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183;反思#183;分析——西方哲学传统观探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从哲学和方法论的角度，通过个案分析各个历史时代的主要哲学家、思想家对“传统”的态度和认识方法，便可发现西方哲学传统观经历了古典叙述型——近代反思型——现代分析型的转化。这种演变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实历史运动的客观反映。当然，各种类型的哲学传统观既具有合理性，又具有历史局限性。重审传统学方法论应成为文化学、哲学、历史哲学在现时代的主要课题。
关键词 西方哲学 传统观 古典叙述型 近代反思型 现代分析型
古今西方哲学家十分注重对传统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体现在他们对前人理论和实践的态度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具体的理论论述中。现代法国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曾对传统观的发展做了如下划分：第一是虚构的时期，大量充斥着神话、传说，带有想象性，更不无歪曲；第二是科学的时期，“如实叙述”是这个时期的最终目标；第三是批判的时期。这个时期不是要否定科学的探索，而是肯定如实叙述仍是传统问题研究中的必要因素，应当支持对史料考证的重视和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是，它还有更明确的目的，就是“确定科学的努力的界限和特有的价值。这种批判的思考以两种形式出现：尼采的非现实的考虑的形式和康德派哲学的历史知识的应用的形式（狄尔泰、李凯尔特、齐梅尔、马克斯·韦伯）。”〔1〕这种划分正如利科所说：“ 是认识论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方法论方面的问题。”〔2〕而当今对传统的研究， 我认为“方法”已变得至关重要，所以本文如上的划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着眼。当然，这种划分只是就当时代的思想主流，其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
一、古典叙述型：传统是什么？
西方古典传统观是建立在历史发展的线性时间观之上的。从哲学基础上看，当时以探求万物的产生和世界的本原的本体论问题已充分展开，如对物质、时间、空间、运动的经验性认识。对人们来说，凭借对各种能直接感觉到的现象就能综合事物的本质，物质是永恒的、非创造的，没有起始和终结的无限循环。这种哲学上的宇宙循环论放在社会历史领域便是缺乏历史感。在他们看来，古希腊、罗马时代是非历史的时代，古希腊、罗马民族是非历史的民族。他们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时间观念，时间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任何固定的方向。这样，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对传统的理解就不可能立足于时间维度上，而是一种觅取典型事例来表现永恒的特性的记录〔3〕， 甚至把神话的某些描述作为传统的表征，历史的发展对他们来说也就缺乏任何意义。
由此出发，古典的传统观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如下色彩：由于没有明确的时间观念，传统便是过去、现在、将来都可能发生的某些事件的再现；由于缺乏历史感，传统便是记述时空周期性变迁中连贯性的一种经验表象；由于宗教神学的主导地位，传统则成了上帝的神圣的永恒的寓所，是上帝预定存在的东西，而非世俗的人文世界写照，这种自然主义和神学意蕴的传统观的形成原因在于：希腊思想从一开始就将问题指向自然，导向不变的本质。“这种出于理解自然的需要而提出问题的方式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形成概念的过程，以至事件发生的年月顺序往往被当作次要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形而上学意义”。在这方面，希腊思想将人类及其一切遭遇、行为和经验，包括传统都当作根据同样规律自我重复的、宇宙变化过程的特殊结构。虽然柏拉图探索过传统沉淀的最初形式——记忆，亚里士多德研究过通过传统延续政治生活结构的规律，“但是探索人类历史的整体意义，探索历史发展的系统关联，这个问题还从未有人提出过。”〔4 〕当然更说不上古代思想家曾经想到过从历史中去认识传统的本质。
事实上，当时能被称其为传统的东西还只是以隐见的形式存在，只是有些仅仅具备了传统的特性。因为传统是以历史、文化为生长点的，没有人类历史的真正发展和人类文化的逐渐积累，传统充其量只是一堆旧物的堆积。古希腊罗马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史的最初繁荣时期，人们除了能看到过去的遗物和仅有的文字记载外，只能参照目下的现实情形确立过去传统的面目。所以，古典的传统观涵括面很广，包括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只是这些观点是零散的、非系统的。它涵括世袭头领和长者的统治；涵括异教和多神教；涵括习惯法；涵括等级制的权力；涵括不平等；涵括农业、渔业、人力、畜力及与机械技术相对照的工具等等。这些由传统继承而来的信仰似乎天然就伴随着等级分层、宗教虔诚和文盲无知，但实际上那正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社会特征的写照。古典思想家认为为了使这些传统得以延传，要通过以下的记述方法：
记忆，包括文字的记载。从柏拉图时代开始，便认为记忆是理智心灵创造视觉印象的过程，我们理智心灵的记忆可以再造过去。在柏拉图的对话录《泰阿泰德》中，苏格拉底把理智心灵比做是装有一种软性蜡块的东西。他说：“比方说这块腊状物是记忆的礼物，即沉思冥想之母；当我们想记住我们所见，或所闻，或所思的事情时，我们就把这块腊状物按在知觉和思想上，在这块腊状物上留下它们的压痕，就像从戒指的封腊上所获得压痕那样，只要其影象尚存，我们就能记住并知道所印之物；但在影象消逝或无法用腊状物取下来时，我们就没记住并无所知。”〔5〕而“如此这般的……记忆方式，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传统。 ”〔6〕记忆具有延传传统的功能表现在：
（1 ）“许多动物具有记忆……但除了人以外任何动物均不能充分回想过去”。〔7〕
（2）记忆是观念的储存室， 它把“亲身体验到的或根据体验而推定的事物形象，加以组合，或和过去联系，或计划将来的行动、遭遇和希望，而且不论瞻前顾后，都和在目前一样。”〔8〕
记忆（记载）的方法是一种直白的方法，它试图按事实记述传统；如民俗、童话、神话、传说、口头文学、习惯法、农民生活中的风俗和服饰、宗教的和世俗的礼仪和仪式。这种代代相传的东西变化甚微，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原样。
习惯或习俗延续传统的方法是无意识集体过程中的非个人产物，按古希腊学者的理解，在延传和继承“传统的”信仰、行为范型、制度规则和设制，尤其日常领域的生活模式中，理性推理力只起了很小的作用，习惯则相反，它甚至会产生同法律一样的效力，它以群体性和权威性使人不得不遵从传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等对此都有很多论述。如修昔底德从人性的“惯性”推理出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即将发生的事件都是类似的结论。从非历史的习惯和人性推导历史和传统的发展规律，无疑是不符合逻辑和实际的。
正如上所述，古典学者在传统问题上的思维方式带有直观性，力图追求每事每物的“原型”以期获得“真实”的传统，表现在方法上便是如实记载，如记忆（记载）的蜡块说，习俗的沿袭等。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古典学者也初步意识到这点。修昔底德承认：即便是客观地如实叙述和描写传统，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9〕他接着又说：“对于过去的事情， 除了那些对于目前有用的以外，其它的考虑没有什么益处。”〔10〕对传统做原封不动的描述，作为前提和原则无可厚非，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难以把握。近代客观主义的传统研究学派从理论上对此方法做了系统阐发，并附之以反省的成分，完成了古典向近代的转化。
二、近代反思型：客观性是否可能？
如果说古典的叙述型到近代的反思型是思维方式的“彻底的”革命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如果像目前一些人认为近代对传统的研究仍是一种叙述型的延续，也是不恰当的。西方近代是各派思想汹涌的时代，但把“传统”作为学术课题则是一次新的尝试，完全摆脱前人的思想遗产是不可能的，完全接受则不合时代思想潮流。所以，近代思想家坚持传统研究上的客观性、历史性是值得颂扬的，但把它进而深化为客观主义和相对的历史主义则是不可取的。尽管这种极端化在理论上陷入死胡同，在实际中却是以反思的面目出现。因此，确切地说，近代对传统的研究所持的是一种反思型的叙述方法。
对“传统”的真正反思始于启蒙运动。正如阿尔森·古留加所说：“以往的时代从不考虑要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古希腊罗马时代从不要求了解自己的先辈是谁，基督教把自己的出现归之于天意，甚至连充当两种先前文化冲突的仲裁的文艺复兴时代都不把向前发展当做自己的任务，反而把返回到原始时代当作自己的目的。启蒙运动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新时代。这样一来，它就接近于把历史主义当作一种思维方式，尽管不是所有的启蒙主义者都能够做到用历史现实来看待事物，但历史观点的根子却已深埋在这个时代之中了。”〔11〕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把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从自然法则、实用主义和知识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为如何正确看待和衡量世界各个民族和地区的传统文化和价值，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的可能性。它在西方流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才面临危机。在当代，尽管它时时受到泛科学主义的威胁，但它作为机械论、永久论、绝对主义之类概念的相反概念，仍将继续为广大传统文化研究者所恪守。历史主义传统观形成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准备阶段在于：
首先，对理性主义进步观念的反抗。西方进步观念历经了两个发展阶段：文艺复兴至18世纪前，这种观念基本是不完全的，是一种关于各时代断断续续发展的、验证性的进步观，虽然它已涉及到传统文化发展过程、动力和方向等重要问题，但还没有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贯起来加以考察，是一种具有循环论性质的知识进步观。18世纪启蒙运动后，理性主义进步观由伏尔泰首先确立起来。他通盘考察了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个进步过程和趋势，使之成为一种完整的传统文化进步学说。孔多塞服膺洛克的感觉经验论和伏尔泰的人类天赋理性论，在《人类精神进步史纲》中，他盛赞理性，极言社会进步，认为随着人的理性的逐渐完善，人类传统文化的进步是任何力量所阻止不了的。康德则对人类传统文化至善的过程和目标作了更严密的逻辑论证。他认为，人类文化具有合目的性。自 然界给了人以理性和基于理性的意志，人则应在时间的进程中显示出来并得到充分的发展，以合于大自然所规定的目的性：一是内在的目的即文化，一是外在的目的即幸福，而最根本的就是前者。随着时代的进步，理性主义进步观的唯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端日益受到人们的批评，历史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针对前者，它有四个特点：1.反对理性主义割断文化历史的做法，主张对各个历史阶段的传统作深入具体的研究；2.否定理性主义关于一切民族、时代和传统文化的理性统一性和永恒性的观点，强调各民族传统的独特性、多样性和存在价值；3.用情感代替理性，强调直觉和沟通，反对用抽象的理性原则概括传统文化，要求通过深入挖掘和考订史料客观地展现传统概貌；4.注重传统中伟大人物和政治斗争的背景作用。
其次，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的影响。它促进历史主义的主要因素是：每个个体都具有神性，都是跟上帝直接相关的，从个体可反观整体，即个体世界包含着整体世界的奥秘，通过研究个体世界就可以了解整体世界的情况，统一性是多样性的表现，而多样性反映了统一性。它对赫尔德和兰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兰克的历史主义就是莱布尼茨的理论在传统文化领域内的具体运用，从而确认了传统文化是一个统一性和差异性相结合的有机发展的过程，奠定了历史主义文化观的理论基础。
传统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原则包括：不要夸大现时代的意义和文化价值；不要美化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不要看到两个民族具有同样的思想或制度就断定是模仿，从而否定他们各自传统的独特性，等等。维柯作为西方历史主义的创始人确立了这些原则，他认为，研究传统不应根据现时代的观念为出发点，而应从当时当地出发去认识和理解传统。作为18世纪初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超前的，同他所处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直到18世纪末，才被发现并重视起来。
赫尔德是一位民族文化本位的学者，他研究传统的方法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他认为研究传统的过程是一个移情、同化和直觉的过程，这就彻底抛弃了那种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的抽象的理性原则，明确地把非理性的移情原则用于传统研究。他认为，人类各种传统是独特的，是根植于它们各自的民族精神土壤中的，因此，只有采用设身处地的原则即移情原则，同化于研究对象，体验其经历，才能真正理解它们。同时，他认为，联结人类各个时代的不仅是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他所展现的传统不是像古董商店里的各种不同年代的、不同民族的、互不关联的古旧文化物品，而是传统演变的整体精神。他描述传统，不只是对过去的无生气的铺陈，而是使过去复活，并使人的道德、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一切断篇残迹都能雄辩地重现，因此他被誉为“新的历史真实观的拓荒者”。
继赫尔德之后，兰克把历史主义方法做了进一步的系统化描述，他首先给人确立了这样一个形象：实证主义者、史料考据者、客观主义者。他认为，思辩的理论、抽象的理性所勾画的传统面貌是虚妄的，研究传统不能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应从把握个别具体传统的本质着手，由此他提出“展现真情”的“传统”研究原则，强调运用原始资料，考证和辩析史料，揭示具体的、个别的传统真实情况，从而确立传统整体的真实性。他指出：“考证之后，就必须依赖直觉”，而“最终是设身处地地理解整体”。〔12〕考证和直觉的融合是对传统的一次理解过程的完成，但对传统的研究并不能仅止于如实叙述，而要更深入地研究那个传统时代的人、人的思想、信仰和情感，时代精神或理念，设身处地地理解当时的人和历史文化。兰克认为他所追求的更高的理想，是通过过去事件本身去说明人类传统的可理解性。他的理解在于：一方面，一个时代的价值并不是作为另一个时代的先导或基础而存在，而是具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和它之所以如此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后一时代并不高于前一时代，这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具有各自的特点。通过传统文化陈迹，我们可以体验到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但它毕竟已经逝去，是再也不可能重现了。正因为他的这种态度，狄尔泰称誉为“历史感的化身”。为了显示传统中种种冲突和斗争的真实面貌，他主张深入地挖掘资料，并设身处地地理解冲突和斗争的所有派别和所有角色，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人们的德性和缺陷、幸运和不幸，而不带个人好恶与偏见，最后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加以叙述。尽管他试图以纯客观的态度面对传统和历史，但他的观点中却抹不去反思和分析的痕迹，正如雅斯贝尔斯所指出：“兰克在歌德与黑格尔的气氛中，发展了一种对于历史的批判研究，以适于一种普遍论观点——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尽管它表面上是排斥哲学的。”〔13〕
历史主义的方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和转型，至德罗伊森，则以“理解”的概念批判了兰克那种对传统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形成了他的传统知识的价值观。他认为，传统知识是主体和客体交汇重叠的结果，并且主体总是先行的。对传统的研究过程应是：研究者从现今生活的感受出发，去理解与塑造我们现今状态的过去事实，去洞悉过去事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至于研究者如何认识传统，以及认识传统整体中的那些部分，这是与不同的研究者对现实的不同认识紧密相关的。他说：“只有我们所及的事，才是真正尚未逝去的过去，才是虽然过去却有现实性的事。在我们精神中仍然具有现实性的事，才是真正曾经存在过的。”〔14〕传统作为事实并不是某时某刻社会状况直接而真实的显现，它是社会状况的遗迹，是我们对它的追忆。它是过去状况及事件反映在人的精神上而留存下来的，是人的精神的一个产品，而理解是其中一个关键的步骤。由此可见，德罗伊森的理论已经触及到现当代哲学中的释义学的方法论原则，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传统研究上的历史主义在当代已陷入困境，作为方法已受到波普的大加挞伐。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呼声泛起，传统问题仍是哲学的前沿问题。历史主义以反思的特征给此问题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如何克服其中的相对主义以及只重视个别传统、忽视传统整体的弊端，寻找研究的新的突破口，是现当代哲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共同关心的课题。
三、现代分析型：传统与价值可否联袂？
古典叙述型与近代反思型对传统的研究，从哲学体系上来说，都可归入为思辨的一类，大致体现了一个共同的趋向：致力于传统发展过程的讨论。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纷起，诸说并存，促使对传统的研究从角度到方法都发生转向，具体地说，就是开始了分析型的时代。分析型的特点在于：注重传统自身的问题，如传统的语言表述、传统的解释、传统文本、传统的话语规则和语境等等；突出了研究者主体的能动作用，而不拘泥于对传统的“客观性”描述；同时力图在传统研究中融入价值判断。
分析型的研究首先始于对历史主义的修正。新康德主义的弗莱堡学派和历史哲学家狄尔泰对“客观性”进行发难。前者继承了康德的思想，试图界定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同的“思想范畴”。李凯尔特认为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决定性标准，与价值联系的方法是文化研究的唯一方法，他说：“历史科学（也指文化科学——笔者注）不仅应当为了现在和将来而把过去连接起来，而且应该真正地对过去作出评价，也就是说，要从自己的理想观点出发估量过去的价值。”〔15〕这样，对过去、传统的评价也就依赖于价值判断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排斥在研究历史传统时、在选择和分析传统材料时遵循某种价值标准，但这种价值标准不是像李凯尔特所认为的是超现实的、超历史客观规律性的东西，而是受历史规律的制约，特别受研究者的立场和使命的约束。狄尔泰摒弃了这种价值的传统文化观，而代之以一种“历史理性批判”。他认为，研究者要摆脱个人主观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的影响而真正把握真实的传统，这就要诉诸于理解：即使自己置身于所要研究的传统背景中去，设想自己就是其中的历史活动者。在他看来，传统的意义并不是固定的，也会因为研究者在个人世界中做了不同的积极的决定而有所改变。〔16〕人们这种理解和再造传统的能力是“历史理性”的表现，它不同于康德的“纯粹理性”，对之需要作批判性研究。
克罗齐则把批判的目标指向以兰克为代表的“如实叙述”的传统观和历史主义中的相对主义。他认为不可能有关于传统的客观理论，而只有对传统的主观评价。研究者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去理解历史材料，对之作出估价，所以，一切传统都具有当代性，都反映和体现了当代人们的精神，是当时代人们的思考。即使有所谓的传统的客观性，也仅指研究者在再现传统时，应该对逻辑和文献负责，不应使逻辑互相矛盾，也不应该篡改文献。撇开他符合逻辑地再造传统这种主观唯心主义不论，他所谓的对文献负责，说明他仍没有完全摆脱兰克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斯·韦伯的传统文化方法论，尽管把他列为分析批判型的学者不甚恰当。但从他受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者思想影响方面讲，也不失为过。韦伯强调文化科学同自然科学不同，所以不能恪守自然科学家所依据的方法论。他认为，人类作为一种“文化的生物”，它的行为包含着某种特定的意图和目的，体现了特定的价值观。因而，人通过社会行动和顺沿传统所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都是体现这种价值观的文化现象。与李凯尔特不同，他把价值说成是某个时代的目标和那个时代的兴趣，这就把价值从超历史的领域移入到某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他说：“什么东西成为研究对象及他对因果关系的无限性了解的深刻程度，这取决于主导该时代学者意识的价值观念。”〔17〕按他的逻辑，传统并不像19世纪众多的思想家们认为的那样，是向着某种固定目标前进的一元的线性发展；而且，在认识传统时，也不可能存在一种超越所有时代的绝对的理解传统的价值体系。这体现了他思想中隐含的文化相对主义，尽管我们不能把韦伯说成一个相对主义者。
分析型学者还着力于用“历史的解释”来表现对传统问题的认识，但看法不一，各有所见。波普尔最早提出了历史解释以“覆盖定律模型”向思辨的传统观发起挑战，后由亨佩尔具体运用于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所以，这一模型又称为“波普尔—亨佩尔覆盖定律模型。”
波普尔的理论是建立在反驳、批判、证伪这种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由此，他否定历史理论，从而也就否定了关于传统的理论的存在。他认为，首先，在文化学中，我们掌握的过去的事实不但非常有限，而且不能按照我们的意志去重演或补充；其次，我们所掌握的这些事实是依照一种预先设想的观点而搜集来的；再则，所谓历史资料或关于传统的记载只涉及那些被认为是有足够兴趣的事实，它是一种仅符合于预先设想的理论的事实。由此，波普尔指出：“在历史方面，一种可以考验的、因而是属于科学性质的理论是很不容易找到的。”尽管如此，波普尔却主张历史是可以作出客观解释的，确切地说，对历史和传统来说是一种解释性的工作。他认为，不可能有像兰克所主张的那种“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研究方法，只能有对过去、对传统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权作出自己的新的解释。他反对通过理解和体验来解释人们的行为和传统现象，主张对此应从客观的角度作出因果解释，即根据普遍定律从史料中逻辑地演绎出传统的真相，并充分说明导致其发生的客观原因和条件。这就是他的“覆盖定律模型”。以后的哲学家对它不断加以阐扬和发挥，试图由此获得对传统的客观性认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即使运用因果解释模型来解释传统，研究者也必须作出价值判断，如德雷认为，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描述传统，如把某些事情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来进行描述，就等于作出宗教上的判断，所以，研究者必须保证价值判断本身是客观的，也就是说这种价值判断是符合客观准则的。
近二三十年来，一些学者发现，仅仅把眼光放在对传统的存在和内容的解释上，是理论上的一个误区。在对传统的研究中，更应该注重的是传统的叙述结构，因为叙述是传统形成的基础。当然这种趋势并不是古代或近代记叙体的复兴，其最终目的仍是归之于解释，是解释对象、解释主体之间关系的新的表述，这就是解释学传统观。伽达默尔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
伽达默尔认为，在传统文本与解释者之间，存在着成见、时间间距、视界等因素。成见并不像启蒙学者认为的那样是“虚妄的判断”，它和传统、权威都具有合理性，它“同知识相关联”，“是真理的一种源泉”，所以它不应是加以克服的因素，而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即海德格尔的“前结构”、“前把握”，或“前判断”。时间间距则是理解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可能性，意义发现的无穷过程就是通过它实现的。它还有一种过滤对于理解对象的不适当的成见、预设及功利性看法的作用，排除研究者主观的卷入，导致对象真正意义的充分出现。视界则是“我们悠游于其中，随我们而移动的东西。”〔18〕理解者和被理解的对象都有自己的视界，理解活动一开始，理解者的视界就移入对象的那个视界。我们在同过去相接触，试图理解传统时，我们的视界是同过去的视界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视界与传统的视界不断融合的过程，即“视界融合”。
由此，伽达默尔阐释了传统的释义学过程。他认为，古典释义学把理解的历史性作为阻碍获得客观真理的东西加以排斥和否定，这是不正确的。历史性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理解的历史性具体体现为传统对理解的制约作用。传统的存在和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它是理解的基本条件。它并非只存贮旧的东西，它具有主动地、选择地保存过去的功能。传统是好是坏，都同传统的所有者对传统的态度有关，传统需要肯定，需要接受，需要培养。因为不仅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的一部分。
传统对理解的意义还表现在：是传统把理解者和理解对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理解者不可能走出传统之外，以一个纯粹主体的身份理解对象。传统“调动”了解释者的成见，以促成积极的理解。
总之，在伽达默尔看来，传统是我们存在之前就存在的东西，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反对“科学客观主义”，认为，理解不是一个复制过程，理解者总是以自己的成见去理解的，所以无所谓传统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他也反对黑格尔和狄尔泰的历史主观主义，强调“语境”中的传统。他的思想影响是广泛的，在西方，它成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基础；在我国，尤其港台，解释学方法已成为重建传统文化的指导性原则。
西方哲学传统观发展至今，仍不能得出一个“一言以蔽之”的结论，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法，究竟以何者为佳，实在难以言说。我国文化学者黄文山在《文化学的方法》一书中概括了文化研究及观察的方法有下列5种：1.历史叙述方法；2.心理统形方法；3.因果功能方法；4.理则评价方法；5.科学的比较方法。他对上述诸种方法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后，作了总评：从文化学的立场看，纯粹历史叙述的方法显得并不重要；文化现象，以内部状态为最重要，故心理的、统形的方法值得重视；因果功能法在过去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比较突出，然而它的使用是有限度的，所以特别要兼采理则评价的方法为之补充；科学比较法则是建立文化的理念类型（韦伯的概念）与科学的概念或法则的有用的工具。〔19〕综观西方哲学传统观发展历史，其中也融合了上述诸种方法。可以说，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和变动，传统的研究将愈显重要，新的方法也会层出不穷，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和探讨。
注释：
〔1〕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2〕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3〕在斯宾格勒看来， 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前者体现了一种“阿波罗”精神，其灵魂是“永恒的现在”，它表明了自己是一种非历史的文化；后者反映的是一种“浮土德精神”，具有一个动荡不定的灵魂，其特征就是历史。
〔4〕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 年版，第343页。
〔5〕《西方思想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页。
〔6〕转引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7〕〔8〕〔9〕〔10〕《西方思想宝库》，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页，第333页，第879页，第879页。
〔11〕《康德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页。
〔12〕文斯编：《兰克关于历史科学和艺术论著选》，第6页。
〔13〕卡尔·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页。
〔14〕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的理论》，胡昌智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18页。
〔15〕《历史哲学》，俄文版，第124页。
〔16〕《狄尔泰全集》，第1卷，第97页。
〔17〕冯·丁·温克尔曼编：《科学论文集》，杜宾要1951年版，第497页。
〔18〕《真理与方法》，英文版，第271页。
〔19〕见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世界文化丛书”之一，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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