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薇[1]2002年在《技术创新与市场互动——中国创新模式选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技术创新对现代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不发达经济的显着问题就在于创新资源稀缺，创新能力不足，改变这一格局的基本方式是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创新，并进而走向合作创新和自主创新。日本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我国曾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以技术创市场”策略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之上，然而这种方式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面临着技术创新速度日益加速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传统的封闭式发展模式或完全依赖性的发展模式都难以成功。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求适合我国的企业创新模式，就成为实现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快速成长的关键所在。 作者采用了结构系统分析的方法，从总结技术创新的动力理论模型入手，深入分析了作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之一即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以及技术创新对市场的影响，并在比较分析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两种典型的技术创新模式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所存在的问题，得出了适合我国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技术创新与市场互动，并对这一模式进行了详尽的阐述。 最后，本文构筑了实现技术创新与市场互动的支撑环境——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有效结合。
卢扬帆[2]2016年在《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研究》文中指出合法性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理改革与长期稳定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对经济社会步入深度转型期的中国尤为重要。建国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崛起与持续“高绩效”(即所谓“中国模式”)引发全球关注。但“高绩效”的背后催生“高处不胜寒”的忧思,学者指出中国治理或存在典型的“绩效合法性”依赖。进一步对新中国发展历史的分阶段检视表明,这种作为合法性基础的“高绩效”,其类型特质却是不断演变的。而针对其稳定及持续性、与经济模式的适配度和社会整合功能叁个维度的考量结果,或因经济市场化与科技现代化造成传统社会结构以及绩效动因的瓦解,当前中国正面临一种高绩效的动力减损或多元耗散的局面。如果一味固守“绩效合法性”,则其未来堪忧。究其根源,这又是由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传统绩效基因和现实绩效类型都缺少法治元素所致。为此,本文提出并讨论“推进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这一核心命题,基于市场机制与法治原则的内在契合性以及多元社会对法治整合力的迫切需求,应当把建设法治型绩效作为当今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的理想目标。因为法治对国家绩效治理存在价值导向、组织协调、制度规范和实践整合等多项功能,它将使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根基得以超越传统的绩效依赖而向意识形态及程序民主等方面不断扩展。本文共六章,主要融合理论与经验分析、规范与实证分析、案例与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国家治理绩效转型的动因、目标、路径、障碍和对策等关键问题逐次进行探讨。首先,基于绩效系统与行为动机两个方面的理论基础、采用政府与公众二元视角构建了一个绩效类型分析的理论模型,通过模型推演获得四种基本的国家治理绩效类型。其次,利用模型结构对新中国治理绩效转型的历程进行检视,可大体将新中国建国后到1977年归为愿景型绩效、1978~1992年归为功利型绩效,两者尽管“盛极一时”却都因其“不法治”而不可持续;而到1993年尤其21世纪后,经济社会转型的冲击使中国进入一个国家治理绩效的类型渐失与亟待法治化重建的阶段。再次,对作为转型目标的法治型国家治理绩效进行体系设计,其形式特征应包括政府与公众绩效目标的统合性、绩效行为的互促性与绩效分配的合理性,其实质标准体现为绩效导向的普世性、绩效决策的民主性、绩效执行的有效性、绩效结果的持续性、绩效分配的公平性和绩效沟通的流畅性。然而,中国现阶段治理绩效类型的实证分析显示,其在绩效决策、执行、分配及沟通等方面都与理想标准存在差距。G省预算绩效治理法治化的案例进一步说明,法治与绩效的价值精神和实践要求本身存在互相干扰乃至冲突的特性,具体会导致诸如预算投向与其法定职能、预算过程规范与结果有效以及不同维度结果之间的背离。为此,要推进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实现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扩张,则需在加强绩效与法治两种导向价值的衡平、完善法治规范和引领国家治理绩效的组织机制、加快绩效基础性领域的法治化进程以及通过法治夯实国家治理绩效动因等方面重点努力。
陈军昌[3]2009年在《非线性产业或经济系统的演化（创新）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对于研究纯粹理论的学者来说,都要求他们具备极高的科学素养(那些不将经济学视为科学的学者除外)。所以,那些仍旧认为地震可以短期精确预测的学者,显然对于快速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非线性科学不太了解,也就不明白“如何处理整个人类社会有机性或非线性”问题。一百多年前的学者也看到了社会系统的有机性或非线性问题(例如:马克思、马歇尔等等),但是当时的科学技术处理不了这个问题。20世纪的科学技术和数学工具的发展使得处理非线性问题出现了曙光。至少在两个方面能够撬开非线性世界的一点端倪。一个方面是非线性规划的发展使得最优规划理论进入经济学(直接导致杨小凯使用超边际分析解决分工问题: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另一方面是非线性动态科学本身的高速发展(导致混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等的进展)。非线性这个问题也许难以短期彻底解决,但是一定会不断进展。本文预言:在不久的未来,计算机技术将会借助非线性问题的进展彻底占据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这项技术不再是简单的用于经验数据的回归预测,而将成为主流形式化逻辑。本文作者甚至计划在将来使用纯计算机程序的形式化逻辑写作一篇经济学论文。基于本文强调形式化逻辑的理念,正文应该是包括所有的数理推导和计算机程序,文字说明部分反而应该放入附件。但是全文框架较大,所以仍旧将一些数理推导放入附件,以便精简正文,方便读者理解。下面是本文主要内容摘要(本文征求意见稿件的字数总计约72万字,其中:正文约44万字,脚注和尾注约8万字,附录约20万字):(一)全文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二个部分是应用这个分析框架解释产业或经济系统的演化(创新)问题。本文最初源自于一个极其庞大的研究计划:建立一个基础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经济领域以及与经济领域有关的社会问题。这个计划的产生受到杨小凯的影响:他希望用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统一或融合所有的经济学理论。这个计划不可能在本文的研究篇幅内完成!本文仅仅是个最初的理论基石。体现在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建立一个“个人专业化—企业组织—产业结构—宏观经济”的形式化分析框架;将“瓦尔拉斯静态一般均衡”、“动态经济方法”和“计算机模拟现实”方法通过逐步放松假设衔接起来,形成一个前后一致的研究方法体系(并计算现实样本的各项指标,包括分工程度)、研究经济域和政务域共同构成的系统……本文的研究领域涉及两个方向:分工(专业化)的作用、经济系统的有机性(或复杂性、或内部相关性、协同演化)。本文具体的研究核心点是:制度、分工(专业化)、产业(或市场)系统的协同演化或有机性(或非线性、混沌系统、超循环)。本文的形式化逻辑是通过分工、专业化的视角切入到经济系统来展开。产业或市场的演化是伴生过程本文的目的之一:建立一个分工、专业化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说明产业经济所有问题):本文的第二个目的是:从更接近现实的非线性和复杂性视角研究实际产业演化的规律。第二个目的与第一个目的构成一个硬币的两面,本质是一样的。理论的形式化的研究不仅是为了建立逻辑严密的分析框架,而且是为了分析现实,所以必须研究现实变化的真实路径,以求获得真实的逻辑:产业演化的规律研究是通过一个形式化框架进行推演,以求解释掩盖在现实表象浪花下的内在规律。本文的研究框架也将展现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演化过程,静态部分是确定性的牛顿物理的决定论范式,动态部分引入动态非线性和动态有机性,模拟部分体现计算机技术处理复杂性世界的优势。所有部分的逻辑将力求一致,形成一个前后承接的统一的分析框架(静态形式化,动态形式化,计算机模拟形式化,实际观察度量与验证)。全文的研究可以看作由两个相互印证的主架构成:主架一,分工视角的形式化范式;主架二,产业或市场演化的本质。全文的具体分析结构,除了文献评述和方法论的外,主要分析过程由:静态分析、动态分析,度量和样本分析和计算机模拟四个部分构成。其中静态分析是最基础的部分,这个部分假设较强,远离现实,以简化现实为目的建立基本的形式化逻辑体系。静态分析的组成成分中,新兴古典框架占优势比例;动态分析和计算机模拟是分析框架中复杂的高层的部分,这个部分逐步放松假设,逐步接近现实。,模拟部分甚至以与现实一致为目的,建立在目前经济学理论界全新的形式化分析工具。度量和样本分析是个辅助工具,是为了从现实中发现新规律和验证纯理论的逻辑推导结果。本文的目的除了理论或方法创新外,也是为了研究分工视角的产业演化的深层原因。本文在文献综述后,提出了二十个相关的问题,包括:问题一,分工的演化是单向的加强?何以判断分工水平的变化?;问题二,市场交易效率的更快提高将可能导致分工在企业间更快发展,企业平均规模将减小?分工大量在企业间发展是否会导致产业集中度的减小?;问题叁,平均企业规模和总人口有什么关系?如果劳动力资源过剩或者短缺,情况会怎么变化?“规模经济”这个理论真的可以被分工理论替代?分工理论展现的规模效应到底如何?;问题四,同一产业中,不同分工结构如何竞争?同一分工或产业链条的体系中企业如何竞争?不同分工或产业链条之间,企业存在什么样的竞争?;问题五:产业分工链条的加长或者产业分工网络的更加复杂是否都会导致经济规模的加大?;问题六,如何保持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假设又不妨碍竞争,这就是经济学理论中着名的马歇尔困境(Marshall Dilemma)。这个问题斯蒂格勒也给出了解释。是否有别的解释?;问题七:检验张永生的关于产业演化的论断:发展中的产业的特点是非垂直一体化,衰退产业的特点是垂直一体化;问题八:产业创新的源泉和方式是什么?;问题九:不同国家(美,日)的产业中分工结构或分工链的变化是否不同?;问题十,检验Jean Tirole的一个观点“成本差异对产业的影响”;问题十一,关于产业一体化问题;问题十二,重新检验斯蒂格勒对于Allyn Young的批评;问题十叁,分工形式化理论和传统产业分析接轨:问题十四:检验斯密定理;问题十五,市场的本质是什么?;问题十六,制度与分工及产业演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能否内生制度,建立一个数理分析框架。假如放在社会有机体的角度,如何体现制度与分工及产业的有机?;问题十七:专业化程度和交易成本的关系?;问题十八:政务域的分工(专业化)演化规律?;问题十九:企业何以产生,是否有其他解释?;问题二十:政府何以产生?所有问题将在本文对分析框架的研究中尝试解决。(二)在研究分析框架前,本文首先进行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研究主要进行了两项工作:归纳整理了经济学理论200多年的大致脉络;对于和经济学有关的近代新兴学科进行评述。这两项工作是为了本章后面建立一个分工研究框架服务的。对于经济学理论,本文强调:观察视角、相干性、度量尺度、假设前提、形式化、交叉学科和工具等等作用。方法论研究中把包含政务专业化的分工系统当作一个有机系统进行研究,并初步设计一个研究有机系统的指导原则。方法论研究确定了论文全文的方法是:坚持数理形式化和文字逻辑的结合,并且加入计算机逻辑的形式化研究。研究会从静态开始,到动态,到计算机程序模拟。这个过程是一个逐步放松假设的过程。静态分析的最大局限在于时间(优点在于便于得到解析解)、动态分析的最大局限在于非线性动态方程很难得到解析解(优点在于时间假设被放松)、计算机模拟的最大局限在于很难得到细致的实际数据来还原现实的轨迹(优点在于相对不受时间、计算能力、参数数量、限制条件数量等等因素的限制)。(叁)静态形式化研究是分析框架的第一个构件。这个构件仍旧是使用新兴古典范式:比较静态一般均衡分析。静态形式化研究是将政务的专业化化纳入分工的静态数理形式化框架,这是从未出现的研究角度。静态的研究使用超边际分析来寻求静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下的最优解并得到全社会的帕累托最优。因为纳入政务专业化后,用于简化超边际分析的新兴古典的文定理不再适合,那么本文首次推导了适用于内涵政务专业化的简化超边际分析的定理3.1(本文命名为Chen定理),这个定理仅仅适用于特定条件下的静态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静态形式化研究的所有结论仅在静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下成立,结论如下:第一,证明了人口规模对于一般均衡的限制。“那么区分是否完全专业化政务的临界点实际上就是人口条件(3.33)。一个人口稀少的社会不能实现完全专业化政务。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足够的产出支撑政务的完全专业化。”。并且得到一个猜想3.2(第六型规模效应):一国政务专业化的程度和种类与人口规模有关。第二,关于政务的问题(政务出现的原因?演化的方向?制度(政务)—分工—市场叁体共进问题。),情况基本和前面验证Allyn·Young(1928)的观点时一样。如果和完全自给自足结构比较本文已经得到制度(政务)—分工—市场共同演进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没有现实意义。定理3.1证明了政务专业化程度高的情况下的决策优势。为什么“两个交易效率参数的加权比较竟然能够区分政务是否会出现在完全依赖市场分工的结构”?这被本文称为一个谜3.11也本文被称为猜想3.4。这也另外得到一个猜想3.5:过高的外生交易效率会阻碍政务的产生。那么政务的产生有什么规律?本文作如下总结性判断:政务的产生一定与相关结构的交易效率有关;政务的产生也和人口、a等参数相关。(叁个结构的每一个条件中,与本结构有关的交易效率种类和相对的结构的相关交易效率种类共同构成的加权比较。)第叁,当出现中间产品时,在杨小凯的“引理8.1”和杨小凯“企业的生成”的数理形式化中,本文认为杨小凯出现一个重大疏漏:在最终产品生产函数中,本文不认同杨小凯的设定中间产品投入的(指数)权重参数的范围。本文重新设定了包含中间产品的最终产品生产函数。在考虑政务的情况下,对于中间产品的权重(或贡献度)a进行重新研究,本文重新证明了不同产权结构企业的a的范围条件(3.38b**)和有政务专业化的不同产权结构企业a的范围条件(3.38b*****)。并形成本文的猜想3.3:企业的雇主是谁和中间产品在最终产品生产中的贡献率相关。(因为最优结构中,个人最终产品生产函数中,l_y总是“1”所以,l_y的指数权重在此分析中不受影响)。本文证明了:这个猜想3.3在一定条件下成立。第四,关于“企业的产生”:所有的企业模式都需要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至少和a的取值区间密切相关;所有的企业类型成立的条件都和“不同的种类的交易效率之间的加权组合”有关,而且这些交易效率中至少包括“企业内中间产品x的转换效率或企业内管理效率k_(35)”;在针对完全市场分工结构的条件时,相关条件至少还包括中间产品x的产品市场交易效率(1+k_(31));通过生成包含企业的一般均衡分析,本文发现中间产品贡献参数a在区分不同一般均衡结构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甚至在大多结构中优先于交易效率参数的作用。a的这个作用被杨小凯等学者忽略;包含政务的两个企业产权结构的比较,也就是条件“(3.50e)或(3.48f)”:这是四种交易效率“最终产品y的产品市场交易效率(1+k_(32))、中间产品x专家和最终产品y专家的劳动力市场交易效率(1+k_(33))和(1+k_(34))、企业内中间产品x的转化效率或管理效率(1+k_(35))”加权组合与临界点k_(19)的比较,这个临界点由参数“a、t、ω、c”加权构成。B类迂回认为与完全没有政务的自给自足相比,政务的出现也是与不同种类的交易效率比较相关。当然绝对不能排除其他参数(影响因素)的作用。第五,关于静态形式化研究章节的创新点之一:B类一般性迂回(m＞2)中,有企业的结构可能尚未在新兴古典的文献中出现(需要查询最新文献确认)过,有企业和政务的模型肯定没有在现有的所有文献中出现过。本文对此的研究也是一个理论补充。而且,针对产业分析的范式,必须有企业。第六:关于分工的产生。本文推导的结果认为:“交易效率的增加导致结构从自给自足跃进到分工结构”仅仅是分工产生的一个条件。杨小凯的模型仅仅坚持这个条件是片面的!本文的迂回模型(A、B类)都发现了有的分工结构的出现,尤其复杂分工结构的出现需要不同种类交易效率参数的比较。这是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研究没有注意的。分工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没有分工很难产生人类社会,完全自给自足的个体难以组成人类社会。所以,完全自给自足结构作为其他分工结构比较的基点,太勉强!具体的不同分工结构需要具体分析。本文发现:数理形式上,不同的分工结构仅仅需要突破与自给自足有关的条件组3.44a系列中的一个对应条件就可以实现分工。也就是说条件组3.44a系列中任何一个条件被突破都可能产生某一个分工结构!突破条件组3.44a是分工产生的必要条件。但是,“分工突破自给自足而产生”是交易效率提高的结果吗?本文认为这个论断并不确定!交易效率对于“分工突破自给自足而产生”至少不是充分必要条件,至多是必要条件!AB类迂回都得出分工的出现是不同类型交易效率之间的比较。这个结论与新兴古典学派(杨小凯等)的研究不相符合。第七,重新设计了B类迂回的一般模式(m＞2)。关于中间产品种类数m,本文的B类迂回研究认为,“m和交易效率k的相互影响关系”需要根据参数a(中间产品在最终产品生产中的贡献度)的不同范围确定。这个发现与杨小凯等学者的发现不同。也就是说:新产品种类的增加并不必然与k正相关。(在没有企业的纯市场结构中,这种必然的正相关仅仅在a的范围0＜a＜1/2时才成立。也就意味着中间产品在最终产品生产中的贡献率不能过高!)第八,第一次推导了C类迂回的一般模式。尤其包含政务专业化的一般形式从未在文献中出现过。C类迂回推导中得到猜想3.4:用以表述中间产品价格和产出的一般形式。第九,C类迂回的研究再一次发现:在最终产品生产函数中,中间产品的影响因子(参数β)的重要性,这个因子在A类迂回中表现为参数a。这是一个被新兴古典学者忽略的发现。新兴古典的学者或杨小凯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交易效率参数的影响上。对于C类迂回的链条扩展,只要相关科技能够出现,或者创新能够完成,那么就有趋势无限扩大迂回链条,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这也可以解析工业革命的出现。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外生约束仍旧存在,例如:总人口和外生交易效率参数的约束。人口可以解释为总市场的约束。而且本文强调的政务专业化也加入了整个正反馈系统。为什么工业革命出现在西方世界?因为他们启动并进入了这个正反馈的过程,工业革命后西方世界不断地向外开拓新的市场,新的市场又促进正反馈的继续进行…第十,C类的迂回分工一个结论验证了技术创新的一个规律,也证实了杨小凯和Shi and Yang(1995)的C类模型的论断:“当迂回程度继续增加时..,第一台蒸汽发动机比一匹马更慢而且更加昂贵”。而且税率的高低使得C类迂回出现完全差异的产品创新路径!第十一,通过本章的形式化推导,会明白:为什么所有的超过两人以上的宏观现象都是以微观个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是新兴古典和杨小凯的理论的特点所在。也就如本文最开始哪句话“究微末变化,演天下大势”。当然,新兴古典的优势在于推导静态的一般均衡体系。第十二,B类迂回的研究认为:基于本文的m与k的研究,本文不同意杨锌赜谛虏泛凸ひ祷慕崧邸?本文并不认为交易效率一定促进新产品的种类出现。而且本文也不认为工业化道路中工业品的加速增加与交易效率增加必然相关。这种必然的正相关仅仅在a的范围0＜a＜1/2时才成立。也就意味着中间产品在最终产品生产中的贡献率不能过高!静态形式化研究存在一些局限(详见正文第叁章最后一节),例如:假设前提、“最优结构是怎么突然从无到有的?”和“最优结构如何从局部结构扩散成全局结构?”、经济组织的演化模式可能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结构、“变量的变动范围”、“资本(或资产)存量”对于一般均衡的影响、时间假设、淘汰和生存咱标准、非确定性与非线性、关于交易效率参数(与时间有关)的动态变化与内生政务的影响…等等。第叁章以后,论文的研究将走向与杨小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本文的理论范式将不再以求得最优模式为研究目标!论文后面的部分也需求弥补静态的缺陷。(四)动态形式化的研究是在放松静态形式化的一些假设基础上进行的。在弥补前一章节静态分析的缺陷的基础上,这一部分有两个大目标需要解决,是:第一,建立一个分工(含政务专业化)的动态形式化框架;第二,动态形式化与分析有机系统联系起来。这一部分主要进行的工作是建立动态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包主要针对:政务专业化、分工、有机系统、稳态(homeostasis)、与静态分析有一定的逻辑承接、非均衡、保持个人角点决策模式、经济域与非经济域(社会背景:政务、文化…)、创新等等问题建立的。本章基本完成了基于政务专业化的针对分工的动态形式化框架的推演。针对动态,提出了十九条改进意见。针对有机系统提出了叁点改进;针对静态缺陷和分工系统的动态,提出了十四条改进要点、采纳了“拟种”间竞争(或分工结构间竞争)的思路。针对动态形式化又重新研究明确了对“适应值”、“竞争”、有机系统及其稳定(“稳态(homeostasis)”)、数理形式化“社会背景”等问题的处理办法综合以上改进,本章还提出了建立动态形式化框架的具体内容。其中提出:将动态分析框架分两个部分框架。框架一,演化博弈分析创新的出现:框架二,逻辑斯蒂演化方程分析包含政务的两结构产业。本部分对于这两个框架进行了推演,并成功的展示分工的动态形式化过程。推演的范例是:人类的起源(家庭分工结构的产生与稳定)。第一个原始家庭在动态数理形式化中出现,于是社会开始萌芽,人类的起源开始。(五)运用前面静态形式化的研究成果,本文重新推演了青木昌彦等学者对于美国和日本的比较经济模式研究。成功的演化了两国的不同产业或经济系统模式。运用动态形式化的研究成果,本文成功的推演了5000年的中国历史模式,这个模式曾经被一些学者研究,本文的研究是独特的数理模型。但是本文并不认为这个模式能够具有替代其他学者的研究范式,因为幅员辽阔的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并不能那么简单的用一个视角的模式表达。运用动态形式化的研究成果,本文成功的推演了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30年的产业发展模式。这个推演尝试表达各种不同产业在中国改革中的不同演化路径。在推演中国5000年代的形式化时:本文首次在此出现政务内部的分工(两类专业)。(六)为了经验数据的检验,本文重新发展出一套度量分工程度的指标体系,并且认为这个指标体系强于杨小凯的指标体系(他的体系是基于静态一般均衡)。应用指标体系,本文对实际数据进行了度量分析。这一数据来自于对江西财经大学的西区餐饮业的长时间直接观察所得。直接观察法又被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称为“田野调查”。(七)计算机模拟是本文形式化研究的最后一个构架。这个构架的目标在于尽量还原现实演化轨迹的基础上推演形式化模式,这个形式化模式不是用文字或数学表达,而是计算机程序。因为本文强调的是形式化过程,所以计算机程序表示的形式化逻辑应该放在正文。但是因为程序过于庞大(论文篇幅也过大),所以只能暂时放在附录。关于程序的文字说明部分应该放在附录,正文仅仅保留必要的程序说明,以保持读者对这一章的完整理解。详细的程序和运行说明见论文所附光盘。这一部分的模拟有叁个范例:对于市场竞争过程的研究;对于企业分工与经营研究:对于产业的演化研究。前两个范例的数据是基于江财西区快餐业的研究,最后一个范例是针对南昌餐饮业的四年演化还原。模拟叁的研究过程及其复杂,计算机随机生成100家不同企业的复杂经营行为,涉及的程序规模非常庞大。企业和政府等参数来自于现实数据。本文猜想这种模拟方法是否可以广泛用于历史研究,并发展出一门新的学科“模拟史学”。事实上,对于计算机模拟发展出的形式化方法是本文认为最有可能冲击并彻底改变主流经济学方法的一项革命性趋势,整个21世纪的经济研究将完全改变范式。值得注意的是模拟叁中,交易成本和制度效率都出现了具体数值,分工程度也出现了长达四年的具体数值.交易效率参数在模拟中出现了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可能在数理模型中出现。理论上,模拟叁可以扩展到其他不同行业和地区,甚至用于国家层面或世界层面的分析,区别在于参数的设置和工作量的不同。(八)全文的研究成果大致有:对于分工理论提出很多新的观点;对于分工形式化方法不仅仅补入了政务专业化这个内容而且尝试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将静态、动态、计算机模拟结合起来);运用本文的分工形式化研究成果对现实进行分析。因为本文是新的研究视角,所以很多研究成果可能是首次出现或全新视角的证明。几个主要的创新是:第一,政务专业化的分工形式化的工作迄今没有看到类似的研究。内涵政务专业化后,能将交易效率参数k中与政府有关的一部分因素剥离出来内生化;第二,推导定理3.1,用于简化政务专业化的分工形式化超边际分析;第叁,动态方面,放弃了新兴古典的均衡思想,采用了演化经济学常采用的非均衡设定,试图使分析框架更加接近现实。这项研究对于分工的形式化是重大补充;第四,采用了“现实模拟”的方式进行分工视角的现实行业(产业)分析,计算机模拟也放弃了均衡思想;第五,因为对于非均衡思想的采用和现实分析的目的,分工的度量指标放弃了新兴古典原有的指标设计,重新设计了一套新的指标并进行了现实数据的样本分析。这套指标笔者认为比杨小凯的指标更加实用。全文有些缺陷,有些需要留待以后解决,例如:定理3.1仍旧是个特定条件下的定理,没有一般化。定理3.1(Cheng定理)的企业形式没有在本文单独证明,有待在以后重新证明。(这会导致进行产业分析过程的逻辑漏洞);政务分工的形式化(静态,动态,计算机模拟)分析没有做一般性推导;因为需要,所以大着胆子对经济学说进行了一个粗浅的疏理。这个疏理的漏缺之处可能较多;非经济域或政务域同样存在分工结构,那么多样化的政务和经济分工共同形成的系统的数理形式化将非常复杂,这不是本文能够解决的!;C类迂回的一般形式(中间产品种类大于1)的解析遇到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是因为出现几何级数,本文不能得到常规状态下的几何级数的简化形式。;最优规划的出现使得解决角点问题出现可能。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最优规划并不都有解析解;全程的最优方法最适用于静态一般均衡;迄今为止,所有的研究(包括本文)都不能很好的解决不完全专业化的分工问题。不完全专业化导致可能性太多,一旦放松假设,那么将难以解析;对于制度,因为以本文目前的处理技术,还无法掌控制度的回归分析,所以本文的制度都是间接反映在一些参数上,例如:交易效率参数k(k是承袭新兴古典惯例)。
周志太[4]2013年在《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协同创新网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网络经济时代，网络成为第一生产要素，科技进步关系也日益演化为一个复杂的创新网络。简单的线性分析方法无法透彻地、全面地理解创新，需要从系统、协同的角度来理解、把握和深刻认识，根据创新的系统方法和协同方法对创新行为做出新的解释，即协同创新网络是最为有效、最为现实的创新组织。创新网络与协同创新网络的两者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协同创新网络是创新网络之中，最具有活力和创新力的一个部分。这是由协同效应决定的。目前关于创新网络理论的研究角度主要有管理学、经济学及社会学等。而本文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即人与人利益关系的角度去研究。集群不等于集群创新，集群只是促进创新的重要条件，能否促进创新取决于集群内部的组织和机构间的知识交互过程，取决于集群内部创新主体的实力和创新欲望，取决于创新的外部条件完善程度，尤其是取决于协同创新网络的建立、健全水平。创新网络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熊彼特创新思想——创新系统——国家创新系统——产业创新网络——协同创新网络”的阶段。创新网络的层次，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次。宏观有国家创新网络和全球创新网络；中观层次不仅有区域创新网络，而且还存在更为重要的协同创新网络；微观层次有企业创新网络。国家创新网络研究的对象是一国之内的各个创新行为主体，如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①，企业、政府、中介结构、金融机构等创新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的重点是创新主体间互动、知识溢出和协同创新模式等。目前，已进入协同创新时代，以应对科技的日益复杂化，不确定化，创新领域日渐多元化。没有哪一个创新主体能够超越某一特定的网络而独立完成创新的全过程，加入到一定的创新网络是规避风险、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高创新效率、增强创新竞争力的捷径。这样才能更好、更快、更有效率地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协同创新使人们发现创新的第四种来源，即创新主体通过交互式学习而产生的协同创新。以往认为，创新来源只有研究型非营利机构、营利性企业和个人叁种。协同创新是一个基于竞争和合作机制的资源要素匹配过程，与一般的合作与竞争机制不同的是，协同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各个创新要素或区域间的创新子系统不断地从不协同状态走向协同。它通过创新要素的激活，创新资源的共享，优化创新主体之间的资源配置，目的在于追求的资源要素的效用最大化，从而获取创新行为的最大效率。协同创新追求的是协同效应，其本质是益损与共的企业联盟或企业与院校间的互利合作新模式，以创新主体双方或多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促进创新要素整合放大和功效倍增，是指以知识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其发生作用的机理就在于各资源要素特定属性之间的协同，即要素属性之间的匹配性协调，从而支配系统向有序方向发展，强化系统的整体功能，进而产生协同效应。这种资源要素属性之间的非线性的组合关系是协同效应的本质所在。正是这种强相互关系和强相互作用，使要素间形成特定的排列组合关系，进而形成了最佳组合的结构，这种结构最终实现了协同创新网络的整体协同效应。协同创新网络是指创新价值链上的不同参与主体，通过形成以水平联系为主以及垂直联系为辅的关系构成的，以网络组织(以虚拟组织为典型)的形式运作的，为了应对创新的不确定性和自身资源的有限性，遵循益损与共、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所有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要素和运行要素关系的总和，维持和改善这些协同作用机理的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互动关系总和以及相互作用过程和规律的总和。其发挥合作伙伴各自的优势，促进各个协同创新主体间的知识等资源共享和技术扩散，通过系列契约联结而成的多维向量的空间体系，最终实现知识的价值增值和创新的可持续发展。其同时兼有官产学研中金合作组织和网络组织的优点，联合各方发挥各自优势，旨在组建一个完善的创新链。其本质特性是主体的“互动、互惠”和整合，这不但是指创新者在双向或多向的商务往来和信息交流过程中，任何一方都不是单纯的接受而只能是一种物质或信息的交换和互惠，即在双方互动中分享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单方面建立在其他主体的单纯付出的基础上，只能是指在互动过程中，实现各自资源的统筹规划，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益。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在“创新集群——创新网络——协同创新网络”的研究框架中剖析广义制度环境的作用机制。系统论表明，一方面，国家创新网络的子系统之一是协同创新网络；另一方面，协同创新网络不但强调国内创新要素的互动互利互惠，而且强调国内创新要素与国外创新要素的互利互惠、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其将区域创新网络理论与产业创新网络理论有机结合，强调创新因子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整合以促进科技进步。而国家创新系统，从全球的角度看，只是区域创新系统的一种形式。协同创新网络的建设不仅仅是国家创新系统运行的前提，更主要是国家创新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创新系统之间、创新要素之间、创新行为之间的协同，国家创新系统就不可能形成，更谈不上高质量和高效率。但两者层次不同，其功能也就不同。国家创新系统主要是利用中央政府的资源和力量，从宏观高度，提升科技进步能力；而协同创新网络虽可以是宏观、但更多的场合是从中观层面及微观层面，利用各级政府的资源和力量，促进创新进步。因此，国家创新网络与协同创新网络，可以是一致的。但是，后者强调的是，通过创新者的合作、尤其是协同，整合创新资源与创新行为，实现协同效应。国家创新系统不等于创新系统的简单相加，各个产业创新系统各具特色，成为国家创新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则构筑各个产业创新系统的基础和相互联系的纽带，并与产业创新系统互融互动。协同创新网络由其内部运行网络、外部影响网络和中间网络组成。其中，前者的各个子网络相互作用、相互支撑，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内部创新网络中的子网络与外部创新网络各个子网络相互影响、相互牵制，支撑和影响网络创新活动：各个子系统相互协同，促使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要素的结合互动，使其向系统传输能量。科技的内部系统居于科技系统的核心地位，它对协同创新网络的创新能力起主导与支配作用，直接决定着主体协同创新的绩效。科技进步的外部环境系统（市场环境、法制环境等）居于辅助地位，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协同创新主体能力的培育与发展。内部与外部协调系统之间，不断发生物质、信息、能力的交换，在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的耦合条件下，影响到系统间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输人与输出。协同创新网络的有效运行，要求按照经济规律和科技进步规律的要求，依据其内部运行系统与外部环境系统之间输入、输出关系，充分调动机构内、外各种要素与积极力量，强化内外协调系统在两者之间的正能量机制，优化系统结构，规避多样化风险，促使创新系统的结构、功能处于最优化状态，实现协同创新网络绩效提高的目的。从经济规律出发，对协同创新网络进行分析、梳理，进而揭示其运动规律，从而使人们更加自觉地建设协同创新网络，进而提高科技的生产力。第一章，绪论。协同源于合作，但两者并非等同。合作划分为简单合作和复杂合作，复杂合作即协同，协同创新就是创新主体通过各种形式组成紧密型和松散型联盟，进而整合创新资源和创新行为，形成协同创新效应。协同创新与产学研结合的关系，前者简单，后者复杂，后者不限于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而是扩展到包括科技金融、科技中介等创新链上的所有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主体之间结合，与创新资源和创新行为的整合，也绝非是一个层次的概念。协同创新是以合作为手段，以获得协同效应为目标，以整合创新资源和创新行为为内容的。合作是手段，协同效应才是目的。院校与企业一样，都是创新的主力军。这是由科技创新的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决定的，也是由科学与技术日益融合为一的大趋势决定的。协同创新网络发展的理论框架及对策建议。以分析协同创新网络内涵、特性为基础，本文提出包括对协同创新网络的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条件、机理及其目前状况进行深入的分析，分析其中各个关键要素的相互作用机理，对协同创新网络与技术引进、扩散和创新的互动分析。具体内容如下。首先，在研究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从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和创新集群的自身发展需求出发，分析集群与创新的关系；创新集群与科技创新的关系；分析并界定创新网络、协同创新网络等相关概念；创新网络与协同创新网络的关系。其次，剖析协同创新网络理论的内涵、特性的持续成长因素和机制。再次，对网络资源能力与其绩效进行分析及评价。最后，对协同创新网络的实现环境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建立协同创新网络的理论框架。第二章，知识共享是指创新主体的员工或多种组织的合作团队在组织内部或跨组织间，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知识交流和知识讨论，通过一系列知识的交流，扩大知识的利用，并产生知识扩大和知识创新的效应。第叁章，协同创新网络的理论与模式研究。从独立研究与开发（本文简称为研发）转向合作研发能够突破自身资源瓶颈，缓解研发主体在资源上和知识积累上的不足，产生“合作剩余”和社会福利的效应。从合作研发转向协同研发，不但能够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能够实现创新主体的要素和行为互动，通过这些互动行为，产生创新的网络协同效应。协同创新，是指以优势互补或资源共享为前提，以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或某些环节共同投入和参与，益损与共的企业联盟或企业与院校等创新主体之间互利合作的创新模式。协同创新网络的机制，增进自身利益是协同创新的基本动机，还有应对知识和研发投资不确定性的动机，应对技术溢出的动机和获得竞争优势的动机。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大致可归结为四类：交易成本降低的理论，知识共享的理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的理论和创新资源内部化、创新成果内部化的产业组织理论。第四章，协同创新的外部条件，包括制度条件，产权条件和法制条件。
顾弘[5]2003年在《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探究企业组织创新》文中提出伴随着时代的进步，物质产品空前丰富，企业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产品大量涌现，在世界范围内市场正逐步转变为多样化的买方市场，企业面临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多变。迫使企业必须具备更快速、更准确把握和适应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的能力，已成为关系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大课题。本论文以组织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采用调查问卷和案例研究相结合，对如何增强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力、提高企业的学习和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提出了中国企业组织创新中资源优化配置的策略及进一步思考。 本论文的目的是想通过理论与实证调查的结合，突破性地将组织创新与企业资源优化配置结合在一起，揭示出组织创新与资源优化配置的内在关联和动态机理，以此作为中国企业实施组织创新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全文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对前人就组织创新和资源基础理论的基本观点体系及其衍化过程进行了回顾、分析和评述。特别关注了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资源基础理论与组织创新理论发展的内在联系的分析，突出企业组织创新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性研究。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企业组织创新过程中资源优化配置的内在动因与变革途径，通过对创新原因、组织生命周期以及组织特征与环境影响的研究，为组织创新的时机把握和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理论依据。 第叁章主要研究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对组织资源优化配置的促进和激励作用，目的是为了提高组织创新的效率与效益，有效规避或降低组织创新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风险，为组织资源整合能力的提升提供保障。 第四章构建组织创新诊断与评价模型体系，并运用问卷形式，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这一评价体系的可靠性，探究组织创新的构成、诊断模式与各种评价指标，运用诊断和评价指标发现组织存在的问题，为组织今后的发展提供依据和解决方案，提高技术创新、流程创新、组织架构与组织资源环境创新的绩效。 第五章研究非线性组织创新模式的建立与流程再造，本人希望在非线性的动态资源配置系统中，探讨组织的创新，从非线性的资源配置特性，到对组织的影响，进而探讨对领导的启示。而流程再造则是从流程入手的组织创新活动。它开始于企业的流程分析和重新设计，同时也涉及到组织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变革，目的是为了提高组织的市场竞争力。 第六章分析组织创新过程中的资源创新聚合与绩效管理，组织资源的创新整合是在人力资源整合、技术资源整合、组织形式整合和信息资源整合的基础上通过绩效管理得以实现，经过不断地发展和积累，最终形成组织所特有的异质性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第七章着眼于中国企业的未来发展，创建性地提出中国企业组织创新中资源优化配置的策略及进一步思考，要求组织创新必须具有中国特色。文章通过对组织创新“中国模式”的理论研究，对建立外部补偿体系、市场驱动型组织、有效激励机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论文力求在最新的组织创新理论基础上有所突破，同时又通过实证研究，强调论文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促进国内企业对组织创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认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参考。
刘洋[6]2014年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叁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孙宇[7]2016年在《基于中国情境的技术创新对技术轨道跃迁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通过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吸收及再创新,多数产业的技术水平得以快速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也有所增强。较丰富的自然资源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得我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对外出口大幅增加。然而,核心技术的缺失依然是制约我国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与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凸显了这一弊端,使得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方式获得的后发优势逐渐被削弱,并因此给国家、产业、企业叁个层面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这一时期以技术发展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为特征,产业/企业面临着重要选择。产业技术发展方向的选择直接影响着产业未来的成长路径与生存状况。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企业也面临着是延续低成本、基于模仿的竞争战略还是加强自主创新成为创新领导者的战略困境。较弱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得我国企业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弱势。中国政府在转型期的巨额科技经费投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企业也应该思考如何进行研发决策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实现赶超。随着近期全球对于能源安全问题与环境问题的关注,我国也亟需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大对清洁技术的研发投入,加强技术创新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广应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以降低能源安全隐患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进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有研究意识到了转向新兴技术进而实现技术轨道的跃迁对于国家、产业及企业技术赶超的重要作用,也指出了影响后发者技术赶超的因素较多,且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推动或制约着赶超实践。然而,现有研究缺少对于这些因素影响技术轨道跃迁的较全面、较系统的梳理。因此,本研究将对技术轨道跃迁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导致跃迁结果出现差异的原因,并希望能够为我国创新实践提供借鉴。本研究在中国技术创新现实情境下,剖析多层视角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的技术创新、技术轨道跃迁与创新绩效叁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找出影响技术轨道跃迁的关键因素,并揭示技术轨道跃迁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多层视角包括创新根本性与创新开放度,创新生态系统视角包括组织学习能力、网络关系强度及环境关注,技术轨道跃迁分为创造性积累式轨道跃迁与创造性破坏式轨道跃迁两种方式。创新根本性描述的是企业研发活动中的技术新颖程度,即研发行为是基于企业现有的知识基础,还是脱离现有知识基础,探索全新领域。创新开放度描述的是企业在研发或商业活动中利用外部资源的程度,包括资源获取或输出的广度与深度。组织学习能力是指能够促进组织学习过程或使得组织能够学习的组织的与管理的特征或要素。网络关系强度是指不同参与者之间关系的强弱程度。环境关注被视为对自身行为或其他人的行为给环境带来的影响的评估或一种态度,可以指直接决定意图的一种特定态度,也可以指一种普遍态度或价值导向,包括政府环境关注与企业环境关注。创造性积累式技术轨道跃迁描述的是在企业现有知识库之外搜索新的能力与技术来对现有能力与技术进行补充与扩展,以实现不同的问题解决方式的过程。创造性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描述的是通过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来实现一种完全不同的问题解决方式的过程。本研究在对创新根本性、创新开放度、组织学习能力、网络关系强度、环境关注、创造性积累式轨道跃迁与创造性破坏式轨道跃迁等变量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构建技术创新影响技术轨道跃迁及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揭示叁者之间相互作用机理,并提出相关假设。随后,本文结合国内外成熟的度量指标,设计出量表来测量上述变量,并应用调查问卷来获取调研数据。然后,本研究应用SPSS19.0和LISREL 8.70来处理并分析数据,以检验相关假设,并对检验结果进行讨论。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提出的20条假设中有15条通过,5条未通过。最后,本研究依据实证检验结果,结合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实践进行讨论,并提出研究的管理启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⑴创新根本性、创新开放度、组织学习能力、政府环境关注对创造性积累式技术轨道跃迁与创造性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均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网络关系强度对创造性积累式技术轨道跃迁与创造性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均具有显着的消极影响;企业环境关注对创造性积累式与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均不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其中,组织学习能力的影响最大。⑵创新开放度、组织学习能力、网络关系强度、政府环境关注对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创新根本性、企业环境关注对创新绩效不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其中,组织学习能力的影响最大。⑶创造性积累式技术轨道跃迁对创新绩效不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而创造性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对创新绩效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⑷创新根本性不能够对创新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也不能够通过创造性积累式技术轨道跃迁的中介作用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但能够通过创造性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的中介作用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创新开放度能够对创新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也能够通过创造性破坏式轨道跃迁的中介作用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但不能够通过创造性积累式轨道跃迁的中介作用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政府的环境关注能够对创新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也能够通过创造性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的中介作用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但不能够通过创造性积累式技术轨道跃迁的中介作用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企业环境关注不能够对创新绩效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也不能够通过创造性积累式技术轨道跃迁或创造性破坏式技术轨道跃迁的中介作用对创新绩效产生间接的影响。本研究创新点主要有如下叁点:⑴本研究将技术轨道跃迁分为创造性积累式轨道跃迁与创造性破坏式轨道跃迁两种类型,并分别探究影响这两种轨道跃迁方式的因素,以及这两种轨道跃迁方式对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⑵本研究分别从多层视角与创新生态系统两个不同视角探究了技术创新对两种技术轨道跃迁方式的影响,并找出影响技术轨道跃迁的关键因素。而且,在创新生态系统下,将环境关注分为政府环境关注与企业环境关注两个不同层面,探讨其对技术轨道跃迁的不同影响。⑶本研究将双重视角下的技术创新、两种不同的技术轨道跃迁方式及创新绩效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探究了叁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探讨了技术轨道跃迁在技术创新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赖馨正[8]2008年在《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模式及运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产学研合作已经成为知识转换成效益的最有效途径,同时亦是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综合应用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管理学、系统论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与方法对产学研合作进行了研究。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理论部分主要为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模式及其选择,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的运行机制分析和构建;实践部分则主要是对中国有色金属产学研科技创新联合体的构建及运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第一章为导论,对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内容和技术路线进行安排,并对相关研究进行理论综述,为本文研究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第二章为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理论概述,在对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内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了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研究可借鉴的理论支撑,主要包括威斯康星思想、交易费用理论、系统与协同学理论以及博弈论等。并对技术创新与产学研战略联盟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第叁章为相关模式的特点及选择分析。对国内外现有的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依据博弈论方法对模式的选择进行了模型分析,得出了相关的选择策略。第四章为联盟的运行机制分析。对联盟的动力机制、选择机制、信任机制、知识转移机制、利益分配机制都进行详细的理论分析,构建出相关的模型加以详细阐述。第五章对我国有色金属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发展及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于联盟的发展和完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邱建华[9]2013年在《企业技术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及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技术创新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重点,且技术创新实践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活动。企业要想提高其经济效益、获得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必须有与之匹配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坚强后盾。如何提高铝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水平及成果转化效率,最终增强企业价值成为理论与实践界普遍关注的课题。目前的相关研究尚缺少对企业创新的系统性考察,并且缺乏科学的数理研究方法的应用。鉴于此,本文在相关理论基础上对技术协同创新的动因进行剖析,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的四大子机制,并对各子机制及其整体的协同状况及协同创新的绩效进而测度,最后基于企业创新协同状况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讨实现协同创新目标的途径即协同管理,为企业特别是铝工业企业的创新管理实践提供借鉴。(1)探究了企业技术协同创新的动因(以铝企业为例),提出了适合铝企业特征的“需求导向快速反应-企业价值最大化”动因模型。已有研究多从企业外部寻找创新动因。本文将铝企业技术协同创新的动因分为内外两部分,并讨论了各自构成及相互作用关系。利润最大化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会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及难以保证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而企业价值最大化理论克服了这些缺陷。因此,根据企业价值最大化理论并结合需求快速反应理念,构建了铝企业“需求导向快速反应—企业价值最大化”技术创新动因模型,并运用模糊聚类法对各动力影响因素进行了主从排序。动因分析为协同运行机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系统全面地构建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协同运行机制,并对整体机制的协同(运行)状况进行了测度。首先,构建了以创新职能协调互动机制、创新资源整合机制、创新过程保障机制以及创新多元化激励机制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协同运行机制,以深入把握其内在行为规律,使得创新实践的顺利开展有章可循,也为创新绩效的取得奠定了体制基础。其次,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测度模型,在设置合理指标体系及对所需数据收集整理基础上,对中国铝业公司技术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协同状况进行了测度,为企业准确掌握自身技术创新机制的协同状况、确立协同理念提供支持。(3)测度了铝企业技术协同创新的绩效水平,以准确认知创新行为的结果表现。DEA方法具有考察创新资源投入与成果产出之间协调性的功能,也能用于对结果绩效进行测度。传统的DEA方法存在明显的缺陷,它不能对有效决策单元进一步作出区分和排序,对传统方法的改进所形成的超效率DEA方法有效地克服了这一缺陷。利用改进后的超效率DEA方法对单个企业的绩效从纵向视角进行了考察,以利于其掌握自身创新水平的发展,同时对多个企业的绩效从横向视角进行了比较分析,以利于其找准自身行业中的位置。最后,对测评结果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从中引出了若干提升绩效的思考。(4)实证分析了铝企业创新协同状况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首先,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借助因子分析法对样本企业技术创新的协同状况及企业价值分别进行了评价。其次,运用回归技术分析了不同要素组合的协同对全要素协同的影响以及全要素协同对以财务价值和非财务价值为集中体现的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技术要素与非技术要素的两两协同、技术要素本身内部协同、多要素协同对要素全面协同程度会产生正向积极影响；而各要素全面协同程度对财务价值和非财务价值也有显着影响。(5)探寻了实现企业技术协同创新目标的途径,即构建协同管理模式。首先,确立了协同创新的平台,包括组织平台和技术知识平台。其次,对协同路径进行了探索,主要涉及促进技术、战略、文化与人力资源要素的协同以及促进R&D、生产制造与市场营销界面的协同。进一步地,结合价值链思想构建了适合铝企业技术创新的协同管理理论模型。最后,从组织平台、技术支撑及界面管理角度对中国铝业公司的创新协同管理实践进行了探讨。协同管理是一种崭新的管理范式,将其运用于铝企业技术创新实践活动,可为管理者领导及协调创新活动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高兴成[10]2016年在《科学发展观的世界意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展是人类永不倦怠的追求。在探寻发展的进程中,人类不断超越,勇往直前,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从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人类极大地拓展了发展路径,改进了发展方式,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带来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贫富悬殊等全球性问题。人类的发展处于成绩巨大、问题严重的迭加点。这亟需人类探寻新的发展方式,开辟出人类共同发展的黄金走廊,开拓发展的全新境界,提升人类的幸福指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发展观、发展道路,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历史和现实发生的经济危机和当前存在的种种挑战告诉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风靡人类的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是一条死胡同,人类需要收拾行囊重新出发,寻找新的发展道路。面对严峻的发展形势,各国都在努力探索全新的发展模式。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把中国的发展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与世界发展接轨,同国际社会交汇,在借鉴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批判继承各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尽管每个国家的历史、国情都不相同,彼此之间也不能照搬照抄,但各国发展成效的好坏,也能证明不同发展模式的优劣。科学发展观既是中国探寻发展方式的成果,也是对国际社会担当责任和寻求共赢的体现;不仅为中国找到了一条有效的发展道路,而且为各国探索符合世界潮流和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办法。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纵深度出发,站在推动当今全球发展的宽广度,立足于历史眼光和世界视野的交汇点,深入而系统地研究科学发展观的世界意义,价值重大,影响深远。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对科学发展观的世界意义进行研究。第一部分研究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世界意义。即从宏观视野来看,科学发展观是怎样提出的,提出后引发了人类对发展问题的哪些思考。科学发展观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实践根基。它是在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发展认识,批判继承传统发展观,应对和解答发展难题,借鉴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启示国际社会要正确对待人类整体发展问题,处理好本国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关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第二部分研究科学发展观理论观点的世界意义。即从具体内容来看,科学发展观是如何认识和推动发展的,这对国际社会了解和把握发展有哪些启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第一要义”把对经济发展的地位提高到新层次,“以人为本”明确了“人”与“本”的内涵,进一步界定了发展主体,“全面协调可持续”完善了发展要求,“统筹兼顾”为发展方法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些理论观点把人类对发展本质、过程、动力、标准等问题的认识提升到更高层次。第叁部分研究科学发展观价值理念的世界意义。即从价值理念来看,科学发展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对世界各国推进发展有哪些启示。科学发展观蕴含着实践理性、人本追求、辩证思维、开放视野,这是对世界各种发展理念的提炼升华。这启发国际社会要发挥发展观的理论价值,促进实践和理论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社会各个领域开展人本实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把握发展的有限性和无限性、可能性和现实性,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在“立己”和“达人”的彼此关照中统筹发展。第四部分研究科学发展观实践成效的世界意义。即从实际效果来看,科学发展观为人类做出了哪些贡献,对各国探索发展有什么样的借鉴。科学发展观开创了大国发展的新模式,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为世界减贫工作贡献了力量,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做出了努力。这启示世界各国要走科学发展、和平发展、跨越发展、创新发展的道路。第五部分研究科学发展观树起的国际形象。即从国际口碑来看,国际社会如何评价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如何借鉴科学发展观。国外政要、专家学者、新闻记者对科学发展观的成效、意义高度评价,对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前景、面临挑战进行了分析。同时,科学发展观引发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发达国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应对全球性问题时,受到科学发展观的影响或者借鉴了科学发展观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技术创新与市场互动——中国创新模式选择研究[D]. 张薇. 大连理工大学. 2002
[2]. 国家治理绩效的法治化转型研究[D]. 卢扬帆. 华南理工大学. 2016
[3]. 非线性产业或经济系统的演化（创新）分析[D]. 陈军昌. 江西财经大学. 2009
[4].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协同创新网络研究[D]. 周志太. 吉林大学. 2013
[5]. 从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探究企业组织创新[D]. 顾弘. 复旦大学. 2003
[6]. 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D]. 刘洋. 吉林大学. 2014
[7]. 基于中国情境的技术创新对技术轨道跃迁的影响研究[D]. 孙宇. 吉林大学. 2016
[8]. 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模式及运行研究[D]. 赖馨正. 中南大学. 2008
[9]. 企业技术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及绩效研究[D]. 邱建华. 中南大学. 2013
[10]. 科学发展观的世界意义研究[D]. 高兴成.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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