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消费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我国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消费函数的研究
1.臧旭恒在《中国消费函数分析》中的研究。臧旭恒对消费函数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中国消费函数分析》一书。在该书中，作者指出了研究消费函数的意义，给出了研究的方法和基本思路。作者在对有关消费者行为假定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消费者行为做了研究。进而以一定的消费者行为假定为前提，作者对1978年以前及1978年以后的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进行了计量分析。
作者认为，1978年以前，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比较接近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即居民的现期消费主要取决于现期收入。 从而， 他把1978年以前的中国消费者视为受束缚的、短视的、原始的消费者，而把1978年以后的消费者视为是攀附的、 具有过渡性前瞻行为的消费者。 1978年以前的中国消费者的行为虽近似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但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很少有消费选择自由。而1978年以后，由于消费者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消费者的行为开始改变。中国1978年以后的消费者由凯恩斯所假定的原始的消费者向新古典理论的消费者转变，其前瞻行为逐渐形成。同时，在改革的特定环境中，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开和各种新的、较高档次的消费品的涌现，消费者之间的攀附行为得以强化。作者认为，1978年以后的中国消费者行为是攀附的、过渡性的前瞻行为。
2.贺菊煌在《消费函数分析》中的研究。贺菊煌研究员在《消费函数分析》（与其他人合作）一书里估计了我国的消费函数。他虽然没有明确对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研究，但研究消费函数是以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为基础的，并假定“人们以近期收入水平作为未来收入水平的预期”。说明他认为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符合生命周期函数里对消费行为的假定，即居民消费行为是前瞻的。
该书以生命周期假说为理论依据，在采用生命周期假说的前提下，通过对消费函数的研究，得出了有关结论。首先，作者的研究表明，工资增长率、人口增长率的变动对储蓄有较大的正影响，二者的影响程度大体相等。其次，资产收益率变动对储蓄率有正影响，其影响程度显著地小于工资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变动对储蓄率的影响程度。第三，现收现付制度养老保险对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影响。第四，退休年龄变动对储蓄率有较小的负影响。第五，遗产在资本积累中作用的相对大小，与经济增长率有关。经济增长率越高，遗产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越小。第六，中国居民储蓄率之所以比美国居民储蓄率高很多，是因为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率较高、时间偏好率较低、社会养老保险程度较低。
总的来讲，作者在生命周期假说基础上对我国消费函数的研究，具有一定深度，对分析我国消费不振、启动内需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这项研究建立在生命周期假说基础上是否恰当，有待进一步探讨。鉴于目前中国消费者正处于经济体制变革中，其消费行为恐无法用生命周期理论来涵盖。
3.余永定、李军在《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中的研究。余永定、李军在《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中对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做了研究。如他们认为，西方传统的消费理论无法说明中国消费者的行为特征，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中国居民不是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其消费支出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中国居民一般是集中力量实现当前阶段效用的最大化，而较少考虑未来阶段的消费和效用最大化，这种“短视”行为是由于以下的一些因素造成的：未来长期目标的不确定性；信息的缺乏；体制方面的制约等。他们认为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消费者生命的不同阶段中一般都存在一个特定的消费高峰，以及一个相应的储蓄目标。由于没有私人消费信贷市场，个人的消费支出几乎完全要靠自己的收入来支付。这就决定了人们必须在每个阶段都要为迎接相应的支出高峰而进行储蓄，以便在未来的支出高峰时使用。
作者以上述观点为前提，运用以选择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推导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消费函数，并根据实际统计数据做了相关检验。作者据此得出的结论是，要刺激消费最重要的措施是使居民产生通货膨胀预期，其次是使物价水平上升。作者在该文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但是有关分析结论值得进一步商榷。他们在构建居民消费函数时，只考虑了企业内的工人，而对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尚未涉及，这就难免有偏颇之嫌，因为不同的群体其消费行为可能有较大的差异。
二、关于消费者行为的研究
对消费行为的研究是整个消费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学者们对此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袁志刚、宋铮在《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我国经济增长》一文中，从消费行为变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角度对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改革前后收入过程的变化导致了人们未来预期的改变，从而使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并进而改变了城镇居民的消费轨迹，而消费轨迹的改变则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
贾良定与陈秋霖在《消费行为模型及其政策含义》一文中，从是否存在消费信贷的角度对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在该文中，作者分别研究了无消费信贷和有消费信贷两种情形下的消费者行为模型，阐释了消费信贷对消费者行为发生作用的机理，并结合现阶段我国的国情，探讨了当前消费信贷的政策及其有效性。作者提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表现出收入、信贷与文化三方面的效应。作者认为，首先由于我国信贷消费尚不发达，目前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还是要依靠增加商品有效供给、提高居民收入以及提供居民相对稳定的收入与支出预期；其次，在保持节俭的同时，应大力倡导小康消费文化，同时反对铺张浪费；最后，为发挥消费信贷的作用，应采取“低信贷利率、低商品价格和低进入壁垒”的“三低政策”以启动消费信贷。
三、关于消费倾向的研究
一些学者对我国近年来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给予了关注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袁志刚与宋铮的《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文献之一。作者在考察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交叠世代模型的基础上发现，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是导致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与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储蓄率并不是社会最优储蓄率，降低储蓄率很可能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加速的影响，城镇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不看好，不得不提高储蓄中预防性储蓄的比重。为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作者认为应尽快建立市场化社会保障制度，改变居民长期支出不确定性的预期。只有在长期消费支出比较稳定的情形下，居民才会根据其收入理性地分配其近期与长期消费支出，否则任何降低居民储蓄、刺激消费的政策都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在这里还应注意的是，刘建国在《我国农户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分析》一文中对农民消费倾向偏低现象的研究。作者在分析消费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农户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作者认为，农户收入的不稳定性、流动性约束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等因素，决定了农民收入的不稳定，以至于其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农户消费倾向偏低明显不利于扩大内需，为提高农户边际消费倾向，作者建议首先应为农户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其次要为农户提供必要的而又良好的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最后还要为农户提供良好的消费环境。
四、关于消费的流动性约束的研究
近年来理论界对流动性约束与我国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做了一定的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叶海云的《试论流动性约束、短视行为与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关系》以及万广华的《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
叶海云在《试论流动性约束、短视行为与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关系》一文中，从国情出发建立了一个“短视消费模型”，讨论了边际消费倾向与短期储蓄目标的关系。作者认为，造成我国目前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是消费者的短视行为与流动性约束，并根据其短视消费模型说明了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的原因。作者指出，消费者的现期消费水平是由现期与最近的将来的总收入的折现值与储蓄目标决定的，消费者由于不能以一生为时间跨度规划消费，只能规划现在与“最近的将来”的消费，因而呈现出一种短视行为，而由短视行为决定的消费者一生的消费路径一般不会是最优的消费路径。基于此作者认为，如果改善市场经济环境，提高消费者对未来的经济信息的了解程度，将能够提高全民的福利。
这篇文章为消费启而不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但它过分强调了短期储蓄的作用，而对影响消费的收入水平与收入差距问题未予涉及，而且也未能注意到在经济体制变革的过程中我国消费者已逐步趋于理性化的事实。文章强调流动性约束对于消费的制约作用无疑是正确的，而过于强调短视行为则可能忽视了真正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关键因素。
万广华等在《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一文中，对中国居民消费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通过对霍尔的消费函数及其扩展模型的检验，分析了流动性约束与不确定性在中国居民消费行为演变中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流动性约束型消费者所占比重的上升以及经济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大，造成了中国目前的低消费增长和内需不足。而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则进一步强化了两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导致了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率的同时下降。
五、关于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的研究
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家庭是根据持久收入而不是根据本期收入来决定消费水平的。当本期收入高于平均值时，他们倾向于把差额储蓄起来，当本期收入低于平均值时，他们往往动用储蓄或举债，以便使消费在生命周期内平滑，即家庭对稳定消费的偏好胜过对不稳定消费的偏好。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解开了所谓的“消费之谜”，说明凯恩斯消费函数中的本期收入和当期消费之间的联系是很脆弱的。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将理性预期方法应用于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在效用函数为二次型并且时间偏好等于利率时，消费与滞后的收入变量无关。但弗莱文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消费与劳动收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于是弗莱文把这种现象称为“过度敏感性”。其后又有许多西方学者使用总体资料所做的实证研究发现，消费对本期收入有过度敏感性。对总体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的解释，有以下几种：统计中的加总误差、消费者的短视、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流动性约束等。
王合绪、夏阳在《中国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分析》中以上述西方消费经济学中的过度敏感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为基础，对我国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进行了分析。作者从对我国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与流动性约束的计量检验出发，证实了过度敏感性的存在，并进而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作者提出，为了降低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启动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我国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促进消费方式的转变。其次，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使有关改革尽快到位，做好下岗工人的再就业工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服务业，提高就业率，缩小贫富差距。再次，要调整企业经营战略，完善投资创业环境。
六、关于收入分配与消费的研究
收入分配无疑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相关的文献也比较多，袁志刚与朱国林的《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以及杨天宇的《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篇。
袁志刚与朱国林在《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中认为，收入分配会影响总消费，合理的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政策有助于提高总消费，其中遗赠储蓄可能是影响这种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而生命周期储蓄则与此无关。作者认为，中国人具有更强的遗赠动机，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统观念，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至今尚未开征遗产税，使得遗赠没有任何成本。为了促进消费，作者建议，首先要开征遗产税、赠予税、高消费税。其次，提高目前个人月收入的800元的所得税基准， 提高其累进程度。再次，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第四，增加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义务教育和农村教育的投入。第五，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开放投资渠道，使更多的民间储蓄转化为投资。最后作者指出，应进一步研究不同的收入再分配方式对总消费的不同影响，以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
杨天宇在《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一文中构建了一个从收入分配角度解释宏观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现象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首先，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与城乡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导致消费不足；其次，消费需求不足决定投资需求不足；再次，由于消费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导致的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使得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功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作者进一步提出，上述结论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机制“乘数作用”，由于未考虑收入分配在有效需求不足中的作用，不但使它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且不能根治有效需求不足。所以，理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多范围、多角度的，不能像凯恩斯主义那样只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而忽视政府的其他经济职能。传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仅限于政府调控职能的范畴。作者由此得出结论，现实中理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政府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收入分配调节政策、资源配置政策（如利用国有经济控制社会再生产中的关键环节）的结合体。
七、简要的总结与评论
我们认为，消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生命力不仅在于其研究对象的重要性，而且在于它能否使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传统的消费范畴、解释现实中的消费现象，是本文所评述论著的突出特征，也是我们选文的重要标准。我们坚持认为，消费经济学只有融入“主流”，才能永褒青春，用主流的研究方法研究现实的消费问题，解释纷繁复杂的消费现象是消费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从概念到概念、从观点到观点式的研究已经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