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与“左联”革命文学团体之关系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团体论文,关系论文,文学论文,蒋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4)02-0134-06
现代著名作家蒋光慈(1901-1931)又名蒋光赤，在他短暂的生命中，最辉煌的年月是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的生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与“左联”团体诞生的思想取向、文学史的转折尤其相关。蒋光慈出生于安徽霍邱县叶集乡镇，1920年前后开始文学创作，1922年在莫斯科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第一部诗集《新梦》和第一部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先后出版。他在“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杀害后的1931年8月病逝。
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团体“左联”1928年前后酝酿，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左联”的出现，反映了五四新文学以来作家群体成长的深入发展，也标志了一个激变时代社会组织高度统一的需求。蒋光慈一生创作与活动的最完美的“蜜月期”也不过六七年的时间，恰恰正是与“左联”团体诞生过程相同步。文学与革命联姻的甜蜜和苦痛始终集于他们一身。蒋光慈不同于别的作家之处，这些岁月既是他革命文学创作的高产期，又是他积极投身革命左翼运动的日子；既是他贫病交加、生命不断与病魔顽强抗争期，又是他经历了爱人病故、受错误路线的影响而被开除党籍的人生低谷期。与此同时，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正在发生“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重大转变；经历了五四以来作家关于“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问世。蒋光慈生命和文学活动处于极大波动和人生矛盾的时候，表面看是一个作家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历史的有意无意之契合，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现代文学文化的精神历史现象，对其本质因素的辨析和历史细节的打捞，可以发现蒋光慈与“左联”聚散离合的背后有着较为丰富而复杂的精神内涵，很值得我们反思文学史，重新认识“左联”这个团体的意义。
然而，当今天人们谈到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的“左联”与现代作家的关系，自然第一位的是鲁迅，现见到这方面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其次是茅盾(沈雁冰)、冯雪峰、沈瑞先(夏衍)、钱杏邨(阿英)、华汉(阳瀚笙)等。他们不仅仅是“左联”的酝酿筹备过程中的关键成员，而且是其成立后组织运作中的主要骨干成员。他们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的革命作家。将蒋光慈与“左联”联系在一起已经没有人提到了，即便作为一名有过诸多创作的作家，也是被更多人遗忘的。充其量会在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学发展中，提及“革命加恋爱”创作现象的由来，一笔带过蒋光慈的功与过。
1917年只有16岁的蒋光慈走出了贫困的皖西农村——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别山山间小镇之故乡。蒋光慈以个人的人生之路，呈现了一名现代左翼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书写了“左联”革命文学团体组织生成的独特图景。当年，少年漂泊者的蒋光慈如同鲁迅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一样，先在安徽芜湖中学起步接受了新思想，并且尝试创办进步的刊物，后自费出国经日本到苏俄，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与此时在莫斯科的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瞿秋白文学趣味相投，结为好友，并从此开始真正踏上了革命与文学双重变奏的革命道路。1924年蒋光慈回国，也是在瞿秋白的介绍下进入了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开始倡导革命文学，教书之余的周末参与上海工人、学生运动。这期间他的中篇小说《短裤党》就是以上海工人阶级为了配合北伐革命连续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为素材而创作的。蒋光慈了解起义的内情，与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赵世炎等人也很熟悉。1927年11月，距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不到半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这部小说。小说名字的确定与瞿秋白也有关系，后来瞿秋白在《学阀万岁!》文中指出“暴民专制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2]，用反语肯定了小说的思想。蒋光慈《写在本书的前面》中说：“本书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就是有粗糙的地方，可是也自有其相当的意义。”[3]应该说，这是至今为止最早地用小说形式塑造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形象的作品。这前后，蒋光慈还与郭沫若相见，积极参与后期创造社的活动，为复活原“创造周刊”，筹划了《创造月刊》出版，又办《洪水》、《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海风周报》等多种有影响的革命文学报刊杂志。1927年前后，还与孟超、钱杏邨(阿英)、杨邨人等创办了春野书店，酝酿成立了以党员作家为主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左翼文学的兴起，离不开蒋光慈这时期的文学活动和革命文学理论的建设。他先后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关于革命文学》、《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等论文，比如他在检视五四以来的一些作家作品以后，提出自己对革命文学家的理解：“谁个能够将现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的文学。”[4]这与1925年沈雁冰写作《论无产阶级艺术》的长文同年，却用更明了直白的语言表达了什么是革命文学。对于后来的创造社倡导革命文学，以及发生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蒋光慈强调：“革命文学的以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的文学!”又与郭沫若同声“革命文学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但是，他在具体分析中，一再说明“在革命的作品中，当然也有英雄，也有可贵的个性”，“革命的作家不但要表现时代，并且能够在茫乱的斗争的生活中，寻出创造新生活的原素，而向这种原素表示着充分的同情，并对之有深切的希望和信赖。”[5]是否为革命文学，重要的是看革命作家是否发现了新的东西。蒋光慈的这一认识也接近鲁迅说的“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6]。由此可见蒋光慈较早参与了左翼文学理论探讨，对革命文学有着自己的理解。显然，在初期的革命文学运动中，蒋光慈以他的革命文学创作和革命文学理论倡导，当然还有他的革命活动，为“左联”的诞生发挥了自己的光和热。
1929年初，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联席召开会议，蒋光慈到会并做了关于当前文艺运动的发言。正是此次会议为下半年举行的“左联”筹备小组会议做了一定的准备。这年冬天，在以鲁迅为代表的12人发起的“左联”筹备小组会上，蒋光慈作为成员之一介绍了苏联“拉普”纲领和组织情况。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上，蒋光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而他主编的《拓荒者》也被常委会定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按照这样的时间顺序和作家文学活动的履历表，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应该与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夏衍、丁玲等革命作家共同筹建“左联”就不无相同了。蒋光慈成为“左联”文学团体生长中一名重要的革命先驱者不应该被遗忘，更因为他对深入理解“左联”文学社团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形态具有典型意义。
首先，集文学家与革命者于一身的蒋光慈，本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浪漫”构成了“左联”生成的重要生命元素，也是那场轰轰烈烈的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精神资源。当年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与蒋光慈一起倡导革命文学，他是这样评价蒋光慈的：“我却要佩服光慈，他在‘浪漫’受着围骂——并不想夸张地用‘围剿’那种字面的时候，却敢于对我们说：‘我直接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光慈的确是这样的一种人。”[7]自然，不仅仅蒋光慈有如此精神气质。创造社的郑伯奇在回忆与“左联五烈士”时，也有相同的革命青年精神人格表述：“左联五烈士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胡也频烈士，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他满腔热情地叙说着自己的经历；——柔石烈士为人严肃持重，沉默寡言，但内心热烈、态度认真。”[8]就是“左联”的一些重要的领导者瞿秋白、冯雪峰、丁玲等左翼作家身上何尝不是都具备着这种“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的浪漫精神气息呢?可以说，正是一大批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和理想的左翼革命者和文学家，自觉而满腔热情投身革命，汇聚了“左联”团体生成的浩瀚的精神洪流，而蒋光慈最早最直接坦言自己是“浪漫派”的左翼革命家。“我呢?我的年龄还轻，我的作品当然幼稚，但是我生适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9]这是1924年蒋光慈的《新梦》诗集的自序。“太阳是我们的希望，太阳是我们的象征，——让我们在太阳的光辉下，高张着胜利的歌喉——”[10]这样热情的呼唤，是1928年蒋光慈为《太阳月刊》创刊写下的“卷头语”。“我是中国人，我的命运已经把我与我的行踪注定了。”“我应当归去，虽然我的祖国是那般地不好——”“我总是深深地相信着，光明的神终有降临的一日。”[11]1929年蒋光慈由苏联抱病回国又如是说。正是以此满怀浪漫的革命激情和理想，蒋光慈全身心地投入左翼革命文学的初期建设，共同参与和筹划了“左联”革命团体的酝酿诞生的全过程。
其次，浪漫、理想的革命文学家情怀遭遇了残酷的血与火现实，政治组织铁的纪律之规约，蒋光慈与“左联”的冲突和矛盾，聚集了一个特殊的年代文学团体变异和改造的信息。“左联”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蒋光慈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性格特点是，一方面他作为积极宣传革命新文学运动的上海大学教师，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的中坚组织者，党的上海闸北街道第三支部的成员，联络后期创造社、南国剧社，筹备成立“左联”，以及“左联”成立后的刊物编务和各种其他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据他的妻子吴似鸿后来回忆，那时“光慈在白天的工作，除了阅读，就是写稿”，“光慈在写作时，喜欢独自一个。如有人在他身边，他就写不出来，他马上把稿件藏进抽屉。”[12]而郭沫若对他的印象是：“光慈有一种奇。凡是见过他的原稿的人总会注意到它是被写得异常整齐，一个字的添改剜补也没有。”“光慈的为人与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却是很少见的”，“他的为人直率、平坦，不假虚饰，有北方式的体魄与南方式的神经”，“严格地说时，光慈的笔调委实太散漫了一点。”[13]与此同时，作家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左翼革命运动到了最为紧要的关头，阶级的斗争和党内的矛盾日益激烈，革命情势的逼迫，需要无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思想，放弃任何自我的得失。“左联”带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应运而生。对1930年前后党内出现“左”倾错误路线的思想和政策，蒋光慈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即革命队伍中流行“从事文学活动不是革命”的认识，过分看重飞行集会、撒传单等政治活动。从主观上看，基于他的人格和性格使然，蒋光慈对其妻吴似鸿说“既然说我的写作不算革命工作，我退党!”这一情绪带来的结果是，很快1930年10月20日，上海的共产党地下刊物《红旗日报》登出一条新闻：称“近来看见革命斗争高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随之加甚，蒋光赤遂开始动摇。”“——今蒋光赤之所为，完全是看见阶级斗争尖锐，惧怕牺牲，躲避艰苦工作，完全是一种最后的小资产阶级最可耻的行为，为肃清党内投机取巧动摇怯懦的分子，健全党的组织起见，遂开会决议开除其党籍；业经江苏党委批准。”从客观上了解，因长期的工作和写作的劳累，此时蒋光慈身体健康状况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他先是有胃病，后又患上了肠结核，到1931年再查出肺部结核已进入了第二期。他不得不需要休养。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的成立大会，蒋光慈正是因病未能出席。
再次，在主客观上，蒋光慈对参与其中的左翼革命运动爱恨交加，他受到党内开除处分给出的理由，是他在革命高潮时的动摇，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组织纪律的涣散，还有就是其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严重问题”。按照当年冯乃超所说“左联”在3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残酷斗争中杀出一条血路而生成。其意义是“中国以至国际革命之复兴”，“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化”，“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深化”。显然，欲强加于蒋光慈身上的“动摇”、“浪漫”、“涣散”，虽有特殊年代的政治语境，但多有不实之词。蒋光慈文学创作的“严重问题”之定量，多少更能够折射出“左联”团体在政治与文学中两难的生成困境。其一难，蒋光慈无论《新梦》、《哀中国》等的革命诗歌，还是《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咆哮了的土地》等小说创作，都不无典型地代表了早期革命文学的实绩。钱杏邨是这样评价的：《新梦》“这一部诗集在当时的产生不亚于送出了‘世界革命’的信号，使左倾青年能以把握得一条光明的出路。”而小说《少年漂泊者》“可以说是普罗文学的萌芽时代的一部实录，——‘革命时代的前茅’”。[14]正是通过蒋光慈的这些创作标志了中国左翼文学在世界革命中的“复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蓬勃崛起。这何尝不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所希望之目标呢!其二难，蒋光慈的《野祭》、《菊芬》、《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等小说创作，一方面被“左联”党组说成“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资产阶级化”，[15]一方面这些作品一度广为畅销，不仅有影响甚大的普通读者，而且有一批新文学创造者也积极地效仿，对革命文学创作实践具有积极的探索性。显然，面对“革命加恋爱”蒋光慈式的文学创作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当左翼革命文学刚刚兴起尚未有可供参考的样式，当作者自己也还处于革命文学迷茫困惑时，曾借助小说主人公(《菊芬》中江霞)的口发问：“继续从事文学工作呢，还是将笔丢下去拿起枪来?现在只有枪弹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还写什么小说干吗呢?”[16]而“左联”组织以党的话语迅速对文学做出上述政治化的判定，是针对严酷的政治斗争现实之权宜呢，还是“左联”革命团体与文学家之间的无奈之举呢!
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左联”革命文学团体既是文学与革命结合的必然产物，其本质又是一批热血青年探索人生“精神热恋”的归宿。过去我们十分强调“左联”的诞生是党在特殊环境下要求倡导“革命文学”的各方停止论争，而有了作家联盟的必然；或者很重视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对鲁迅所批评的“对于革命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17]这类作家的对号入座；而并不切实、具体地分析在浪漫文学与现实革命之间合理的精神联系，或者细致地找寻在浪漫与现实、文学与革命结合的背后丰富而复杂的某些历史细节。蒋光慈的个案正是作为早期革命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他身上的许多个人的独特人生经验和革命实践活动的感受体会，提供了“左联”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生成过程中最生动、最鲜活的精神元素，很值得我们珍视。
为此，我们可否得出这样几点文学史的再认识。第一，在特殊环境下生成的“左联”革命文学团体，“联盟式”的结构系统既是革命斗争的政治需要又是文学组织社会化革命化的必然。1931年蒋光慈被“左联”党组织开除现象，不是一个作家的孤立非常态现象，也并非简单归咎于党的极左错误路线的结果。同期的前后，作为党内领导的革命家文学家瞿秋白受到排挤，“左联”团体内被通报开除的也有五四元老作家郁达夫，青年作家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等。[18]细理他们被开除的缘由，在党内政治路线偏向引导下，蒋光慈明确表示过对“既然说我写作不算革命工作，我退党”之不满，并主动递交了“退党书”，而郁达夫、周全平等作家是并没有意识到因尊崇文学自由的行为方式，却被党组织定性为“投机和反动分子”、“叛徒”、“敌人”开除。“左联”面对残酷斗争必须有高度统一和整饬纪律，而自我独立、精神自由的文学家则表现出了理想和浪漫中的随性，乃至本能的逆反。这两者聚合中的冲突和矛盾，构成了“左联”团体生成中最真实的本真现象。蒋光慈现象的典型对文学自由的坚守，更表现了对独立人格的坚守。特殊环境下的被组织离弃，又反向说明这是一个团体的坚守而不是个人的行为，更何况是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举措呢?我认为蒋光慈虽然是革命团体“左联”一份子，但是他更强调自己的个性和关心的事物，而并不屈从于意识形态的想象。同样，参加“左联”团体联盟的是一批崇尚精神自由的文学家，但是他们更看重作家的革命意识、斗争的方式、统一化的组织，铁的纪律，以确保其与时代革命斗争的合拍，其组织机制明确“不是作家的自由组合”。由此，个体的背离和群体的裂变才是他们彼此关系的真正常态。第二，蒋光慈与“左联”的生成关系，最重要的是独创了调节其冲突矛盾的“革命加恋爱”之文学想象。依据丁玲言其早期《韦护》等作品不自觉地追随了“革命加恋爱”创作而掉进了“光赤的陷阱”，以及这前后出现了胡也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华汉的《地泉》等类似的一批作品，过往的文学史就有了对公式化、概念化的“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的批判，后来“拨乱反正”又有“革命加恋爱”是文学历史进程的“过渡性”创作现象之说。就蒋光慈“革命加恋爱”创作的内容考察，陈季侠(《野祭》)、江霞(《菊芬》)、丽莎(《丽莎的哀怨》)、王曼英(《冲出云围的月亮》)这些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或多或少有蒋光慈人生和生活的缩影，尤其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强化了“自传”的色彩。但是，这些作品最为本真的应该是，形象地揭示了一个特殊时代现代人单面或多面的人性真实和其扭曲人生、坎坷命运的自我思考，呈现了一个人的精神情怀和现实理性纠结的革命文学的原生态。他的小说创作《少年的漂泊者》中汪中一个人的成长的故事与《短裤党》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集体政治事件的纪实，可否说寻求的是一条文学与革命结合的平面图景，也反映了作家刚刚行进在革命文学时代的一种文学情怀和革命动机。这也包括了他《新梦》、《哀中国》等诗集里一些诗篇内容。但是，更真实的蒋光慈，是在他叙述的一个俄国贵族女子丽莎曲折的流亡经历和复杂人性中，在他描摹一位流浪诗人、革命文学家江霞面对漂亮的菊芬姐妹面对文学与革命的摇摆迷茫中，以及在一名现代女性王曼英病态人生和扭曲人性的抗争中，获得了最真实的立体展现。不时某个细节某个场景某个片段闪现了作家生活和心灵的真实自我，甚至可以与作家的日记《异邦与故国》对读。有意思的是，蒋光慈在创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时，试图通过地主之子李杰和矿工出身的革命者张进德的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革命叙事的圆满结束，完成他在经历痛苦后真实自我的又一次“涅槃”。但是小说写作中他已经被共产党开除，小说出版却是在他的身后，并且“刚刚打好纸板，广告一登出去，立即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停止出版了”[19]。蒋光慈文学创作中某些简单、粗糙，甚至幼稚的描写和记述，如同“左联”组织化过程中的某些二元对立革命简单化处理一样，都蕴含着合理与不合理的多重因素，需要冷静深思，仔细辨析。从这个意义上说，蒋光慈文学创作模式化的背后，“左联”团体行进中的革命化行为方式，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究。
第三，当陈述出蒋光慈与“左联”的多重复杂关系线索时，不只是“左联”成立和运作的过程中，蒋光慈自己独特的生活和活动轨迹，并非完全比对出一个新形态的革命文学团体“左”与“右”对立的转向，也不仅仅是文学史发现了一个蒋光慈创立的“革命加恋爱”创作模式。蒋光慈的个案意义，在于直射出1930年前后诞生的“左联”革命文学团体组织，完成了中国历史和革命在这个时期生命鲜活性、典范性和复杂性的建构。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曾引述：“历史的问题是意识的问题”，而又说“意识的问题是社会存在的问题”[20]。应该说蒋光慈与“左联”作为社会存在问题已经无可疑义，那么可以激发我们思考的是，由此建构的特殊“历史问题”和“意识问题”究竟是什么呢?一是“左联”在应对1930年代前后中国历史多重国际国内社会党派力量后，明确选择“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上，不允许它是单纯的作家同业组合，而应该是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21]。二是面对个性自由浪漫的文学与集团统一党性的政治之矛盾冲突，党员作家双重身份的蒋光慈多有困惑和痛苦，又确实疾病缠身，最终提出了退党。三是蒋光慈和“左联”之关系集中到一点构成文学与政治在一个特殊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各自做出的选择和坚守，正是他们的选择才有了文学史的丰富性。
“左联”团体对五四文学作家群体同仁性的超越，既有社会历史的推动，又有文学自身的提升。两重身份的蒋光慈典型地揭示了这一历史的超越，作为表现的文学他留下了文学史不可回避的“革命加恋爱”创作现象的存在。作为作家的蒋光慈无论主动退出还是被动开除，他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走进了革命时代的团体，而不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同仁社团流派。“左联”不仅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历史转折点上应运而生，而且是新的文学也在探寻、经历转型的时候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历史的原貌、作家的本真，均不可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复原。借用蒋光慈当年“自题小照”诗的表述“是我，非我；非我，是我；且把这一副/不像他，不像你的形容，当做真我。”[22]这就是蒋光慈怀着革命的“新梦”，走进“左联”的最真实的自画像，“左联”这一特殊的革命文学团体，也可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