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部门的自由化进程与贸易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论文,中国论文,进程论文,部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贸易部门有多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部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发展。在80年代初以后的10年，中国的贸易几乎以两倍于世界贸易的速度在增长。在80年代，中国的外贸以每年平均11.5%的速度增长，进入90年代，外贸的增长速度更快。1990-1996年的贸易增长速度高达18%，这种高增长的贸易使中国的贸易部门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和份额快速提升。实际上，中国在1992年以后已连续5年保持了世界第10大出口国的地位。
贸易的高速增长使贸易额迅速扩大。1978年，中国的贸易总值为200亿美元左右，而到1996年，已达到近2889亿美元，是1978年的近14倍，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0.9%上升到3%。由于贸易部门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所以，改革开放以来贸易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
资料显示，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变化模式基本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部门的迅速扩张模式。以1994年为例，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达46.6%，显然已大大高于同年美国17.8%和日本14.7%的水平。不过，对很多经济学家来说，这似乎又是令人费解的。难道中国的贸易部门就相对水平来说已大大超过美国和日本了吗？看来，对中国贸易依存度需要做些理论分析。根据定义，贸易依存度是进出口值与GDP的比率，二者都是用人民币计算的。但是，这个比率的增长可以既由按美元计算的贸易值的增长引起，也可以由美元相对于人民币的升值引起。于是，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之所以在80年代中期以后大幅度上升，主要是因为：
1.中国在8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出口促进的贸易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出口补贴和较高的出口退税率等。出口促进政策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人指出，中国80年代以来的贸易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属于“再出口”贸易的增长(Chai,1997)。“再出口”贸易是指出口加工贸易，在这部分贸易中，出口增长与进口（原材料）增长是同步发生的，因此它会夸大中国的贸易依存度。
2.人民币对美元的官方汇率从1984年起一直处于上升（贬值）趋势。198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官方汇率为2.32元，1987年为3.72元，1990年为4.72元，1992年为5.51元，1993年为5.76元。1994年外汇汇率并轨后又贬值为8.62元。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平均每年贬值10%以上。人民币汇率的贬值也会部分地“夸大”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乔超，1997）。
另外一个对中国贸易依存度表示费解的经济学家是拉迪(Lardy,1994)。他认为，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过高看上去似乎意味着中国已经有“太多”的贸易了，这显然不符合人们的直觉。根据他的观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过高是由于使用官方汇率计算的中国GDP的美元值严重低估了中国实际的产出值。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来重新估计中国的GDP，那么中国实际的GDP将是按官方汇率计算的3倍，这意味着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将为现在的1/3。例如，1990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的GDP约为12500亿美元，贸易值为1155亿美元，那么贸易依存度仅为9%左右。如果按照另一种估计值即人均GDP为2598美元来计算，1990年中国的GDP总量约为29000亿美元，贸易依存度则仅为4%。
不管怎样，有一点肯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贸易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规模和地位有了非常快的提高。由于贸易部门的扩张和增长，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才有可能显著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年来排居世界贸易的第10个大国看来是不足为怪的。
中国贸易体制的改革与自由化进程
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改革及市场化进程类似，中国贸易部门的自由化进程也是从三个方面开始的。一方面，在贸易部门实行局部的自由化改革政策，放松对进入贸易部门的管制，逐步打破国家对贸易部门经营活动的独家垄断格局，培养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在外贸企业进行“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革，通过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改善外贸企业的经营绩效，提高外贸企业的“生产力”。第三，同时进行了外汇管理体制的市场化的改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对外经营方面的进口经营权被授予十几个国家级的外贸专业总公司及所属口岸分公司。每个总公司按严格分工负责一类产品的经营，包括进出口贸易的对外谈判、签约和履约等，其它任何企业和机构均无权经营外贸业务。在外贸的对内经营方面则实行出口的收购制和进口调拨制，生产单位对出口商品的价格、盈亏不承担责任，用货部门不同外商发生合同关系，不承担进口品的质量和效益责任。在外贸管理体制方面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外贸计划取代关税、进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等措施，成为调节进出口的唯一行政手段。与其它价格一样，汇率作为一种价格只是一种核算工具和手段，对进出口并不发生影响，国内价格体系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处于隔离状态，企业不受国际竞争的压力。建立贸易国家统制的目的有二，一是通过计划管制防止国际价格通过贸易渠道干拢国内计划价格；二是使所有出口收汇和进口用汇权集中在中央政府，降低经济的组织成本（王新奎，1993）。
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外贸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显然是相一致的。计划经济的模式在贸易部门的体现就是贸易企业在计划的指令下尽力追求各种数量指标的完成而缺乏“生产力”。当中国于1979年开始对计划体制的结构进行全面改革时，贸易部门的市场化进程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80年代初以来，中国在贸易部门开始了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导向的改革进程。根据刘振亚(1988)的研究，贸易部门的改革主要有：
1.放松对贸易部门的管制，允许新兴企业进入贸易部门。国家将对外贸易的管制与经营权力下放到省一级，允许省政府成立自己的外贸公司在本省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省政府对国家外贸公司在当地分公司的外贸活动予以管辖。大型企业可以不通过外贸公司进行外贸自营业务。经过改革，外贸公司的数量从1978年的14家增至1984年的1000多家、1990年的6000家和1996年的10000家以上。
2.将外贸计划予以削减，宏观外贸控制由直接命令型转向间接指导型。1979年以前的出口计划涉及3000多种商品，1982年降到199种，1994年进一步削减到100种左右。1984年建立了指导性计划制度，要求各省完成由计划部门下达的以美元计价的年度出口任务。计划进口也由80年代初占总进口的90%以上降到1988年的40%左右。建立进口许可证制度，以取代原来的指令计划。
3.推行了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1987年外贸部对所属专业总公司实行出口承包制，承包内容包括出口总额、出口商品换汇成本和出口盈亏总额，实行超亏不补、减亏留用、增盈对半分成，并按三项指标完成情况兑现出口奖励，同时适当扩大承包单位的经营自主权和业务范围。从1988年起，承包制在全国推广，国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如放宽外汇管制，实行彻底的出口退税和取消中央财政的出口补贴等，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各方扩大出口的积极性。
4.外汇体制方面。1979年建立了外汇留成制度，规定中央外贸企业可以获得超过1978年出口收入的那部分外汇的20%，地方外贸企业可获得40%。开始时留成外汇不允许交易，1980年建立外汇调剂中心进行有限度交易，但政府对外汇调剂价进行控制，1985年允许进行1美元外汇额度总换1元人民币的试点，1988年全国各省份都建立了外汇调剂中心，并允许调剂汇率浮动，并于1994年完成了人民币的汇率并轨。
另外，在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方面也开始了实质性的进程。1978年以来，政府在通过不断的贬值和不断利用市场力量来决定汇率等手段寻求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人民币的贬值最初采取了双轨过渡的方式。一方面保护人民币官方汇率的不变，但是在1981年1月1日起引入人民币的影子汇率（亦即“内部结算价”）。它是依据出口换汇成本计算出的汇率，当时定在1美元等于2.8元人民币的水平上（官方汇率仍为1.75元人民币等于1美元）。自然，内部结算价的存在对贸易企业来说实际上等于使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50%左右。自80年代中期，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也逐步调整。1985年，原来的双轨汇率开始并轨了。1美元被确定为2.94元人民币，实现了官方汇率向内部结算汇率的“合拢”。从此，人民币的市场化进程开始加快了。到1993年，官方汇率已跌到5.76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与此同时，人民币的有效汇率随着1985年许多外汇调剂中心对外汇额度的自由交易而逐步得以确定。到1994年，条似乎已经成熟，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通过将官方汇率与外汇交易中心的市场汇率并轨而终于实现。
贸易模式的变化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贸易部门的自由化进程对中国贸易结构，特别是出口品的结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依据贸易理论，我们应该可以推测，随着中国经济和贸易部门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和贸易的战略模式将逐步体现由市场力量决定的所谓“比较优势”的特征。这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贸易部门和贸易企业的激励和行为，贸易部门对效率或“生产力”的追求会逐步改善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使贸易模式逐步反映资源的结构或禀赋。
总体来说，中国在改革以来的贸易模式呈现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的贸易模式特征，也就是说，贸易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依存度较高。
农业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改革开放以来逐年下降。这两种出口产品的比重下降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变得十分显著。另外，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类出口产品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1986年以后开始获得较快增长，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也同样在1986年开始逐年提高，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模式。
在进口品的结构变化方面，主要的变化是农业密集型产品在比重中大幅度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品成为增长最快的进口品，到1994年，资本密集型产品已占到全部进口的65.7%。
进口品结构的这一变化似乎更符合人们对中国贸易模式变化趋势的预期。但是在出口品方面，资本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在1986年以后的迅速提高似乎是出人意料的。拉迪的研究认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有显著的提高，原因是中国电子设备出口增长较快，从1985年的2%上升到1990年的11%。从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3)的数据来分析，中国电子设备的出口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电器和电讯产品，如黑白电视机、收音机、电话以及洗衣机、空调和冰箱的出口增长较快。但对于这一类电子设备产品来说，拉迪认为，虽然看上去它们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可大多数中国电子产品的生产仍是基于对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加工和组装，进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这类出口实质上仍是劳动密集型的。因此，总体来说，拉迪认为，中国出口与进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已使中国的贸易模式更加贴近于它的比较优势，而这种贸易模式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由不断增强的市场价力量和贸易部门内部的市场竞争。
不过，也有人认为，中国出口品结构或出口贸易模式比进口结构表现出更大的变化这一事实可能表明中国已经开始了比较优势的转变过程。甚至有人认为这个过程在中国比在其它东亚经济来得早，按照澳大利亚——日本研究中心的研究，中国出口贸易模式的变化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不完全是一个统一的经济，而是一个由资源差异和比较优势差异的各个省地经济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市场是被较高的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壁垒分割的，因而总体贸易模式的变化更多地是由沿海发达地区而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比较优势决定的。
关于机电产品的出品增长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贸易模式偏离了比较优势所决定的方向，在经济学界近来是有争论的。在最近的论文里，卢荻和托马斯·陈(Lo and Chan,1997)对拉迪的上述解释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的，它忽视了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以及政府的产业政策对贸易增长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不是因为生产这类产品仍然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而是因为中国享有了生产这类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两位作者考察了中国的制造业结构与出口产品结构的差异，他们发现，在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等这些出口扩张的部门，在制造业产出中的比重却在下降；相反，机械和电子工业的产出比重在改革以后明显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始于1988年，这说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不能用标准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他们的解释是，尽管在1988年之前机电产品的生产即呈增长态势，但生产的成本却因为规模不经济和大量依赖进口零部件而十分昂贵。在1988年以后，特别是在经历了1989-1991年的经济衰退之后，中国在生产机电产品主面的竞争优势开始形成，其原因主要有：(1)产业政策的扶持和进口技术的本土化；(2)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产业组织的重组（合并、兼并等）；(3)竞争和微观激励的改善；(4)国内需求规模的增长。虽然，我们必须指出卢荻和托马斯·陈所使用的理论及方法涉及到工业化战略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用比较优势理论能否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静态的配置效率改善能否导致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竞争优势或是比较优势在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增长方面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迪仍然坚持比较优势学说，为此，他把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归因于中国仍在进行出口加工类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卢荻和托马斯·陈则放弃了比较优势学说，用竞争优势和规模经济来解释中国1988年以后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在这里，他们似乎正沿着“新贸易理论”的逻辑来解释中国贸易模式的转变。
事实上，把贸易模式与市场结构联系起来的确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贸易模式变迁的有益视角。根据新贸易理论，在完全竞争的部门，比较优势是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而在垄断竞争的部门，规模经济或竞争优势则是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根据盛斌(1996)对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市场结构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对许多制造业部门的市场结构与行业的贸易模式做进一步的验证工作。
在纺织、服装、塑料、建材等行业，比较优势是这些部门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而在交通设备、电气机械、电子通讯和仪器仪表等行业，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应是这些部门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这是又一个可能的解释。
贸易条件的变化：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
有关资料显示，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贸易条件虽然呈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总体趋势是下降的，例如，1992年与1980年相比，贸易条件恶化了14%；而如果与1982年相比，1992年的贸易条件恶性化了近19%。那么，这种贸易条件的恶化趋势是否如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中国正在经历着所谓的“贫困化出口”呢？是否意味着中国从其贸易部门的扩张与发展中所获得的利益正在出现逆向变动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知道，“贸易条件”是由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率表示的。为了深入地分析中国在出口增长过程中是否出现“贫困化”趋势，我们首先需要看看中国的出口增长是否会影响它的出口品价格。这个问题同时又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因为通常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促进出口增长和迅速扩大其贸易部门可能会相对压低它们实际上所能得到的出口品的价格，导致“贫困化出口”的结果。也许中国的贸易发展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根据世界银行1993年出版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趋势》(Economic Trends in Developgin Countries)提供的数据，中国所面临的进口品价格指数在80年代中期以后上升得相对更快些，显然这是贸易条件“恶化”趋势的原因。不过，中国的出口品价格指数在1985年以后也是呈上升趋势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出口品价格指数的上升是在中国的出口规模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发生的。资料显示，中国劳动密集品和资本密集品的出口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远比中国的全部出口所占世界的比重来得大。这说明，中国的出口更加集中在制造业部门，特别是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品方面。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的外贸改革：迎接90年代的挑战》(Ch-ina Foreign Trade Reform: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1990s)报告中提到，1985年，中国的旅游品和手提包的出口占世界同类出口的比重为12.3%，而到1990年上升到30.6%；1990年，中国的玩具和服装出口占世界同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22.3%和14.4%。在中国的出口规模如此增长的情况下，其所面临的出口品的价格指数仍然是呈上升趋势的，并未显示出如人们一般所预期的“贫困化出口”趋势。
从进口方面来看，中国的进口远比出口分散化得多。这似乎意味着，在世界市场上，中国是进口品的“价格承担者”(Lardy,1994)。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面临的进口品价格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案例并不支持这种假说。
外商直接投资、特区与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FDI)进入中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1979年中国颁布了合资企业法并于1979年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1980年在福建省的厦门市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从此，开始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进程，但实际利用的外商投资数额并不大，每年平均几百万美元，在1984年之前并不超过10个亿(lardy,1994)。1984年以后，外商投资稳定增长。在1989-1990年，外商投资几乎没有增长。然而从1991年开始，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较快，到1993年，中国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达260亿美元，占流向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的1/4，成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资接受国(World Bank,1993)。
1985年，几乎一半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上是香港和澳门在大陆的投资，其次是美国和日本，到1989年，除了香港资本为主以外，台湾也是大陆利用外资的另一个主要来源。从形式上看，外商投资主要采取合资和合作，其次是加工贸易和补偿贸易。进入90年代，外商独资和合股企业的数量开始增长。1994年，香港和台湾的投资约41%采取了合股经营，约38%采取了独资形式(Chai,1997)。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部门来看，制造业在1990年以后成了外资流入的重要部门。1985年之前，外资集中于服务业，特别是房地产、宾馆和旅游相关的项目，但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指导，也巧遇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转移的需要，大多数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制造业部门。另外，根据有的学者对经济特区的研究，在深圳和珠海，制造业部门占当地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达2/3以上，即使在海南和厦门这两个旅游城市，制造业占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也分别达到48%和43%(Wall,et al,1996)。
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外商直接投资都是出口导向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在90年代上升到1/4以上，成为中国出口的一大主力军。从经济特区来看，90年代以后，特区的出口增长加快，尽管深圳的出口在1990-1991年有所下降，但很快又开始重新增长。从特区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来看，香港是主要的目的地，但多数来自特区的出口将在香港转移再出口其它国家；其次是日本和美国。尽管早期在经济特区大多数出口贸易采取加工贸易的形式，但加工贸易的比重于后来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反映出中国在贸易模式上所经历的变化。虽然在深圳和珠海，加工贸易的比重似乎仍较高，1991年分别达27%和23%，但在其它特区，这一比重并不大，即使从全国水平来看，1991年，加工贸易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也仅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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