力都可以通过一定的训练程序而提高到一个相当的程度。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编制修辞训练的程序，使之具有操作性与科学化。要使修辞训练的程序编制做到操作性和科学化就必须用语言理论和修辞理论来指导训练的步骤分解、内容安排和方法选用等。这对将修辞研究的成果转化为人们的实践能力，转化为修辞训练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前一段时间，修辞学界出现过一场争论：中国的修辞研究究竟是“学”，还是“术”？其实，中国的“体用不分、道器统一”的学术传统中，“学”“术”本为一体，紧密相联。修辞研究与其它研究一样，都有“学”的一面，也有“术”的一面。关键在于把握这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认识的任务要服从实践的目的，脱离于实践，不顾需要的研究，最终将导致“学”的活力不强；但对实践的指导又必须以认识的深化为基础，实用技术应该是科学知识的一种转化。只有更深刻更科学地认识了汉语修辞本质，才能更广泛更有效地指导汉语修辞的实践，否则将导致“术”的品位不高。可惜的是，修辞学长期把自己只看成是一种教人运用语言的“术”，而忽视了自己更是一门揭示语言特点和规律的“学”；对蕴藏于“术”之中的“学”问也不加思考。不少修辞学论著的不足并不在他追求了实用，而在于将实用理解得过于庸俗，常常满足于修辞术的简单罗列与排列，将某种修辞效果简单地机械地对应某种修辞技术。修辞研究似乎成为江湖医生开药方的活动。修辞者你想要什么效果，修辞学者我就开什么处方。这样修辞研究容易变得“学”不是“学”、“术”也不是真正的“术”。因为，这种“术”的研究并没有对人们的修辞活动、修辞需要、修辞问题作过深刻的理论思考，也就不能很好地达到指导人们实践的实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