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中共与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关系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方地区论文,述评论文,大革命论文,中共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2692（2000）03—0048—06
关于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运动的一系列问题，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地区，而对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情况的研究则颇为不足。而实际上，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在这次大革命洪流中，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作用。本文拟就中共与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关系等问题作以初步探讨。
一
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的迅速壮大，直接促成了北方地区国共合作与统一战线的迅速建立，并为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开辟与推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上、干部上的保证。
国民党一大召开后，中共北京区委便本着国共合作的原则认真贯彻大会精神，并依据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同志们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同志们为之创设”的指示精神，（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在李大钊等人领导下，许多党团员、干部以个人身份纷纷加入国民党，并以国民党组织或国民党特派员等身份，积极帮助国民党在北方地区改组和建立各级党部，发展党员，开展工运、学运、农运等各项革命活动，宣传国民革命精神。经过这些共产党人与进步的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国民党在北方地区的各级党部迅速建立起来，而这些各级党部大都是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为骨干的，其中许多省、市各级党部的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于树德，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的于方舟、李永声等等。
1924年4月，在中共的大力帮助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 李大钊、于树德、何孟雄等中共党员参加了执行部的工作，并在其中负实际领导责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建立，为北方地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开辟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并进一步推动了北方各地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在中共北京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下，同年7月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亦宣告成立。中共党员范鸿劼、 陈毅、李国瑄、刘清扬等曾在市党部中担任领导工作，而于树德则是市党部的实际负责人。鲁、晋、绥、热、察、内蒙、陕等省区的国民党党部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也于1924年—1926年间相继成立。由于中共党团员的积极工作，国民党“已经上了一条政党的轨道，已经有比较严密的组织与纪律，已经慢慢地取得民众的同情与信仰，在数量质量都表现长足的进步”。（注：《政治生活》第47期，1925年8月19 日.）截至1925年10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所辖的东北、华北、西北15省区，党员人数已达14000多人。（注：国民党“二大”大会日刊[N].第10 号，1926年1月11日.）
为了壮大组织队伍，扩大国共合作范围，并进一步推动北方各地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中共北方地区的党组织在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的同时，在李大钊等领导下亦着手进行北方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和领导工作。由于正确执行了革命统一战线政策，中共北方各地的党组织得到迅速壮大，并成为北方各地国民革命运动开展与推广的坚强领导核心。据统计，党员人数从1924年3月的75人发展到1926年7月的2069人。（注：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 年版，第22、41页.）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针对今后党的组织发展问题， 曾明确指出，对唐山、天津、山东等地应“特别注意”，同时对尚无党组织的东三省、河南等地的工业区及大城市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380页.）会后，中共北方地区党的组织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逐渐地把活动的视野放宽，以北京为基地去开辟和发展各地党的组织。对山西、三特区（热、察、绥）、内蒙、东三省等广大地区尚无党组织或组织力量还很薄弱的重要城市、乡村，都设法调派干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教书或其它职业作掩护，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经过这些干部、党团员的不懈努力，革命的种子迅速撒遍了北方各地，党的力量和影响亦日益扩大。1925年10月为了适应国共合作以来急速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加强对北方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改组了北京区委，成立了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中共北方区委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北方党组织工作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1927年2月，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北地区党组织和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陕甘区委，直接领导西安地委、绥德地委、三原（渭北）特支、赤水特支、甘肃特支等党的组织。这对该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起了极其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
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共党团员的积极工作，北方地区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很难得以建立、巩固和发展。如果没有中共党组织的迅速壮大，北方各地的国民革命运动也很难得以迅速开辟和推广。在运动中，中共党团员一直处于领导斗争的最前沿，并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其中，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二
中共积极组织与领导的北方各地民众运动，在舆论和实践上大力宣传国民革命精神，深化了国民革命的主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扰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和后方阵线，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迅猛展开，进而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
国共合作建立以后，为了宣传国民革命精神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在进步的国民党人的积极配合下，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积极地组织、发起和领导了一系列民众运动。这些运动波澜壮阔，汇成了一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并有力地促进了北方各地的革命斗争。使国民革命的影响迅速地从中国南部扩展到中部和北部，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中心，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
1924年7月，在中共北京区委和北京地委的领导下， 北京各界民众团体便成立了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中华学生废约同盟会，强烈要求废除帝国主义对华之一切不平等条约。从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运动。11月19日，北京学联、《政治生活》周刊社等50多个团体又组成了争自由运动大联盟，强烈要求北京军阀政府废止《治安警察法》、《出版条例》等4项法案， 进一步推动了反帝反封建斗争。11月22日，为了给民众运动指明斗争方向，中共北京区委发表了《檄告国民》，指出：“只有国民议会才能解决现在的时局，只有继续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军阀之压迫才能取得中国大多数人民之自由，”号召人民起来举行国民会议以定国是。（注：政治生活[J].1924年11月30日第23期.）与此同时，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纷纷被派赴北方各地，进行宣传活动。一时北方各地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1925年3月1日，酝酿已久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各界、各社会团体云集北京。京、津、鲁、吉、奉、察、绥、内蒙（乌、伊两盟）等北方各地均派出了代表参加。此次盛会给段祺瑞反动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并进一步传播了国民革命之精神，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形成。这次盛会的召开，与中共北京区委及李大钊等人的坚强领导是分不开的。出席会议的代表中共党员占1／3以上，并在会议中组建了党团。孙中山逝世后，国共两党在北京又联合发起了30万人参加的悼念活动，形成了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运动，极大地鼓动了人民群众参加国民革命的积极性，扩大了反帝反卖国政府的革命统一战线。
“五卅”惨案发生后，北方各地掀起了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高潮，给帝国主义、北京军阀政府以及东北奉系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在斗争中中共党团员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1925年6月5日，北京学界、工界、商界、新闻界480多个团体为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成立了“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强烈抗议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并举行游行示威。到6月底， 北京各界参加游行抗议活动的人数达近20万人次。此时，北方其它各地的民众革命斗争，在中共各级组织的领导下也日益高涨。“五卅”惨案爆发后，中共绥远工委即在归绥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斗争，前后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尤其是在东北，久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东北人民，在中共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爆发了东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群众性反帝斗争。斗争几乎席卷了东北大、中、小城镇。在奉系军阀统治中心的奉天、日本帝国主义严密统治的旅大，反帝斗争气势更是空前高涨。此外在声援“五卅”运动不断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曾遭受沉重剥削和压迫的北方农民，亦展开了抗税抗捐或减租斗争。京郊、京东、 陕南、 豫北均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农民斗争。1925年夏秋，以顺义为中心的三河、宝坻、平谷、密云等京东各县广大农民群众掀起的声势浩大的抗税斗争，则更是“最近北方革命怒潮中可注意之一点。”（注：向导[J].1926年1月21日，第143期.）
在全国反帝反奉运动的影响下，11月23日，奉系将领郭松龄在滦州倒戈反奉，冯玉祥国民军亦乘势进攻，河北、北京等地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北方区委及时分析了当时北方的政治形势，于11月28日慎重而积极地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段祺瑞反动政权、建立国民政府的“首都革命”运动。参加这次斗争的有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计5万余人，充分显示出北京群众革命斗争的情绪和力量。 “首都革命”虽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这次斗争却对革命队伍作了一次大检阅，更是“北京民众代表全国民众夺取政权的试探”，（注：政治生活[J].1925年12月1日第59期.）对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发起和领导的这些民众革命斗争与以往相比，明显有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斗争目标明确，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建设国民政府”等口号，使国民革命精神深入人心。在斗争中，以中共党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为骨干成立了工会、农会、学生会、反帝国主义大联盟、非宗教同盟等进步团体。“首都革命”前后，更是组织了领导群众起义的指挥部，拟定了行动计划，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并按军事编制组成了工人保卫队、农民自卫队、学生敢死队、救护队等等，使群众的组织程度发展到了很高的形式。第二，波及的地域宽，参加阶层广。这些民众革命斗争不仅仅限于北京、天津、哈尔滨、奉天等几个大城市，而且涉及到张家口、榆林、烟台、顺义、岫岩、柳河等中小城市和一些偏僻地方的乡镇。而其中北京的群众斗争成为北方各地斗争的旗帜和楷模。参加斗争也不仅仅是青年学生，而是出现了各阶层群众积极参加的局面，如工人、农民、市民、商人等均参加了斗争。第三，运动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久。如在声援“五卅”运动中，北京成立了由480 多个团体组成的“北京各地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声援“五卅”的斗争，持续时间长达3个多月之久。 他们召集的国民大会，有时达30多万人之众。这些均是国共合作前所无法想象的。
可见，北方各地民众的革命斗争虽然不能与同期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相提并论，但在传播国民革命精神、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以及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等方面，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容低估的。
三
中共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北方地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不仅为南方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和国民革命军北伐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和人员，而且还及时传递了大量的社会、政治、军事等情报和信息，有力地支援了南方地区的国民革命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国共合作之初，急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急需大批干部。为此，1925年秋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创办党校，担负轮训干部任务。党校虽然只办了两期，但毕业后学员分赴北方各地及广东革命根据地，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各地群众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为了培养革命军事人才，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积极动员北方地区广大青年报考黄埔军校，并选派干部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11月，中共北方区委指示直隶、京、津等地党团组织迅速派人参加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黄埔军校学习。各地党组织便立即派了一大批人员南下广州受训。次年春，中共豫陕区委也选派人员赴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仅毛泽东主持的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直、鲁、豫、热、察、绥、 陕、奉北方8省区的学员就达109人，（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占学员总数的1／3 还强。这些学员不仅学习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农民运动的知识，还接受了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并直接支援了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
1926年初，随着南方地区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国共两党在北京的一些重要领导骨干纷纷南下。据1月9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发表的公告称，本党部现“离京及去黄埔军校者786人”。 （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M].北京：北京出版社，第608页.）特别是“三·一八”惨案后，北京处于段祺瑞、 张作霖的血腥统治下，白色恐怖十分严重，而当时南方又急需革命干部。为了保护干部和促进南方革命高潮，中共中央普通知北方区委，要求选派五六十名南方籍干部回到湖南、广东、上海、四川等地，支援那里的斗争和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为此，中共北方区委输送了不少干部赴南方工作。是年春夏，受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派遣，陈毅、詹乐贫等人分赴四川、湖南等地，开展兵运工作和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安体诚、王懋廷、李鑫等人则被派赴黄埔军校工作和学习。8月， 李大钊又派遣了搞军事、工运、农运的干部二三十人，分批南下，参加北伐。到次年春，北方地区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如顾孟余、陈友仁、徐谦、赵世炎、于树德、刘清扬、刘伯庄等人相继南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只剩李大钊一人，中共北方区委在京委员也只余李大钊、陈乔年、范鸿吉。不久，陈乔年奉中共中央之命也南下武汉。北方地区为南方地区培养和输送的这批干部和人员，有力地支援了南方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与此同时，北方地区还经常以各种形式向南方地区介绍、传递有关北方地区的社会、政治、军事、党务等方面的大量情报、信息，为广东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制定战略方针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考资料。1926年1月6日，共产党员、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常务委员于树德在国民党“二大”上详细报告了北方的政治状况。他不仅介绍了国民军及北方民众反对奉系军阀的情况，而且强调指出，北方民众已经认识了国民党的性质，已经感受到了国民革命的要求，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国民党的精神，已经深入了北方民众之中，北方大多数民众，都在期待我们革命军的到来。”（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M].杭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国民党“二大”上的报告书则更为明确指出：“凡北京执行部所辖各省区之民众，皆已对本党有相当之认识，国民革命已成为惟一有力之呼声。就中如直、豫、鲁、热、察、绥、内蒙各民众要求国民革命之程度尤甚。”（注：国民党“二大”大会日刊[N].第10号，1926年1月11日.）凡此种种，就为广东国民政府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北方地区的政治等方面情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信息。
面对北伐的胜利进军以及广州国民政府的辖区迅速向北推展的大好形势，李大钊再一次向南方介绍、传递了北方的政治、军事情况以及表达了北方党对时局的主张。1926年9月15日， 《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守常政治报告》。报告中李大钊介绍了争取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情况，并预测中国政局将有南北分裂之势，建议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他认为迁都武汉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更有必要。因为这样可以“以塞武汉之地位，免野心者别谋树立”；以控北京政府，使之丧失中国政府的位置”；“以树革命政府北进之声威”。（注：中央政治通讯[J].1926年12月15日第14期.）12月15日， 《中央政治通讯》又刊登《守常同志来信》一件，提出在北方联合各派力量，反对奉系军阀的斗争策略，并要求加强对国民军的政治工作。
针对国民政府迁都之争，李大钊等主持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及时地向国民党中央表示了他们的意向，力主迁都武汉。1927年1月24日，李大钊致函徐谦、顾孟余等人， 明确表示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指出应“毅然决计设都武汉，以定人心，而安国本”。（注：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59页.）勿庸讳言，这对粉碎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和国民政府最终定都武汉，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次日，李大钊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会议，并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交了报告书，再一次介绍了北方的政治、军事情况。其中包括：关于靳云鹏的报告；关于杨宇霆的报告；关于山西阎锡山的报告；关于最近外交团的态度的报告。显然，无论是向南方地区输送干部和人员，还是介绍、传递北方的政治、军事情报和信息，这些均有力地支援了南方地区的国民革命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四
中共积极争取、改造同情革命的国民军和其它武装力量，在战略上有效地策应了革命军的北伐。
早在1923年，中共北京党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就开始利用军阀的矛盾，对旧军队进行了大量的争取工作，主要是开展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工作。为了切实开展争取国民军的工作，中共北京地委1924年曾派杨正英等人到国民军去做建党工作。同年11月，李大钊又派共产党员张兆丰去国民军工作，并在国民军中建立、发展党组织。同年，李大钊又两次对胡景翼（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及其继任岳维峻进行工作，帮助胡景翼在开封建立军校，成立了学生军，并选派一些青年党员参加。1924年至1925年间，李大钊曾两赴张家口，力劝冯玉祥在其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帮助冯玉祥制订改造和充实军队的计划，并介绍他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建立了密切关系。为了改造国民军，中共北方党组织先后派宣侠父、陶梁、蒋廷宋、胡英初等共产党员去国民军第一军开展政治工作。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国民军的联系，1925年9月中共北京区委派萧子、 江浩、王一飞等人在张家口建立了张家口地委。在陕西，共产党员魏野畴则积极做争取国民军第三军杨虎诚部的工作，并与杨虎诚建立了密切关系。应杨之邀，魏野畴曾担任杨总咨议兼国民国第三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为革命培养军事干部。同时魏野畴还选派了青年学生中的一些党团员到国民军中做兵运工作。同年，李大钊又派共产党员许权中回国民军第二军开展工作。不容置疑，这些工作，对扩大党的影响，加速旧军队内部的分化，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都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25年10月在反奉运动中，为了争取国民军加入反奉战线，中共北方区委、共青团北方区委发表了《为国内战争告工农学生兵士》书，号召国民军要积极“赞助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的国民革命”。（注：政治生活[J].1925年10月31日第56期.）10月30日， 中共北方区委、共青团北方区委又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党员书》，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用尽所有的力量，帮助国民军促成反奉各派武力的大联合。”（注：政治生活[J].1925年11月7日第57期.）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争取国民军工作渐有成效。国民党组织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基本上都能公开，如冯玉祥所属的察、绥等处，都有公开的国民党党部。国民党在冯部内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宣传工作，并散发了三民主义等书籍及各种宣传品。冯自己也翻印了许多《三民主义》小册子，各级官长人发一册。国民军第二军中则建有国民党特别党部组织，其中邓宝珊部较接近国民党的主张，较倾向国民革命。国民军第三军中，国民党组织亦可公开，也可进行宣传工作。由此可见，“国民革命的势力，确已参加了一部分到北方军队里面进去了。”（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M].杭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201页.）
为了进一步做争取国民军的工作，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创造有力条件，1926年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强调指出：“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因此必须加紧对国民军的工作，要“帮助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力量”。（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1—62页.）为此，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军委，以便对北方军事工作有个系统的计划。会后，中共北方党组织依据会议精神，加大了争取国民军的工作力度。2月23日，中共北方区委、 共青团北方区委发表了《为反吴战争告全国民众》书，勉励国民军要拥护工农组织，保护民众的利益，努力作战。4月，中共西安地委在魏野畴等领导下， 积极争取并协助国民军第三军杨虎城部和国民军第二军李虎臣部坚守西安，共同抗击刘镇华镇嵩军的进攻。其中，魏野畴等共产党员的艰苦工作，对加强守军内部团结，坚定守军的信心，提高士气曾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北伐开始后，为了策应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加快了争取国民军的步伐。7月，李大钊派于右任、 马文彦赴苏，敦促冯玉祥及早回国，整顿部队，并为冯玉祥制订了固甘援陕，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为了敦促冯玉祥及早回国，李大钊三次电催冯玉祥。正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冯玉祥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才有五原誓师、响应北伐革命之举。从而摆脱了国民军的困境，在大西北点燃了武装讨逆的火炬，尤其在战略上有效地策应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为了支援冯玉祥国民联军，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对国民联军政治工作的同时，又于1927年2月， 帮助冯玉祥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军事干部，时有“西北黄埔”之称。此外，为了促使阎锡山不与奉张合作进攻国民军，保持中立，以便使冯部兵出潼关，策应北伐。从1926年10月起，李大钊还曾派人几次与晋阎驻京代表会晤，进行联络、争取阎锡山的工作。晋方曾表示“本号（暗指山西）与田君（暗指国民党）同行，早具决心”，“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并将京绥铁路沿线部队撤回山西。一定程度上讲，这对国民联军造成兵出潼关，进军中原的战略态势提供了有力条件。
还应指出的是，中共北方党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对鲁、豫、陕等地的农民红枪会武装也进行了争取改造工作。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加之天灾人祸，鲁、豫、陕等地的农民红枪会组织曾遍地兴起，其成份多是贫雇农，是一支强大而剽悍的武装力量。李大钊对这部分农民力量相当重视，主张派人去进行工作，掌握这部分武装力量并加以改造。他曾指出红枪会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一个伟大的势力”，认为中国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了。（注：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1页.）为此，从1924年起，中共北京党组织曾陆续派张廷、王中秀、戴培元、孟炳昌等多人去河南红枪会进行工作。同年冬，李大钊又曾特别提出应对河南红枪会这支武装力量予以应有的重视，除已派去的人进行工作外，还应加派些具有军事经验的干部去进行组织训练和领导。并认为，如果能够掌握这支武装力量，在北伐期间，将是国民革命军的一支极强有力的辅助力量，但李大钊的意见并未引起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重视。结果，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对河南红枪会的工作，虽尽了相当的努力，但终因人力和物力的限制，未能获得较大的发展。但在1925年至1926年间，中共所掌握的一部分武装，曾具有相当的战斗力。他们分布在豫北各县，同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掌握的武装力量曾进行过剧烈的斗争，为支援北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总之，中共北方党组织对北方地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对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开辟与推广，以及北方国民革命运动对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对北伐的支援上，均做出了重大贡献。切实地剖析中共与北方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关系，对我们正确评价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以及国共合作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必将产生积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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