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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 （2000）04—0077—05
等值理论是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中心议题，对如何达到等值，众说纷纭。80年代初，等值概念和各派等值观点被引介到我国，立即像巨石入潭，在我国译学界掀起狂澜，各类评论文章，纷纷见诸书刊文摘。时至今日，有关“等值”的观点仍未得到统一。世纪之交，我们很有必要对翻译等值这样的重要理论进行再思考，梳理其发展的线索，探索其发展的规律，总结它对中国翻译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一、等值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有关“等值”一词的记载最早出现于1541年。近150年来， 等值一方面作为数学和形式逻辑里的专业术语，表示一种绝对对称和平等的关系；同时又在一般语言词汇里被用作模糊词语，意为“具有相似性”或“基本相同”。弗斯指出，翻译理论中引进的等值，是使用它作为普通词汇时的模糊意义。[1]换句话说， 翻译等值并不是指一种绝对对称的关系。拉特舍夫（Л.К.Латышев）从哲学高度分析等值关系时指出，世界万物中没有绝对等同的两个事物，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理论上，不同的事物却常常被人们当作等同的事物来对待。事物的个体差异与等值原则并不矛盾，因为当我们说两个事物等值时，并不是指它们本体论上的绝对等同，而是指认识论上的等值，即事物对我们来说，在实践中，在认识它们的过程中是等值的。[2]由于不同的译学家， 在不同时期对翻译实质有不同的认识，因此就有如此众多的等值观存在。
1934年，斯米尔诺夫（А.А.Смирнов）为《文学百科》撰写的《翻译》条文中，首次提出“等同”（адекватность）这一概念。他指出：“等同翻译是指传达原作者的全部意图（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包括原作的思想感情对读者的艺术感染力，并且尽可能地保持原作者所运用的形象、色彩、节奏等等。而保持这些形象、色彩、节奏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总效果的手段。毫无疑问，在这里就要作出某些牺牲，舍弃原文某些次要因素”。[3] 斯米尔诺夫列举了等同翻译的详细特征，甚至包括像作者意图这样的主观心理因素。他正确地强调了语言手段服务于总效果的从属地位。费道罗夫（А.В.Хедоров）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 但是不同意他一方面提出要“传达作者的全部意图”，另一方面又提出“需要作出某些牺牲”。费道罗夫认为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提出“牺牲”应包括在“等同性”的概念之中。因为翻译不是机械地反映原著中各个因素的统一，而是自觉地选择传达这些因素的各种手段的复杂过程。因此，“牺牲”不是一种例外，而是一种规律。[4]这是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所造成的。因此， 费道罗夫提出以“翻译等值”（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 перевода）来取代“等同”概念。
费道罗夫认为翻译等值应包括两个特征：1.完全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信息等同）；2.用等值的手段传达内容，这里的等值手段不是指形式——结构的类同，而是指它们在功能上的等值，即译文语言手段的表达功能与原文语言手段的表达功能（ выразительная функция）类同，而功能等值的语言手段可能会在形式——结构和语言词汇意义上有差别。费氏的翻译等值观对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这一理论一方面排斥了形式上的逐词死译，同时又把翻译与准确转述（точный пересказ）进行了区分（手段等值实际上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保留原文形式上的特点，而这正是只强调保留信息内容的准确转述所缺乏的）。[5]
但费氏的等值观也暴露了不容忽视的局限性。他的等值观建立在把原文的所有成份分为内容和内容表达手段的基础上。乍看这样的区分是很自然的，但仔细推敲，“内容”和“表达手段”的界限就显得模糊不清了。如果“内容”只包括现实情景的客体和客体间的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事物——逻辑信息[предметно－логическое]），那么传达这样的内容有时就可能导致原文和译文的不等值，因为篇章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不完全体现在它所包含的事物——逻辑信息中，有时甚至需要改换事物——逻辑信息来再现功能。例如，像口号、寒暄语之类具有纯功能色彩的言语作品，把它们理解为对事物——逻辑信息的描写就是不恰当的。但如果“内容”包含了篇章中接受者能感受到或能对其产生影响的一切成分，那自然也包括了前种情况下列入“表达手段”中的所有能让人“感知”的成分，“表达手段”在此就成了失去意义的“透明”形式（прозрачны для значения）。
费道罗夫只强调了手段的功能性，没有提到内容也具有功能性。例如，熟人间寒暄时说的“你吃了吗？”，和妻子迎接晚归丈夫时的问语“你吃了吗”就有截然不同的功能。前种背景只具有问候的纯交际功能，其作用只是为了建立交际或者保持交际，在译成俄语时，就应该考虑国情文化的差异，把它译成“Здравствуй（те），Доброе утро，Добрый день， Привет”等语义不同但语用功能等值的问候语。后种情景中的问话具有信息功能，包含了妻子对丈夫的关心，她要求得到明确的回答，丈夫否定的回答可能会引起妻子做饭这一结果，所以在翻译时，应译成信息功能等值的“ Тыобедал？ ”或者“Ты ужинал？”。
巴尔胡达罗夫（А.С.Бархударов）从语义角度把翻译单位划分为6个层次：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 句子层和话语层，并认为只有“足层”翻译才是等值翻译，而层次偏低的翻译是死译，层次偏高的翻译是过份意译。[6]卡特福德（Дм.Кэтфорд）也有类似的等值观，他认为翻译实践的中心任务是从各级语言单位层次上来寻找等值物。他们赋予了等值概念具体的内容，强调了语言对比分析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对指导翻译实践有深远的影响。但他们的等值观立足于语形，局限于语义，没有对语言功能给予应有的关注。并且篇章的等值是一个整体概念，而不是各级等值单位的简单相加。
奈达（Ю.Найда）为了突破仅仅从语义角度看待等值问题的局限性，提出了同形式等值相对立的“动态等值”（динамическая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ъ）概念。 他把动态等值定义为：“翻译质量，即用接受语传达原文思想内容，使译文接受者的反应与原文接受者的反应基本相同。”[7] 这里的所谓反应是指对信息的全面感受，包括对其思想内容、情感特色的理解。奈达的“动态等值”强调接受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和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从而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他的理论对提高翻译活动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具有积极作用。我们知道，语言和言语都是实现交际的手段，交际的主导因素是目的，即为什么进行交际。翻译作为一种语际交际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排除交际者之间的语言、文化障碍，排除这个障碍就是为了让译语接受者能像原语接受者那样理解、加工、评价所获得的信息。这一翻译逻辑为“动态”等值提供了事实依据。奈达的动态等值观为等值概念增加了语用因素。拉特舍夫（Л.К.Латышев）认为动态（功能）等值应是现代等值理论的基础，德国学者诺伊贝特也强调语用关系的等值是翻译等值的基础，语言成份等值和语义等值都必须受语用等值的制约，由此可见动态等值的开创性意义。
在此，需要对“反应”（реакция）这一概念进行特别的阐释。这里的反应不是指言语接受者具体、单个的反应。我们知道，由于交际者所属社会阶层和主观个体的差异，在单语交际中同一信息也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翻译的社会使命在于使双语交际最大限度地接近自然（单语）交际，所以在跨语际交际中也允许存在因社会阶层和主观个体差异引起的不同反应。因此对比具体、单个反应对于翻译批评是毫无价值的。这里的反应是原译文接受者的平均、综合反应，即法国人与美国人的反应，俄罗斯人与中国人的反应，日本人与英国人的反应等等。也就是说只有语言民族化的反应（ лингвоэтническиереакции）才属于翻译研究的对象。正如拉特舍夫所说：“翻译理论只应关注语言民族差异。如果译者不想超越自己的职责范围，他就只能解决语言民族方面的问题。”否则，译者就背离了翻译的社会使命——保证跨语际交际的“自然性”，让它最大限度地接近单语交际。单语交际的最大特征就是交际参予者自己来克服个体与社会阶层的障碍，而交际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正如德国翻译理论家卡德（Ж.Ц.Каде）指出的，语言中介的目的只是创造一个能引起某种交际效果的机会，而不是表达出效果本身。[8]
由于目前难以制定衡量、对比两种反应的客观标准，译者操作的依据往往只是根据自己的主观预测，这就使翻译评价难免流于主观性和经验性。
科勒（В.Коллер）认为， 泛泛地对翻译提出等值要求是没有意义的，明确等值的种类或类型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他把等值分为5种形式：“1.所指等值：保留话语的实物内容（即一般译论著述中所谓的内容不变值）；2.内涵等值：选择同义语言手段传达话语的内涵（即所谓的修辞等值）；3.文字规范等值：着眼于话语的体裁特征、言语和语言规范（也属于修辞等值）；4.语用等值：着眼于收讯人（即交际等值）；5.形式等值：传达原文艺术审美、文字游戏、个人特色等形式特征”。[9] 科勒等值观的一大进步是他考虑到翻译活动的多面性和多层性。他认为等值是个规范性概念，而不是描写性概念。他提出的5 种等值形式就反映了对翻译的规范性要求。在这一点上，他比奈达提得要明确。但科勒只把等值层放在同一平面上，而没有强调交际语用等值在等值概念中的基础作用，并且把等值层看作不同情景中的变量，随意性太强。
科米萨罗夫（В.Н.Комиссаров）根据原文与译文意思相同的不同程度把等值划分为5个层次：1.交际目的等值；2.情景等值；3.情景描述方法等值；4.句法结构意义等值；5.文字符号等值。他强调交际目的等值是等值关系成立的必要条件，在这5个层次中， 等值范围一层大于一层，即后者的等值关系既包括前者的等值关系又大于前者的等值关系。如后者不包括前者或不完全包括前者，后者的等值关系就不成立。[10]科氏把等值理论看成一个单向的立体结构是等值理论中的一大突破，也是现代等值理论中较为理想的模式。但他列举的句法结构和文字符号等值在语言结构差异大的双语转换中是难以达到的，例如汉语与印欧语间的对译。
纵观等值理论的发展，可初步归纳出以下三个特点：
1.等值理论的发展过程是翻译研究与各门学科相结合的过程，是从经验总结到科学分析的过程。本世纪中期人类社会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传统学科突破旧的界限，不断与新学科相结合，学科间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局面。翻译作为开放型、综合性的学科，也不断借助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摆脱了就翻译论翻译的狭隘视角。等值理论的发展，从斯米尔诺夫笼统的等同概念到奠定翻译语言学基础的费道罗夫的等值定义，从巴尔胡达罗夫建立在语义学基础上的等值观到与交际学、语用学密不可分的动态等值，再到科米萨罗夫的等值模式，形象地演绎了学科发展的时代特征。
2.现代等值理论无论是“动态等值”、“语用等值”，还是“交际等值”，都是把语言的功能，而不是把语言的形式特征放在首位。现代语言学从静态描写语言的内在特征转变到揭示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解释语言的交际功能，有力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只有把追求语用功能等值看成第一要务才符合语言意义的客观实质，对翻译现象才有更强的解释力。
3.立体的等值模式是目前最实用的模式。20世纪后半期，随着生产、科技的发展，国际交往的密切，翻译活动迅猛发展，个别经验之谈和主观分析都难以用来指导如此面广、量大的实践活动，这就需要我们对翻译等值有一定的规范以对其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立体等值模式无疑最接近这一要求。
不过，至今仍没有统一的等值概念。许多理论家仍在“等值”领域中不倦地探索，他们力求从不同角度剖析翻译等值的性质和条件。哲学家波普尔说：“一种无法反驳的理论不可能是有价值的科学理论，因为它不能带来科学知识的增长。”所以，对“等值”问题的争论和研讨，无疑有助于人们对这一复杂问题的理解，有助于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翻译实践水平的提高。
二、现代等值理论对我国译学发展的影响
借鉴西方等值理论是否有助于我国译学的发展，这是长久以来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从对比分析等值理论与我国传统译论的根本特征入手。
我国重要的传统译论，像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鲁迅“宁信而不顺”的选择，傅雷的“神似”观和钱钟书的“化境”说都侧重于文学翻译的文艺美学方面，注重宏观描述，强调主体的“了悟”或“悟性”过程。在微观剖析上却缺乏科学的、系统的论证，使分析往往流于模糊性、印象性的经验之谈中。
我国译论的这一特征有其深刻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其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受到儒家、道家、佛教三大哲学的深刻影响，把个体的心灵感悟视为根本，排斥理性的阐释和具体、明确的语言传递，即常说的“言语道断”，“道可道，非常道”。思维方式折射在人类的一切思想活动中，当然也包括翻译研究领域。因此，中国传统译论往往远离明晰、科学、系统的论证，具有综合性、模糊性的特征，并且对其理解也常常因译者的个人修养与经验的不同而出入很大，使译论界常常陷入诠释性的争论中。比如，由于严复没有明确什么样的翻译才是达到“信达雅”的翻译，围绕“信达雅”的争论就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且至今仍未结束。其二，进行翻译研讨的人大都是文学家，他们所关注的也几乎全是有关文学翻译的问题，这就使其翻译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偏重于美学特色。
中国传统译论具有模糊性、主观性、抽象性和经验性的特征，它适合用来分析翻译中的文艺美学部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为什么“翻译是艺术”的观点在我国有如此广泛的市场。以翻译等值为核心的西方翻译理论，由于受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16—18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理性主义的影响，而具有相反的特征——明确性、客观性、具体性和科学性。
中国的传统译论对指导翻译实践和评论翻译质量曾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今天，它仍是一笔博大精深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建立翻译学的牢固根基。但随着语际交流的迅猛增多，面对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以抽象概述个人经验为主的中国传统译论受到的局限越来越多。正如费道罗夫所说：“任何创造性、批判的活动都需要确立规则，需要理论总结，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经验性、手工式的工作方法，才能取得更大规模的成果，并把它推广到一切类似的活动中去。”[13]所以，借鉴西方等值理论对我国译论的发展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从方法论上对我国译学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使我国的翻译研究步出了狭隘、封闭的圈子，走进了一个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开放的新天地。80年代后，我国译论研究主流向语言学倾斜，出现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局面，就是受等值理论研究方法的积极影响的最好佐证。
80年代后，我国译学研究蓬勃发展，不少理论家开始大胆构创中国的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必有其基本理论模式，在反复的论证研究中，不少理论家把目光投向等值理论的核心部分——语言的语用功能。从符号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及符号学对翻译研究产生的不可估量的作用来看，语用功能无疑是双语转换的基础和核心。
等值理论虽然是20世纪西方译界提出的最新概念，但等值思想从翻译实践产生之日起便存在，因为翻译活动的实质就是求得原文和译文间某方面的不变和“等值”。现代等值理论只不过是运用各门学科的新成果对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对等”规律所进行的研究，所以，对等值理论的引介和研究，不只是对西方翻译理论精髓的引进，也是对翻译实质的继续探索。
肯定引进等值理论的必要性，并不等于完全照搬套用。我们知道，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理论，任何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特定的原语和目的语为对象和依据进行推导并概括出来的。根据这一模式阐发的原理、制订的规范以及总结所得出的方法，都是针对对象语言在转换中出现的矛盾而提出的对策，它不具有普遍性。对这一种语言和语系适用的翻译理论模式，对另一种语言和语系则很可能不适用或基本上不适用。西方等值理论是在同属印欧语系的两种语言翻译实践中归结出来的，它能正确指导、分析的也只是这一语系中的两种语言的翻译。而要指导汉外——外汉翻译，就必须立足于汉语，以汉语的语言、文化特征为基础来借鉴西方的等值理论。因为只有引介，而没有融合的西方现代等值理论对我们来讲是无多少实用价值的。
通过对等值理论的再思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等值理论的引进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在与我国特殊的语言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等值理论的实用价值才会真正体现出来。
收稿日期：1999—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